在我们不断追溯的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1983年那个寒冷的初冬，我在苏州的吴县招待所为陆文夫创作研讨会做会务，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场感受“作家”和“作品”。当时我尚不知道，在遥远的北国沈阳，有几位先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当代作家评论》的创刊。1984年与读者见面的《当代作家评论》第1期，刊登了《寄读者》和《编后记》。今天重读旧刊，《编后记》中的“江南草长，塞北冰融”一句，仍然让我动容。编辑部诸君说：“在编完了这本刊物第一期的时候，已经到年终岁尾。春来了，我们仿佛已感到了她的气息，听到了她的脚步声。”这样的修辞，简单朴素甚至稚嫩地传递了一个时代文学理想主义者的情怀。流光如箭，因循不觉韶光换，如果从1983年筹备之时算起，《当代作家评论》40年了。

这份跨世纪的刊物，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与中国当代文学同频共振，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都留下深刻痕迹，堪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事件”。不妨说，读懂《当代作家评论》，便能读懂40年来中国的文学和文学批评。应运而生的《当代作家评论》是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灿烂景观之一，它当年未必特别引人注目，但40年过去了，它依然保持着80年代文学的理想、情怀和开放包容的气度，这一点弥足珍贵。90年代以后，《当代作家评论》经受住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考验，其不断增强的“专业”精神守护住了“文学性”和“学术性”。在文学回到自身的80年代，在文学守住自身的90年代，以及在其后的时间里，《当代作家评论》避免了起落，以自己的方式稳定发展出鲜明的气质，在同类刊物中脱颖而出。同时我们看到，一些曾经风骚一时的刊物出于各种原因消失了，一些原本专业的刊物转向了。今天仍然活跃着的几家刊物，如《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当代文坛》《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与《当代作家评论》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良好生态。中国当代文学的阐释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成熟，我说到的这些刊物功莫大焉。

在这样的大势中，《当代作家评论》成为“文学东北”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我这里并不是强调这份杂志的“地方性”，近几年来文学研究的地方性路径受到重视，包括地方性文学史料的整理也逐渐加强。在现有的期刊秩序中，刊物通常会划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而“地方级”刊物通常又被“地方”期待为“地方”服务。我觉得《当代作家评论》40年来以自己的方式突破了这样一种秩序。作为辽宁省主办的刊物，它自然会关注辽宁和东北的文学创作，重视培养东北的批评家。《〈当代作家评论〉30年文选（1984—2013）》中有一卷《新生活从这里开始》，专收研究辽宁作家的文论，许多东北批评家的成长也与《当代作家评论》密切相关。但无论辽宁文学还是东北文学，都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的一部分，《当代作家评论》以更开阔的视野关注当代文学创作的重大问题，从而使这本杂志集结了中国和海外的优秀批评家，赢得了广泛的学术赞誉。我曾经关注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在国外大学访问时会专门去看看东亚系的图书室，常在杂志架上看到《当代作家评论》，当时的感觉就像在异国他乡遇到故人。这些年东北经济沉浮，振兴东北成为国人的强烈期待。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那样，历史上，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有时是不平衡的，恩格斯说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因此，换一个角度看，《当代作家评论》不仅在文学上，在文化上对辽宁和东北都极具重要意义。

文学期刊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多数当代文学批评刊物的创办和成熟都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几本后起的刊物如《扬子江文学评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则在近10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学相对自觉和学术转型的年代，21世纪之后得以发展的刊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承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和学术的基本精神。在文学制度层面上考察，文学批评杂志作为文学生产与传播机制的一部分，它的办刊方针无疑会遵循文学制度的原则要求，但批评的“学术体制”则需要刊物自身的创造。在这一点上，《当代作家评论》经过40年的探索，形成了其成熟的文学批评生产机制。以我的观察，这个生产机制至少有这样几个层面：主管单位指导而不干预；主编的学术个性事实上影响着刊物的气质；以学术的方式介入文学现场，在场而又超越；即时性的批评与文学研究的经典化相结合；像关注作家那样关注批评家；等等。这一机制的产生，显示了当代学术刊物作为文学现代性产物的成熟。在当下复杂的文化现实中，干扰刊物的非学术因素很多，而办刊者如何坚守学术理想、良知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这个机制的运转。我是在20世纪末和林建法先生相识的，他背着一个书包出现在我的面前。在短暂的交流中，我感觉他除了说杂志还是说杂志。在此后将近20年的相处中，我们是非常亲近的朋友。我在写这篇序言时，重新阅读了我们之间的邮件，回忆了相处的一些细节，发现几乎都是在谈杂志、谈选题、谈选本，也臧否人物。我本来是一个温和的人，后来有了些锋芒，可能与建法的影响有关。曾经有朋友让我劝劝建法不必那么固执，我直接提醒了，建法不以为然，说若是不固执，刊物就散了。韩少功先生在文章中好像也说到建法的这一特点。

我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一份杂志总是与一个人或几个人相关联。在《当代作家评论》创刊40周年之际，我们要记住那几位已经在我们视野中逐渐消失的名字：思基、陈言、张松魁、晓凡和陈巨昌。这是20世纪80年代主持《当代作家评论》的几位主编，他们的筚路蓝缕和持续发展的工作，值得我们记取。我现在知道的是，原名田儒壁的思基早年奔赴延安，毕业于鲁艺；陈言，新四军战士；张松魁、晓凡和陈巨昌都曾在辽宁省作协任职，各有文学著述存世。余生也晚，和几位先生缘悭一面。我不熟悉他们的写作，但他们最大的作品应该是《当代作家评论》。当年大学毕业时，我和几位青年同事组“六元学社”，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过一篇对谈，因此知道陈言先生是我的盐城同乡。2010年10月，陈言先生在沈阳病逝，林建法先生致电我，我停车路边，斟酌建法写的挽联。从建法平时零零碎碎的叙述中，我知道这几位老先生一直心系杂志，陈言先生在晚年偶尔还看看稿子。新文学史上有许多同人刊物，当代称为同人刊物的大概只有昙花一现的《探求者》。《当代作家评论》当然不是同人刊物，但和许多杂志不同的是，这份杂志具有鲜明的主编个人风格。《当代作家评论》创刊时，林建法先生在福建编辑《当代文艺探索》，两年后他从福州到沈阳。从1987年1月担任副主编，到2013年卸任主编，林建法先生的青年和壮年以及老當益壮的晚年的全部心血都用在了《当代作家评论》上。这份杂志的成熟和发展一直是林建法先生念兹在兹的事，他因此赢得了文学界的尊重。我和高海涛先生在林建法先生组织的一次活动中相识，后来他联系我，希望我们这些老作者继续支持杂志。那次活动是我主持的，我特地说到辽宁省作协对主编的尊重，因为这是办好杂志的条件之一。我第一次见到韩春燕教授是在渤海大学，那几年《当代作家评论》在这所大学办过几次活动。2016年，韩春燕教授离开她任教的学校到《当代作家评论》当主编，在我的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这六七年思想文化语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韩春燕主编倾心尽力，保持了《当代作家评论》的气质，又发展出新的气象。

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批评刊物的主要功能是介入文学现场，在与创作的互动中推介作家作品，以及在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的阐释中推动文学批评自身的成熟和发展。重读40年的《当代作家评论》，我们可以发现它对文学现场的介入是深度的。今天我们在文学史论述中提到的作家作品，《当代作家评论》几乎没有遗漏，尽管这些最初的论述未必是精准的，但至少是最早确认这些作品价值的文字之一。敏锐发现作家作品的意义，是当代文学批评刊物最重要的职能，也是《当代作家评论》最大的学术贡献。在文学现场中发现作品和引领文学思潮现象，成为《当代作家评论》作为文学批评刊物的主要研究内容，也使其在文学批评刊物中脱颖而出。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当代作家评论》是4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初步经典化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这种参与的方式是主动的和学术的，刊物、作者和作家的良性互动，成为文学经典化的重要环节。要摆脱非文学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主编及其同人的学术眼光便十分重要。在这一思路中看，《当代作家评论》的最大贡献是介入文学现场的同时，参与了作家作品最初的经典化工作。选择什么研究对象，呈现的是一个杂志的价值判断。《当代作家评论》不乏批评的文字，但它最大的特点是在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选择什么，放弃什么，这本身便是褒贬。《当代作家评论》最早出现的栏目是1986年第5期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的经验（上）”和第6期的“新时期文学十年的经验（下）”，严格意义上说，这个栏目其实是专题文论。一份杂志的成熟，很大程度反映在栏目的设计上。从这一点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当代作家评论》的“主旋律”和“多样化”。确定什么样的栏目，是学术刊物视野、品格的直接体现。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结构中，大学、研究机构和作家协会，是文学批评的主要学术来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文学批评的自由撰稿人也越来越多。我注意到，40年来，重要的文学批评刊物，多数是作协创办的，少数是研究机构创办的，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基本都是综合性的。作协办批评刊物，与当代文学制度最初的设计有关，文学批评一直被置于文学生产的重要环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承担文学批评功能的报刊主要是《文艺报》，以及1957年创刊的综合性刊物《文学研究》（1959年改为《文学评论》），一些文学作品刊物如《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也设有文学批评的栏目；另一方面，大学和研究机构，特别是大学在很长时期内并不掩饰它对文学批评的偏见，将文学批评排除在文学研究之外，或看轻文学批评的学术含量。但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中，作家协会的批评家、研究机构的学者和大学的教授，实际上都参与其中。“文革”结束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秩序重建，作家协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批评家都异常活跃，《当代作家评论》在办刊的最初几年便呈现了这样的气象。如果做大致的比较就会发现，作家协会的批评家更擅长于作家作品论，特别是作品论；大学的批评家则善于专题研究，习惯在文学史的视野中讨论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的作者结构、文学批评自身的特征都发生了诸多变化。随着大学对文学批评的再认识，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作为“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批评家都具有了在学院接受文学批评训练的背景。作家协会的批评家仍然十分活跃，但这些批评家中的多数也是“学院”出身。这条线索便是文学批评“学院化”的进程。中国作协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这些年也出现了批评和研究的融合，从作协转入大学的批评家们，其文学批评也逐渐体现学院体制的规范要求。在诸多刊物中，《当代作家评论》始终把与大学的合作作为办刊的主要路径，它是文学批评“学术化”的倡导者之一。这一办刊特点，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兼具学者和批评家身份的文学研究者。《当代作家评论》从一开始便重视发表作家的创作谈和访谈录，这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近10年来，很多作家成为大学教授，这一方面改变了大学文学教育的素质，一方面也促使许多作家兼顾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

当我这样叙述时，自然而然想到“学术共同体”这一概念。《当代作家评论》和当下许多文学批评刊物一样，已然成为文学批评的“学术共同体”。我觉得这是考察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在改革开放之后，与海外学界的人文交流增多，因而海外学者也成为《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的作者。除了直接发表或译介海外学者的文章外，关于海外汉学的研究也成为《当代作家评论》的新特色。这样一个变化，最重要的意义不仅是观点和方法的介绍，而是建立更大范围“学术共同体”可能性的尝试。我在和韩春燕主编合作主持“寻找当代文学经典”栏目时，也注意译介海外学者的相关成果。这几年，《当代作家评论》和《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杂志先后开设海外汉学译介和研究专栏，我以为是一个值得坚持的学术工作。尽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化、地缘政治和人文交流等都有新变，但跨文化的学术对话无论如何都应当持续而不能中止。就像我们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西方批评理论一样，对海外汉学的批判也是建构“学术共同体”的题中之义。

一份成功的学术刊物总是会集结一批优秀的作者，甚至会偏爱这些作者。《当代作家评论》的40年，也是一大批批评家成长发展的40年，不妨把它称为文学批评家的摇篮。任何一份刊物的学术理想都需要通过批评家的实践来落实，《当代作家评论》的成功之处便是吸引了一批优秀批评家来共同完成其学术理想。将批评家作为研究对象，也是《当代作家评论》的用心所在。已经实施了多年的“《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和“中国当代文学优秀批评家奖”，无论是评奖程序还是颁奖仪式，都体现了杂志对文学批评和批评家的尊重。我们只有把文学批评和散文、小说、诗歌一样视为“写作”，视为思想与审美活动时，文学批评才能创造性发展。集结在《当代作家评论》的几代批评家，如吾辈也会感慨时光静好，可我老矣。《当代作家评论》的活力既体现在壮心不已的资深批评家的写作中，但更多来自青年学人的脱颖而出。这些年来，从事文学批评的学人也会抱怨“内卷”，发论文、申报项目和获奖之难困扰无数中青年学人，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重建學术评价体系，也需要学人摆脱学术的急功近利，同样也需要学术刊物为青年学人优秀论文的发表创造条件。《当代作家评论》一直重视青年批评家的培养，翻阅这些年的杂志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我知道他们是《当代作家评论》的“青年”。

《当代作家评论》创刊30周年时，林建法先生出差南方，在常熟顺便开了一个座谈会。我在会上建议林建法先生编选出版一套创刊30年文选，他接受了这一建议，后来在文选序言中谈到这次会议和他对如何办杂志的理解。这套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文选，包括《百年中国文学纪事》《三十年三十部长篇》《小说家讲坛》《诗人讲坛》《想象中国的方法》《讲故事的人》《信仰是面不倒的旗》《先锋的皈依》《新生活从这里开始》《华语文学印象》。这10卷文选各有侧重，或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和史料整理，或小说家的演讲和文论，或诗歌研究，或莫言研究专辑，或港澳台作家及海外华人作家研究，或当代辽宁作家研究，大致反映了《当代作家评论》创刊30年的主要成果。林建法先生给我初选目录时，我和他讨论，可否做一卷当代批评家研究卷，建法觉得以后考虑。

倏尔10年，接到韩春燕主编邀为40年文选作序，我一时恍惚。这10年，文学语境发生深刻变化。《当代作家评论》一如既往在文学现场，我们现在读到的由韩春燕、李桂玲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创刊40周年纪念文集》，大致遴选近10年文论，分为《当代社会与文学现场》《语境更新与文化透视》《文学气息与文化气象》《批评大义与文学微言》《文学旅踪与海外风景》5卷。纪念文集5卷中的文章，我平时也读过，现在再读，觉得这5卷可以和之前30年文选10卷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40年和40年中的10年，既有整体性，也有差异性。前30年讨论的许多问题仍然延续在后10年之中，但今日非往昔，文学批评所处语境和面对的问题都和前30年有了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创刊40周年纪念文集正是对不同的回应。

《当代作家评论》创刊后的一年我大学毕业，我没有想到自己经由这本杂志认识和熟悉了东北以及当代文学。人在旅途中会遇见不同的风景以及风景中的人，和《当代作家评论》的相遇，不仅是我，也是诸多批评界同行的幸运。时近秋分，听室外风雨瑟瑟，忆及过往，心生暖意，不免感慨系之。我断断续续写下这篇文章，谨表达我对《当代作家评论》的敬意。

【作者简介】王尧，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