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职场类型小说论

2023-12-25鲁雪莉

当代作家评论 2023年6期

21世纪以来，强势崛起的网络职场小说常常因被冠以“职场指南”“商战圣经”“职业宝典”而风靡一时。借由成功偶像的塑造，职场小说旨在以传递职场经验为己任。这种看似实用性与文学性兼具的小说文本类型，究竟如何以写实主义的话语逻辑演绎职场运作的深层机制？在反映中产阶层的身份焦虑，折射当代职场生存伦理的困境中，又呈现出怎样的价值悖谬？其所许诺的“成功”是否只是一个虚伪的概念？

一

作为一种网络类型小说，职场叙事通用的故事结构模式，就是网文圈高度同质化的“升级打怪”线路。在女性向的职场小说中，主人公一般受过高等教育，尽管姿色平平、没有背景，在职场升级路线中常会经历诸如被人设套陷害，但最终凭借对职场技能的锤炼，险渡难关，成长为令人侧目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如杜拉拉（《杜拉拉升职记》）、赫连娜（《不认输》）、叶小荼（《荆棘舞》）等。相较于女性向小说聚焦职场女性的生存智慧，男性向的职场小说则更注重展现商场的征战出击，风格雄强。在残酷的职场博弈中，男主常常与对手较智较力，凭借出色的谋略与能力绝境逢生（《输赢》），成功“夺标”（《夺标》），“问鼎”高层（《问鼎》），最终成为职场枭雄。

无论是女性向还是男性向的网络职场小说，其主人公的初始身份往往都被设置成“草根”，既没有过人天赋，也没有丰富资源，只有不倦的斗志、永不言败的毅力，以及有违常理的各种谋术。套用“草根逆袭”这一核心爽点，这些小说在融入读者日常经验的同时，通过传奇化的故事情境，塑造了各种成功的偶像。借助那些人们可以对号入座的偶像人物，作家们试图向读者表明：他们的经历是可以学习并加以复制的，麻雀可以变成金凤凰。

这种带有职场引鉴意义的叙事意图，看似重构了大众文化背景下英雄想象的新方式，其实是借“草根”故事，在励志性的思维中，将所谓的职场成功术提炼为一种可借鉴的生存技巧。这种生存技巧，不仅是人们辨识职场文本的身份标签，也成为叙事中特有的“金手指”，帮助主角不断闯关升级。因此，在细节呈现与情节推衍中，占据这类小说叙事核心的，通常是作者反复强调的职场生存法则。它们不仅以标签化的形式，被作者不断加以提醒，还在叙述者的“过来人”口吻中，不厌其烦地向读者提供“指导”。

倘若细究这些小说中的职场生存法则，无非是各种处事谋略或驭人之术。如在《白骨精养成记》《苏畅畅加薪升职记》《大猫儿的TT奋斗史》《职场小虾变身记》等侧重自我修炼的女性向小说中，从掩人耳目、养精蓄锐、审时度势，到权衡利弊、隐藏锋芒、等待时机等，各种生存计谋不一而足。在《浮沉》中，父亲告诫乔丽在职场中的处事伦理：“你只和你自己在一条船上”“要接受社会现实，尽量地理解他人，不要随便动怒，也不要随便地交朋友”“你的老板不是你的朋友，同事也不是”。^（1）与上司打交道，“事情干成了是大功一件，你不可居功，要把它让给你的老板，只有这样，他才会让你坚持做完；如果这件事情干不成，他会把责任推到你头上，所以，不管成败，你都要紧紧拉住他，这样到时候，就算你有错他也有部分责任，你才能躲过一劫”。^（2）这些基于个体利益的各式升职法则与生存智慧，以职场心得的方式使读者醍醐灌顶，成为女性向职场小说的核心卖点。

在男性向小说中，职场法则主要表现为主人公在残酷的商业征战中，无所不用其极的圈套诡计，尤其是埋伏、攻击、章法、战术、置之死地等“狼文化”与“狼战术”。如《做单》就频频告诫读者：“把自己的目标转换成所有人的生死需求，来控制他们为自己服务”“在商场上，无时无刻不是玩别人就是被人玩，没有中间地带”。^（3）“暗战”“厮杀”“谋略”“控制”“王道”等词语比比皆是。在《圈子圈套》中，“圈套”即是“圈子”中的常态。合智集团与ICE公司名义上的签约，只是为了压低与科曼公司的成交价格，这是洪钧被对手俞威设计的一个圈套；而俞威暗设机关，本以为拿下普发集团的项目胜券在握，却不料机关算尽，反被范宇宙设计圈套，可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恰如平静海面下的暗流，四处涌动，不仅存在于竞争对手之间，也弥漫于职场内部。职场中，处处都是圈套陷阱，这已成为男性向职场小说的核心元素。

这些“金手指”式的职场生存法则，俨然作为布迪厄所说的“惯习”，不仅表征了职场小说的价值取向，也折射了詹姆逊所强调的大众文化“政治无意识”之根底。詹姆逊认为，种种潜隐在日常生活深处的无意识，表征了社会现实秩序及其内在的文化症候。因而，大众文化研究应该“将日常生活的政治内容以及已经内在于这种原材料的政治逻辑纳入考虑范围”。^（4）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大众文化的网络职场小说，无时无刻不渗透着集体无意识的生存法则。它们内化于日常生活的集体经验之中，映现了由中国传统思维积淀而成的权谋文化，并打上了“智慧”的标签。正如洪治纲指出：“那些所谓的生存‘智慧，并不是基于正常的人性情感，也不是基于普遍的人道伦理，而是鉤心斗角式的尔虞我诈、彼此利用，是利己主义的表里相背、精确盘算，说穿了，就是黑幕文学的另一种翻版。”^（5）中国的诡谋文化无疑是比较发达的。譬如以《三国演义》为典型的“术”传统，推崇精于世故、圆滑人情、讲求谋略的生存之道，即梁漱溟所说的“讲人事”，代表了以《道德经》为典型的“道”传统之外的另一种人生方向。^（6）在20世纪初留日期间，鲁迅曾就这一“中国民族性的缺点”与许寿裳做过探讨，并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7）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充满诡谋意味的职场生存惯习，其实质是前现代社会的文化积淀与崇尚逐利的现代资本耦合的产物。

网络职场小说聚焦于大众生存的日常关切，但在本质上，更多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核心焦虑”，即中产阶层的身份焦虑。因为，职场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人群——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在职业上以出售劳务而获取收入，工作结果受制于外在评价，具有极强的经济依附性。他们“有着一种自然的愿望，要获得对一些资源的控制，以使他们摆脱这种依赖。这不仅有希望为将来获得更大的保障，同时也保证了在当前具有更大的权力和特权”。^（8）与此同时，置身于高度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中，由现代性所激发的“不确定性使得个体感到坐立不安，不论如何凝神静思也无济于事；再就是，它不可避免地使每一个人都暴露在各种重要性程度不一的危机情境中”。^（9）这也意味着，中产阶级群体“一方面要面对‘超人的经济势力，而产生无能感，另一方面却仍对个人努力的效应抱持理论的信仰，焦虑便在这个两难的困境中油然而生，并在过度的行动主义下成为病症”，个人“备受强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和市场威胁。因为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竞争者，人际关系既交恶又有敌意”。^（10）正因焦虑始终横亘心头，职场小说中处处可见这一阶层为了现实生存而处心积虑。在《杜拉拉升职记》中，拉拉代表公司招聘员工时，其隐秘心理便是，一个人如果太能干也不行，说不准哪天就撬了自己。所以，拉拉对帕米拉的解雇，表面上是她发现了帕米拉的越级汇报，但真正原因在于帕米拉的锋芒毕露令拉拉担心自己有一天会被取代。她坚持留下又笨又自以为是的周亮，全然因为他不会对杜拉拉构成威胁。为了避免下层化的危险，杜拉拉们必须时时提升自身附加值，处处对他人防备，借助权谋手腕不断让自己升级为强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职场小说通过传统诡谋的现代演绎，折射了中产阶层在激烈竞争中求生求胜的现实困境与精神症候。

二

法国新小说作家罗-布·格里耶曾认为：“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盛行一种小说形式，这种小说实际上说明了一种秩序，即一种思考世界和在世界上生活的特殊方式。”^（11）网络职场小说所呈现出来的“秩序”“思考”与“生活的特殊方式”，呼应了现代性进程中自律化与科层化背景下的现代职业伦理。在市场环境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追求利益至上，由此生发的现代职业伦理，相较恪尽职守、团结协作、见利思义、任劳任怨的传统职业伦理，更注重开拓进取、发展个体、效益至上、优胜劣汰。这一社会价值体系的整体蜕变与重构，在促进社会发展上功不可没。然而，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职场高效运转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一系列生存困顿，并与日常生活伦理产生各种抵牾，从而将个体置于分裂和异化的处境。这在网络职场小说中得到了清晰呈现。

在众多职场小说中，作为“金手指”帮助主人公成功的“生存惯习”，正是职场人物在生存异化上的突出表征，也折射了现代职业伦理的种种吊诡之处。现代职业伦理对个体发展的偏执性推崇，常常与职业伦理最基本的尽职要求相违背，导致尽职尽责让渡于个人利益法则，并折射了现代职业伦理的内在悖谬。在《杜拉拉升职记》中，DB公司新来的分管销售和市场的副总裁罗杰，到任之后的一番折腾，直接影响了公司的效益。连精明狡猾的人力资源总监李斯特都看不下去，要找总裁何好德谈。然而，拉拉劝阻了李斯特，让他小心点，以免站错队，因为谁都不知道公司构架会怎么发展。杜拉拉的明哲保身之“生存惯习”，表明了公司利益在个人利益面前无足轻重。正如《新奋斗时代》里魏燎所说：“通知只要有通话和聊天记录就行，对方忘没忘不关我的事；材料只要领导签字了就行，究竟讲的是什么不关我的事。而领导看不见的事情更没必要做了，反正也不会被算入自己的业绩。慢慢地，我们就得了这种病，觉得做任何事差不多就行了，只要自己不承担责任，就能省则省。”^（12）同时，这些“生存惯习”也往往不可避免地搁置正义与公平的理念。在《格子间女人》中，经理谭斌明知下属方芳与周扬之间的矛盾錯在周扬的沟通方式，但对于方芳委屈的倾诉，谭斌还是毫不犹豫选择了置身事外。因为，方芳的越级告状，就是把既有的平衡打破，是办公室大忌。当周扬因大意造成客户业务数据崩溃，进而影响到公司苦心经营多年的客户信任度时，周扬把责任推给了下属方芳。深谙职场之道的谭斌知道整件事如果必须挑一个人来做替罪羊，那个人只能是方芳。因为，方芳离开，公司所付的代价最小。她明知周扬也需承担责任，却不追究。否则，包括她自己，这条线上所有的责任人一个都跑不掉。尽管良心不安，但谭斌还是选择了牺牲方芳的“理性”做法。她认为人的价值取决于其获取市场资源的大小，在利益面前，所谓的正义与良心都不值一提。这种对生存惯习的膺服，归根结底可以看出人物价值观的偏执。

通过各种现代职场“生存惯习”的精心演绎，网络职场小说从看似井然的生存秩序中，撕开了日常生活伦理与现代职业伦理之间的巨大裂痕，凸现了人们面对不同伦理冲突时的价值困境。在科层化制度下，由于“每个人都抱住与众不同的细微特征不放，作为要求地位的基础，这些细小的区别就和广大职员地位的巩固发生了冲突。它往往会导致同僚间地位的异化，加剧地位竞争”，^（13）其结果自然遮蔽了日常生活中的人情与人性。硝烟弥漫的战场，不仅存在于竞争的公司集团之间，也存在于内部同事之间，因而人人都处于孤立状态。在《新奋斗时代》中，上至董事长罗新宇，各层领导程立新、闫度，袁秋霞、蒋言欢，下至普通职员郝佳等，人人为各自利益暗中设计，挑拨离间、互设圈套的事件层出不穷，人情人性疏淡至极，甚至不乏沉沦。在《职网：职场不相信眼泪》中，苏南一对谢平有十年兄弟之谊，但谢平不仅蚕食其业务，还釜底抽薪分裂员工，使他辛苦创立的南南公司遭遇了重大危机。《圈子圈套》中的洪钧和俞威在各自利益面前，由好友变成不择手段设圈套欲置对方于死地的对手。在《浮沉》中，价值七亿的大单令各方销售虎视眈眈，为了赢得项目，阴谋与阳谋轮番上演。乔丽公司内部也是处处钩心斗角：上下级之间防范，不同利益阵营之间倾轧，同事之间各怀算计，可见日常生活中人性人情在职场伦理面前的全面溃败。

这种现代职场伦理所肢解的，不仅有正常的人情和人性，还包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爱伦理。日常生活中的爱情，通常是真诚无私的，且多少有些浪漫的质色，但职场中的爱情却总是充斥着种种现实变量。职场中的人们，常常在两性情感中权衡利弊、计算得失，爱情似乎变成交换的筹码，爱情应有的无私几乎丧失殆尽。如《问鼎》中的销售经理霍力，虽然爱上了下属于春颖，也曾想要放弃一切与爱人远走高飞，可最终理智压倒了这一切。在《浮沉2》中，乔丽与周雄身处不同利益链，基于自我保护意识，在爱情中无法坦诚相待；看到刘明达不具备抗压能力，女友秦虹打算重新对他考量，因为爱情于她更意味着经济保障。爱情被异化成商品，人们纠缠于情感冲动与理性权衡。职场爱情也常遭遇阴谋，被剥离灵魂，剩下薄情与欺骗、算计与背叛，或蜕变为简单的感官欲望。在《做单》中，从不输单的谢正将销售技巧运用于情场，冷静又理性，“他只知道技巧和方法，用这种方法能赢单，用这种方法能上床。生活是什么？爱情是什么？在结果面前已经不重要。生活就是赢单，爱情不就是上床么”。^（14）《加油！格子间女人》中的外企女销售经理天啦，对上司Dick的主动引诱只为获取升职捷径，Dick最初拒绝也是出于对自身事业发展的理性评估，而他之后又挑逗天啦是想利用天啦得天独厚的客户关系，成就自己发达之计。这样的爱情注定经不起考验，所以在《输赢》中，美女金牌销售骆伽暗箱操作商业贿赂的事一旦暴露，之前穷追猛打追求她的上司林振威马上倒戈相向，落井下石，显出情爱伦理在职场理性面前的不堪一击。

现代职业伦理内部的分裂，本质上源于经济理性的价值观。经济理性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其量化思维因被编入技术程序而疏离于自我反思的可能。这种量化的关系使活生生的个人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形成米尔斯所说的“对社会和自我的异化”。职场小说对异化的观照，通常就聚焦在人的物化上。物化，即人向物转化，人被物同化，物成为自主的现实；而人丧失自主性，被物的世界分割。《格子间女人》里的职场新人秦虹，在入职时便用电脑程序设计了“男友”的各项标准，工作稳定、北京人、北京有房等。显然，这是将经济理性视角延伸到私人情感领域，带着突出的物化色彩。当物质性的交换法则进入私人生活，从物的角度衡量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个体注定将无法超越物之束缚，陷入被利益掌控的命运。在《圈子圈套1》中，洪钧在一次做爱之后总结和情人琳达的交火，“琳达嘛，算是快餐中的上品了吧，有些西式味道，就像必胜客。说起来洪钧自己也奇怪，他的脑海里从来没有浮现出过琳达的容貌，做梦也从来没梦到过她”^（15）“琳达作为迷幻剂的效用现在已经越来越差了，只能让他片刻逃离那种不安和焦虑”。^（16）可见，琳达对于洪钧来说，只是缓解压力之物，而琳达投身于洪钧，也是因洪钧的地位权势。所以，在洪钧失势后，琳达绝决地背弃了他，并快速投入新任上司俞威的怀抱。

网络职场小说中所展现的这些伦理困境，真实地反映了经济理性及其内在的悖论。现代社会强调以经济理性促进现代化，以现代职业伦理保障人在经济活动中的现代性。然而，经济理性的过度形塑，使人拘囿于一种物化的现实秩序，并最终导致人的异化。网络职场小说对职场生存机制的拟像式表达，直指现代社会的这一生存悖谬，并在某种意义上，传达了创作主体对于经济现代性的反思。

三

作为一种大众化的类型文学，网络职场小说常常以现实主义姿态聚焦于现代职场生存中的隐秘问题，在揭示职场各种谋术的同时，也体现了创作主体的某些批判意图，有些作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作家对于正义伦理的诉求。但是，面对利益至上的经济理性法则和日常伦理之间的矛盾，如何进行正义伦理的建构与彰显，成为这类小说难以摆脱的情感悖论和价值悖论。一方面，它们要满足读者对于职场生存的想象性期待和猎奇心理，甚至通过极致性的叙事不断展示某些幽暗的规则与人性；另一方面，它们又试图建构某些反思现实问题的批判性立场，传达公平和正义的价值理念，由此导致主人公的各种逆袭经历变得颇为诡异，充满了种种耐人寻味的悖谬。

努斯鲍姆曾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中指出：“小说阅读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社会正义的全部故事，但是它能够成为一座同时通向正义图景和实践这幅图景的桥梁。”^（17）事实上，在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寻找诗性正义的伦理光芒，展现作家对现实生存及其内在人性的反思，都是应有的价值立场。因此，在逆袭叙事模式的背后，通常都会有一套正能量激励机制作为故事的情感驱动。应该说，网络职场小说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表达。如《杜拉拉升职记》中，作者借杜拉拉参加一场商业行为准则宣讲会，试图探讨职场中的道德共识。面对商业竞争中的越轨行为，拉拉的结论是，如果媒体报道让人不安，那这件事就是不道德的。但小说将道德置于外在监督层面，显然未能触及商业竞争中最核心的伦理规则。在《米娅，快跑》中，苏曾明确地质疑道：“商业到底是个多么神奇而可怕的东西，能讓人如此浅薄和冷血同时还洋洋得意。如果我以后的公司开到国外，我会不会也同样因为追逐利润而变得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只对财富负责？”^（18）这种诘问，其实是对正义伦理发出了强烈吁求。

但这种吁求，还是缺乏纵深的内在思考与应有的叙事张力。对于大多数网络职场小说，它们不是执着于讲述满满的职场焦虑，就是借助简单的二元模式消解困顿，以职场外乡村桃源的建构对抗职场内的病态梦魇。如在《格子间女人》中，偶然与男友沈培的一次乡村农家之旅，令谭斌暂时摆脱了每天挥之不去的无尽焦虑。甚至，小说直接让主人公以逃离现实的方式进行突围。在《争锋——世界顶级外企沉浮录》中，衣云用愤然离职来强烈抗议现实不公；在《无以言退》中，贾文海为了追求职场环境的公正平等，放弃稳定的生活，甘愿前往艰苦的俄罗斯创业；《精变》中的江雁落，面对赵芳的不公待遇，开始思索幸福的内涵并做出了出国留学的决定；在《米娅，快跑》中，苏之所以辞职，是不满QT公司所代表的跨国资本在面对四川大地震时的冷血，对人生意义的思索使米娅意识到升职加薪不能成为对自己的认可，于是做出了辞职的决定。这些小说在表明价值立场的基础上，似乎都未能很好地探讨一种情境：到底有没有可能在经济社会中确立更有意义的生存方式？像《米娅，快跑》中的苏，无疑是一位具有商业才干与热情、梦想建立一个跨国公司的职场精英，但她还是迷惑于若能建立这么一个公司，到底会和QT有什么不同？因而，辞职也许是她唯一的出路。这种“入则羁绊难保身，出则隐无可隐”的矛盾，无疑隐现了作者的围城心态。

建构职场正义伦理的无力感，使一些小说常常从人物的二元设置模式入手，刻意彰显创作主体的道德姿态。在《输赢》的“序”中，作者以老人和狗路过地狱与天堂的隐喻，表达了对善与正义等价值观的认同。小说结局似乎也在竭力表明这一点。处于内有排挤、外有劲敌双重困境中的周锐，最后凭借出色的销售能力与协作精神，赢得了经信银行的大单；而靠金钱贿赂与暗箱操作的骆伽，最终难逃法网，落得车毁人亡的下场。作者以此告诫人们，正义终将成功，狡诈卑鄙或许能胜一时，但绝不会长久。以这样的方式彰显作家的道德姿态，诚然可见作者的主观努力。然而，由于创作主体的正义立场不是内置于事件、细节、情节本身所能容纳的意义结构，而只是依靠故事情节发展来呼应。这也导致了很多小说内部常常出现悖谬性的价值立场，即小说在细节或事件的内部，实质上仍然突出成王败寇、弱肉强食的丛林观念。如很多小说就借人物之口频频说道：“这是竞争的世界，弱肉强食的赢家世界，根本不存在公平。”^（19）“弱者的自言自语总是难以被人听到，不是声音不够大，而是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则，兜兜转转总为强者存在”“只知道你可以不斗，在职场中也能生存，但注定了永远是别人的垫脚石”。^（20）

这种小说细节中所承载的内在价值观念，与作家在叙事表层所传达出来的道德箴言不断背离，也使创作主体的道德姿态和正义伦理变得颇为可疑。这种尴尬正如《对决》中所言：“在我们急切追逐赢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有的是勇气，有的是谋略——中国人从来都不缺少这些——但我们却极少提到道德、良心、价值观和底线。”但叙事者同时又说：“但我们无可奈何地发现，很多赢家之所以赢，并不是因为他们更正直、更勤奋、更聪明、更讲游戏规则，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更凶狠、更麻木、更狡诈、更不择手段。”^（21）在《圈子圈套》中，洪钧最后赢得项目，恰恰依赖于范宇宙对俞威的报复。如果没有范宇宙对俞威的算计，狡诈的俞威更有胜算。因此，作为正义代表的洪钧，他的胜利同样是建立在阴谋之上。小说既设定了人性之善终将击败人性之恶的先验逻辑，又让善良的洪钧最终依靠诡计才得以胜出，这无疑表明了作者立场的可疑。在《输赢》中，主人公周锐最后赢得项目，若非下属方威逼利用刘丰儿子女友赵颖的卑鄙操作，取得刘丰受贿的证据，项目落入竞争对手则毫无悬念。这种情节的戏剧性转折，同样依赖不正当手段。甚至，小说还对人物的义利纠结表达了善解人意的体恤。《圈子圈套3》的结尾处，洪钧去医院探望昔日朋友、现在的宿敌俞威。俞威对洪钧说：“人这一辈子就像是在跨栏，我碰巧就是横在你面前的一个栏架，你是迫不得已才把我踢倒，要是换了我没准还要踢倒了再踩一脚。其实谁也不是有意和谁为敌，没办法，谁都想跑到别人前头，路太窄，难免磕磕碰碰。”^（22）这种言辞，其实也表明作家对现代职场谋术的无奈认同。尽管作家在故事表层竭力强调商业竞争中的道德作用，但这种强调在具体的人物行动中，却显得极其无力，也折射了作者的价值悖谬。因此，网络职场小说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其实是处于可疑状态。一方面，作家秉持积极善良的道德愿望与善恶有报的伦理观念，肯定道德力量高于一切；另一方面，作家又让笔下的人物迷恋于设陷阱与下圈套，突出阴谋、阳谋等畸形智慧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张扬成王败寇的逻辑。

与此同时，我们还不难发现，号称“职场指南”“商战圣经”的网络职场小说，其所提炼的职场成功术，并不能为读者提供真正的成功秘诀。各类号称通向成功之路的生存技巧也并非促成人物升职加薪的关键因素。小说中人物的成功升职更多依赖于机缘巧合。由此，小说叙事功能的指向与故事情节的内在逻辑之间同样存在着内在悖谬。在《米娅，快跑》中，苏不仅工作能力超强，又高度敬业。她在被派到农村做三个月的销售培训时，体现了超强的意志力与行动控制力，但升职最快的却是米娅。米娅的人生哲学只是混，她不仅靠混，顺利入职最难考上的外企QT，而且频获升职良机。她成功的关键是幸运地遇到了Leon、Helen、大象等为下属考虑的好老板，而不是像苏那样被上司处处压制。在《杜拉拉升职记》中，当拉拉意识到该为自己争取些什么，却屡遭上司李斯特的推脱，如果不是上司的上司何好德自上而下施压李斯特，拉拉的升职恐怕遥遥无期。

这种偶然性因素，常常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也使一些网络职场小说中的人物，总是依靠生硬的逆转才得以顺利通往成功之路。如在《网络英雄传：艾尔斯巨岩之约》中，郭天宇第一次创业失败后心灰意冷，山穷水尽之际前往澳洲散心，却在达尔文城中因交通意外偶遇了美国创投界的传奇人物蒂姆·霍顿，获其青睐，得其传授诸多新移动应用的经验，受到启发即刻满血复活重整旗鼓。回国第二次创业又因机缘巧获郭海峰、项海潮两位神人相助。每次遇到危机，无论是应对方法还是资金支持，这两位商界前辈都是他坚强的后盾。若平民出身的郭天宇无缘与这三位导师相遇，成功显然并不可能。在《永不言弃》中，当简祯在工作中茫然无措时，却偶遇了神秘男子Tim，而且这位神秘男子总是能够有办法帮她走出困局。因而，情节设置中的巧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物能否成功，却并不能为读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功带来必然。

网络职场小说最大的意义在于为人们提供了释放焦虑的情感通道。作者更为隐秘的动机并不是激励或启发读者如何获得成功，而仍是无视现实逻辑，以谋术与知识为元素构造拟像现实，以各种成功的幻象满足读者日常被压抑的欲望。也就是说，所谓的职场叙事缔造出来的各种“成功”，只是一个个文化消费意义上的“神话”符号。

〔本文系2018浙江省教育厅国内访问学者教学专业发展项目“中国网络现实主义小说研究”结题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新媒介文艺研究”（18ZDA282）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鲁雪莉，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鲁迅研究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丹丹）

注释：

（1）（2）崔曼莉：《浮沉》，第66、27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胡震生：《做单》，第207页，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

（4）王逢振编：《詹姆逊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第8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洪治纲：《偏见之辞》，第5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

（6）刘再复：《〈三国演义〉批判——权谋、权术与人性》，《书屋》2010年第6期。

（7）许寿裳：《回忆鲁迅》，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第48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美〕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第83页，关信平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