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馨遥

图/本刊记者 方迎忠

2023年，《巴金：激流一百年》出版，是林贤治继写作《人间鲁迅》《漂泊者萧红》《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等传记之后，又一次将目光投注于波云诡谲的大时代，寻觅知识分子的精神踪迹，与历史缠斗，不止不休。林贤治说自己多少有点“历史癖”，他的关心不仅在于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质，更要将他们还原到社会历史的语境，从时代气氛、社会事件、人世浮沉中牵引出诸多线索，进而以心灵接近心灵，写人亦是写史。

1986年，林贤治出版了《人间鲁迅》的第一部，一个鲜活的、作为“人之子”的鲁迅从层叠的史料与诗意的语言中复活。1980年代初，王富仁等学者提出“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林贤治写作的精神质地与之相似，成为转型之际激荡思想现场中独特的一脉。对于林贤治而言，鲁迅是其度过艰难岁月的幽微火烛，阅读鲁迅的经验早已镌刻在他的情感、思辨与生命之中，因此流泻于笔端的文字也饱含情思与洞察。在鲁迅代表的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延长线上，萧红、胡风、巴金等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吸引林贤治持续地回到史海潜心钩沉，他将散落的记忆连缀，让凝固的历史书写再度流动起来。

林贤治1948年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市的乡村，父亲开私塾、行医，注重对他的教育。1981年，林贤治被借调到花城出版社，任《花城》杂志编辑。现在他已退休，被花城出版社返聘继续从事编辑工作。尽管早已离乡寓居广州多年，他的精神归依却始终在故园。然而，他不愿将乡土浪漫化，也拒绝田园诗情调的审美化表达。他的故园意味着生命经验中难以抹除的苦难记忆，也是他始终关怀的女人、孩童和老人，他们的声音难以固着为文字，边缘群体的记忆终将在时间的疾行中流散。林贤治是捕捉记忆、为记忆赋形的人，他写母亲的故事、姊妹的故事，也作为编辑、出版人，编辑口述史、纪实性写作等，保存受难者的记忆，一以贯之地“以记忆对抗遗忘”，看见历史夹缝中的人。

与林贤治交谈，时时会感到他给人以尊重和照顾，他性情幽默，常伴笑声。谈及老友们因年岁增长而身体衰弱、疾病缠身，是他少有流露出伤感的时刻。林贤治历经了时代的几度变迁，创作力依旧不减。他还保持着凌晨4时睡觉的习惯，因为“夜晚太好”，好时光总要留给读书和写作。我们从《巴金：激流一百年》开始谈论他对历史的关怀与理解。

《巴金：激流一百年》，其中“激流”一词，源于巴金“激流三部曲”。这里使用有两层意思：一指变革的时代；近100年间，确是鲁迅说的那种可生可死、方死方生的“大时代”。二、巴金活了101岁，一生从生活到思想，尤其后者，经历了载沉载浮的激烈变迁。

安那其主义思想确实缠绕了巴金一生。你使用“缠绕”二字，非常准确。安那其主义在五四时代属于主流思想，巴金总说他是“五四的儿子”，一生不曾放弃，而在内心里默守。安那其主义有不同的派别，在巴金那里，主要是反对国家主义、集权主义，反对政党政治而提倡劳工团结互助、自主自治的社会运动。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包含了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的民粹主义成分，代表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理想。巴金从青年时起，就立志做一个社会活动家、革命家，而不是作家。而结果呢，他做成了作家，这是有违初衷的。他不甘心于理想的幻灭，晚年努力地往回走；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实际上他已经回不去了。

巴金无疑具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不过，他学习外语并不在于语言本身，这与他的世界主义观念大有关系。尤其是世界语，它就是无政府主义的通用语言。在巴金的同代人中，有许多人学习世界语，几成一代风气。由此可以看出，那代人少有精致的个人主义者、犬儒主义者，而普遍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激进的、献身社会而一往无前的状态。

翻译对巴金思想的形成，直到语言风格的创造，都有直接的影响。巴金正如鲁迅说的那样，读外国书多，读“中国书”少，所以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那种引经据典、扭扭捏捏的习气，士大夫气、才子气，各种“毒气和鬼气”，在他的作品中是最少的，行文特别明朗、干净、流丽。

中国人对“家”的皈依，一是因为中国是古老的、封闭的小农社会，由来缺乏自由的政治、经济贸易活动和社交活动，家是最紧密的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二，中国是传统宗法社会，重视血缘关系，国家政权也为皇帝个人及其家族所掌控，家国同构，即所谓“家天下”，影响深远。三是儒家文化浸淫的结果。儒教为父权制提供根据，崇尚权威，上下有序，驯顺忍从。五四首倡“个性解放”，一度颠覆了这套伦理秩序，但很快便随着集权制度的重建而修复了。巴金对于家庭的叛逆与回归，在那代人中并非罕见的现象； 只是从决绝到包容，前后反差之大，显得更“典型”而已。

1982年，林贤治在深圳 图/受访者提供

关于一个作家的创作，我确信个人气质是第一位的，所处的生活环境及其生存状态是第二位的，然后才说到文学本身，观念、方法、形式风格等等。巴金是一个天生喜欢做梦的热情的人，年轻时还相当任性，崇尚自由，向往革命和英雄主义，所以写出前期如《灭亡》及“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等系列作品。后来改变了主题风格，写出《第四病室》《憩园》《寒夜》等，一是进入中年写作，生命能量的弱化，个人生活的改变，心态相应地起了变化，此外，跟时代环境的剧变也很有关系。总之，关注点或兴奋点或痛点明显出现了位移。很难设想巴金的小说创作在未来有怎样的拓展，我们只需看待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平庸的、粗陋的中篇小说《三同志》，居然前后写了十几年！可以想见，他的创作才能已经完全被毁坏，根本谈不上什么小说艺术了。

在上世纪30年代，巴金无疑是左倾的、激进的。他同“左联”中的一批青年作家一样，都是不满现实，反抗黑暗统治的，不同则在于组织观念和思想观念方面。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巴金不曾加入任何党团组织，自然不会听从来自组织的指令，没有“遵命文学”。此外，他不赞成政治革命，而是鼓吹社会革命，强调反抗的群体性、自发性、民主性。当时，他是强烈反对照搬苏联的一套，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而这些，恰好构成“左联”作家从思想、组织直到创作的基本原则。

传记这东西，本来有多种写法。一般的传记，都是传主一生生活的实录，相当于年谱的放大，少有探究人物的内心活动。我是重视巴金的精神世界的。选择性地交代他的人际关系，各种活动，前前后后，都在力图表现他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变化。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活在精神里面，所谓“生活在别处”。

我从来不认为传记，包括历史著作是纯客观的，没有主观意识的介入。我非常讨厌所谓“价值中立”的说法。早在确定一个传记的写作框架之前，作者的主观意图及认识，就相当于卫星定位系统一般，已经作为一种导向而先期存在了。

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鲁迅是一个异数。自以白话文运动为标志的“文学革命”诞生之日始，鲁迅就代表了一个新的传统：自由的、批判的、平民主义的文学传统。传统的概念远大于流派，它首先是精神性、方向性的，吸纳了历史文化的深层因素，形成某个特定的谱系。在鲁迅的文学传统中，同一谱系的有胡风、萧红、萧军、王实味、路翎、七月派诗人群；像丁玲、艾青、巴金，基本上也可以算在里面。这些作家秉承了鲁迅的精神，作品中确有一脉相通之处；他们的命运，一生的升降浮沉，足以影响一代文学的品质。在这中间，也可观测时代的迁流，窥见历史的复杂、奇诡，以至残酷的另一面。

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过，传记是最好的历史。显然，他是从史料、史实方面说的。好的传记，应当是有历史感的传记；除了翔实丰富的史料，要有史识，有文采，有判断力和表现力。如果说传记一定要“青睐”传主，那么，传主的文化含量在这里就显得很重要。我多少有点历史癖，所写的传记，如鲁迅、王实味、巴金等，除了文学，与社会历史有较密切的关系。我总觉得，把传记困在个人那里没太多意思。

认真说起来，我不是学者，不是搞硏究的。对于鲁迅传的写作，开始全出于情感上的需要。这种要求，别人很难体会。当我前后两次陷入精神危机的时候，是鲁迅的精神人格及其思想的感召力拯救了我。我曾在《一个人的爱与死》的序言中交代过：在个人阅读史上，多出一个鲁迅或少一个鲁迅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当进入《人间鲁迅》的写作之后，才发觉需要大量的知识资源的援助。鲁迅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逼迫我阅读了许多相关的书籍，即便如此，也难究其博大精深于万一。

对于鲁迅，与专家学者的研究相比，倘说有不同处，大约是我不曾把他当成研究对象，而是一个“人”，一个敬爱的师长，如此而已。对于“学界”，我没有兴趣作更多的了解，只是觉得，对鲁迅作学术性的分解是危险的。如果对鲁迅的思想人格没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恐怕研究越是“精深化”、细化，距离鲁迅则越远。

我不能回答青年应该如何阅读鲁迅。其实鲁迅早就说过，青年不需要什么“鸟导师”。我以为，只要有一定的人生经验，特别是有尝过一点苦头的经验，把文字弄通、背景弄通，读进去就可以了。要相信鲁迅作品自身的魅力。

如果從社会身份、从职责来说，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讲话的角色，所谓“社会的喉舌”。所以，讲真话，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考验，甚至可以说是艰难的考验、痛苦的考验。就此点来说，古今中外莫不皆然。

是的。我近年对知识分子问题比较关注，大约因为阅读的、日常接触的也多是知识分子的缘故吧。不过，对于社会改造，知识分子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群体。单论知识分子问题本身，便涉及众多学科，有太多角度、众多面向，对它的探究不可能被“固化”。关于这个群体，我写过多本传记、评论和随笔，不但不觉得资源匮乏，相反触及的问题太多，有被包围之感。有许多命题、题目，都在等待自己去做、去发掘。由于我的写作多受情感和欲望所支配，有可能转身又写别的东西去了，写什么很难说，事先并没有严整的规划。

1990年代末，林贤治在西北大戈壁。图/受访者提供

我是一个乡下人，骨子里土气的东西很难被置换掉。我承认，故乡是我的精神之根。重要的，不是因为它可以为我提供写作的素材和语言，而是给了我一种皈依底层的爱，对于生为弱者的同情心，一种原始的正义感，平等意识，一种平民品性。我深知城市文化和“上流社会”的异化力量的强大，只好尽力保持警惕和抵抗。

诗的精微同基本人性有关，从写作的角度说，它会自然形成一种风格的底色，当然这也多少同有意识的语言训练有关。我喜欢散文随笔的率性与随意，容量比诗大，在写作上可以获得更大的自由。我还曾写过几篇长篇评论，海涅、赫尔岑、马克思、爱伦堡、威尔逊等人的政论、回忆录、文论，都是我喜欢的散文风格。

小说的虚构和想象力极具诱惑力，很想尝试，写着看吧。

1992年，林贤治与邵燕祥、蓝翎先生同登泰山。图/受访者提供

我算不上女权主义者，但深知作为女性，和老人和孩子一样同为弱者，尤其在农村。我描写她们，是因为在生活和阅读中随时接触到，她们悲剧性的命运使我难以忘怀。我的母亲和几个姐姐，都是底层的劳动者，默默辛劳一生。每当想起她们，总是如嚼黄连一般，感受到其中的苦味。

魏时煜是我敬重的电影工作者，由于她执导王实味和萧军的片子，特意到广州访问，我们便有了几次较无拘束的交谈。我的写作，可以说是封闭式的。我和外面的人极少接触，特别是活跃在“文坛”上的人、“学界”的人，几乎完全隔绝。

日复一日的阅读和写作，从旁人看来，确实有点苦行僧的味道。然而对我来说，早已成为习惯。这种生活好在是自己选择的，由自己剥夺自己的闲暇和娱乐。不过，想到在农村的艰难岁月，在动荡年代全家被批斗的日子，倘能继续如此安静而不受打扰地工作，已是极其幸运的了。

记忆即历史。失去切实的记忆，则历史没有了依据。历史是由无数个体的个人历史构成的，是个人记忆构成了集体记忆。假若没有个人历史做基础，集体的宏大叙事便十分可疑。由于个人记忆，包括口述实录等提供了事实性，历史呈现出的面貌才是有血有肉、真实可靠的。历史不同于历史教材，历史是客观存在，有它的稳定性；而历史书是开放的、多元的，可以而且应当不断地加以修正和重构，以期更趋近于历史本身。因此，记忆极其重要。鲁迅多次指出中国人善忘，强调反抗遗忘的重要。你说到知识分子的“精神使命”，问题太大，一言难以尽说。但以记忆对抗遗忘，为社会档案充当忠实的书记员，我想，至少可以算得是其中的一项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