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研究的突破及其当代意义

2023-12-25张国功高天义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6期

张国功高天义

批评家李建军向来以锐利的笔锋和强烈的责任感著称于当代文坛。对于当代文坛种种病象，他提出“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消极写作”“虚假写作”“反真实写作”“单向度写作”等系列概念，对诸多当代作家作品进行理性的批判，以至于一度因其严厉的语言和直率的批评而赢得“酷评”之名。然而，他却毫不吝啬对作家路遥的赞美，并将其视作当代文学中最近“伟大”一词，代表着“超越消极写作”、体现“大文学和中国格调”的作家。一直以来，他怀揣敬意持续不懈地对路遥展开研究，参与相关文学活动。在路遥逝世30周年之际，李建军总结和深化自己近30年的路遥研究成果，推出专著《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全书共计86万言，分为七章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前三章，即“路遥研究之准的与方法”“大地上的苦难与阳光下的诗情——路遥研究的一个认知框架”“小说修辞与文学风格”，对路遥研究的方法、认知框架与切入点进行整体的论述。第二部分为第四、五章，即“比较视野与文学谱系”，分别对路遥进行影响研究与平行比较。第三部分为第六、七章，即“重要作品的细读与心解”“路遥的哈姆雷特们”，分别对路遥作品进行细读，对其塑造的重要人物进行详解。在文本细读、人物分析、比较研究、人文并观等多维度、立体的研究视野中，《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刷新了以往对路遥文学世界的研究，对文学界由来已久的“路遥现象”命题做出全面回应与积极深化，体现出深刻的当代意义。

一、对“路遥现象”命题的全面回应与积极深化

在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些作家、作品或文学活动因其独特价值而在整个文学场域产生巨大反应或重要影响，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被冠名为某种“现象”，如“王朔现象”“废都现象”等。一旦作家或作品被“现象化”，便会得到更多的关注，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但事件的“现象化”也容易形成固化的认知模式，使研究者的注意力仅仅停留在既定的认知层面，而忽视了事件背后更深层、更复杂的问题，阻碍了研究的深化和突破。谈及“路遥现象”，人们常常习惯性地将其简单陈述为一桩令人惋惜的“文坛公案”：在广大读者这里，路遥被看作伟大的作家，《平凡的世界》被视为青年人的“人生圣经”；在专业人士那里，路遥却遭冷遇，《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长期缺席当代文学史重要教材。这表达了对路遥未得到文学史和评论界认可的惋惜，但却仅仅停留在现象的表层，而忽略了背后更深层次的时代文化语境，并未借助事件回到历史现场，深入对路遥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审美特征的思考中，更不要说深入路遥的精神世界。这样将其简单地现象化，遮蔽了路遥文学创作的丰富内涵，阻碍了对其研究的深入开展。

路遥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便已经起步了。90年代初《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及路遥的去世，引发文学界和学术界对路遥的高度关注。21世纪以来，路遥研究在数量和深度上明显增加，并呈现出重评和历史化的趋势，出现了一批有深度的论述和具有重要史料性价值的研究成果。据笔者在知网检索发现：21世纪以来有关路遥研究的文章已达到惊人的1700余篇，在研究深度上也逐渐摆脱“平面化的概述与情绪化的表达”^（1）为主的特征，学术深度明显增强。关于路遥的一些新史料的发现和传记、年谱的出版，推动着路遥研究的“历史化”走深走实。在被一代又一代读者用“历史眼光审视”不断认可的同时，路遥的文学价值逐渐被学界接受，路遥研究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路遥现象”中被学术界冷漠的状况已然发生明显的改观。但细究起来，这种“热闹”景象的背后仍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在众多文章中有学理深度的研究成果还是少数，“由于长期以来简单地理解现实主义传统，以及西方的文学理论和小说理论，致使路遥的小说成就和地位没能得到凸显”。^（3）其次，大多数研究习惯性地从某一视角纵向展开，而综合性研究较少。路遥的文学活动处在中国文学和社会发展双重转型时期，其作品及其对文学的理解和诠释都具有丰富的时代文化价值，路遥本身的独特性也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然而，时至今日路遥研究仍缺乏一部翔实的重量级著作对其进行全面、综合的梳理，对路遥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史价值进行深化和定位。《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

在《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一书中，李建军从作家、作品、社会等多个维度对路遥的作品内外进行全面综合审视。他深入历史语境和文本中考量路遥的文学创作和美学风格，对路遥研究中模糊的地方予以厘清，对不尽如人意的“路遥现象”研究予以回应与深化。从文学传统的谱系出发，李建军认为对路遥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因素是多元的，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都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文学经验，但路遥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是“一个具有很强世界意识的作家”，“能摆脱狭隘的民族意识和时代局限，从世界性的角度来观察生活，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选择自己的文学谱系”。^（4）他自觉地以“无榜样意识”为指导，充分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人道主义精神、批判意识和修辞技法等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使现實主义文学获得更为广阔深刻的发展空间。在修辞和审美风格方面，李建军认为路遥具有熟练的修辞艺术能力，并形成了自觉的审美追求和风格。苦难体验和道德伦理是路遥文学作品的两个重要主题，他自觉地“选择叙述那些平凡而普通的人们的生活故事，尤其偏重于叙述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年轻人的生活，叙述他们如何经历坎坷、战胜挫折、超越苦难，获得对人生真谛和生活意义的体认和顿悟，从而在健康的道德原则和生活哲学的引导下，开始新的平凡而积极的生活”。^（5）在书写苦难的同时，路遥把人道主义的光辉和对人性之善投诸他深切关注着的大地和底层人身上，将苦难转化成为一种令人震撼的精神力量，驱散悲观绝望的气息，具有刚毅温暖的调性，形成独特的美学风格。李建军称其为“大地上的苦难与阳光下的诗情”。但路遥并非一味地美化苦难，对于现实中那些反人性的现实问题，他以反讽的手法进行批评。李建军称路遥的反讽叙事为“一把有温度的剪刀”。他认为“路遥的叙事固然温和而中正，但绝非四平八稳、温温吞吞的那种。也就是说，在路遥的小说叙事中，始终都有一个启蒙和批判的维度，始终都有一个反思和反讽的空间”。^（6）在人物塑造方面，路遥不再通过人物属性的对立关系来简单地塑造人物、营造故事，也不再依靠人与人之间的简单矛盾作为叙述的动力，而是关注到时代与人的复杂性，把目光放在变革时代下社会底层人的抗争上。在作品中，路遥通过心理描写和独白的形式，引导读者走进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感受人物矛盾的心理活动。路遥成功地塑造了高加林这个具有复杂的性格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以及孙少平这个“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极为少见的真实而朴素、平凡而可敬的人物形象”；^（7）同时，他塑造刘巧珍、德顺爷、田晓霞这类善良淳朴、性格单一的人物，更大程度上表达了他对人性之善、对淳朴风气的追寻和赞扬，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与价值。

《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对路遥进行全面的研究，通过对文本内外的细致分析，从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作品的审美性和典型人物塑造等众多方面，论证了路遥在现实主义文学的赓续和开拓上的重要作用，确认了路遥文学作品的美学风格，肯定了他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对路遥的重新发掘，既是路遥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期待的总结性成果，又是从多个方面深度回应了不断回荡、萦绕在学界的“路遥现象”命题，深化了路遥研究。

二、多重维度下的路遥研究

因为人生经历的巨大差异以及迥异的个人气质和文学追求，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同作家所构建的文学世界、所表现出对于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怀、所体现出的审美意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要想深入地了解一个作家，进入他的文学世界，体会他的文学精神、审美特征和价值取向，就必须要对作家本人及其文学作品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李建军强调，“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方法应该是开放的和多元的，而内在模式与外在模式则可以并存和互补的。人们当然应该用心细读作品，但是，也应该花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作者以及他身处其中的环境”。^（8）为了准确深入地对路遥及其文学世界进行解读，李建军采用了细读、比较与人文并观的研究方法，通过多重研究方法并进的方式，对路遥的文学态度、精神世界、文学价值等方面进行探寻，呈现一种系统的、全面的路遥研究范式。

对于细读法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李建军高度认同。他认为“任何时候，细读都是文学批评最基本的方法，也是它最重要的原则”。^（9）在《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中，李建军对《在困难的日子里》进行文本细读，通过对作品的语言情感色彩、情感态度、叙事主题的分析，认为《在困难的日子里》是路遥写作范式转换的标志性作品。李建军曾坦言自己“吸纳‘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和修辞分析的经验，接受它对语言的‘咬文嚼字的认真态度”。^（10）在该书中，他常常细致地对路遥作品的语词和修辞进行考量，发掘语词中蕴含的情感色彩、修辞丰富的意义指向，一步步走进路遥的文学世界。但需要注意的是，李建军所说的“细读”并非完全意义上新批评所倡导的纯文本的“细读”，他认为，“细读并不是琐碎的形式分析，而是通过对包括形式在内的细部分析，实现人文主义的价值目标”。^（11）“小说修辞不是纯粹的技巧问题。一个小说家看似客观的无意的叙事方式里，包含着作家自己鲜明的选择性，而作家的这种选择，显示出自我难以回避的价值立场和价值判断。”^（12）在该书中，李建军虽然在不少地方采用了细读法，但是他并没有沉溺于文学的内部研究、自我封闭于形式美的探求上，而是更进一步探寻路遥这些文学活动的动机和达到的效果，以及这种书写背后蕴含的精神价值和伦理关怀。在重点对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早期的短篇小说细读时，李建军始终将文本与作者、世界相结合，在文本内外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进入路遥的文学世界。这种进入意义世界的“细读”，更大程度上诠释了作家的精神向度，使得作家、作品、世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读者能够更全面、有效地走进和理解路遥的精神世界。

相较于运用细读法对路遥展开研究，在该书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建军所采用的比较视野和人文并观的综合研究方法。

在文学研究中，比较研究能够通过跨越国别、文化、学科构建有效的比较模型，在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深入探究中触摸到作品背后更为广阔的文化、审美、社会等多个维度，从而获取研究对象的价值与意义。这要求研究者具有广博的知识积累和深厚的分析阐发能力，“以把握‘文本内在机制为基本点，对‘文本可能具有的‘人性本质进行多层面阐述，从而揭示和认定它们所具有的价值意义”。^（13）比较法是李建军擅长的批评方法。如在陈忠实研究中，他曾将《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百年孤独》等世界名著在景物描写、主题、反讽修辞等多方面进行精彩的比较。尤其是历经《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2016）、《重估俄苏文学》（2018）两大专题性、系统性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后，他对比较研究的运用更加娴熟自如、视野广阔。在《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中，李建军综合采纳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比较研究，以对路遥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或具有某种相似风格的作家，如雨果、托尔斯泰，以及苏俄文学时期的重要作家等作为比较对象，从作家的生平经历、个人气质到作品的叙事风貌、审美特征进行了综合研究。李建军认为，“雨果的经验让路遥认识到了强烈的对照修辞的价值，认识到了崇高的史诗风格的力量，并启发他以一种热情而亲切的介入性方式展开叙事；也体现在对人与生活、爱与同情、革命与人道主义等问题的态度和观念上——雨果的伟大作品点燃了路遥的理想主义激情，深化了他对革命与人道主义的理解，培养了他对底层人和不幸者的同情心”。^（14）关于托尔斯泰对路遥的影响，除了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之外，李建军认为“路遥的文学态度、文学观念和写作技巧，很大程度上，是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形成和获取的。他塑造人物的方法，处理作者与作品的策略，甚至处理情节结构和人物关系的具体技巧，都来自托尔斯泰”。^（15）与此同时，李建军还跨越文艺类型的边界，将路遥与19世纪法国著名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在气质和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路遥和米勒“属于同一精神谱系的作家和艺术家。以米勒为镜像，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见路遥，看见他的个性和气质，看见他的现实主义写作的个性特点，看见他在艺术上的非凡之处，看见他的道德精神上的热情和伟大”。^（16）除了这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视野，李建军还有意选取同处中国当代文学语境中的柳青和史铁生作为参照研究的对象，在与当代文学不同阶段的柳青以及同处新时期文学的史铁生的参照研究中深化对路遥文学气质的认知。

“人文并观”是李建军在该书中提出的独特的研究方法。所谓“人文并观法”就是强调研究文学要有整体意识，将作家与作品、作家与时代、作家与环境视为不可分离的整体。“作品是作者的经验、趣味、情感、思想和人格的诗性化反映和象征化折射。因为，只有联系时代和环境，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作家；只有联系作家，我们才能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17）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知人论世”“人文合一”的文学观念，强调作家的人格、道德、精神对其创作的影响。李建军曾对“隐含作者”与真实作家间密切联系进行论述。他认为：“小说中都存在一个真实的作者形象，他决定着作品的基调和基本性质，他不仅把小说内部的各种因素整合为具有内在统一性与和谐性的整体，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显现自己的气质、性格和价值观。”^（18）当下大多数文学批评是在作品中心论的基础上，将作品当作一个独立自足的空间，以某一理论或视角作为切入点进入文本意义层，或是直接从读者维度对作品进行审美阐释。这种研究固然能从某些角度发现作品独到的意义空间，但存在着因为忽视文本和作家、世界之间的整体性联系而导致研究存在片面化的现象。李建軍一贯强调“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方法应该是开放的和多元的，而内在模式与外在模式则是可以并存和互补的”；^（19）研究者需要“摆脱作品客观主义的观念和读者中心主义的观念”，杜绝“把作品视为自足和封闭世界的观念”，防止“文学研究的社会意义的削弱和人性内容的丧失”。^（20）因而，李建军深入历史和地理文化中，对文本外的多种因素，如陕北地区的自然景观、气候环境、风土习俗、历史积淀、生产方式等方面，做了翔实的考察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认知框架，作为进入路遥精神世界的基础。李建军对路遥展开大量文本内外的互文性研究，以人文并观的整体性眼光审视路遥及其作品，将其所处的现实世界与其创造的文学世界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样内外两个世界的关联性研究中对作家的文学活动和文本意义展开有深度的挖掘。

《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以多种研究方法并进的方式聚焦路遥的文学人生和文学世界：细读观照文本表达形式、美学气质与意义世界关联性，比较探寻作家作品风格特征的生成与文学价值，人文并观则进一步将宏阔的外部环境、作家的精神世界与文本表现空间立案为一个有机整体。多种研究方法由点及面成体，既有侧重又相互补证，展现出更加全面、立体的路遥研究。这种多重维度的综合研究范式，也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

三、伦理性和审美性观照下路遥研究的当代意义

文学伦理学批评以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意志等等术语，分析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选择，解读各类文学作品，剖析不同环境和语境下的伦理选择实例，强调文学的伦理价值，寻求对读者的道德启示和指导意义。^（21）由于受到俄苏文学影响，道德伦理精神成为李建军评价文学的重要标准。他一直强调“伦理境界的高低，是我们评判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最终和最高的尺度”，^（22）“在我的批评话语中，伦理尺度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3）李建军对路遥的高度称许，并不仅仅缘于陕西“乡党”的地缘关系，更主要是基于对其文学观念，尤其是对文学道德伦理精神的认同。他认为路遥经常被当下的文学批评，被文学史忽略和遗忘，嘲笑其创作停留在经验层面而缺乏深刻的批判性，是因为大部分批评家忽略了路遥作品的独特价值。路遥认同传统的道德，赞美利他的牺牲精神，在德顺爷爷、巧珍等人物身上表现出“克己利他的仁爱之心和道德善良”，叙写了人在极其困难的境遇中战胜苦难的“崇高而光彩的道德力量”。^（24）在《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中，我们能看到“道德情感”“真实原则”“文化责任”“人道精神”“良知感”“正义感”“批判精神”一类的词汇高频出现。这些都清晰地反映出李建军对路遥研究的重要尺度——社会道德伦理。在他看来，文学不是一种封闭的、独立自足的艺术，它与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关联性是不容忽视的，文学关注的中心是人和社会。优秀的文学应该借助语言承担起重要的社会责任，对内传播真善美、拯救困顿的心灵，对外肩负起社会历史使命。李建军认为一切成熟的写作，都是一种伦理性的精神现象，准确地说，都是一种善的精神现象。^（25）在《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中，他以这种文学观念为指导对路遥的文学活动和作品展开研究。在他看来，路遥具有高尚的文学意识，明白文学“为谁写”“为何写”“写什么”“如何写”，能自觉地充满激情地承担起文学的时代使命和文化责任。

李建军是怀着别样的情怀和文人的担当精神来展开路遥研究的。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文学观念受到巨大冲击。李建军认为，小说这种大众化的艺术，日渐精英化和小众化，“小说的消亡”成为被经常谈及的话题。现代主义思潮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过于注重形式、技巧，过于悲观绝望，从而带来了形式主义倾向、强调小说的人物主宰论、凸显读者主体论等弊病。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去作者化”倾向，这必然导致小说创作在伦理层面的“去伦理化”趋势，导致作者道德意识的淡化和作品伦理作用的弱化，造成作者与人物及读者之间伦理关系的断裂，使得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存在流于形式而缺乏伦理建构的弊端。^（26）面对这样的文学现状，李建军从文学与人、社会和时代关系的角度对中国文学作出了大量有深度的思考和批评。与对文坛病象的尖锐批评相反，李建军对路遥的评论始终保持着温情和敬意，平实的评论语言中实则蕴含着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路遥的文学活动属于“积极写作”。重新审视路遥的文学世界，我们会发现他把文学当作探寻生活意义和追求精神信仰的手段，而不是视之为一种被剥离出来的纯粹的形式；他坚持文学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坚持文学拯救心灵的作用，试图用文学艺术化地记录社会转型时期下的社会百态，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平凡而伟大的人性，抒发对理想社会的和人性的渴望与赞扬。在文学逐渐“私人化”以及对形式技巧的重视大于主题意义的当下，李建军大力表彰路遥，正是希望文学界重视路遥，重拾他这种对现实充满关切的文学精神，引领文学关注处在时代中心的人和社会，真切地感受和书写大众的悲欣浮沉，诗意地赋予他们平凡的人生以崇高的基调。这正是路遥研究在当代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当然，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与价值，并不是意味着要求文学充当社会教化的工具，以文以载道的观念粗暴介入文学中。毫不顾及文学艺术性，以片面的功利目的粗暴地介入文学必然导致文学的畸形；不顾客观现实情况，以“主观唯意志论”任意摆布文学，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社会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李建军认为文学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伦理价值之间并不相悖，美的形式表达和善的情感内容的有机统一是具有持续性文学魅力的作品所共有的品质。“如果说，文学作品直接的吸引力，来自它的形式，来自优美的形式带来的愉悦，那么，他的更内在、更深刻、更持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则来自它的内容，或者说，来自它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来自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净化力量和升华力量。”^（27）李建军认为，苦难是路遥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他指出，路遥在描写饥饿、落后、贫瘠等方面，揭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陕北农民令人震惊的苦难生活状态时，又注入了自己深沉的关怀和同情，使苦难叙述在人性关怀和道德理想的调和下获得崇高感，陕北的贫瘠荒凉也在路遥这种朴素真切的情感的观照下获得了丰饶的诗性，大大地增加了作品的意蕴，使其获得厚重而持久的文学魅力。就这一方面来说，李建军对文坛上因主题晦涩不明、修辞形式新奇、语言深奧难懂等而导致疏离读者的现代主义创作持深刻的批判，他强调恢复小说可读性、尊重读者这种大众文体的功能：“小说是一部最易为普通读者接受的大众文体，是读者添培人生经验，舒散身心疲劳，消释生活沉闷的伟大的交流媒介和有效手段。”^（28）文學的价值、意义和生命力，决定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对理性原则、道德尺度、伦理精神、理想信念的服从，决定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了仁爱、悲悯等积极的伦理情感，决定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修辞手段上的有效、鲜明等效果。^（29）李建军的文学批评一方面尖锐地直面病象，另一方面又以肯定的态度坚定地确认经典。李建军认为小说的修辞效果有“可读效果”“主题效果”“道德效果”，强调小说要有可读性、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良好的道德精神。路遥的小说恰恰涵括了这三类修辞效果，展现出当代文学经典的特质。李建军正是在这种伦理性与审美性并重的观照下，进入路遥的文学世界中，发掘其深刻的当代意义。

多年以来，李建军一直对中国当代文坛保持着密切的关注。他坚持以文学的道德伦理责任作为文学评论的重要标准，直击当代文学现场，发表了不少文笔犀利的批评性文章。他一直对作家作品进行个案式的研究。作为陕西籍学者，他尤其密切关注文坛“陕军”，对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保持着持续的研究热情。近年来，李建军的研究视野转向更为宏大综合的领域，相继出版《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重估俄苏文学》等著作，以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宏观视野对中西方文学之间的联系与差异进行梳理与反思，既极大地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深化，又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则是他在历经跨文化研究的深度探索后再次回归到当代具体作家身上的系统性研究。该书接续了他多年从事文学批评和对当代作家进行个案研究的努力，同时又吸取了他近年来在文学研究方法和视野上尝试打通中西古今并予以重估的成果，更加深入地贯彻他所秉承的文学批评伦理观。该书对路遥的人生经历、文学活动、创作实践，以及生活的环境和时代等方面进行细致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收获，有效地回应和深化了“路遥现象”，促使学界对路遥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他以多种研究方法的有效介入路遥研究中，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综合研究的方法论指导。他还以社会道德伦理和人道关怀作为贯穿该书的价值尺度，以个案式的路遥研究为当下的文坛和文学研究评论提供积极的价值导向。无论从考察的全面性和深度上看，还是综合运用的研究方法上看，该书在路遥研究领域上都称得上是一部体大思精、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著作。

〔本文系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融合文学教育与编辑出版的高校书评写作课程建设研究”（JXJG1914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国功，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编审，博士生导师。高天义，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王宁）

注释：

（1）王仁宝：《1990年代路遥研究的“多元化”特征与“无名化”状态》，《百家评论》2020年第5期。

（2）陈泽宇：《路遥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综述》，《中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3）王兆胜：《路遥小说的超越性境界及其文学史意义》，《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4）（5）李建軍：《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第43、144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本文所引该书皆出自此版本，只注明页码。

（6）（8）（9）（11）李建军：《路遥的哈姆雷特与莎士比亚》，第197、79、68、69页。

（7）李建军：《论路遥小说叙事中的悲剧性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５期。

（10）李建军：《自序：纯批评的理念与愿景》，《文学还能更好些吗？》，第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2）仵埂：《为了更好的文学而尖锐质疑——论李建军文学批评的路向选择与价值建构》，《南方文坛》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