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刘慈欣、韩松等人的科幻小说，汇成了中国科幻文学新浪潮。^（1）科幻小说寄寓着对高度技术化的时空忧思，试图以后人类反省来重构世界。海外学者王德威认为，莫言、阎连科、阿来、贾平凹、余华等纯文学作家，^（2）其魔幻写实、宗教审视、人兽关系等书写中，其实也潜藏着生态、生命等后人类思考，与科幻文学有其内在勾连。沿着王德威现实主义的后人类书写思路，可以发现，近年广受关注的弋舟《刘晓东》及其《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庚子故事集》等纪年式中短篇小说集，其思想主题生成与后人类书写有着隐秘深远的关联。弋舟写实地还原手机网络、机器主宰的种种后人类面向，并以时间折叠的艺术物事与之展开辩难性对话，形成了人文主义与后人类互动、论辩的叙事架构。正是后人类高科技与人文艺术感性的交叉互动，使其小说能以“一种普遍精神病象的艺术勘探与捕捉”，^（3）触动社会文化的敏感神经，生成了欲望与情感、精神与反省、自我与时代等思想主题，开掘了中短篇小说的新空间，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弋舟的中短篇小说中，手机网络、家电机器、艺术物事、身疾苦痛、时代追问等叙事元素不断出现。秩序化、冷冰冰的高科技与感性、自省的人文主义，形成审美与伦理的多重碰撞，让读者感觉“琐碎代替了崇高，时代的聚焦点从理想变成了世俗，原先光芒四射的人物也颓废在尘世里”。^（4）弋舟正视着后人类处境，如手机网络智能模式，大数据控制，家电机器的自成体系和现代桎梏，无不彰显城市化进程中的“后人类”困境。更有意味的是，在机器高科技书写中，弋舟还穿插了画家、诗人与绘画、音乐、挂饰等艺术物事，这些艺术物事往往將过去与现在的时间进行折叠处理，并以酗酒、抑郁、疾病等身体感官感受，含纳着深刻的后人类精神审问，借此穿插回望20世纪80年代，寄托着曾经的精神眷恋及当下的追问省思。由此来看，弋舟以中短篇小说即时性的现实主义后人类思考，以及刘晓东等众多后人类病人形象，与刘慈欣、韩松等人的科幻小说汇成不同维度的后人类书写，呈现了艺术与技术的时代勾连及其深刻的精神辩难，恢复了中短篇小说的有机性，实现了文学对社会文化的有效介入。

一、手机网络与后人类境遇

后人类研究近来渐成西方学院研究显学，^（5）不同领域研究者进行了诸多阐发，如人本主义批判，量子力学打破牛顿力学的物理学开拓，以及人类世、资本世、地下世的区分审视，等等。但直观可感的是，网络智能、机器体系等高科技不断迭代与加速发展，机器与人的界限逐渐模糊，体系化、秩序化的机器意识映照着当下生活，催促人类深思精神解放与技术更新的关系，进而反观省思人类中心主义。学界呼吁，要改变人类自命不凡、主宰世界的欲念，重新斟酌和定义人，这或是后人类思想核心所在。对当下而言，后人类处境的显豁特征就是手机网络、人工智能等。作为电子高科技核心产品，手机不再是简单的通信工具，已成为类似人体器官的“第三只手”，其芯片、网络中隐藏着最高端的科技因子。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操控下，手机功能不断迭代，图像、声音、网络背后的娱乐、出行、购物、支付等虚拟真实，汇集一方屏幕，嵌入手掌之中。通信功能已不占手机主位，而由电子机器延展出新的主体意识，影响着人的身心精神。手机已成为当下社会习焉不察的隐秘电子机器，许多小说对之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内在书写。弋舟以后人类视角更贴切深入地审问探讨，并将之与故事发展、人物情绪、个性表达勾连审视，成为后人类叙事探究的焦点事物。

《而黑夜已至》中，刘晓东用无时无刻不拍照的手机记录生活，“用尽手机的所有功能，以此和世界发生虚拟的关系”。手机成为刘晓东“片刻难离的伴侣”，他认为“如果现在我没有了手机，我也许会去死”，手机就此具有核心身体功能。手机取代心、脑、眼睛等身体器官，刘晓东用它拍照每天发在微博上、即时搜索信息等。不仅如此，刘晓东用手机刷微博看直播，手机随时随地把恐惧（甚至不信任、悲观痛苦）迅疾传播到自我身上。不确定、不可测的他者，借由手机与自身形成密切关联，后人类处境于此凸显。于是，手机不仅是身体一部分，甚至是一种精神监狱，锁住了刘晓东的手、身乃至精神。手机隐形控制着人，刘晓东以此放弃了对人的关系认知与切身感知，酗酒悲观以至抑郁。《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主人公刷手机刷出腱鞘炎。这些无不确证手机已经植入现代身体，我们已具有机器生命的特性，已进化到手机人的后人类赛博格状态。手机即人，人即手机，人与手机可以共情，这是弋舟对后人类现实的内在反思。

手机还承担着独特叙事功能。《等深》中，不到14岁的周翔揣着母亲莫莉的手机孤身上路，去报复与母亲有暧昧关系的男人。莫莉的手机存储着暧昧男人郭总的号码，郭总的社会关系、经济背景以手机号方式得以呈现。周翔也借手机化身为母亲，手机是莫莉与郭总实现暧昧关系的纽带，唯此周翔才可借由手机将郭总带到空旷街道，实现复仇可能，手机由此成为叙事内聚焦点，推动叙事进程的流转。小说结尾，周又坚打电话给莫莉，被拿着莫莉手机的刘晓东接到，既链条式地揭示周又坚的世俗犬儒，也呼应后人类社会手机即人、数字即人的异化语境。作为叙事链条的手机联结着人与心，显示着情与理，其根本在于，我们的身体、年龄、收入、健康、交往、行踪、工作、消费等，无不以数字方式汇集于手机，人工智能的便捷与控制合一，手机呈现鬼魅的后人类处境，已化身为我们每一个体。

与手机相关的微信、微博等网络、大数据，影响着社交、情感，并推动故事发展，成为另一叙事焦点。弋舟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手机对伦理情感的深远控制。《但求杯水》中，女人用微信摇一摇功能寻找附近的人，外遇年轻小男生，从此与小男生持续媾和，以此反抗富足成功丈夫的迟归或不归。男孩让彼此删除微信好友，通过手机号重新添加，只是不想微信好友来源显示为附近的人，表明对后人类交往的不自足状态，其内在的伦理诉求是回归日常人际状态，但愈如此愈显示手机对传统人际关系的颠覆。《人类的算法》中，女人刘宁在国外游览，随手拍照发在微博上，深夜醒来，发现微博私信，由此外遇男人谭展。以《人类的算法》为题，表明手机数据信息对社会生活、伦理关系等强大的制约与改变。微信、微博的摇一摇、主动推送等功能，昭示着网络信息、数据处理已改变了现代人际关系和传统情感伦理，其背后正是高科技对人的伦理尺度的挑战，高科技的陌生化、数字化、冰冷化映照着人类无底洞的欲望。表面来看，摇一摇功能是男女交往的偶然所在，更深层则是大数据算法与信息规定了人类的可能性，让人不由自主陷入后人类境遇，不再具有传统社会的亲缘性、伦理化、切身感，高科技由此传导着现代生活的孤独忧郁。正因此，《但求杯水》中，女人深夜翻阅手机，看短视频，看“4000流明灯光和微距镜头拍摄下的雾霾”，以及女人与丈夫朋友圈相互隐蔽等。在全职太太外遇故事中，弋舟以手机隐含书写着都市女性的空洞寂寞等精神状态。手机改变了男女的交际生活，也映照着人类精神更为幽深浩渺的黑洞，这正是后人类的悲怆情境。

在手机结构故事、表达人物情绪、揭示后人类处境外，弋舟还书写了手机介入生活的不同面向，呈现了手机与现代人无所不在的纠结关系。《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我”带着偷来的猫上路，既想看又不敢看微信群消息，最后还是借助手机把猫还了回去。网络微信群以虚拟社群形成了对人的钳制，因为一只猫，微信消息不时吸引“我”。“我”似乎不是住在亚洲最大小区，而是住在阔大虚拟的微信群。《发声笛》结尾，借由儿子手机视频，马政惊悚发现儿子竟然像那个关系最好的男人。《但求杯水》中，女人深夜回家发现丈夫用手机和流浪狗合拍。表面上看，手机扩大了生活范围，带来巨大便捷，诸如购物、聊天、交际、娱乐等，但这种便捷、即时、偶然背后是高科技自成体系的数字化控制，或资本的隐形控制，或权力的直接管理，暴露着后人类状况中传统伦理的深度困境。透过手机，我们看到，人文主义的人已经面临异化风险，作为高科技机器的手机已具有生命意识，印证着人类的孤独以及无止境的欲望。弋舟以不同角度的手机书写，呈现了都市社会、现代生活的鬼魅与难堪，更为深切地展示了后人类的精神困境。携带诸多高科技功能的手机已驯化了现代人，失眠、酗酒、抑郁皆是这一驯化的内在后果，以致彰显人文感性的艺术也很难拯救，这就是高科技手机控制下鬼魅的后人类语境。

二、机器体系与身疾苦痛

手机之外，家用电器、交通工具、娱乐电玩等现代机器也在弋舟中短篇小说中不断出现，和手机网络形成集束化的现代机器体系。作为后人类现实，如日常所见，科技不断扩展迭代、加速进化，现代机器似乎不再被动受人简单控制。满足人类需要的现代机器，在各个角落、不同状况下，发挥隐形的支配作用，形成了控制与影响工作生活的机器体系。我们还能离开电和网吗？还能离开汽车、电脑吗？可以说，各种功能的大小机器已然形成体系，以高效、严谨、理性的名义，塑造着后人类规则与秩序，一种貌似客观、确定的工具症候，一种潜伏在社会不同层面的机器意识，正在人类生活中蔓延。隐形的机器意识不断制约影响我们的日常行动、思维情绪等，并挑战着身体感知，形成由内而外的身疾苦痛，这是解读弋舟中短篇小说时应格外注意的。

例如电视。智能手机兴起后，电视作用逐渐弱化，但作为现代家庭装置，和洗衣机、冰箱一样，又不可或缺，似乎成为现代生活标配，确证着人与家庭的正常有序与生机活力。弋舟发现了电视机的微妙处境。《会游泳的溺水者》中，王丁凯来跨年，他打开电视，屏幕里跨年演唱会满目炫眼紫色，但“并不是想看什么节目”，只是为了“营造某种气氛”。电视机如同家庭成员，参与了日常生活，屏幕中的喧闹热切影响着跨年心情。小说结尾，电视中依旧在跨年，“我”打电话给宋宇，知其高官丈夫已被双规，随后，屏幕舞台放飞的鸽子扇动紫色羽翼。电视以直观又隐在方式，呼应着宋宇和“我”的生活，形成小说不断强调的“紫色激情”——忧郁抑郁的生活隐喻。《但求杯水》中，事业有成的丈夫应酬晚归，总把电视声音开得很大，让声音填满屋子，借此才能入睡。女人深夜从情感外遇中回心归家，丈夫酣睡，电视声音大到保安敲门告诫。成功的丈夫离不开电视，需要电视确定生活的继续，但身体感官已不再发挥作用，耳朵、眼睛与屏幕似又绝缘。喧闹的晚宴无法填补家庭的空洞虚无，丈夫回家看不到妻子，只有电视音画相伴。弋舟小说中的电视，是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现代装置，又不仅于此，电视以隐秘而强烈的机器意识，强悍地参与了所谓成功人士的家庭生活，男人身体的感觉器官也被现代电子电器控制，不开电视就无法入睡，机器已然具有不可控的自主意识。

与电视等家用电器偏安于家庭（生活参与者，让人有家庭归属感）不同，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汽车、高铁、飞机等交通工具延展扩大了身体抵达的辽阔空间，穿乡越城，成为大都市标配。越高端的城市越需要高铁飞机，需要宽阔马路。蒸汽机诞生以来，交通工具以对速度的追求突破一个个发展瓶颈，加速推进现代社会迭代更新。但交通工具真能满足生产力与人的解放吗？对速度与空间拓展的无限渴望是否会成为现代桎梏？《而黑夜已至》中，弋舟以汽车相关书写解读了这一现代悖论。故事核心是交通事故，曾经的好友老郭抑郁自杀过，做了艺术分院院长后，和刘晓东一起参加艺术展，称此前差点出车祸，宁愿坐出租也不开车，并解释了“世界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纪念日”。索求百万赔偿的徐果，父母死于交通事故而成孤儿，为让男友出国留学，利用10年前交通事故漏洞敲诈富豪宋朗。有专用司机的宋朗，10年前醉驾撞死人，却让司机顶替。最终，以交通事故漏洞敲诈的徐果又死于交通事故。在宋朗、老郭看来，交通工具与城市形成了可怖的悖论，越发达、追求速度，身体遭受的袭击与伤亡就越多。宋朗参与立交桥建设、城市改造，带来的并非人处境的改变，反而是宋朗自认的“罪”。宋朗似乎构建了这样的逻辑，城市越发展，越容易受机器伤害，越被现代机器控制，这是《而黑夜已至》对现代交通机器的郑重质疑与追问。不断迭代更新的城市已被现代交通机器束缚捆绑，人也在精神深处被机器揉碎，徐果就是明证，她因交通事故诈求钱财，又死于汽车撞击。而在《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中，主人公带着猫逃奔，满意于前女友送来的标致SUV。《随园》中诗人老王带“我”回家，舍飞机高铁而开吉普车。SUV与吉普车的宽大越野性能与企图奔逃的内心契合，款式、品牌等汽车特征与人物情绪精神形成内在呼应，传导着资本广告中的机器对精神的特定塑造，但这不过是资本对现代机器的消费性塑造，进而控制着人的精神向度与审美思维。

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起，从蒸汽机、电力到信息技术，一次次推动着机器体系变革迭代，从个人、家庭到宽广的社会，电玩娱乐、汽车高铁飞机等不断改变人的生存生活轨迹。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发展，让现代机器互联互通，借助信息网络，人工智能不断嵌入机器，机器俨然已成自足世界，各种机器人甚至影响人的自我认知。《缓刑》中，全家候机延误（飞机这一大型机器也无形影响着生活），导致忙于吵架的父母无暇顾及小女孩，小女孩于是和电玩機械战警形成自足关系。在偶遇男孩陪伴引导下，小女孩见识了机械战警的超能激光炮，还有边跑边舞、不同表情、感应手势等拟人行动。电玩机械战警取代了争吵不休的父母，成为小女孩新玩伴，并被其完全吸引（机器已然控制了人），直到小男孩遥控携带机械战警消失在登机口，小女孩如失去亲人般，无法再感知机场喧哗。回到卖机械战警的地方，走进贵宾室，在失落的情绪中，小女孩和陌生男人聊机械战警，希望陌生人能再买一台给她，这时才意识到遗失了机械战警（而不是觉得遗失父母）。作为娱乐机器，机械战警已是具有主体性的现代机器，不仅有拟人化的表情手势，还以自足的机器行动深度诱惑着小女孩，让小女孩丝毫不必也不能再想父母，这种机器意识已同化了小女孩（即人类）。

《势不可挡》则具有一定科幻性。弋舟畅想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机器体系对未来的渗透与影响，性爱机器人、送饭无人机、时速五千公里飞行列车等是小说特定的机器背景。小说表明，现代机器体系塑造了新的世界图景，完善、秩序、高效的机器正主宰着人类社会，机器意识取代了浪漫、模糊、复杂的人类意识。和《势不可挡》一样，在其他小说中，弋舟化身后人类思想家，书写着机器对人类或显或隐的改造，以身体疾病苦痛呈现着机器无所不在的影响。《所有路的尽头》中，“弱阳性”的邢志平具有双性恋、双性人取向，也即后人类赛博格形象。邢志平因乳腺癌失去一只乳房，身体之不堪已难以承受精神困顿，得知精神偶像历史地位丧失后，便自杀而亡。人、身体、精神三重难题汇聚于隐含的机器书写中，不能不发人深思。《但求杯水》与《人类的算法》中的外遇女人，都不愿让人看到剖宫产留下的伤疤（隐含的机器后果）；《随园》中患乳腺癌失去一只乳房的女人；《发声笛》中马政脑卒中后所用智能康复机等，也内在揭示着现代医学机器对身体的切割。弋舟小说的机器书写中，现代机器以表面的便捷实用理性，延伸手、脚、耳、眼、脑等身体器官的功能，但实际上，在身体感官认知、生命状态等方面，机器正以特殊而隐秘的意识和逻辑，左右着人的生活，似乎身体已丧失主体性。从身体到精神，人类已然不堪机器之苦、之累，陷入欲罢不能的处境，这或是弋舟小说诸多人物精神困顿根源所在，也是弋舟中短篇小说介入后人类社会现实的价值所在。

三、艺术物事中的时代省思

手机网络、现代机器是弋舟思辨后人类处境的鲜明标符，理性、明晰、冰冷的科技工具形成了体系化的机器意识，钳制着人类身与心。不过，若仅限于此，小说便类同科幻，腾挪的空间便局促了。因此，在科技机器书写同时，弋舟还书写了美术、诗歌、音乐、宗教等诸多模糊、复杂的人文感性事物，与手机网络、现代机器等形成物理与精神的多重映照及思辨面向。弋舟试图通过美术、音乐、古物挂件等艺术物事折叠多重历史与文化时间，警醒着机器影响、主宰下的后人类状态。正是这样，手机网络、现代机器与美术、诗歌、音乐、宗教物事构成相互辩难的叙事设定。由弋舟小说来看，在手机网络、现代机器等后人类科技中，艺术物事的映照与警醒不仅必要，而且提供了思想精神扩散、主题拓展衍生等有效充沛的叙事动能。从故事到人物，弋舟吸引鼓励着读者去正视、审问与反思，面对体系化、秩序性、冷冰冰的机器现实，人之为人的要义何在，人又该往何处去，这正是后人类伦理的严正追问。

《刘晓东》系列小说中的艺术家、艺术物事最为突出，也是高科技与艺术辩难审问引发反响的原因所在。《而黑夜已至》中，艺术史教授刘晓东曾经画画；抑郁自杀过的画家、艺术分院院长郭劲涛则得意于权力；地方富豪宋朗，以城市改造发迹，现在倾心艺术，赞助当代艺术十人展；女艺术家作品叫《黎明将近》，其实她已委身宋朗。尽管处境不同，但权力、金钱、女色借由艺术穿插交会，艺术是交通事故外的另一叙事焦点，时代与艺术、权力与金钱、人性与道德不断纠结缠绕。艺术强调人文感性，以求美求善的直觉感性打动人，正如宋朗问什么是美，刘晓东说：“不借助过多的理性过滤，就能够打动人的，是视觉艺术之美的第一个要求。”表面看这句话击中了富豪宋朗，使其甘心被徐果所骗，其实是艺术感性的复苏在审问着富豪宋朗的精神。须臾不能离开手机的艺术史教授刘晓东则抑郁不安，毋宁显示出另一悖论，在手机网络高科技面前，艺术史教授放弃了时代感性、直观的美，所以美女画家画作是《黎明将近》，而刘晓东每天微博推送的却是“而黑夜已至”。刘晓东的艺术感受、审美表达无处安放，只有借助手机、微博、拍照等后人类科技消解，这是艺术的失败，还是科技的胜利，我们不能不深思追问。

《所有路的尽头》中，画家刘晓东背弃丽江妻子，逃奔新西兰重婚成家，因酗酒回国，画作很有市场。成功书商邢志平因与刘晓东的生日相近而互相结识，刘晓东以画家视角介入邢志平、丁瞳、尹彧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故事。尹彧是邢志平从80年代至今追随仰慕的诗人，因此，邢志平始终无法与尹彧曾经的情人、现任妻子丁瞳成功性爱。刘晓东送给邢志平猩猩与女人交媾的油画作品，这幅画成为邢志平性爱激素，只有面对画作，邢志平方可成功性爱，直到偶像尹彧诗歌形象坍塌而自杀。在手机、交通工具等高科技与机器书写中，弋舟以最具感性、直抵本真的绘画与诗歌串联时代话语，追问省思了80年代的狂热、迷乱、纯真。小说写到画家毛焰的肖像油画与邢志平很像，如同“谨慎的吸血鬼”。如果从现实画家毛焰的韩东肖像画来看，则又以诗歌、绘画的结合呼应了80年代，诗歌、绘画折叠起80年代与当下多重时间，审问着时代的巨大变化。然而，这种精神生活又是孱弱而无法确定的，正如诗歌崇拜者邢志平的双性恋取向，不仅契合后人类赛博格特质，也回应了后人类科技与精神纠结的两难。弋舟指认了80年代诗歌、绘画自由启蒙的正当性，也即人文主义话语、自由感性的正当性，内在则反向检讨在机器与资本时代人的无力与悲怆，邢志平悲剧正源于此。这正是刘晓东尽管卖画很成功，但始终抑郁、酗酒原因所在。所以崇尚人文主义、自由感性伦理的邢志平发达成功后，并不能达成对后人类生活的内在和解，始终无法成功性爱，除非看到象征80年代的绘画作品才可以，这正是绘画诗歌寄托的“理想主义的光芒”。^（6）

弋舟是美术专业出身，其善于绘画，经年习画，谙熟美术史、艺术物事。他的绘画作品既有传统意蕴，又不无现代主义气质，^（7）或源于此，不少小说中，弋舟都注意以艺术物事推进故事，寄托人物气质、精神，以与时代关联的古玩物事、艺术挂件等介入文本，赋予小说或幽暗或明亮的质地。如《等深》中，女人都会带上十字架挂件，隐含着信仰信念等特定精神指向。《随园》中，老师薛子仪从父亲死亡的戈壁滩捡来一块白骨，女人将其挂在脖子上。和男生接吻时，女人拉男生摸白骨，感受其独特的神圣。挂在脖子上的白骨，既是历史与身体合一、时间折叠交会的密语，也是一种行为艺术。《如在水底，如在空中》中，兩个男人在对现实不满、城市迷茫中，想起女同学汪泉承诺18年后的来信，于是来远郊湖中小岛践约。古玩生意成功人士程小玮携带价值不菲的古钱币“凉造新泉”，以五彩绳系在脖子上，金钱、历史、精神，三者合一，凸显时代的暧昧难言和精神隐喻。程小玮潜入湖中丢了古钱币而浑身伤痕，蒲唯随后潜入湖底意外找到古钱币，出水时一道圣光从湖面升起。古钱币既象征着没有践约来信的女同学汪泉，也闪耀着时间的光芒，更是汪泉与之相通的“泉”，是逝去的青葱岁月，携带着失意男人对过往时间、时代的怀念。失而复得，城市与远郊湖泊的往返，时代的迷失、追忆尽在其中。不同的挂件、艺术物事折叠起多重时间，呼应着曾经沸腾或难耐的时代，通向似乎精神至上、值得追忆的过往年代。

诗歌、绘画等艺术物事是弋舟中短篇小说的重要元素，在解读其小说中时代命运、自我审视等主题时，应注意到精神自由、感性认知等艺术书写的特定意义。如《势不可挡》中，弋舟以科幻思维，将目光投射到未来，工作被机器取代，人类已无所用，但作家和艺术家还没被淘汰。画家、雕塑家、摄影家、作家们集中于废弃工厂，以手的艺术为要义，追随鞋匠杜英姿。杜英姿磨铁的手是故事焦点，弋舟以此致敬了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时代的批判。匠人以手制造产品，手的技艺是艺术灵韵的根本。艺术家推崇手工技艺，正是对后人类机器时代的反抗。实际上，不独弋舟，不少青年作家都借由绘画、诗歌等艺术物事寄寓着时代追问与省思。如张悦然的长篇小说《茧》，通过80年代诗人父亲形象，审问着过往时代的罪与罚。孙频的《松林夜宴图》，通过美术书写及从北京到西北的艺术流浪，表达对过往时代的深切关怀。诗歌、绘画等艺术物事既有精神内涵，也包蕴着时代元素，在不同文化语境及日常生活中具有超越性。在手机网络、现代机器等后人类书写中，弋舟引入等艺术物事，不仅为时代追问省思嵌入了切近的精神思想性，也在科技与艺术、理性与感性、时间与空间之间，营造了特别深刻的辩难意味，小说境界由此幽深浩渺起来。

结    语

从手机网络、机器体系到艺术物事，弋舟关注到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幽微而显豁的后人类处境，在网络机器科技与艺术物事间进行了辩难性追问，塑造了刘晓东等犬儒、自省、又理想化的文学形象，隐含着对城市化的敌意与批判（弋舟认为，“与乡土空间的自由相较，牢笼才是城市的别名”^（8）），达成了对社会文化的即时审问与反思，引发了广泛关注，其根本或在于对后人类处境的现实主义呈现以及中短篇文体的即时因应。王德威认为莫言的《生死疲劳》、阎连科的《受活》、王安忆的《匿名》与《考工记》、贾平凹的《怀念狼》等主流小说已有后人类处境的思考，^（9）但这些小说繁复的景观、生活、人物，长篇文体的浩大繁重庞杂，很难让人注意其中的后人类审思。与之对照，弋舟《刘晓东》系列及诸多中短篇小说却有着高扬的后人类特征，并因高科技、人工智能、机器体系的描绘，人物形象更有感染力，中短篇小说的有机性不断强化，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

在20世纪80年代，从伤痕、反思、寻根小说，到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引爆思潮的无不是中短篇小说，中短篇小说的精悍短小可以迅捷击中时代靶心。然而，20世纪90年代至今，长篇小说成为显学，中短篇则沦为文学炫技或为长篇奠基的一种体类，很难引发较大关注，其中既与多媒介时代文学影响弱化有关，也与作家即时因应后人类现实、深度介入精神生活的能力退化有關。弋舟以《刘晓东》等系列小说恢复了中短篇小说的有机性（双雪涛等年轻小说家也以中短篇省思时代处境而引发关注）。实际上，弋舟曾出版多部长篇小说，但关注度与其中短篇不可同日而语，其重要扭结点或在于，中短篇以手机网络、机器体系等高科技与艺术物事之间的辩难处理，呼应了急速城市化而精神生活仍在原地的后人类现实。应该说，弋舟中短篇小说以即时性的现实主义审问思考，刘晓东、宋朗、莫莉、邢志平等与80年代有着诸多勾连的典型形象，与科幻小说形成不同维度的后人类追问，呈现了高科技与艺术的时代勾连及其深刻的精神辩难，使中短篇小说发挥了有机介入现实的冲击力，实现了文学对社会文化的有效因应。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呼吁小说家们，调转传统史诗性的长篇思维及写作，以技术与艺术的叙事思辨切入后人类的沸腾生活，恢复中短篇小说的有机性，实现文学对社会文化的有效介入，重赋中短篇小说的轻骑兵魅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ZW157）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徽昭，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薛    冰）

注释：

（1）见宋明炜：《中国科幻新浪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2）王德威：《后人类想象与当代文学：微物，即物，与极物》，《大西北文学与文化》2020年2期。

（3）王春林：《我们时代的精神病症——对弋舟近期中篇小说的一种理解》，《文艺报》2014年2月28日。

（4）李陀：《两个自我的不能承受之重——评弋舟的组合小说〈刘晓东〉》，《读书》2019年9期。

（5）见王德威：《后人类想象与当代文学：微物，即物，与极物》，《大西北文学与文化》2020年第2期。

（6）李陀：《两个自我的不能承受之重——评弋舟的组合小说〈刘晓东〉》，《读书》2019年第9期。

（7）见弋舟：《弋舟作品》，《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

（8）弋舟：《站立在城市的地平线上》，《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

（9）见王德威：《后人类想象与当代文学：微物，即物，与极物》，《大西北文学与文化》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