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婷 杨建崇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共中央的努力下，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展开。1939 年1 月16 日，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等为南方局常委。南方局长期工作于国民党统治区，在反顽斗争中做出巨大贡献。

一、粉碎顽固派在南方地区的反共图谋

1939 年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倒退势头日益增长。为维护国共联合抗战大局，南方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以政治宣传为主，军事为辅，积极地开展反顽斗争。

（一）妥善处理平江惨案

1939 年6 月，国民党杨森部袭击新四军驻平江加义通讯处，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平江惨案”。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兼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中共湘鄂赣组织部长罗梓铭、曾金声、吴渊等惨遭杀害。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叶剑英致函电蒋介石以及制造摩擦的地方军事长官陈诚，提出严正抗议与交涉。国民党当局却态度敷衍，拖延应对。7 月1 日，中共南方局常委、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红岩嘴先后致电国民党当局何应钦、白崇禧，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即查此案。为揭开惨案真相，争取进步势力的同情与支持，维系抗战大局，南方局于8 月13 日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与会的新闻媒体界、民主党派人士、社会团体达1000 余人。叶剑英义正辞严地指出：“平江残酷的事件，所根据的口实只是一种狼要吃羊的借口，用来掩饰那些破坏抗战的顽固分子实行反共的狠毒企图的”。南方局常委董必武在《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遇害烈士启事》中痛斥顽固派：“敌挟其雷霞万钧之势，正欲亡我国，灭我种。我国人同心合力，御侮救亡，犹恐不济，今竞置外盗于不顾，手足无情，自相鱼肉。”该启事详细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四川地方实力派川东盐务管理局重庆分局以挽联“古今同慨六月飞雪，曲直表明九泉饮泣”致哀；著名作家张恨水在挽联中写道：“抗战无惭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陷于被动。

（二）叶剑英舌战群儒

国民党在华北、华南地区挑起的反共摩擦接连受挫，但蒋介石积极反共的行动并没有停止。1940 年3 月，国民党召开军以上作战单位参谋长会议，八路军参谋长、南方局常委叶剑英参会。议期间，蒋介石训示道：“有人公然不听军令，划地称王，拥兵自重，游而不击，摩擦不断”。在蒋的授意下，各战区参谋长纷纷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天水行营参谋处处长盛文污蔑称，冀察战区没有完成作战任务，是因为十八集团军屡次袭击鹿钟麟、石友三等部，给日军以“扫荡”的机会。面对顽固派的污蔑，叶剑英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击。他指出，敌后抗战是战略的需要，八路军在缺衣少粮、装备简陋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全面抗战两年半以来，八路军进行了大小2689 次战斗，歼敌8 万余人，八路军也付出阵亡1.9 万余人，负伤4 万人的巨大牺牲，有力地驳斥了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使国民党污蔑、攻击共产党的行动有所收敛，维护了国共联合抗日大局。

二、妥善处理皖南事变

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地区一方面制造军事摩擦，妄图武力消灭新四军；另一方面，企图通过谈判来迫使新四军、八路军撤至黄河以北地区，限制抗日进步力量的发展。1940 年10 月初，顽军将领韩德勤率军进攻苏北地区的新四军。南方局获悉后，立即致电项英，建议新四军积极准备应战。10 月4 日至6 日，新四军在黄桥歼灭韩德勤部队1.1 万人，顽固派在苏北反共受挫。

顽固派在苏北发动的反共军事行动受挫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污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要求将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10 万人，并将抗战以来的历次摩擦归咎于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1941 年1 月6 日，皖南事变爆发。奉命北撤的9 千余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军队7 个师8 万余人的进攻。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1 月17 日，蒋介石诬蔑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周恩来得知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消息后，立即致电何应钦提出严正抗议。随后，周恩来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联，新华日报社连夜刊印，天亮发往全城，使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

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制定了“政治进攻，军事防守，组织严密，工作分散”的方针。1 月19 日，南方局印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传单，并广泛散发。次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谈话，并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这份传单和“谈话”在澄清皖南事变真相，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倒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庆龄、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发出抗议，谴责蒋介石反共倒退、违背民心；国民党内部张治中、王世杰等也纷纷对蒋介石反共行为表示不满；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美国总统特使居里等均向国民政府进行抗议与谴责，顽固派在国内外政治上陷于孤立。

1941 年2 月，中共在民主党派的建议下，以“答复十二条善后办法”的公函为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条件。从2月19 日至26 日，国民党谈判代表以公函、电话、面谈方式威逼利诱，要求周恩来撤回“十二条善后办法”的公函。周恩来义正言辞的表示：“在新四军问题发生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不断，我们确无让步可能”。中共参政员能否参会的问题已经成为当时国内外人士瞩目的焦点，加上英美对蒋介石“不要与中共全面决裂”的要求，蒋在3 月6 日的会议演说中保证“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明确表示停止反共。3月14 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作出缓和两党气氛的姿态，表示让步谋求妥协。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完全打退。

三、制止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 年3 月，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表。该书伪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顽固派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将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和八路军诬蔑为“新式军阀”，将抗日根据地丑化为“封建割据”，为顽固派反共作舆论准备。

1943 年5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公开宣布《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共产国际正式解散。顽固派利用这一时机，再次发动反共高潮。蒋介石令胡宗南抽调第一军和第九十军进攻囊形地带。7 月4 日，朱德总司令致电胡宗南称：“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随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质问国民党》一文，指出，国民党胡宗南部两个军用于包围陕甘宁，一个军对付日寇。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退行为，准备进攻陕甘宁地区的图谋被公之于众。

董必武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下，领导南方局开展反顽斗争。首先，南方局利用各种社交关系，在公开场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谴责顽固派准备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其次，利用《新华日报》《群众》等进步期刊，批判国民党的积极反共的恶行；最后，将共产党抗议顽固派反共的电文、顽固派密谋内战的电文以及顽固派迫害抗日民主力量的材料编印成小册子或传单向国内外散发。在南方局的努力下，英美苏等国大使“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内战，否则各国援助即将停止”。在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顽固派声称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第三次反共高潮宣布破产。

四、结语

南方局长期斗争在以重庆为中心的白区，是党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红色堡垒。南方局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团结和领导人民群众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南方局的反顽斗争工作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发展，加速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通过反顽斗争，团结了进步力量，不仅保存了党在西南地区的组织和力量，为全国解放时期第二条战线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