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崇顺

刘锡鸿是晚清第一批出使英伦的外交官，其亲眼见到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但仍然顽固地保留着自身的传统保守思想。认真审视刘锡鸿其人及其思想，可以看出他并非完全的守旧派，在出使英、德后其思想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转变。刘锡鸿是在晚清这个特殊时期所形成的一个特殊个体。对刘锡鸿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让我们进一步认识晚清士大夫阶层在面对西方器物、文化的冲击时思想上所产生的变化，不能将其简单地作为传统的守旧派进行批判。

一、出使前的“经世”思想

刘锡鸿出生于广东的一个贫苦家庭，从小接受的就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 年）考中举人。初入宦海的刘锡鸿作为幕僚跟随张敬修、毛昶熙、郭嵩焘等人镇压农民起义治理匪患。可以说这段镇压农民起义的经历对其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此期间他与郭嵩焘也产生了一定的友谊。

长期与下层社会接触的工作实践，使刘锡鸿看见了晚清吏治的腐败、人心的堕落。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志气日渐低微，缘饰务工，而筋骨日以柔滑，营私则唯恐不及，作事则听其浮沉，彼其心固以为乞恩免咎自有术在，无劳过认真也”[1]。深入基层的经历使刘锡鸿对养民问题十分关注。刘锡鸿对于解决晚清种种腐败现象的方法基本上可以说是儒家传统“克己复礼”观念的具体表现。他十分怀念“康乾盛世”时的吏治、民生，十分坚决地想要“复祖宗旧制”。刘锡鸿保持着传统士大夫重农抑商的思想，他主张大力扶持“农、圃、渔、樵、蚕桑、织牧及百工”这些生财的产业，抑制商业活动这些耗财的产业。对于学习西方技艺的问题，出使前的刘锡鸿无疑是反对的。在购买西方军械的问题上，刘锡鸿认为这是“以我所短攻彼所长”“我购其船炮，而船炮之愈出愈巧者倏又驾乎我今所购之上，将何以处之”[1]。虽然刘锡鸿对于西方军械持有一种抵制的态度，但与晚清其他士大夫不同的是，他并没有以一种“祖宗之法万不可变”的理由去抵制西方的轮船器械，而是分析了科技更新的现实情况而得出的结论，虽然这一分析如今看来并不顺应时代的潮流，但也可看出刘锡鸿的思想与晚清的士大夫还是有所不同的。

二、出使后思想的转变与保守

由于“马嘉理事件”清政府外交的失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清政府钦派“奉有中国朝廷惋惜滇案玺书”的大臣前往英国道歉。最终清政府决定派出郭嵩焘使团出使英国。在当时，出使外国被士大夫阶层看作是十分耻辱的一件事，即使开明如郭嵩焘在出使前面对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口诛笔伐也萌生退意。

但彼时的刘锡鸿却自告奋勇加入留英使团。对于刘锡鸿出使英国的目的，目前的主流观点是刘锡鸿是被李鸿藻派去英国监视郭嵩焘的，但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似乎并不成立。彼时郭嵩焘与李鸿藻及刘锡鸿的关系还并没有破裂，基于“治匪”时期的友谊，在京时郭嵩焘也与刘锡鸿多次会面、外出游玩，且当时李鸿藻在军机处遭到奕䜣、文祥等人的排挤，似乎并没有能力安插刘锡鸿进入留英使团，并且在光绪二年八月十五日，总署上“保奏吴嘉善、刘锡鸿堪备使才片”中显示刘锡鸿是由毛昶熙保举进入使团的，并且郭嵩焘本人也推荐过刘锡鸿。刘锡鸿出使英国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仕途的考虑。

在出国之初时刘锡鸿是怀着一种“以夏变夷”的思想的，但在到达英国以后，现代的文明、发达的科技、君民相宜的政体无不冲击着他传统的夷夏观念。在到达英国之初，英国民众对于清朝使团的欢迎就让刘锡鸿得出了“英人知礼仪”的判断。在到达英国之后，刘锡鸿多次参观了英国的监狱、养老院、孤儿院以及学校等。在接触了英国的文明社会之后，刘锡鸿承认了自己原有观点的错误，发出了对英国“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的感慨。

在英国刘锡鸿对工商贸易也做了更深入的了解。他经常到工厂、银行、制造币局等地参观，他对于机器所产生的强大的生产力以及英国由此而来的富强由衷地赞叹。但对于商业贸易刘锡鸿认为英国出口商品是敛他国之财，而地大物博的中国发展商业贸易，不外乎“以彼一省之货易此一省之财”，财富在各省份进行流通，在国家层面财富并没有增加。所以他坚决反对在中国大行商贸。刘锡鸿也是惊叹于英国的税收之巨，对于英国只征进口税不征出口税他也是比较赞赏的。他认为英国的选官制度中国古已有之，他将其比作汉之三老制、明之里老制，又一次显现出了其“克己复礼”的思想，他认为清政府需要恢复传统的三老制、里老制，以此来恢复淳朴的民风。可以看出西方现代社会的种种刺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刘锡鸿的传统思想，反而被他的儒家哲学吸收融合，变为了自身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刘锡鸿还有着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难得的进步的思想。首先是对于领事裁判权的认识。当时国人还没有认识到领事裁判权对中国司法的损害。光绪三年五月十一日，英国绅士到驻英使馆拜会，谈到治外法权的问题，指出“英人至各国均归当地官员约束，惟中国与土耳其则否。此原西洋创见之举，甚不利于地方。”郭嵩焘回答道“惟刑法与西洋不同，流徙笞杖，恐非洋人所堪，故听领事自理耳”。与郭嵩焘的态度相反，刘锡鸿认为外人来华必须受中国法律管辖，他说：“倘照理藩院刑法，参酌变通，以圈禁代流徙，以罚款代笞杖，定为专利，以治外国寄居商民，亦未尝不可”[2]。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是十分罕见十分进步的。并且刘锡鸿在英期间还密切关注国际动态，特别是大清邻国日本的发展。日本在英制造的兵船下水，刘锡鸿仔细观察并向总署报告，提醒清政府要注意日本动向。刘锡鸿还密切关注土耳其战局，并且得到了“国家的外交都是由本身的利益驱使的”这一结论，所以在外交行动中不可以过分依赖他国。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无疑是十分进步且稀少的存在。刘锡鸿在出国前是主张防御战的，他十分重视对炮台和兵工厂的参观。刘锡鸿多次参观英、德炮台的形制，认真学习炮战的战法。

在出使英国的这一时期，刘锡鸿的思想处在一种变与不变的相互融合的复杂状态，一方面他坚持着天朝上国的固执的尊严，但另一方面他也打破对西方蛮夷固有偏见，发出了“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的感慨，甚至建议在采买军舰的过程中为防止官员贪腐应该委派外国人去代替清政府购买军舰。这使他不同于晚清传统士大夫，但他保守的传统儒家思想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三、归国后的固执

在留英期间，刘锡鸿与郭嵩焘的关系恶化，在李鸿章的力主之下，清政府改任刘锡鸿为驻德公使，之后不久与郭嵩焘同时解任，回京供职。

刘锡鸿将自己在英德期间考察炮台的情况写成《访求筑造炮台模式折》上奏，之后又上奏了《铸造炮台未尽事宜书》，引起了清廷高层的重视。但在积贫积弱的晚清，他的主张自然无法得到实现。刘锡鸿最后一次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便是在之后的光绪六年关于修筑铁路的争论。

作为一个从小接受儒家教育的人，刘锡鸿看待一切问题都是儒家式的，这也使得他难以跳脱出儒家封建思想的桎梏。比如在修建铁路的问题上他仍然担心铁路会破坏原有的阶级制度。内政清明，人心安定就是他心中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指标。至于机器、铁路等等机巧技艺都是这一些的附属。

总之刘锡鸿的思想是复杂的。早期在基层工作的经历对他的影响，贯穿了刘锡鸿思想变化过程的始终。不同于传统守旧士大夫的冥顽，认为只要关起门来将圣贤书读透，那么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刘锡鸿是务实的，亲眼见到过民生疾苦的刘锡鸿对于民生吏治有着独到的见解，可以说他对于吏治民生的诸多想法放在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是没有错的。但刘锡鸿所面对的时代，面对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了。在刘锡鸿访英的两年后(1877 年) ，《天演论》的作者严复才踏上了去英国学习的道路。可以说彼时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刘锡鸿面对西方的器物、文化，不亚于茹毛饮血的原始人第一次见到火种那样震撼。刘锡鸿是传统士大夫面对陌生世界的一次尝试。刘锡鸿勇于突破传统的夷夏观念，但传统的儒家思想早已禁锢了他的世界观，他对西方政体颇具溢美之词，但他并不认为西方的政体优于中国，也从来没想过否定清政府的统治。对他来说，这样的念头在他的脑海中存在一刻都是错误的。他的思想徘徊于守旧与变革之间，以儒家的视角审视这个全新的世界。刘锡鸿是时代的矛盾，时代的进步与落后体现在他一个人身上。他不像郭嵩焘那样可以张开怀抱迎接西方文明，但也不像守旧派士大夫那样冥顽。他的思想更多的是出于现实考量，变而不化。他只能用头脑中的旧思想来认识这个新奇的世界，并思考这样能否为积贫积弱的故国做些什么。刘锡鸿晚年刻了一枚“儒侠”的印章以彰其志。但最终他也如那些士大夫一样，在迷惘与挣扎中成为了历史的一片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