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乡分隔逐渐松弛，城乡往来日益频繁，城市的物质及其代表的生活方式在农村愈加展现其威力，同时农民也开始拥有更多的进城机会和更强烈的进城冲动。而农村青年，特别是农村知识青年这一农村中思想观念最为开放的群体，则是最深切感受到城乡发展转变的冲击的。无论是留守建设农村，抑或“进城”走向“大世界”开始别样的人生，都必然要调整观念，以便与改革的现实步伐相适应。因此，如何塑造新的农村青年主体，是80年代农村改革书写的核心问题。这本质上关乎如何认识改革的问题——不是指抽象意义上的总体理解和肯定，而是在总体上积极肯定改革路线的前提下，作家以个人化的思考叙述在不断深化的改革潮流中农村青年的发展问题，在文本中展开对于人们的生活及其命运与改革之关系的充分表现、理解和肯定。而新的农村青年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地理空间，即改革现实的城乡空间内安置身心，进而寻求成长的可能，因而农村青年问题也关系着农村空间的发展问题——改革时代的农村能否继续构成新的个人主体成长的空间？而其面临的最大困境，则是如何面对改革文学叙述背后的现实逻辑，或者说在城乡发展改革过程中日益凸显而无法拒绝的城市—现代化逻辑“^（1）的侵扰。正如杨庆祥在谈到路遥处理高加林“走后门”、抛弃巧珍的恶行并未予以强烈的道德谴责这一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书写截然不同的做法时指出的，“文学的逻辑开始服膺现实逻辑，并试图把这种现实的逻辑合法化”。^（2）

在这一问题上，同属农村改革书写代表性作家的路遙和贾平凹的处理分歧明显。路遥在《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中执着于直面现实困境，让农村青年离开乡土，进城寻求新的个人主体成长的可能，从而展开城市想象。^（3）而贾平凹的处理则更为复杂曲折。虽然从“改革三部曲”，即《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这三部中篇小说一直到长篇小说《浮躁》都聚焦于一系列现实农村变革背景下青年男女的爱恋纠缠与创业致富问题，但他始终坚守乡土本位，甚至于其笔下的城市仍然带着农村的影子，^（4）农村青年从未真正离开乡土，而最终又选择走向“寻根”的文化阐释道路。^（5）因此，围绕贾平凹“改革三部曲”中的农村青年问题和伴随而来的改革困境的呈现和处理，回到历史语境中展开具体分析，能够认识提供重新认识改革文学的一条历史路径。

一、走向现实主义的“改革”

事实上，在走向“寻根”的文化阐释道路前，贾平凹在相当长时间里和其他作家一样致力于书写改革时代的现实农村，只不过他似乎不满足于单纯反映农村改革现实，而更希望在改革现实的描写中熔铸复杂的思索。尽管小说《满月儿》获得1978年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个与当时的“文学成规”发生“共谋”关系的“反伤痕”的“伤痕”故事^（6）的结尾，是满儿充满自信的英文回答：“Sure to be successful！”^（7）凸显的是对于象征科学—现代化的“大世界”的信心。但其后贾平凹没有简单延续这种对于改革时代的乡村现代化的自信，而是试图寻找“作品的突破”。从1980年到1981年，贾平凹陆续发表《山镇夜店》《亡夫》《晚唱》《二月杏》《年关夜景》《好了歌》《沙店》《在鸟店》等中短篇小说。在这些小说中，农村不再被描述为充满希望和光明的田园牧歌，开始显露阴影，作家对于人性的思考也显得更为复杂。

但贾平凹这种“突破”的转向未获肯定，反而遭到大规模批评。1982年2月10日至13日，在当时陕西省作协主席胡采的安排主持下，西北大学召开了“贾平凹近作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中“笔耕”文学评论组的批评造成了贾平凹遭到批判的社会舆论影响，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8）评论家大多认为是缺乏对急剧变化的生活的正确认识和深入探索造成其创作问题，因而深入时代和生活中挖掘探索是他们为贾平凹描绘的道路。^（9）为此苦恼的贾平凹，“在这次历时四天的会议上，始终面色沉重、低头记录、一言不发”，^（10）只是在会议结束前应邀发言时提出自己的创作三阶段论，表示将深入生活，努力在艺术探索中走出自己的路，由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的“转向”。^（11）

1983年，贾平凹只身一人来到商州山地，不久后开始围绕商州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从起笔的笔记体小说《商州初录》到堪称这一时期集大成的长篇小说《浮躁》，这一“商州系列”小说奠定了贾平凹在文学史中作为“文化寻根”派的位置。但在肯定其“文化寻根”意味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小说所处的时代背景，即“改革”大潮及其影响下城乡往来的日益频繁。如若没有这一关键背景，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小说之中，其实都不存在“寻根”的转向可能。换言之，“寻根”的起点恰恰是现实主义的“改革”，但这一意味着现实主义的“改革”，却逐渐后撤，最终成为贾平凹小说中的背景。而当“改革”无法或无须在小说的前景中凸显，甚至是模糊不清的时候，农村也不复是凸显改革精神的想象空间。与之对应的，农村青年问题变得愈加突出——这一改革时代的“新人”要如何有效寻求自我身心的安置？因此，要充分理解贾平凹“改革三部曲”中农村青年问题的处理，还必须重新认识“改革”在小说中遭遇的背景化问题。

二、“改革”的背景化问题

相较于典型的改革题材小说而言，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改革”的表现并不是那么直接。但在文本内外，“改革”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背景。首先，改革作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现代化潮流，在80年代的社会语境中，它将人和事物区分为阻碍/推动这一历史潮流发展的两类，这两类人和事物的对立冲突构成了故事情节的内在动力，并决定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方向。贾平凹的“改革三部曲”尽管更多聚焦于普通人内在思想观念的变化，但实际上也没有脱离这种二元论式的对立冲突模式：《小月前本》里小月在改革大潮中勤劳本分却过于老实的青梅竹马门门和虽有“油”气却又脑筋活络的才才之间左右为难，陷入爱情的烦恼；《鸡窝洼的人家》里的烟峰和禾禾、灰灰和麦绒各自重组家庭的根源在于对改革时代发展机遇的认识和个人选择的差异；《腊月·正月》里退休老教师韩玄子对创业致富的农村年轻人王才的算计为难说到底也源于改革带来的两人身份地位和人际关系的变化。

更重要的是，“改革”对农村年轻人的精神重塑有着关键性影响。陈映芳曾经从年轻人与社会的关系着手，将新时期的“青年”分为“革命青年”“现代青年”和“自由青年”三类。这一青年角色的变化过程中，“个人本位”的正当性和重要性愈发凸显。不过，年轻人并非都符合“青年”的角色类别定位，传统社会中许多年轻人充当的是“孩子”的角色类别。^（12）尽管上述说法针对的是城市青年，但农村青年其实也有类似的转变和问题。就“改革三部曲”而言，无论小月在门门和才才之间的犹豫，还是烟峰和禾禾、灰灰和麦绒各自重组家庭的选择，都不能停留在男女爱恋纠葛的层面上理解，也不单单是改革带来的“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变迁在这里的折光”，^（13）而应当视为农村青年借以重新调整个人的角色以及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从而得以展望甚至走向“大世界”的契机。在《小月前本》的跋里，贾平凹就肯定了面临复杂新生活的年轻人对“大世界”的展望：“新的生活的到来，在这么一个偏远的边地，向一切人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窗子，尤其是年轻人，或许，他们对他们的自身，对他们脚下的路，认识是不十分明确，但他们在向往着、追求着新的东西；或许他们还一身旧的东西，又带上了一些新的毛病，但他们的向往和追求是顽强的。他们意识到新的生活在召唤他们，他们应该知道山外的大世界，应该认识这个大世界和这个大世界中的他们自己。”^（14）

具体来说，《小月前本》里的小月早已向往着外边世界，因而对常年独自闯荡在河上，见识过大县城的门门心生敬佩。对于糊涂的父亲和过于老实的才才，小月显然都无法接受。她不是没有劝过才才向门门学习，但才才的回答却是“大伯毕竟是做了一辈子庄稼”。^（15）显然，才才接受的是乡村耕作的传统经验，而不敢像门门那样的大胆活络。在这里，小月、门门与才才之间的角色定位不同，才才听从小月父亲那种传统农民的意见种地养牛，扮演的是遵循以孝行为核心的家庭伦理的“孩子”的角色，根本而言尚不具有成为“青年”所需的个体的自我意识。小月则几经挣扎终于与父亲决裂，与门门一样转变为具有个人意识，努力在个人—社会二元本位上平衡的“现代青年”。而在同样关注婚恋问题的《鸡窝洼的人家》里，以禾禾、烟峰为代表的向往“大世界”的农村年轻人在农村积极搞副业，走改革致富的道路，虽然不再需要扮演“孩子”的角色，但无论他们的事业成功或爱情结合都带有偶然巧合的意味，若非县委刘书记的帮助，禾禾根本没有机会贷款买到桑种，从而东山再起；而真正促成禾禾与烟峰结合的因缘是山山对于一同进城的禾禾与烟峰关系的误会，进而促使两人婚姻的破裂，这才有了禾禾与烟峰更多的接触与日趋亲密的关系。但即便如此，禾禾面对烟峰的大胆示爱仍感到不安并选择回避，他的改变是在离开鸡窝洼到工地上进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以后。在这一空间的转变過程中，禾禾对来自烟峰的爱与性的渴望被激发，而且其中包含了某种对烟峰遭遇的愧疚之情。换言之，他们虽然具备了成为“青年”所需的个体的自我意识，但仍在扮演新的“青年角色”中屡屡遭遇现实和情感的障碍，需要依靠外界某种巧合但必要的力量——干部的帮扶或空间的转变来帮助他们扫除障碍或延缓以待解决。

同样地，《腊月·正月》中的王才与韩玄子的矛盾冲突也不只是乡村能人的身份和地位之争，背后还有着新的“青年”与老年之间的代际冲突，不过王才这一人物身上那种“青年”角色的个体意识仍然相当薄弱，从青年形象塑造的角度而言反而显得有些“倒退”。因为小说中的年轻人王才虽然具有技术和管理头脑，但在意识层面上明显受制于乡村传统力量，屡屡表现出对于已经变成农村保守力量代表的韩玄子的驯顺，而且缺乏在关系复杂的乡村获得成功的谋略——他虽然有技术和管理上的才干，但还需要依靠韩玄子当教师的二儿子二贝的谋划帮忙。

再有，“改革”的现实背景促使作家必须调整自身的思想观念，以适应新的现实主义创作的需要。如前所述，贾平凹在经历了“笔耕”文学评论组的批评后，深入商州考察，转而深耕现实主义创作，而正是商州的变化引起了贾平凹的思考，才有了以“改革三部曲”为代表的一批反映农村改革背景下普通人思想观念变化的作品。改革作为一种统摄性的历史力量，可以说共同打开了批评家和作者的思想观念。^（16）

尽管如此，“改革”最终仍然成为小说的“背景”。个中原因，当然与前述贾平凹的个人遭遇和选择有关，但同时也与现实主义文本存在的多种“制约”有关，也可以视为一种叙述的策略。

首先是现实层面的。改革作为自上而下的高层决策，尽管对于农村的影响是正面而直接的，但是落实到农村基层，对于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教育程度和不同身份的农民来说，这种改革的影响并非均质的，而是存在明显的差异的。相应地观念上的变化和实践也存在不同，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模糊的认识而已，甚至不一定能够认识到自身的行动与改革的关系。事实上，即便当时认识到了改革的势在必行的高层，也在具体的改革如何进行的问题上始终存在争议，说到底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就更不用说一般农民了。^（17）因此，要求小说中的农村年轻人都能充分认识改革，将改革作为一条鲜明的线索予以肯定呈现，并不是唯一的，也未必足够符合现实的选择，反而可能将小说变成一时政策的图解。

其次，与文本选择的空间有关。正如当时贾平凹对于自己文学创作的总结，“改革三部曲”和《浮躁》都选择了“商州”这个空间点来考察研究，试图由此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同时他也想借此探讨许多新问题，比如“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和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而最终是要在“以中国的传统的美的表现手法来真实地表现当今中国人的生活、情绪的过程中”，“追求一种‘旨远的味道”，产生一种“使作品读来空灵却不空浮”的“底蕴”。^（18）简言之，选用“商州”这一文化地名而非“商洛”这一现实地理地名，是为作家提供观察研究“改革”时代的传统乡村生活及其文化的空间，也包括作为文化中国整体代表的“商州”那些充满地域色彩的风俗人情，也就是其作为“寻根”的价值。事实上，1983—1985年创作的“改革三部曲”同时也是商州系列的一部分，小说本身确切说是处在了“改革”和“寻根”相汇的潮流中。《小月前本》里穿插了乡村丰收后“送秋”这一民俗风情的细致介绍，《鸡窝洼的人家》以禾禾追猎一只成精的特大狐子未果展开情节，《腊月·正月》开头即是叙述本地作为商州名镇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显然都为小说罩上了浓重的地域色彩。即便是在这一时期作为农村现实改革小说集大成之作的《浮躁》中，绝大部分关于景物的描写都围绕富有地方文化色彩的游仙川和白石寨，涉及城市的时候则是以缺乏现代化的物质展现，主要作为政治中心和商贸中心的县城为主。“寻根”登场，可谓适逢其时。

三、“寻根”登场：改革困境的转移与悖论性农村想象的产生

由前述分析可知，在贾平凹的农村改革小说中，“寻根”的登场是以文本叙述层面的“改革”后撤甚至退场为前提的。因而其造就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也意味着对于历史危机的转移，作家放弃了对于现实具體情境的批判和反思，乃至于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尽管“寻根”的立足点从来都是现代的。^（19）

这当然不是说贾平凹认识不到决定“商州”发展的关键力量，或者说“改革”对于人们生活以及命运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商州再录》的题记中，他谈到了重返商州感受到的改革背后的城市—现代化逻辑的渗透，“觉得有一种味，使商州的城镇与省城西安缩短了距离，也使山垴沟岔与平川道的城镇缩短了距离。这味儿指什么，是思想意识？是社会风气？是人和人的关系？我又不能说准，只感到商州已经不是往昔的商州”。^（20）在改革东风下，商州的民风民情发生了变化，商州百姓一方面“保存古老的传统遗风”，另一方面“又渗进了现代的文明时髦”，传统或现代的善的、美的和丑的、恶的东西都同时存在，而贾平凹把这一切最终归于“独特的商州型”。换言之，他既无力也不可能在当时否认或批评这一城市—现代化逻辑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目睹改革为农村带来了生机的事实面前，只能以“商州”这一文化空间之名进行总体的概括性把握，这就是贾平凹对“改革”及其城市—现代化逻辑带来的现实主义文本认知和叙述难题这一改革困境的转移。

这种以地域性文化空间为本的认知本身就有模糊游移的一面，因而年轻人在商州的土地上始终无法拥有一种不折不挠的改革精神。以至于到了《浮躁》，商州成为小说真正的中心，而锐意改革的农村青年们反而退居其后。^（21）作为最具个体意识的青年金狗和雷大空，他们都为了反对地方存在的官僚主义，进而进行“人的改革”做出了勇敢机智的斗争示范，但他们也未能摆脱城市—现代化逻辑的负面影响，或一度陷入情欲的世界而迷失了自我，或陷入了金钱和地方权力的旋涡之中，他们自身作为“人的改革”就是不成功的，而最终结果是雷大空在皮包公司的旋涡里越陷越深，因威胁了巩家的利益而遭暗杀，而金狗则被关入监狱，需要依靠曾经的情人石华牺牲色相相救，在这一斗争中最终失去了记者的身份。在城乡间往返，寻求改革可能的新青年们的不幸遭遇再一次凸显了改革叙述的困难，而贾平凹的选择是让小说叙述再一次回到商州浮躁而即将暴发的州河，以叙述具有改革的象征意味的洪水征兆作为小说的开放性结局，进一步凸显“寻根”叙述的重要性。

换言之，在贾平凹的农村改革书写解决其改革困境的过程中，这一从显现改革生气的现实农村转换为历史与现实交杂的文化乡村想象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悖论性的局面——既不愿意完全接受城市—现代化的现实逻辑，又不可能拒绝这一城市—现代化的现实逻辑的前提和影响，“改革”仍然构成小说情节的逻辑线索并深刻影响人物的命运。在《浮躁》的结尾，小水甚至依靠属于“迷信”的扶乩求问金狗的改革事业，而所问三老居然是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传统迷信的形式套在了进行反封建的现代化事业的国家领导人身上，因而这一金狗事成的吉利结果只能是提供某种契合改革时代的心理慰藉。这也意味着在这里的农村已经不存在80年代初期那种对现代化的绝对信任，而只能成为被现代所照亮的文化乡村。这也就是为什么贾平凹笔下的农村只能够出现徘徊的农村青年。他们不需要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那样去面对“远方”的“大世界”带来的现实挑战，但他们也不可能在“寻根”的文化乡村空间里完成改革时代的个人主体的成长，农村实际上无法也无须承担成为农村年轻人成长为真正具有个体精神的青年主体的空间的任务。无怪乎有批评家指出小说中青年的主体精神匮乏问题。^（22）

总之，这一“寻根”的转向导致了贾平凹在小说中塑造的农村青年只能是未完成的“自由青年”，他们夹在“反传统”的启蒙现代话语和隐藏在“文化中国”的整体视野下的文化民族主义话语之间，实际上很难真正迈出现实的步伐——无论这一步伐是否通向成功，而只能在那永恒的历史中不断游走，徘徊在某一地域性的文化乡村空间中。结果是抽空了探索现实的行动可能性，同时也并未真正追寻到那“文化的根”，因为“文化的根”归根到底也是在“改革”的现实中，与城市—现代文明的接触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变动的。^（23）说到底，“改革三部曲”中的农村青年问题及改革困境都未真正解除，但作为改革文学的一种现实转向，有助于我们认识改革文学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和“寻根”叙述存在的紧密联系和矛盾冲突的辩证关系，具有症候性的意义。

【作者简介】王泽鹏，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    周    荣）

注释：

（1）新时期以来，包括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镇政府从社队企业到乡镇企业的发展，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农村改革工作的稳步推进，农村进一步凸显活力。另一方面，改革的重心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转向城市。虽然1985年取消了此前30年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农村改革得以深化，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再次拉大。在未触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化的改革初期，这一改革过程最为重要的结果之一是城市—现代化逻辑的未加反思的全面推进。

（2）黄平、金理、杨庆祥：《改革时代：文学与社会的互动——80后学者三人谈（之三）》，《南方文坛》2012年第3期。

（3）关于围绕“进城”青年展开的城市想象，见王泽鹏：《城市想象的可能和限度——以〈平凡的世界〉为中心》，《小说评论》2022年第6期。

（4）在贾平凹的小说里，我们实际上看不到现代都市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废都》也仍然是在一个相当土气的城市里发生的故事，里头有一种甩不掉的传统士大夫的文人气。他对于“废都”西安的城市观感就是“像个乡村，农村气息比较重”，“它是农村包围的一个城市，不光是环境包围，人也是农民包围，而且城里大部分人本身就是农民，是从农村移民来的，他们可能有城市户口也可能没有，但他们的的确确带着农民的习惯在城市里生活着。它那种氛围、那种气氛、那种意识和文化吧，浓厚地带着农民色彩”。对西安的这种观察实际上和那种与乡村往来密切的县城相近。见贾平凹、走走：《贾平凹谈人生》，第10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5）杨晓帆在比较分析路遥与贾平凹对待改革时代之“浮躁”产生原因和克服方式时，指出两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向度，即从把握当代史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与逻辑内部出发和文化阐释的方向，而后者则是改革文学发展转向的代表。见杨晓帆：《路遥论》，第204-21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6）黄平：《贾平凹与80年代“改革文学”——重读贾平凹“改革三部曲”》，《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7）贾平凹：《满月儿》，《上海文学》1978年第3期。

（8）（10）见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第29-30、32页，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9）可参见1982年《延河》杂志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如陈深：《把生活的井掘得更深——贾平凹小说创作直观论》，《延河》1982年第4期；李星：《评贾平凹的几篇小说近作》，《延河》1982年第5期；李健民：《探索中的深化与不足——评贾平凹近期小说创作》，《延河》1982年第7期。

（11）对这段经历，贾平凹有自述回忆，他强调文学作为事业的重要性，在总结过去、认识生活积累、理论学习和艺术修养上的不足的基础上，“决心从头开始：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潜心读书，寂寞写作”。见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原载《青春》1984年第7期，转引自郜元宝、张冉冉编：《贾平凹研究资料》，第4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2）关于传统社会中“孩子”的角色类别的特征，陈映芳总结包括：有明确的归属（血缘，父系，家族）；代际的连带与反哺是孩子的主要功能；以孝行为核心的家庭伦理是孩子必须遵循的角色规范。而“孩子”角色受到否定和挑战，是伴随“青年”角色在中国的形成而出现的。见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第256-25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3）（14）（15）贾平凹：《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中篇卷·小月前本》，第51、156、9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16）见黄平：《贾平凹与80年代“改革文学”——重读贾平凹“改革三部曲”》，《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7）当时参与中央农村改革决策的杜润生就坦言：“农村改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完成的。”见杜润生：《前言》，《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第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18）见贾平凹：《变革声浪中的思索——〈腊月·正月〉后记》，《十月》1985年第6期。

（19）如贺桂梅就对“寻根”思潮的历史轮廓及其复杂脉络进行了梳理，指出“寻根”思潮存在其间的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话语（“文化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话语和启蒙主义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话语）的冲突和耦合，认为其指向的问题是“仅仅依靠民族主义话语来批判和反省现代性话语是否可能”。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1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0）賈平凹：《商州再录·题记》，《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中篇卷·冰炭》，第87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

（21）正如贺桂梅所指出的，在《浮躁》中，贾平凹采用的是一种无人称视点的描述，凸显的乃是“商州”这一空间的主体性，贾平凹是“将‘商州作为一个像‘画一样的空间主体来观望的”。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2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2）王愚认为，雷大空和金狗身上缺乏主体精神的自觉，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因而在改革大潮中是不那么自觉被卷入的。不过，贾平凹对此并不同意，“主体精神的张扬严格讲我觉得这不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之内的，中国文化就不是这样要求的，这应该是西方的”。见贾平凹：《与王愚谈〈浮躁〉》，《人情练达即文章：文牍篇》，第338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1。

（23）正如许子东谈到贾平凹的“寻根”时指出的，虽然贾平凹正面发掘了乡情与儒风的联系，但他一方面在赞叹儒风的同时未能深入解决“士”（实际上也是掌握文化知识的农村青年）如何自处的问题，另一方面其立场也难免某种乡间秀才式的文化优越感，他的“寻根”实际上是提供给浮躁动乱之中的都市读者的。这也表明了“寻根”与“改革”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冲突。见许子东：《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和阿城》，《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