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爱军

如果把财务报表比作上市公司的“脸”，那么“素颜”就是上市公司真实的财务情况与表现，财务舞弊就是“整容”，甚至是整体“换脸”。

再爆财务舞弊案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A股上市公司接连爆出财务舞弊案。

近日，厦门证监局官网发布行政处罚决定书（〔2023〕1、2、3号）以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35号）。经查明，罗普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普特”，688619.SH）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20年12月，罗普特就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贵州省都匀市、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等地3个项目与客户签订3份供货协议，合同金额合计24176万元。2021年，罗普特及全资子公司罗普特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就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6个项目以及贵州省都匀市项目与客户签订3份供货协议，合同金额合计14873万元。2020年、2021年，罗普特以发货经客户验收时点为标准，对前述项目进行了收入确认。事实上，相关商品的控制权在罗普特确认收入时并未转移至客户。同时，除按照供货协议约定交付相关商品外，罗普特还须提供项目方案设计、组织项目施工、设备安装调试等配套服务。

2020年、2021年，罗普特通过提前确认上述项目收入，虚增2020年营业收入21395万元，占当期披露金额的34.65%；虚增2020年利润总额14612万元，占当期披露金额的81.21%；虚增2021年营业收入11173万元，占当期披露金额的15.42%；虚增2021年利润总额2075万元，占当期披露金额的20.41%；虚减2022年利润总额7310万元，占当期披露金额绝对值的30.84%。2023年6月20日，罗普特发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按照公司“社会安全系统解决方案销售”模式，即以项目最终客户验收报告时点为收入确认时点标准，对上述项目相关定期财务报表数据进行了更正。

罗普特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的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的行为。根据相关规定，厦门证监局决定对罗普特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400万元罚款；对高管陈延行、江文涛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0万元罚款；对余丽梅等当事人给予警告并处以数额不等的罚款。据统计，厦门证监局对罗普特及9名当事人合计处以1600万元罚款。

罗普特案并不是孤例。近年来，财务造假案并不鲜见，如在今年8月份，冠农股份收到新疆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据披露，冠农股份在2021年财报及2022年半年报中虚增营收共计逾20亿元。2022年12月，现已退市的*ST凯乐被曝连续5年累计虚增收入超过500亿元，数额之大在A股历史上都很罕见。

识别财务舞弊有诀窍

对于投资者而言，如何识别财务舞弊，成为投资者必须做好的功课。

为了帮助投资者识别财务舞弊，深交所投教中心总结了几种方法，投资者可以参照这些技巧，来进行识别。

深交所投教中心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如果把财务报表比作上市公司的“脸”，那么“素颜”就是上市公司真实的财务情况与表现，财务舞弊就是“整容”，甚至是整体“换脸”。

“整容”式财务舞弊通常表现为会计处理错误，比如提前确认收入，滞后确认费用，错误利用与商誉减值、应收账款等资产减值相关的会计估计以规避减值损失等。这些局部“整容”往往基于真实交易，通常不需要牵涉上市公司不同部门人员，隐蔽性相对较高。

“换脸”式财务舞弊则是一种伪造经济业务活动的“无中生有”式的舞弊，比如虚构不存在的交易、夸大交易规模等。“换脸”通常是系统性的舞弊，需要调动上市公司内部较多资源，并涉及企业不同部门一起参与，以掩盖舞弊的蛛丝马迹。前面提到的几起舞弊案，均属于这种方式。

怎样提升对财务舞弊的识别能力呢？深交所投教中心建议，可以关注上市公司的股东，尤其是重要股东的持股情况，识别其是否具有短期变现的需求；对于满足财务指标的舞弊，虽然相对更隐蔽，但也可以通过了解上市公司定期报告、财务报表及附注中与外部债务相关信息、主要管理人员薪酬变化与业绩变化的相关性等方面加以分析识别。

深交所投教中心特别指出，“换脸”式财务舞弊是一种恶劣且短期难以察觉的财务舞弊方式。这类财务报表经常表现为以下3种情况：

首先是近几年的财务业绩变化大大超出同行业公司的表现，将财务报表与业务数据进行关联分析时会发现大量的“优异”表现。例如将产量与工人数量作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人均产量大大超出同业水平；将收入除以销量，可以发现单价大大超过正常水平。

其次是每年的业绩均以一个稳定的比例上升，或者周期性地“业绩回暖”，或者每3年“扭虧为盈”一次等。

最后是在一些负面外部环境（例如政策变化、技术迭代等因素影响）下，企业业绩不降反升等。

而对于“换脸”式财务舞弊，其目标一般是具体的财务指标，所以通常表现为业绩变脸快，周期相对较短，属于“打一枪换个地方”。要识别这种套路，投资者可以通过观察企业前几年的业绩表现，包括管理层、治理层、外部审计师变动等因素来考量企业是否存在习惯性滥用会计处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