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瑞 胡玉杰

1（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沈阳 110004）2（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北京 100029）3（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引言

创新是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提升科技投入效能，深化财政科技经费分配使用机制改革，激发创新活力”的战略要求。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也带动了科技研发经费投入的增长，整体创新能力得到了长足的提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关键领域“卡脖子”的问题依然突出。同时，科技创新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投资大、不确定性与风险高的特点，虽长期有助于推动区域GDP 增长，但短期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如仅依靠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会出现“市场失灵”问题，政府理应成为提供科技创新资源的重要主体。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和引导科技创新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而财政分权作为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的一种制度安排，深刻影响着科技创新领域的财政投入水平及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中国于1994年开始进行财税体制改革，经过20 多年的改革实践，基本建立了财政分权体制，使地方政府拥有相对充裕的财政资源来增加财政科技支出。但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支出责任划分上具有模糊性和重叠性，中央政府更倾向于将支出责任下沉到地方，导致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收支缺口，形成了典型的“财政纵向失衡”矛盾。受此影响，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约束下，财政支出行为会出现异化，倾向于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领域，对科技创新、民生类公共服务供给等领域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抑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系统性探讨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对通过优化调整央地财事权关系、完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等措施来缓解财政纵向失衡矛盾，激励地方政府加大财政科技投入，进一步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学术界围绕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研究主要聚焦于财政科技投入及补贴、财政分权对科技创新效率及能力影响方面。（1）财政支持科技创新方面，马海涛等（2019）［2］运用285 个城市的工业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创新效率产生促进作用。孙文明等（2023）［3］研究了财政科技投入对科技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发现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增加能显著促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但具有区域异质性。李永刚（2023）［4］也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认为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具有地域性特征；（2）财政分权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方面，李政和杨思莹（2018）［5］从理论与实证角度系统诠释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总体上会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胡丽娜（2020）［6］基于200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但也有相反的研究结论，顾元媛和沈坤荣（2012）［7］就认为科技创新虽在长期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但周期长且风险性较高，这会使地方政府减少科技创新投入，从而对创新活动与产出产生负向影响。杨志安和邱国庆（2018）［8］也认为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会削弱财政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不利于科技创新效率的改善；（3）目前针对财政纵向失衡与科技创新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于井远和王春元（2021）［9］、刘亮亮和贺俊（2022）［10］探讨性分析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科技创新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他们在科技创新指标选取上都采用了DEA 的方法，将创新作为“黑箱”，这并不能从整体上反映科技创新这一复杂的过程，可能会使研究结论存在些许偏误；（4）还有少数学者对比分析了政府不同竞争模式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卞元超和白俊红（2017）［11］从“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创新而竞争”视角实证分析了其对财政分权与技术创新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为增长而竞争”会对财政科技支出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抑制技术创新的进步，而“为创新而竞争”则会激励政府官员增加科技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程广斌和侯林岐（2021）［12］也发现相比“围绕增长而竞争”的模式，“围绕创新而竞争”的策略行为更能发挥财政分权对区域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刘亮亮（2022）［13］认为“为创新而竞争”会通过激励政府增加财政科技创新支出而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对科技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

纵观现有文献发现，研究大都聚焦于财政科技投入、财政分权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方面，但并未形成共识性的研究结论，且鲜有文献从财政纵向失衡视角系统性诠释其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多重作用机制。同时，在研究指标选取方面，现有研究大多选用单一性指标或采用传统DEA 方法来测度科技创新效率或能力，但这些指标并不能充分反映出科技创新的复杂过程，且传统DEA 方法仅测度静态创新效率，未反映年度间的动态变化，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为此，本文立足于财政纵向失衡的典型事实，将财政纵向失衡与科技创新能力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08～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方法实证检验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探讨性分析了政府不同竞争模式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这对明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事权关系、加大对科技创新活动的财政支持力度、着力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等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1.1 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影响的作用机制分析

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推行财政分权体制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财政纵向失衡矛盾。1994年以来推行的财税体制改革已使中国财政收入与支出分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中国的财政分权要从属于行政集权，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中并不具备完全的自主权，中央政府倾向于将支出责任下沉到地方政府，且近些年来呈现“财权进一步上移，事权逐步下沉”的发展格局，造成了财事权严重不匹配的问题，加之日趋增加的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科技创新等领域的支出，加剧了市县级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收支缺口，引致了财政纵向失衡矛盾［14］。在较高的财政纵向失衡背景下，科技创新虽属于准公共产品，政府理应加大财政科技投入，但因其具有投资大、周期长及风险高的特征，从而使地方政府增加科技创新投入的积极性不足，且受“压力型”行政体制的约束，政府官员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向经济建设方面，对科技创新投入形成了挤占效应［15］，长此积累会使科技创新环境相对滞后，创新资源与人才严重不足，不利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基于分析，提出假设H1：

H1：财政纵向失衡程度较高时会挤占财政科技投入，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负向影响作用。

1.2 政府不同竞争机制对财政纵向失衡与区域创新能力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分析

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受中央与地方财事权不匹配及地方主体税种缺失的影响，地方政府自有收入与支出责任间面临较大的缺口，这倒逼其发展辖区经济和扩大税基，提高财政收入，使政府官员陷入了一场围绕GDP 增长的竞争锦标赛，形成了“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此模式容易催生政府官员的短视行为，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政府官员会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建设领域，削弱了地方政府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引导和支持作用，从而对科技创新领域的公共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为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模式会进一步强化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抑制作用。

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国家对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进行了优化调整，将科技创新、环境治理、民生事业发展等指标纳入其中，降低了GDP 增长的考核权重。科技创新开始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竞争标尺逐步转变为“为创新而竞争”，受此影响，各级地方政府开始重视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积极承担引导和支持科技创新的责任，加大科技创新领域的财政投入，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引进先进技术和创新人才，以在创新资源禀赋上获取先发优势，推动科技创新环境的改善，激发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的创新积极性，从而形成“为创新而竞争”的良性循环，促进区域科技创新效率与能力的稳步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H2、H3：

H2：“为增长而竞争”会负向调节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抑制作用；

H3：“为创新而竞争”会正向调节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抑制作用。

2 实证模型的设定

为了充分检验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机理，本文构建了以科技创新能力为被解释变量，财政纵向失衡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动态面板模型。同时，考虑到科技创新环境的改善、活动的开展等会影响下一期的科技创新能力，故将科技创新能力的滞后1 期引入模型中，以控制其自身的内在冲击。为此，本文构建了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如式（1）所示：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区、市）和年份，Inno表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Vfi表示财政纵向失衡，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α0表示截距项，β1、β2和χj表示待估系数，μ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干扰项。

另外，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创新而竞争”模式下会采取不同的财政支出策略行为，对科技创新的偏好会存在差异性，对财政纵向失衡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间关系产生不同影响作用，为了检验政府不同竞争模式对作用机制的调节效应，将财政纵向失衡与不同竞争模式的交互项引入模型，记为Vfi×Comp1 和Vfi×Comp2，而为了避免存在内生性问题，对交互项进行滞后1 期处理。为此，构建了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如式（2）和式（3）所示：

其中，Comp1 和Comp2 表示“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创新而竞争”代理变量。βi和χj表示待估系数。其他指标同上。

为了充分解决上述实证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提高模型的估计效率，本文选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系统GMM）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系统GMM 方法相较差分GMM 方法克服了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矩条件的要求也更加严格，更好的解决了内生性问题，提高了估计的效率。

3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3.1 被解释变量：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能力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创新环境、投入、研发、产出等的综合水平和能力，现有研究中对科技创新能力的测度主要采用了单一性指标、DEA 模型、熵权法及官方公布的综合指数等方法。胡丽娜（2020）［6］、车德欣等（2020）［16］、邱国庆和李静雯（2023）［17］、孙文明等（2023）［3］在研究中选用专利授权数或专利申请数等单一性指标来测度科技创新能力或产出，但单一指标并不能充分反映科技创新所包含的复杂过程。韩先锋等（2019）［18］、刘亮亮和贺俊（2022）［10］则是利用传统的DEA 模型量化测度了科技创新效率，传统DEA 模型仅能测度静态的科技创新效率或能力，不能反映年度间的动态变化。近年来也有少数学者尝试采用熵权法或官方发布的综合创新指数来测度科技创新能力，李永刚（2023）［4］采用科技部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公布的综合指数来衡量31 个省（区、市）的科技创新水平，谷斌和廖丽芬（2023）［19］则构建了包含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创新产出及创新绩效4个子维度的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度了区域科技创新能力。鉴于此，本文从科技创新环境、科技创新投入及科技创新产出3 个维度构建了包含14 个细分指标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采用全局熵权法对2008～2021年30 个省（区、市）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了系统测度，以此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同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技术成交额等指标存在部分缺失值，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连续性，本文采用插补法进行了处理。另外，为了保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指标测度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增减指标、延长和缩减研究时间跨度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测度结果稳健性较好。

3.2 解释变量：财政纵向失衡的测度

目前对于财政纵向失衡的测度主要基于Eyraud和Lusinyan（2013）［20］的方法，测度结果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目前的财政纵向失衡现状。为此，本文沿用了这一测度方法，采用财政分权与财政自主缺口率构建了财政纵向失衡指标，并在测度中剔除了人口与经济规模的影响，公式如下：

式中Vfi表示财政纵向失衡指数，Fd1与Fd2分别表示财政收入与支出分权指标，Lbd表示财政自主缺口率。其中：

其中，PPCBR表示省（区、市）人均本级预算收入，CPCBR表示中央人均本级元素收入，PPCBE表示省（区、市）人均本级预算支出，CPCBE表示中央人均预算支出，GDPit表示i省（区、市）第t年的GDP，GDPnt表示全国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其中，BPE表示省（区、市）财政支出预算数，BPR表示省（区、市）财政收入预算数。

3.3 调节变量：政府不同竞争标尺指标

现有研究中对政府间不同竞争模式的衡量主要采用“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创新而竞争”两种指标。现有研究中关于“为增长而竞争”的量化测度大都采用GDP、GDP 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占比等［21，10］，而钱先航等（2011）［22］则基于经济增长率、财政盈余率与失业率等构建了一个复合型“为增长而竞争”指数，相较单一性指标其能更为全面的反映地方政府间“为增长而竞争”的策略行为。为此，本文借鉴钱先航等（2011）［22］的测度方法，将30 个省（区、市）采用地理分区的方法将其划分为华北、华东、华南等7 个区域，基于采用GDP 增长率、财政盈余率和失业率的区域综合加权平均数构建了“为增长而竞争”指数，构建过程不在此赘述，综合指数取值范围为［0，3］，分值越大，表示政府为辖区经济增长而“扭曲”财政支出行为的倾向越强。“为创新而竞争”则反映了地方政府为提高辖区科技创新水平而竞相增加财政科技创新支出的策略行为，反映了地方政府引导和支持科技创新活动的偏好。鉴于此，本文借鉴何凌云和马青山（2020）［23］的测度方法，选用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

3.4 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卞元超和白俊红（2017）［11］、李政和杨思莹（2018）［5］、刘亮亮和贺俊（2022）［10］的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GDP）。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经济发达地区意味着具有较强的财政资金能力及信息优势，财政纵向失衡程度相对较低，会为地方政府支持科技创新活动、改善创新环境等提供财力保障，容易形成集聚效应，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本文以人均GDP 的对数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但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间存在内生性问题，故对其进行了滞后1 期处理，记为L.lngdp；（2）产业发展水平（Dus）。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本质在于生产要素由低效率地区转移到高效率地区，使科技创新活动开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资金、创新人才等创新资源得到不断优化，形成资源集聚，有利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24］，本文用各省（区、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 的比重来表示；（3）市场经济发展水平（Mar）。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环境，对当地公共资源配置、资金与创新人才的流入、创新环境及氛围的改善等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本文选用樊纲的市场化指数来综合反映各省（区、市）市场化经济体制的建设进程；（4）城镇化水平（Urb）。城镇化往往意味着资源的集聚，基础设施与科技创新环境更加完善，更利于引进先进的技术与创新管理人才，为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及应用等奠定人才基础、提供应用场景，从而促进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25］，本文选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各省（区、市）的城镇化率。

3.5 数据来源及说明

受数据可得性的影响，本文将中国30 个省（区、市）（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包括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数据研究区间为2008～2021年。所有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及Wind 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避免量纲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故以2008年为基期，对人均GDP、财政收入与支出额等数据进行了平减处理，之后又对数据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分析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采用动态面板模型来分析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并选用系统GMM方法来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估计，可以有效解决静态面板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及估计偏误问题。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来进行分析，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总体来看所有基准回归的实证结果（列（1）～（5））都通过了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及Sargan Test 的过度识别检验，表明满足了系统GMM 的矩条件要求。同时，科技创新能力滞后1 期的所有系数都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当期科技创新能力确实对下一期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产生重要影响，即科技创新存在一定的惯性，表明选用动态面板模型的正确性。

从财政纵向失衡的实证结果看，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列（1）中Vfi系数为-0.109，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2）～（5）是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Vfi的系数符号未发生显著变化，且都通过了二阶自相关及Sargantest 的过度检验。以列（5）为例，Vfi的系数为-0.043，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验证了假设H1 的正确性。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在财政纵向失衡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收支缺口，没有太多的财力资源投入到周期长、风险高的科技创新领域，长期以往会导致辖区内的科技创新环境滞后、创新资源与高端人才短缺，从而抑制了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值为0.023，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意味着地方政府越有相对充足的财政能力增加科技创新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引进先进的技术及高端人才，促进创新资源与人才的集聚，从而更有利于促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的系数都为负，在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系数为-0.053，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与之前相关研究［10］的结果相反，意味着目前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未对科技创新资源及要素的流动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也未切实提高当地政府对于科技创新活动的投入能力，因为受“为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激励机制与财政纵向失衡的影响，地方政府可自主支配的财政资源有限且创新投资偏好不强，导致区域科技创新环境与条件发展相对滞后，但仍需后续的深入研究加以验证。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为0.096，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 个单位，科技创新能力则会提高0.096 个单位，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政府对科技创新主体的直接行政干预减少，为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等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地方政府也有更强的意愿支持科技创新，从而促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城镇化水平的系数为-0.05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理论分析的结果相反，仍需进行佐证。

4.2 稳健性结果分析

表4 给出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分析

替换被解释变量（列（6）、（7））。本文以科技创新产出的综合评估指数作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替代变量，原因在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最终体现在成果的转换、应用及商业价值的实现等方面，而本文科技创新产出维度中包含了创新产出及商业价值等指标，为此选其作为替代变量相对合理。从结果可知，科技创新能力滞后1 期的系数为正，分别为1.112 和1.126，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再次验证了科技创新存在惯性的设想。从财政纵向失衡的结果上看，系数的符号未发生显著变化，值分别为-0.112和-0.14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财政纵向失衡使市县级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收支缺口，加之受绩效考核与晋升激励的双重约束，政府官员会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向经济建设领域，对科技创新领域的公共资源配置形成了挤出效应，从而抑制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也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相对稳健。控制变量除经济发展水平外的符号与显著性也未发生明显变化。

替换解释变量（列（8）、（9））。本文选用财政自主缺口率指标来对财政纵向失衡指标进行了重新测度，以此作为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结果显示，财政自主缺口率的系数分别为-0.071和-0.015，在至少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值相较基准回归结果有所减小，反映了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说明财政纵向失衡指标的选取不同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也存在差异性。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水平等的符号及显著性未发生明显变化，说明基准回归的结果稳健性较好。

4.3 政府不同竞争模式的调节作用结果分析

表5 为探讨性检验“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创新而竞争”机制下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不同影响效应，以检验假设H2 和H3 的正确性。

表5 政府不同竞争机制的调节作用的实证结果分析

列（10）、（11）是“为增长而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财政纵向失衡的系数值分别为-0.110和-0.065，在至少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较高的财政纵向失衡会显著抑制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为增长而竞争”的系数都为负，值为-0.006，在1%的水平上显著。交互项的系数为-0.020，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为增长而竞争”机制会强化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原因在于受以GDP 为主要指标的绩效考核及自身政治晋升的双重约束下，政府官员会倾向于采取“短视”行为，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辖区经济发展上，从而将有限的财政资源投向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领域，相对忽略了民生事业及科技创新领域的公共投资，长期积累会导致科技创新环境相对滞后，从而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负向影响作用，验证了假设H2 的正确性。

列（12）、（13）是“为创新而竞争”调节作用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财政纵向失衡的系数分别为-0.093和-0.070，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为创新而竞争”的结果的系数值显著为正，为0.067，交互项的系数值为0.046，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为创新而竞争”的策略行为会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抑制作用。原因可能在于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地方政府会倾向性的增加支持科技创新活动开展、创新环境改善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以获得创新资源先发优势，为“创新”竞争标尺下的绩效考核及政治晋升增加“砝码”，强化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的责任担当，从而有利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在政府不同竞争机制下产业发展水平与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变量的符号及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总体来看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相对较好。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深化财政体制及官员绩效考核体系改革对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式财政分权引致的财政纵向失衡的典型事实，基于2008～2021年30 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实证检验了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多重作用机制，并探讨性分析了“为增长而竞争”与“为创新而竞争”两种不同竞争模式的调节作用。得出以下结论：（1）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上不具备自主权，加之央地财事权关系不匹配，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财政收支缺口，使其更倾向于对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大、见效快的经济领域进行财政投资，而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形成了挤出效应，从而抑制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2）“为增长而竞争”的政府策略行为会通过地方政府“重经济、轻民生”的作用路径来强化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而“为创新而竞争”的策略行为则会弱化财政纵向失衡对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负向影响，因为在创新驱动战略的要求下，国家弱化了经济增长在官员绩效考核中的权重，使各级地方政府开始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从而会使财政纵向失衡抑制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作用逐步减弱。

5.2 政策建议

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的中央与地方财事权关系，培育地方主体税种，以降低财政纵向失衡程度。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调整中央与地方财事权关系，尝试性增加中央政府对科技创新领域投资的事权责任。进一步健全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力倾斜，平衡地区间的财力差距，规范与约束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进而降低因地方收支不平衡导致的财政纵向失衡问题。同时，注重培育地方主体税种，拓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通过构建长效的激励及税收征管机制，提高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确保地方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加大财政科技投入提供财力保障。

（2）调整优化官员绩效考核体系，设定多元化考核指标，规范政府间的竞争行为。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要进一步规范政府间的竞争行为，引导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调整优化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民生事业发展水平等指标在考核中的权重配置，积极引导政府间竞争向“为民生”和“为创新”等领域转变。同时，中央应建立政府间的利益补偿机制，协调政府间的相关利益冲突，以纠正财政纵向失衡下政府的短视行为，营造良好的政府间竞争环境，使地方政府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支持科技创新的支出责任，促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