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菁，林冰姚，陈秋渝，田 琪

引言

在我国自然环境复杂，民族多样的西南山地地区，分布着大量的传统村落。根据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据统计，我国西南四省一市传统村落数量高达2177 个，占全国总数的26%。其中又以云贵高原、黔东南、渝东南这三个地区传统村落密度最为集中（图1）。这些地区的传统村落不仅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文化景观，而且充分反映了山地地区自然环境与民族历史文化双重作用下人地关系演进的多样性与复杂性[1，2]。为完整保护集中连片的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探索传统村落保护长效机制，自2017 年起财政部、住建部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实行传统村落连片保护和适度开发”的要求，开启了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地区由单一聚落转向聚落集群的保护发展实践[3]17。2022 年，渝东南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被列为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面对传统村落“串点连线成片”的整体性保护要求，如何深入把握区域性的传统村落景观形成机制，厘清传统村落景观集群模式与空间结构关系是传统村落区域化保护与差异化利用的重要基础。

图1 我国西南地区六批中国传统村落数量与核密度分布

而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以及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推进，关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研究逐渐从单个聚落内部空间研究拓展到聚落景观的保护研究上。传统村落聚落景观研究主要围绕着景观基因[4]、要素识别[5]、特征区划[6]、影响因素[7]等方面展开。研究视域从单个聚落的景观要素识别逐渐拓展到以景观基因胞[8]、基因链[9]为概念的流域[10]、区域[11]等不同尺度传统聚落景观代谢、遗传、变异[12]等特性的探讨，研究方法也逐渐与GIS[13]、GeoDesign[14]等空间分析方法相结合。相较之下，对正在开展的集中连片地区传统村落整体性保护与利用策略的研究相对薄弱，已有研究多是针对传统聚落景观影响因素、景观价值和特征生成的机制探究[15-17]，部分学者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最小阻力模型[18]以及MST 聚类[19]等定量分析方法对区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建议构建传统村落区域网络化联动格局[20]，探索传统村落集群式保护发展模式[21]，以解决单个村落或文化遗产保护动力不足、发展滞后而产生的散点式保护问题。但总体来讲，面向整体性保护策略的应用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22]，亟需基于具体案例区域，通过分析区域传统村落景观生成、特征与发展格局，剖析传统村落景观生成驱动机制及集中连片保护发展引导策略，完善传统村落整体性保护发展研究体系。

因此，为探究渝东南传统村落景观集群特征，构建基于景观集群的集中连片保护策略，研究通过历史地理文献梳理渝东南传统村落景观形成过程中区域性的自然环境、制度政策、交通与技术发展的阶段性影响，通过对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与景观要素的关联性分析，探讨传统村落景观集群的集聚性、关联性、特质性和系统性。并在构建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式保护利用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以聚落景观为点、流域单元为线，文化集群为面的“点-线-面”的景观集群构建以及分区分级差异化发展的区域协同保护利用策略。以期以传统村落最为集中地区、以多民族混居为代表的渝东南地区为代表，总结出具有实践应用价值的区域性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式保护发展经验与模式，为我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及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1 渝东南传统村落景观生成的阶段性影响机制

本研究所探讨的渝东南地区是指位于武陵山区西北边缘的重庆市一区四县地区，即包括黔江区、石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图2）。通过对该地区历史地理文献分析和前五批共73 个中国传统村落田野调查发现，渝东南地区因其所承担的巴楚之间交通廊道与枢纽地位，以及临近重庆府治政治中心的辐射作用，使得该地区的传统村落呈现出土家族、汉族、苗族文化交融的山地聚落景观。在其景观生成的历史过程中，宋熙宁五年（1072）朝廷打通沅水流域以及清雍正十二年（1734）、乾隆二十六年（1761）对该地区土司的“改土归流”是影响到渝东南地区开发治理的关键历史节点。因此，下文以宋代中期和清初改土归流为两个分界线，对渝东南地区传统村落景观生成的阶段性影响机制（图3）分析如下。

图2 研究区区位和范围

图3 渝东南地区传统村落景观形成的阶段性影响机制

1.1 自然因素主导下的溪峒部落景观形成（宋代中期以前）

在宋代中期大举开拓武陵山区之前，渝东南地区本土的人类定居主要是集中在高低大小不等的中山丘陵与河谷平坝地区。现今发现的渝东南及其周边地区的聚落考古遗址主要包括洞穴遗址、地面聚落遗址和干栏聚落遗址三类，且都与溪河有密切的关联1）。在唐宋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无论是秦末巴人流入鄂湘黔渝交界的五溪地区，巴人五子“各为一溪之长”2）的记载，还是武陵山区“九溪十八峒，一峒一部落”的历史地理描述，都显示出该地区峡谷型山地间散布的沿河平坝地貌，以及临水靠山的渔猎资源为该地区原始聚落的形成提供了相对适宜且封闭的沿水聚居环境，而山谷间的纵横水系也就成为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溪峒部落景观形成的重要线索。

1.2 交通发展与制度影响下的民族族群景观形成（宋代中期至改土归流之前）

随着北宋熙宁年间（1072 年）中央王朝为打通洞庭湖到广西的通道，在渝东南所处的武陵山区开路屯边，遂形成以乌江水道、沅水水道为核心的军事交通驿道[23]50-56（图4-1、4-2），并在驿道上置军屯田，设立军事管辖卫所。由此，依托水陆交通发展与军事屯田及移民垦荒制度的实施，大量汉族移民迁入沿江河谷地带，农业的繁荣使得沿河浅丘地区耕地规模不断扩大（图4-4、4-5）。另一方面，在覆盖石柱、酉阳、秀山大部分区域的土司区内，封建领主经济以及刀耕火种的小规模农业生产，使其较屯田区农业经济更为落后，主要以楠木开采和土军随征军饷为主要财富积累的途径[23]125-128。因此，在“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下，土司、州县与卫所以及散布的苗疆形成了地理单元上的族群区隔，即汉族聚落位于卫所区、屯田区、商贸区，土家族聚落位于土司区的溪河两岸与浅丘地带，苗族聚落位于后山上、“溪里面”等半高山地区的民族族群景观。

图4 渝东南地区交通发展与农业发展的历史过程

1.3 文化交融影响下的山地立体聚落景观形成（改土归流后）

而在清初“改土归流”制度实施下，清政府对明代开凿的山间驿道进一步整修，形成以水路为轴，以陆路为网的交通网络体系。并以酉阳州龚滩、龙潭为区域商业中心、以石柱、黔江为次中心的商业地理结构逐步成熟（图4-3），在商业道路沿线形成的场镇商贸景观得到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募民垦荒”政策下，清初期的人口大量涌入渝东南地区，迁入的移民或当地的土家后代逐渐向山坡要地，呈现出居民点从河谷到中山的全面覆盖的山地立体农耕聚落景观（图4-6）。

2 渝东南地区传统村落景观集群特征与保护利用框架构建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该地区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山地立体传统村落景观集群不是偶然或随机形成的，而是在自然、交通、技术、制度、文化等一系列影响因素作用下对山地峡谷地带人居空间要素进行空间组织的结果[24]，并随时间演化在渝东南范围内形成要素关联密切、职能相互支撑的传统村落集群。基于已有学者对传统乡村聚落集群模式的支撑属性的划定，下文将从集聚性、关联性、特质性三个属性[3]19，对渝东南传统村落景观集群特征进行分析，并基于景观生成的系统性机制划定其景观集群单元[25]。

2.1 以支流水系为核心的集聚性特征

集聚性是传统村落景观演变过程中的表现特征，即通过人口与生产等社会关系的集聚而形成了空间属性的集聚，也是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与集群式保护与发展的前提条件。通过对渝东南范围内73 个样本村落进行最邻近指数与核密度分析发现，整体上该地区传统村落分布疏密有致，存在多个聚集核心，“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其集聚核心位于支流流域内小范围边际地区，主要聚集在酉阳东西两侧酉水河流域和阿蓬江流域，以及秀山梅江河流域，并呈现圆斑块聚集（图5）。

图5 渝东南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核密度分析图

2.2 以古道交通为线索的关联性特征

关联性是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形成的重要因素。从上文的影响机制分析可以看出，水陆交通与文化认同是维系渝东南传统村落景观集群的稳定与发展的重要线索，也是未来集群式保护与发展中对象划定的重要依据。因此，通过将样本村落及其内部人文景观要素的空间分布与自然水系以及县志中梳理的古道线路进行空间分布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会馆、码头、集市等商贸职能景观与碉楼、寨墙等防御职能景观主要分布在邻近古道线路的村落（图6-1）；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文化核心要素如祠堂、摆手堂等也与历史古道线路关系密切（图6-2）。

图6 渝东南传统村落中人文景观要素空间分布图

2.3 以历史职能与民族文化为价值的特质性特征

特质性是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内各景观要素呈现差异化、似而不同的价值认知，也是村落景观保护与利用的资源和竞争力。通过将样本村落空间分布与海拔高度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村落职能在海拔高度上呈现垂直分异的特征（图7、8），峡谷地区以水陆商贸和圩田、坝田结合的农业为主要职能，低海拔山地以陆路商贸和梯田、坝田、冲田结合的农业为主要职能，中海拔山地以陆路商贸与冲田、梯田结合的农业为主要职能。因此，结合渝东南传统村落中的典型文化景观要素类型的差异，将渝东南传统村落景观划分为五种景观类型：山地农业景观、古道商贸景观、军事防御景观、移民宗族景观和民族特色景观（表1）。

表1 渝东南传统村落景观类型特征一览表

图7 渝东南传统村落中职能要素空间分布

图8 渝东南不同职能村落沿海拔分布

2.4 基于系统性特征的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式保护利用框架

通过集聚性、关联性和特质性三个支撑属性分析可以发现，传统村落景观集群不是简单的聚落总和与空间集合，而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由水系与道路编织而成的传统聚落空间结构关系。它体现了自然、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要素间耦合互动组成的多元复杂的动态系统关系。如何优化已有的空间功能系统的集聚性与关联性，将这些丰富的单体聚落景观类型特征同区域性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地理资源优化重组，形成具有集聚化效应、群体化特征、差异化发展的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式保护利用体系是现阶段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研究结合渝东南传统村落景观生成机制与空间结构特征，辨析地域文化特征，划定景观集群单元，梳理景观集群关键要素，构建渝东南传统村落集群式保护利用体系框架（图9）。

图9 渝东南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式保护空间框架

3 渝东南地区传统村落景观的集群式保护利用体系

3.1 区域尺度：基于文化生态系统的景观集群式保护空间框架

区域性的渝东南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式保护利用不仅需要保护“点状”的传统村落景观特征，更加强调“面”状的山地地形地貌和民族文化基础，以自然水系、历史古道等构成的文化线路，以及以传统村落生态、经济、聚落、宅屋等景观要素构成的村落景观彼此关联所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的区域文化生态系统[26]。该区域文化生态系统是渝东南历史文化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区域性的整体性保护价值远大于单个聚落。

因此，从景观集群的集聚性、关联性和特质性出发，建立由“点-线-面”构成的集群式的传统村落景观保护空间框架。研究综合考虑渝东南传统村落以支流水系为核心的集聚性特征、以古道交通为线索的关联性特征，以及以历史职能与民族文化为价值的特质性特征，将渝东南地区以毛坝盖-广沿盖为界划定为南北两个大的传统村落景观文化区：乌江流域土家族汉族文化区和沅水流域土家族苗族文化区。在两个文化区内部根据“地理区位+主导或交融的文化类型”、以及文化景观分布和富集程度进一步细分为五个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单元区，以进行更具有针对性的保护（图10）。

图10 渝东南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式保护空间框

在此基础上，在区域尺度上需要打破行政界限，对维持景观集群稳定性的基础性要素与关联性要素明确管控措施[27]。比如区域性毛坝盖-广沿盖山地生态基础网络的保护，酉水河、梅江河以及乌江历史水道和驿站线路的文化生态保护，对流域性的传统村落结构和本体的保护等等。

3.2 流域尺度：构建集群单元内的文化线路构建与分级保护策略

流域既是地理单元，又是文化单元。流域单元内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单向维度影响了传统村落生态景观要素生成，人文地理环境则以交通、技术、文化等多元要素流动方式影响了村落聚落景观和建筑景观的生成[28]。上文划定的五个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单元与长江支流龙河、乌江支流阿蓬江和阿依河、以及沅水支流酉水河与梅江河相对应。

因此，研究提出五个支流流域单元的传统村落景观集群的文化线路构建与分级保护策略，将传统村落集中分布的流域单元作为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单元的核心区，构建线性的遗产保护廊道，并根据村落历史职能特征与景观要素类型，划定核心保护村落、重点保护村落与一般保护村落（图11、表2）。首先，在景观集群单元内构建以水系与古道为线索的文化线路。以酉东土家文化主导型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单元中的酉水干流流域核心区为例，遗产廊道的划定依托传统村落最初选址要素——水系，将历史文化资源最为集聚的酉水河干流1.8km 范围以及大江溪等支流的1.2km 范围的缓冲区划定为遗产廊道。

表2 渝东南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单元区划与村落分级保护一览表

其次，在分级保护策略上，对具有渝东南山地民族聚落景观特征的核心保护村落进行全面保护，严格管控其历史资源与周边环境，对村落中的重要历史景观要素进行保护设计，以直观地反映渝东南地区传统村落景观的地域性，并依托核心保护村落形成流域内传统村落景观资源的优势中心极。其次，对重点保护村落中交通古道与军事、商业景观等结构性、关联性景观要素进行重点保护，强化其在流域景观单元中的枢纽地位。而对于一般性的农耕村落以维持其现有风貌为主，依据三区管控要求保护传统村落景观要素的完整。

3.3 聚落尺度：探索差异化发展的利用模式创新

传统村落景观一方面是漫长历史变迁过程中持续演进至今的文化景观遗产，另一方面也是当代乡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现阶段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要求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从单一村落的景观资源利用向传统村落集群资本的升级转型。传统村落集群式利用模式则是从整体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将规划尺度拓展到自然空间体系和城乡协同体系，探求激活文化遗产保护与城乡经济发展相匹配的途径[3]16-20。

以黔江、酉西土家族汉族文化渐染型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单元为例，该地区除了典型的商贸村镇龙潭古镇、龚滩古镇以外，其乌江流域阿蓬江支流的峡谷自然景观、建制悠久的冉氏土司治所、贯穿湘黔的“黔江古道”、河谷山岭间广布的田园和山地村落，共同构成了酉西“古道商贸、土汉杂居”的传统村落景观格局。目前，龙潭、龚滩古镇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其历史村镇整体格局以及其中的很多“点”和“线”传统村落景观资源正在同质化的旅游产业竞争、城乡经济发展落差所破坏。因此，在黔江、酉西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单元内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的产业发展、城镇化、道路交通，景观控制等方面的引导，建立以文化传承功能为核心，将生态保育功能与传统农业精细化转型列为景观集群单元内传统村落发展的优先领域，以保障农业生产功能，为遗产旅游的发展提供支撑与管控的景观集群系统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结合村落的区位条件、传统村落景观类型和社会经济现状，提出以居乡兼业、生态保育和遗产旅游为三种模式（图12），实现差异化发展。

图12 东南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式保护的利用模式

新建村、大坪村等传统村落的发展定位以遗产旅游模式为主，在景观类型上以具有特色的文化景观要素的军事防御景观、移民宗族景观和民族特色景观村落为主，其旅游发展具有较大潜力，就业保障功能相对较为明显，但为了避免偏离文化传承功能的绅士化、舞台化的旅游发展，应当强调遗产阐释、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类型和旅游业的结合。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需要更多的从乡村社区集体层面开展形态，达到遗产与生态旅游发展的目标。

水车坪老街、新城村等传统村落的发展定位以居乡兼业模式为主，其在景观类型上以古道商贸景观村落和精耕农业景观村落为主，依赖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以传统农业资源为基础，以家庭农场、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形式提高农业的相对利润，吸引农村青年劳动力以农业和就近务工组合兼业的方式，实现“就地城镇化”。

凤台村、响水村等传统村落的发展定位以生态保育模式为主，在景观类型上以少数传统农林景观村落为主，因为农业生产力弱，人口空心化严重，基础设施建设难有成效，相反减少单位面积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更符合村落的自然资源环境特点，也有利于提高其生态保育功能。对于此类村落，需要实际的减轻农户的经济压力，可以通过开展生态博物馆项目或自然保护区的方式，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保护乡村生态景观特征和模式。重点是要加强社会基础设施的综合建设，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

结语

随着我国对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工作的推进，区域视角下的传统村落景观整体性、集群式保护的意义逐渐受到重视。2020 年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组织申报2020 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市的通知》（财办建〔2022〕6 号）中就明确了以“推动实现区域传统村落面貌全面改善，同时探索建立传统村落保护改造长效机制，并示范带动其他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整体目标。因此，本研究以传统村落分布最为集中的武陵山区西北边缘的渝东南地区为研究区域，在传统村落景观生成影响机制和景观集群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式保护利用框架，并提出“点-线-面”的区域性景观空间的集群式保护空间和实施策略，是对现有整体性集中连片保护模式的实证性研究。

在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传统村落的区域性、整体性、集群式保护模式和路径的探索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前一阶段以单体聚落保护为主导的保护模式所导致的功能不足、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等问题，将成为国土空间规划尺度上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基于历史地理视角下的传统村落景观类型划分的探索以及针对区域、流域、聚落三个层次的传统村落景观集群式保护利用体系的探索，可为我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地区实现传统村落景观的整体系统性保护和动态协同性发展提供方法支撑，并为其他民族地区传统聚落与民居的区域性、整体性保护提供参照。

图、表来源

图1～3、5～12、表2：作者绘制。

图4:根据参考文献[28]附图4-1、4-2、4-3、4-4、4-5、4-6 改绘。

表1：作者拍摄、绘制。

注释

1）渝东南地区考古发现相对缺乏，而在渝东南所在的武陵山区现已发现的湘西永顺不二门遗址、花垣茶洞遗址和溇水流域刘家河聚落遗址等都与溪河有教委密切的联系。

2）见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江南西道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