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春丽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统筹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要提高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自觉性、科学性和实效性，必须追问、梳理、挖掘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

一、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理论逻辑

（一）军队是完全受经济状况支配的

恩格斯在理直气壮地批判杜林错误观点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杜林先生认为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经济状况支配的”[1]。在恩格斯的视域下，作为政治暴力的军队，要将自己的意志变为现实，必须具备特定的物质组织构成，囊括物和人两种因素，“物”主要是指军队的武器装备、科学技术、交通状况等；“人”主要是指应召入伍的居民的质和量。物和人这两种要素决定军队的编制、编成、战术、战略、力量和士气等作战方式和作战状态，从而决定作战胜负的最终走向。而物和人这两种要素都决定于物质的经济的条件。一是武器装备的生产是以整个社会生产为基础。作为政治暴力，军队的作战以及胜利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社会生产为基础。二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武器装备的更新会引起军队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进而影响战争的结局，而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依赖于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进步是以科学的发展为前提的，而科学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三是交通工具的改善依赖于经济条件。恩格斯指出军队后方和战区的交通工具的改善不是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有赖于技术的革新和财力的支撑，而这两者无疑都依赖于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状况。四是应召入伍的居民数量和质量取决于经济状况。恩格斯指出特定的军队能否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赢得足够的应征入伍的居民数量，关键在于军队所关涉和代表利益主体的广泛度，军队关涉和代表的利益主体越广泛，越能赢得广泛居民积极应征入伍。同时，应征入伍的居民的主观能动性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应征入伍的士兵的勇敢、机智和创造力能否最大限度的发挥，关键在于应征入伍士兵的利益被代表和被实现的程度。

（二）军队朝两个方向反作用于经济状况

恩格斯批判杜林把军队政治暴力看成是原罪，看成是绝对的坏事，而主张辩证地朝两个方向去看待军队政治暴力对于经济状况的反作用。一方面，革命的军队加速经济发展。当军队政治暴力“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加快速度”[1]。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当军队政治暴力奋起反对腐朽的、僵化的国家政权时，其是为先进阶级利益而战斗，其是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扫清政治上的暴力障碍；其二，当军队政治暴力坚决抵制落后腐朽的旧政权的复辟时，其是为巩固新生政权而战斗，其是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政治上的暴力保障；其三，当军队政治暴力先于社会经济领域采取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新的交往形式而切实达到了提升军队战斗力的目标时，其提升战斗力的有效做法可为社会经济领域生产力的提升提供有益借鉴。另一方面，落后的军队阻碍经济的发展。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先进生产力的萌芽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总是利用自己的军队政治暴力去打压、报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甚至企图直接出面粗暴干扰、阻扰、摧毁新的先进生产力发展。落后军队政治暴力违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去发生作用，虽然可能暂时减缓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但是根本无法消除先进生产力的存在，而落后的政治暴力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

二、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历史逻辑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民兼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将党的奋斗目标与这一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有机结合的同时，注意兼顾好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关系。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背景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革命的性质，而革命的性质又决定了中国革命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社会制度，这决定了其采取以军队建设为主，同时又兼顾生产建设的模式，“因此也就明白，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2]。为了引导、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支援前线，以及更好地实现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等资源由民转军，毛泽东同志一方面要求军队不能为了打仗而打仗，而要将依靠、动员、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来抓，特别是要用其来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劳动权益和土地权益；另一方面又呼吁军队在不妨碍作战及警戒前提下主动担负起一部分生产建设任务，减轻人民群众在战争期间的负担，潜移默化中巩固军民团结。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民两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在生产上要注重军民两用，要求“两大建设”应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而随之调整其工作的重心。具体而言，在抗美援朝和三线建设时期提出了经济建设应服务于国家军事战略方针和总体战略，以逐步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而在其他阶段，则更加侧重于经济建设方面，明确了国防建设应以经济建设为前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着民穷财尽、百业待举的艰巨任务，毛泽东同志要求军队在扎实完成各项军事斗争的前提下主动投入到不同部门和领域的经济社会事业中以不断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同时在此阶段，毛泽东同志要求国防工业应积极贯彻落实“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方针，为实现军民两用指明了所应采取的途径和方法，同时还指出“在生产上要注意军民两用，注意学会军用和民用的两套生产技术，要有两套设备，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有事，就可把民用生产转化为军用生产”[3]。20 世纪60 年代前中期，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骤然紧张，为了更好应对再次的战争威胁，毛泽东同志作出加强三线建设和军工建设的战略部署，大量的人员和物资被用于支持三线建设和军工建设，我国随即进入以军为主的民转军阶段。概言之，无论是要求军队成为一支国防军，还是成为一支生产军，皆是军民两用理念贯彻执行的具体表现。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军民结合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已不复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流，邓小平同志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促进“两大建设”的良性互动，尤其强调军队建设应服务于经济建设，“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4]。为保证和促进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的顺利实现，邓小平同志要求对国防工业系统的生产要素进行和平开发，积极为整个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江泽民同志坚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两头兼顾、协调建设”的方针，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军队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体谅国家的困难，国防费也要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年有所增加”[5]。苏东剧变后，江泽民同志在对国际局势进行全面观察、深入思考的基础上，作出相当长的时期内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国际条件是可以实现的，强调必须抓住这一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并此过程中坚持国防建设服务经济建设的寓军于民路径。进入21 世纪后，以高技术为先导的世界军事变革加快发展，我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同时国防建设应然要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而逐步加强。据此，江泽民同志提出“军民结合、大力协同、自主创新”的方针，同时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优势民用资源扩展到军工产业。后来胡锦涛同志又进一步深化了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认识，明确提出将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全过程，实现民用资源和国防资源的相互溢流、相互促进，“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6]。

三、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实践逻辑

（一）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实践诉求

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经济和军队辩证关系理论为基础，循着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军队辩证发展所指引的方向，结合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处理“两大建设”关系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战略思想，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军队辩证关系理论的开拓创新，也是对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总体安全需要的实践应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军事变革不断深入，各主要国家开始纷纷摒弃原先的“军民分立”的发展模式，社会生产力和军队战斗力的耦合度日益紧密。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正处于关键历史时期，一方面涵括传统的军事安全以及传统的经济安全在内的总体国家安全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军队的“三化”建设水平虽不断提升，但是同我国的国际地位、国家建设的重点、人民群众的要求仍存在不相契合的方面。面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挑战，主要是西方大国的各种压力，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加快现代化建设。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国家经济实力和军队战斗力的关联性和耦合度进一步增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本质上并非是你争我夺的零和博弈，需要坚决破除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彼此之间的壁垒和藩篱，二者既不能厚此薄彼，亦不能各谋发展，而应当努力实现两者在资源转化上的双向互动，努力实现一种合作双方共赢，努力实现投入与收益的最佳结合，努力实现“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7]。

（二）构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军民结合格局的实践追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推向新的高度，提出构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格局。全要素的军地统筹是指其实现人员、物资、信息等资源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形成跨军民、跨领域、跨区域的机制和模式。多领域的军地统筹是指其不仅涉及科研生产、人才培育、后勤保障等传统领域，而且应该向云计算、大数据、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行业领域延伸和拓展。高效益的军地统筹是指其依循经济效益和军事效益并举的总体要求以达成有限资源在军民之间的高质量、低消耗、高效益的发展模式。为了更好统筹“两大建设”，应“加快形成军民融合发展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推动重点领域军地统筹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8]。建立健全军地统筹规划、建设需求衔接、保障资源共享、建设成果共用等运行机制；加快构建全面规范、激励创新、军地统筹的政策制度体系。军民双方要全面深化改革，尤其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打攻坚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是一项整体性的事业，“强化大局意识，军地双方要树立一盘棋思想”[9]，凝聚军地统筹发展合力。对各地区各部门实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战略环境进行分析，并研判这些环境的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过程中，军民双方还应善于运用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通过立、改、废、释等措施有序完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相融合的法治保障体系，确保其真正做到前后衔接、左右联动、上下配套、系统集成。

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军队辩证关系这一一般原理的科学阐发，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统筹“两大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同志站在维护国家总体安全观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打造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推进、休戚与共的新格局。为达成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综合效益最大化、最优化，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党在理念上树立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统筹意识，在实践中建立健全助力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统筹发展的组织管理、工作运行、政策制度三个体系，推动“两大建设”在重点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