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杉，舒 平，汪丽君

引言

截止2020 年，我国老龄化率已达到18.70%，根据中国健康与养老报告数据，2018 年城市社区中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8.54%[1]。心理健康危机正在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其中包括：提高老年人自杀和死亡风险[2]，导致老年人认知功能受损[3]，损害老年人的心理和身体机能[4]，增加患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5]。生理、心理、社会健康既是相对独立的，也是相互制约、影响的整体，由于各类心理或情绪问题，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与躯体功能受损使其活动受限、流动性更低[6]，致使其高度依赖住区建成环境与资源。住区绿地空间1）是城市绿地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易可达、小尺度、日常化、人性化的属性。越来越多交叉学科研究证实，住区绿地空间可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疗愈、支持等促进效应，包括降低压力水平[7，8]、缓解焦虑情绪[9]、提升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10，11]等。因此，在我国城市存量更新与健康老龄化背景下，通过优化既有住区绿地空间品质从而对老年人心理健康进行主动干预可以成为实现积极老龄化的新型应对策略。

相比于客观变量，主观感知的空间特征变量更能反映主体对实际环境的认知感受，如何通过触发正向空间感知继而产生心理健康促进效应研究已经成为热点。既有研究表明，住区的自然程度[12]与社区公园临近度[13]等感知特征可直接缓解老年人心理压力，除此之外，各类城市绿地空间主观感知特征也会通过满足老年人健康行为需求的方式间接产生心理健康促进效应，例如：社会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降低个人面临的压力，从而提升促进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14]，体力活动通过促进机体分泌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从而增加个体积极情绪，缓解老年人的紧张、愤怒、疲劳、抑郁、慌乱等消极情绪。然而既有研究多从中观层面展开并且大多数研究聚焦于“空间感知-心理健康”、“健康行为-心理健康”等局部环节，人本视角下主观感知的住区绿地空间恢复性特征及其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路径、路径效应等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

基于以上，研究以天津市老龄化程度较高的街道内住区绿地空间为调研样本，识别并提取老年人主观感知的住区绿地空间恢复性要素与特征；其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纳入老年人心理恢复效应作为因变量、健康行为强度（包括体力活动强度与社交活动强度）作为中介变量，分析不同维度空间恢复性特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路径与效应；最后，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住区绿地空间优化设计策略，以期为我国住区绿地空间适老健康品质的优化设计提供更为精确、科学的依据。

1 老年人主观感知的住区绿地空间恢复性要素识别与特征提取

1.1 老年人主观感知的住区绿地空间恢复性要素识别

为识别老年人主观感知到哪些住区绿地空间恢复性特征，研究首先选取天津市学府街道照湖里小区、新园村小区、西南一小区，万兴街道三潭东里小区4 个典型住区，分别开展主题为“住区绿地空间适老意见收集”座谈会，座谈会上通过幻灯片投屏出相关问题，引导在场的老年人对其关心的住区绿地空间现状问题、使用需求、喜爱并认为使用后感觉身心舒适的住区绿地空间有哪些特征发表意见，四场座谈会共有56 名老年居民代表参加。为排除笔者一人主观因素干扰，与课题组其他2名成员一同分析座谈会访谈录音，对老年人原始描述所对应的空间恢复性感知特征要素与需求进行提炼，将表达同类意思的词语进行归纳，确定出现频次较高也最能反映出大部分老年人主观需求的17 个主观感知词组，剔除了出现频次较低的，诸如：有景观小品（被提及次数为2）。“离家近”、“有熟悉的朋友”、“气候舒适”、“植物数量多”是被调查的老年人普遍提起的空间恢复性要素（图1）。

图1 高频词组识别

1.2 老年人主观感知的住区绿地空间恢复性特征提取

为从获取的空间恢复性要素描述词组中进一步提取出潜在的共同特征因子，笔者与课题组成员于2019 年8月在天津市河西区天塔街道育贤里小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根据已经识别出的17 个词组，询问老年人是否同意这一项是影响其认为重要空间感知特征，评价尺度采用5 级量表进行评定：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5 个量级，分值依次为：2、1、0、-1、-2。问卷调查实施当场为老年人讲解并帮助其填写，以保证问卷的有效率。最终研究共发放80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65 份，问卷回收率达到81.25%。

提取的分析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目的是将具有相关性的变量进行降维处理，转化为几个综合性指标，主成分分析法常被应用在建筑、环境评价的相关研究中。本研究的主成分分析法在SPSS Statistics 20中进行操作。通过KMO 和Barlett 球形检验之后，选取特征值≥1 的成分，忽略特征值＜1 的成分，将以上17 个反应住区绿地空间恢复性特征最终浓缩成5 个成分组团（图2）。成分因子的命名根据归类下的评价项目特征进行概括：景色优美、微气候舒适、设施易用、熟悉依恋、安全可达五组主观感知的空间恢复性特征。

图2 变量对主成分的贡献度

2 促进路径与效应研究

2.1 假设模型构建与分析方法

2.1.1 假设模型构建

根据环境心理学及相关理论，老年人安全到达住区绿地空间后，空间恢复性特征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温湿度的多元感知觉渠道使其大脑产生对空间的多维感知，这些感知觉可以直接引发老年人的情绪变化或达到缓解心理压力、恢复注意力、舒缓负面情绪的心理健康促进目的，例如：绿色视觉刺激通常生理表现为血压、肌肉张力明显降低和舒展，更容易使人获得压力释放、达到舒缓身心的目的；植物释放含有多种挥发物质的芳香气味来达到唤醒积极情绪、增加愉悦度、提高注意力的目的[15]；老年人的积极情绪感受可以由舒适空间设施触觉带来[16]；过高或过低的气温会给使用者带来负面情绪、压力和疲劳感会显著增加等[17]。

与此同时，经过大脑感觉与认知，若住区绿地空间某些恢复性特征完全满足老年人使用目的、生理舒适要求（安全性、舒适性、满意度等），老年人做出是否继续停留、是否进行健康行为活动（包括体力活动和社交活动）的决定。其中，社交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老年人的孤独感、降低个人面临的压力，从而提升促进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体力活动可以增加老年人大脑海马区和前额叶皮层体积的结构和功能变化，进而改善老年人认知健康的主要机制[18，19]。

最后，短期接触获取的心理健康效应伴随时间累积，能为老年人带来减缓认知功能衰退、降低抑郁症风险、提高主观幸福感的心理健康长期累积促进效应。在上述活动过程中，住区绿地空间一旦吸引老年人，在停留过程中的空间恢复性特征、健康行为均可产生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效应。综上，本研究在提取老年人主观感知的空间恢复性特征基础上，建构起“特征感知-行为发生-心理健康促进”的路径与效应实证研究框架（图3）。

基于此框架，本节研究假设模型参考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常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图4），将提取的空间恢复性特征评价作为指征老年心理健康促进的自变量，体力活动强度与社交活动强度构成的健康行为强度作为中介变量，老年人心理恢复效应作为因变量。箭头方向示意了恢复性特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路径：老年人对某处正在停留并使用的绿地空间景色优美、设施易用感知等恢复性特征评价均会影响其健康行为强度（包含体力活动强度、社交活动强度），健康行为强度进而会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同时，以上恢复性特征评价也会直接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

图4 假设模型

2.1.2 模型分析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是较常见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中介/调节效应分析、交叉滞后分析等多种场景的方法[20]，能够同时探讨研究某个现象产生背后涉及因素的存在合理性以及因素之间的因果作用路径关系，可以较为合理与稳定的对假设模型进行修正，进而得出各个因素或变量之间作用路径强度（标准化路径系数），本研究中的结构方程模型在IBM SPSS Amos 26 中进行操作。

2.1.3 变量设置与测量

模型变量调查内容与测量方式如下：

（1）因变量：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受研究时长限制，本研究聚焦老年人短期接触心理促进效应，选择使用心理恢复量表Restorative Outcome Scale（ROS）来对受测者在使用空间后的注意力恢复、放松和平静、厘清思绪3 个方面进行测量。ROS 量表已被广泛应用在环境领域研究中，并已在中国老年人的相关研究中被使用[11，12]。该量表由6 个题项组成，问卷的调查内容与评分标准见表1。

表1 因变量调查内容与评分标准

（2）自变量：住区绿地空间恢复性特征评价。按照图2提取出的成分特征作为潜变量，每个成分特征包含的感知要素作为观测变量。请正在使用某处空间的老年人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或感受进行恢复性特征主观评价。测量变量评价方法采用5 级评分标准：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5 个量级，分值依次为2、1、0、-1、-2。

（3）中介变量：体力活动强度和社交活动强度。体力活动强度为老年人身处被调查的住区绿地空间中发生的各类活动产生身体代谢当量（Metabolic Equivalent of Energy,MET）与对应持续时间（min）乘积之和，研究参考2011 年上海体育学院刘阳教授团队根据美国学者Barbara Ainsworth 等人发表的《身体活动汇编》修改，适合国人常用的代谢当量指数[21]。对于社交活动强度，如果老年人在被调查的空间参与了某种类型的社会交往活动，则得1 分，如果未参加某类社交活动，则得0 分。四类社交活动分别与持续时间（min）乘积之和为老年人社交活动强度得分。

（4）控制变量：目前开展的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身体活动、家庭支持等四方面开展。基于以上并结合实际问卷调查中被访者对此类问题的接受程度，研究将被访者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居住时长、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状况纳入进行控制。

2.2 数据获取

假设模型中的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均须通过问卷调查获得。2021 年7 月笔者在天津市照湖里小区发放问卷进行预调研，共计回收了12 份有效问卷，基于回答效果对最终问卷进行修正。2021 年8 月、9 月、10 月笔者与课题组其他成员共7 人在天津市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南开区学府街道、南开区万兴街道、河西区天塔街道、和平区新兴街道、河北区春华街道、河东区中山门街道和河北区铁东路街道内共计36 个小区和公园内绿地空间作为调研样本进行正式问卷调查（图5）进行正式的问卷调查。每个调研地点调查2 天，每天调研时间为8:00-11:00，14:00-17:00，对正在独立使用空间的老年人进行随机调查。最后共回收有效问卷352 份。

图5 调研样本的分布5a 南开区学府街道（老龄化率2.13%）5b 南开区万兴街道（老龄化率3.62%）5c 河西区天塔街道（老龄化率2.43%）5d 和平区新兴街道（老龄化率1.62%）5e 河东区中山门街道（老龄化率2.39%）5f 河东区春华街道（老龄化率1.54%）5g 河北区铁东路街道（老龄化率1.64%）

在被调查者中，60-69 岁被调查者占总数的32.39%，70-79 岁年龄段占45.17%，80 岁及以上被访者比例为20.17%；76.42%的老年人认为目前身体健康状况健康。63.92%的被调查者在目前小区居住时长超过3 年；目前有配偶的老年人居多，占48.87%；初中和高中学历的老年人分别为24.15%和50.00%；占总数一半的老年人月收入为2000～4000 元。平均ROS 量表得分33.91，女性比男性得到的心理健康促进效应更高（表2）。

表2 被调查者人口统计信息

2.3 信度与效度分析

通过在SPSS 22.0 和AMOS 23.0 中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后得到：标准化系数为0.929（表3）；对数据进行Bartlett 球形检验和KMO 值分析，结果显示P 值为0.000，通过了Bartlett 球形检验，而KMO 值为0.922，大于0.70，因此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3 问卷信度与KMO、Bartlett 球形检验

误差变异量和标准化因素载荷量可以用来计算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22]。CR ＞0.6说明有较好的一致性。平均方差提取（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可为衡量观测变量解释潜变量的程度，AVE 的临界值为0.5，AVE 越大说明题项对变量的解释程度越高。由表4 可知，本研究前期识别并提取的老年人主观感知空间恢复性特征的CR 与AVE 均在合理值范围内。

表4 效度分析

2.4 模型修正与中介效应检验

经过基于MI（modification indices）修正指数的方法进行调整，最终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较为理想。中介效应检验参考温忠麟（2014）[23]提出的五步分析流程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完全。结果显示，住区绿地空间恢复性特征评价值对健康行为强度的非标准化路径系数P 值均表现出显著性；健康行为活动强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效应的P 值均表现出显著性；住区绿地空间特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效应的P 值均表现出显著性（表5）。以上结果表明健康行为强度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2.5 模型结果分析

2.5.1 不同维度主观感知的空间恢复性特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路径与效应

标准化路径系数表示自变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因变量对应增加的标准差，可用来衡量作用路径的影响效应。在控制个体属性后，“空间恢复性特征→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影响路径的直接效应为0.543。图6（2）显示，“空间恢复性特征→体力活动强度→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影响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314；“空间恢复性特征→社交活动强度→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影响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110。健康行为强度在空间对心理健康促进发挥的中介效应总计0.189，约占总效应（0.791）的53.60%，说明住区绿地空间恢复性特征可以通过触发健康行为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促进作用。

图6 住区绿地空间恢复性特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路径与效应

（1）景色优美特征

景色优美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的总效应值为0.176，影响路径有2 条：“景色优美→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影响路径的直接效应为0.110；“景色优美→体力活动强度→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影响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066。“空间色彩丰富”、“植物数量很多”、“植物种类适宜”、“视线开阔”和“干净卫生”5 个空间感知因子通过检验。其中“植物种类适宜”、“空间色彩丰富”路径标准化系数最大（分别为0.922 与0.800），反映出营造出色彩丰富、植物种类多样的空间对老年人体力活动强度、心理健康影响作用最大，表明老年人更偏爱这一类型空间，符合老年人心理特征（图7）。

图7 修正后最终模型潜变量间标准化路径系数示意图

（2）微气候舒适特征

微气候舒适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的总效应值为0.485，影响路径有2 条：“微气候舒适→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影响路径的直接效应为0.433；“微气候舒适→体力活动强度→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影响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052。这一实证结果表明，住区绿地空间可以通过提供舒适温湿度等相关生理体验直接、间接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在观测变量中，“温度感觉舒适”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效应最大（图7）。这一结果证实了Elsadek 等人（2019）[9]与Chen 等人（2019）[17]研究结论，即舒适的微气候环境可以直接对老年人情绪、注意力短期恢复产生积极影响。同时本研究还论证了在夏季和秋季，微气候舒适也可以通过促进老年人在某一空间中的体力活动强度，进而刺激多巴胺等神经递质的分泌，间接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

（3）设施易用特征

住区绿地空间的设施易用特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的总效应值为0.138，影响路径有2 条：“设施易用→社交活动强度→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影响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040；“设施易用→体力活动强度→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影响路径的间接效应为0.098。休憩座椅充足的促进效应最大（0.852），表明休憩座椅在住区绿地空间中扮演重要角色，除了休息，老年人唱歌、下棋、演奏乐器、聊天等体力、社交行为均围绕座椅发生，因此，增加住区绿地空间内休憩座椅的数量更有利于促进老年人健康行为活动的发生，进一步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图7）。

（4）熟悉依恋特征

熟悉依恋特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的总效应值为0.070，影响路径有1 条：“熟悉依恋→社交活动强度→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有熟悉的朋友”标准化路径系数最大（0.842），固定的社交、熟悉的人群与空间氛围更吸引老年人交往活动；“场地依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795，这反映了空间中可以承载记忆与传统文化的元素可以增强老年人对住区的认同感，达到增加使用频率的目的，进而产生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效应（图7）。

（5）安全可达特征

空间的安全可达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的总效应值为0.098，影响路径有1 条：“安全可达→体力活动强度→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相比于“离家近”，“出行无障碍”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作用更大。这一结果反映出老年人对从家到空间中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行走、使用无障碍，因此应做到涵盖外出全过程的通用设计（图7）。

2.5.2 不同维度健康行为强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促进路径与效应

健康行为强度在空间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发挥的中介效应总计0.189，约占总效应（0.791）的53.60%，说明具有恢复性特征的住区绿地空间通过引导健康行为发生进而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图7）。

（1）体力活动强度的影响路径与中介效应

体力活动强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的中介效应为0.314（图7）。潜变量中，景色优美（0.244）、微气候舒适（0.195）、设施易用（0.365）、安全可达（0.364）均可通过促进老年人单次体力活动代谢当量与持续时长进而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其中设施易用特征与安全可达特征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大，说明老年人进行体力活动时需要良好的服务环境、各类设施（锻炼、休憩、娱乐）和畅通可达空间的支持。

（2）社交活动强度的影响路径与中介效应

社交活动强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的中介效应为0.110（图7）。其在设施易用特征与熟悉依恋特征促进作用路径中发挥了重要中介效应。这一结果表明：数量充足、形式集约复合的各类空间设施与易于识别的空间标识、具有历史感的旧物件给老年使用者带来熟悉、依恋的空间体验，通过促进老年人社会交往和归属感的形成进而产生心理恢复等效应。

3 结论与讨论

3.1 研究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1）景色优美、设施易用、安全可达、微气候舒适与熟悉依恋是老年人在使用住区绿地空间时主要感知和关注的恢复性特征，在控制受测者个体属性前提下，景色优美和微气候舒适特征可以直接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微气候舒适特征的总效应值最大，这与袁青等（2022）[24]在寒冷气候背景下对住区绿地空间行为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研究结论相同，说明应优先考虑老年人个体对气候冷热感知差异和需求，通过创造良好舒适的空间微气候环境，提升住区绿地空间的接触时长从而提高心理健康促进效应；（2）健康行为强度在住区绿地空间恢复性特征的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路径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其中景色优美特征、微气候舒适特征、设施易用特征与安全可达特征通过影响体力活动强度间接正向作用于老年人心理健康，设施易用特征与熟悉依恋特征通过影响社交活动强度间接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3）体力活动强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的中介效应强于社交活动强度，这可能是因为文化娱乐型、生活型社交活动同时伴随体力活动发生，如健身、舞蹈发生身体代谢的过程也是老年人邻里之间聊天的机会。

综上，在住区绿地空间适老健康品质优化提升中应从老年人实际感知视角出发，关注住区绿地空间恢复性特征对老年人各类健康行为活动的影响，从而提升住区绿地空间的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效应。按照各个潜变量的路径总效应，从大到小，分别对住区绿地空间的微气候、自然景观、空间设施、空间布局、氛围营造5 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可以提升住区绿地空间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品质设计建议：

（1）调适利导舒适气候。在优化设计过程中可结合场地空间形状尺度，合理优化配置绿植，在保证绿化覆盖率的同时降低绿地率改善空间内部整体温度、湿度与通风效果从提升微气候舒适性角度积极调和住区绿地空间的老年人心理促进效应。

（2）增效利用自然景观。宜选择本地植栽，适量选取花木及色叶植物，做到疏朗有致、色彩丰富、单群结合，营造出视觉感知丰富的植物空间；控制空间底部、中部、上部的界面围合度，营造类型多样且尺度适宜的开敞活动空间；保持空间干净整洁，避免灰尘、细菌、病毒等过敏原通过空气进入老年人呼吸道。

（3）打造复合易用设施。具体包括：增加各类住区绿地空间中的休憩座椅，并结合绿植对休憩座椅布局与尺度进行复合化、精细化提升，以提高座椅舒适性与可参与性；协调景观与活动场地关系，保证充足的可活动面积；配置布局合理、总量适宜的锻炼设施；在面积较为充裕的住区绿地空间中配置线性步道，塑造畅通连续的绿色动线，达到促进健康活动继而提升环境的恢复性效应。

（4）设置畅通可达的空间布局。首先，从“走出家门”至“到达空间”的实际出行过程做到全程通用设计，通用设计不应局限于空间内部无障碍使用，应结合老年人日常外出活动流线进行系统化考虑，具体包括：帮助老年人顺利下楼、畅通步行通行、可靠空间环境三部分；可尝试“多中心串联式结构”替代“单一中心辐射式结构”，改善老年人对住区绿地空间环境“可达性”的感知，形成多中心、强联通的住区绿地空间结构体系；合理设置住区绿地空间分布距离，根据不同生理状况的老年人出行习惯进行路线规划，形成合理休憩节点，鼓励老年人外出行走，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积极情绪。

（5）营造有归属感的空间氛围。在软性服务层面，加强住区文化娱乐服务组织建设，维持并增强社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在建造技艺层面，可以通过保留部分旧有建筑或旧物等空间记忆点，将地域文化符号抽象至小品雕塑等文化性设施展示或者将传统材质与技艺融入空间细部的方式，这样有利于唤起老年人归属感、强化其社会关系，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在空间设计层面，关注空间围合尺度对老年人不同健康行为、情感互动影响。

3.2 研究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受研究时长、人员设备限制，本研究对于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效应的量化包括注意力恢复、放松和平静、理清思绪的短期效应，亦未考虑老年人在室内公共空间的累积健康行为强度，因此今后可加强纵向研究，积极从老年人时空间活动视角开展老年人与住区绿地空间长期接触累积产生的长期心理恢复效应探索；同时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今后可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促进效应评估指标精确性，可尝试将GPS 和移动可传感新技术相结合的思路，探寻对老年人进行“实时、实地”测量的密集纵向数据收集的科学方法。

致谢：感谢天津市社科界联合会对本研究前期的支持。感谢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姜晟睿、钟成、朱春旭、贾薇在实地调研中对本研究做出的贡献。

图、表来源

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注释

1）考虑到老年人日常出行活动短时耗、小范围的特征，在本研究中，“住区绿地空间”是指：分布在老年人居住地点500m 步行路程范围内、含有植物要素的户外公共空间，具有易可达、小尺度、日常化、人性化的基本属性。既包括社区公园、小游园、各类居住绿地，也包括由居民自发形成、分布在单元楼前与小区门口的非正式活动空间、带状公共绿地、垂直绿化覆盖的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