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伟

美国国防工业基础（Defense Industrial Base，DIB）主要由承担研发、设计、生产、维护军事武器主系统、分系统和部组件的企业组成，包括系统集成商、服务提供商，以及实验室和高等院校等科研机构。近年来，美国政府“举全国之力”将建设健壮、安全、弹性、敏捷的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大国竞争”优先事项。为此，我国应加强战略谋划，把握战略主动，加大关键“卡脖子”技术攻关、持续完善供应链风险识别机制，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防工业基础能力和水平。

一、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发展现状

（一）从所有制方面看，私营企业成为国防工业基础的主体

据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美国军力指数2021》报告，美国防工业基础包括10 万余家规模各异的经营主体。其中，私有部门主要涉及武器分系统、零部件、原材料等生产研制，是国防工业基础的主体部分，占国防部科研任务的70%以上，生产任务90%以上。国有部门分为国有国营型（GOGO）和国有私营型（GOCO），主要涉及造船厂、军火库、维修厂和弹药厂，目前国有国营型军火商仅有10 余家，国有私营型也只有60 余家。

（二）从结构层次看，发展形成大中小企业三层金字塔结构

经过多轮企业并购，目前美国形成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门、雷神、通用动力和BAE 系统等六巨头为顶级主承包商与集成商，中型企业、小型企业三个层次为基础的国防工业结构。其中，少数大公司作为主要承包商和集成商，负责重要武器系统的研制生产；大量中型企业主要分系统承包商，向国防部提供技术和服务支持；海量小型企业作为创新技术研发主体，专注于特定的国防领域，承担零部件或原材料的生产研制。

（三）从部门领域看，构建覆盖“9-7-10”领域的产业格局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经过两次重大调整，分别以1993 年《国防转轨战略》和2003 年《国防工业基础转型路线图》的发布为标志，逐步“打破按传统领域划分国防工业基础的做法”，形成“基于能力的国防工业基础”的战略目标。2017 年以来，面向大国竞争，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已经形成了覆盖航空核生化辐射、地面系统、导弹与弹药、核弹头、雷达与电子战等9 大传统部门；材料、电子、机床、软件工程等7大交叉部门；生物技术、高超声速、微电子、机器学习、人工智能、量子定向能等10 大新兴领域的基本格局。

二、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存在问题

（一）要素层面：劳动力供给短缺，STEM 人才储备不足

过去10 年里，美国国防领域劳动力整体流失严重。在软件工程方面，未来十年时间中，预计美国计算机行业的职位空缺将超过100 万，工程师的职位空缺预计将超过50 万；在造船业和导弹设计制造行业，受薪酬、地理位置等因素影响，无法留住关键技能人才。此外，美国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STEM）人才储备不足，美国已不再是全球拥有最多STEM 毕业生的国家，人才储备跟不上发展需求。

（二）企业层面：国防供应商减少，企业竞争程度不断下降

过去30 年里，美国主要武器系统类别的供应商数量大幅下降：战术导弹供应商从13 家减少至3 家，固定翼飞机供应商从8 家减少至3 家，卫星供应商从8 家减少至4 家。美国防部越来越多地依靠少数承包商来提供关键防御能力。同时，美国许多中小型企业也退出了国防领域，过去近10 年里，国防承包商从2010 年6 万多家，下降到2020 年4 万多家；国防工业基础总体竞争率从最高2014 年时的58.3%下降到2020 年的50.1%，在重大武器系统、专业设备、零部件等方面竞争率（竞争率等于竞争性合同金额（两个或两个以上承包商））除以总的合同金额）只有15%～40%。

（三）产业层面：供应链有中断风险，部分行业对我国依赖较大

据美国防部报告，美所需近30% 含能材料、近80%半导体材料来自海外。其中，在关键零部件和含能材料方面对我国依赖较大，且供应链层级越低我国供应商占比越大。根据美国企业Govini 报告，2010-2019 年间，美国防工业供应链的中国供应商增加到655 家，涨幅高达420%，远超美国本土供应商97%的增长幅度，从供应商层级看，我国尚未涉足美国防部一级承包商，但在二到五级承包商的占比由5%上升到9%；从涉及领域看，中国承包商在电子通讯设备和专用化学品领域占比分别为20%和17%，在重要多元化学品、电子通讯设备等其他九个国防关键行业领域占比均超过10%。

三、近年来美国强化国防工业基础的建设举措

（一）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力度，不断完善人才使用制度

高技术科技人才是国防工业基础维持高水平的重要保证。近年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一是建立现代化制造和工程人才队伍研发基地。国防部投资的8 家新型研究机构已与1200 余家相关公司、高校和政府机构建立合作，吸引了波音、福特等公司，共同培养高水平人才。二是举办大型赛事汇集高层次人才。美国防部整合地方政府、制造业企业力量，开发“工业技能劳动力开发生态系统模型”，组织开展技能大赛等，吸引高技术人才进入国防领域。三是针对国防特定技能进行专职培训。美国防部直接招募学生和成人进行核心技能培训，并提供国防制造业就业机会。

（二）完善小企业参与国防建设渠道，发挥小企业创新作用

近年来，美国出台《小企业战略》等政策举措强化小企业作用。一是完善国防采办制度。推动国防采办制度现代化，促使小企业在新兴技术领域开展业务。二是聚焦新兴领域加大投资计划。通过国防采购挑战计划（DACP）、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STTR）等项目，促进小企业参与分包项目的竞争。三是创新合作合作方式。美国防部通过合作协议、其他交易协议等创新工具，吸引更多小企业进入国防市场。四是推动信息交流。通过与行业协会加大交流频率、建立统一的沟通交流机制等帮助中小企业获取更多的国防部合同信息。

（三）完善产业基础薄弱环节，巩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近年来，美国政府主要采取如下做法：一是加强对国防工业基础评估。美国防部对所有潜在影响的海外交易、出口管制、并购、市场分布进行评估。二是完善国防关键产业链薄弱环节。推动铸件和锻件、导弹和弹药、能源存储和电池、战略和关键材料以及微电子等产业优先发展，不断增强国防工业供应链弹性。三是加强盟国合作。联合盟国制定有效的进出口政策以保障国家安全，强化国防工业基础。四是综合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信息系统对供应链关键节点进行优先级监控，实时提供供应链管理决策所需的数据，识别供应链趋势和漏洞。

（四）加大关键领域产业投资，重建国防工业基础

近年来，美国提出“21 世纪国防工业战略”，提出从微电子领域开始，重建国防工业基础和美国及其盟国的供应链。二是通过强化军民两用技术，大力扶持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精密计算机和半导体、先进机械化和设备等产业。三是持续推进高超声速导弹工业基地建设。成立“高超声速作战办公室”，加快制定高超声速工业基地路线图，支持洛马、诺格等大型承包商建设固定资产设施，为高超声速导弹发展提供支持。

四、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一）建立健全国防工业基础评估体系

美国自1994 年起，每年均对国防工业基础能力展开评估。然而，我国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的重点产业基础能力分级分类动态评估机制，对于国防工业基础能力掌握尚不充分。因此，我国应在建立常态化供应链安全审查机制的基础上，开展分级分类动态评估，组织有针对性的漏洞排查，识别武器装备关键产品供应链安全风险，不断加强国防工业供应链风险评估和预警。

（二）发挥小企业在国防科技创新的作用

美国高度重视小企业在国防科技创新中的作用。然而，一直以来，我国更多强调企业“军与民”的融合，较少重视企业“大与小”的融合，小企业仅限于制造“零配件”和发挥“大协作”作用。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小企业具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体制灵活、勇于创新，能够为我国军工体系提供有效补充。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推动“专精特新”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多方力量参与国防重大项目，高质量服务国防工业能力建设。

（三）创新国防工业基础投资工具

美国充分利用投资项目维持和扩大国防制造和工业能力，近年来不断加大小企业创新技术转移项目（SBIR/STTR）、快速创新基金（RIF）、可信资本等项目力度，用以支持国防工业基础资源分配和维持完善。然而，我国军工行业壁垒较高，自我封闭性强，内部配套率大，小企业参军困难复杂。因此，我国应完善国防项目投资工具，创新国防项目合作方式和支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