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泉辉 金绍君 朱金尧 冯青蓝 刘 燕

1（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厦门 361000）2（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杭州 310007）3（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绍兴供电公司，绍兴 312000）

自工业革命起，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速度不断加快，导致全球性气候变化现象的出现，将灾害性极端天气的发生率增加至更高的水平［1］。在大量温室气体导致的气温上升以及生态环境巨变背景下，绿色低碳理念出现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现已成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客观要求。于2015年12月通过并在2016年11月正式生效的《巴黎协定》 设定了长期发展目标，力求对全球平均气温升幅进行控制，不能超过工业化前水平2℃，最好在1.5℃之内［2］。同时，指出碳达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的路径，现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作为缔约方批准了这一协定。截止到2021年3月底，全世界已经有80 个国家和地区将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提交至联合国。除此之外，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并得出的最新研究报告结果为参照可知，现阶段全球已经大约有130 个国家及地区作出承诺，即在21世纪中叶达成碳中和的伟大目标，上述国家及地区碳排放量在全球2020年碳排放总量中所占比例为65%［3］。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目前作出碳中和承诺的国家数量越来越多，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增加［4］。据此可知，全球现阶段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加大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力度，优化应对效果，努力实现“双碳”目标［5］。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也设定了“双碳”目标，力争在2030年与2060年分别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2021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纳入了“双碳”这一愿景，可以说，这是我国面向整个国际社会作出的减碳承诺［6］。

实际上，“双碳”目标的达成体现的不只是对碳排放总量控制以及社会发展两个重要目标的统筹考虑，还体现在低碳循环经济运行体系的构建上，其与新的发展理念相契合［7］，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多，既将化工、石化等有着较高二氧化碳排放占比的行业辐射在内，又需要生产型与消费主导型行业进行全面与有效协同及配合［8］。在“双碳”目标的实现中，绿色创新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绿色为美丽中国的主色调，而创新则在经济强国发展中发挥着主动力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愈发强调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与有效转变，在这一背景下，绿色创新已然成为一个必然要求［9］。“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我国在当前新阶段和新格局之下对绿色创新发展给予高度重视的体现。绿色创新要求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节约，最小化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之下，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对于资源环境约束的平衡以及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为其内在要求及战略选择。从资源型产业视角来看，其主要建立于不可再生资源的生产加工基础之上，属于一类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对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主要是受到了特定资源禀赋、重工业优先和重点发展以及特定区位地理条件等相关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我国资源富集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型产业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当前新形势下需要解决通过绿色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对于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以及“双碳”目标的加速实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相关问题展开研究，明确其驱动因素。

1 相关研究综述

针对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展开的各项研究应被划归至环境战略与创新管理的交叉范畴，而所谓绿色创新，主要是国家、产业和企业各个相关层面达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在各类经济主体中，企业不仅最为基本，活跃程度还最高，会在极大程度上对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及其走向产生影响，也正是如此，以企业为面向对象，针对其绿色创新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围绕影响和驱动因素展开）进行深入思考与分析，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意义上，对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均十分明显。从研究方向上来看，学者们和相关人士主要围绕经济学和管理学视角，在此基础上对绿色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张浩与胡敏佳（2023）［10］在构建绿色创新效率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Super-SBM 模型加以运用，从实证视角分析我国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创新效率，进一步地，在Dagum 基尼系数的支持下，与Malmquist 指数分析方法相结合，检验了效率在不同区域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以及对效率的不同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指出研究区域绿色创新效率从整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相较于上游地区以及中游地区而言，下游地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明显要更高一些。严翔等（2021）［11］以社会网络为视角展开，从实证层面针对绿色创新效率所呈现出来的空间关联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发现省级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和空间溢出渠道均呈现出逐年递增的发展之势，与之相伴随，空间关联网络密度也越来越大，各地区均会受到其他地区乃至整个网络发展情况的影响，虽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实现了对以往等级森严的空间结构的打破，网络结构的稳定程度越来越高，但是不可否认，各个地区绿色创新效率的协同发展依旧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董会忠等（2021）［12］对SBM 模型、ESDA 以及SDM 模型进行联合运用，从深层次实证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绿色创新效率演化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研究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有比较好的发展走向显现出来，先后经历增长期、衰退期以及重振期3个阶段，在区域内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城市梯度以及中流驱动的区域差异特点。杨朝均等（2021）［13］基于对空间杜宾固定效应改进模型的运用分析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指出在进行绿色创新投入的过程中，如果坚持开放经济战略，会明显发挥出对绿色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亦有利于其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

概括而言，学者们早期针对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展开的研究将关注重点更多地放在外部环境与制度因素上，包括规制、市场及技术等；近年来，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多从理论视角展开，大多将企业和个体层面相关因素对绿色创新产生的影响作为关注重点，不过，对绿色创新产生驱动的各项因素具有综合性特点，除企业与个体之外，还对网络组织、环境政策等均有涉及。对此，本文围绕环境政策、组织与个体以及网络组织3 个层面展开，进行“双碳”目标下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的深入研究及思考。

2 研究假设

2.1 环境政策与绿色创新

从环境政策所产生的驱动力来看，绿色创新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1）环境规制对企业经营和发展形成的压力；（2）形式多样的扶持对企业创新产生的推动作用。在规制形成的压力上，来源主要包括政府所制定的各类约束资源能源浪费、环境污染的政策，对企业经营与发展行为所做的行政控制，针对行业整体发展制定的具体规范以及针对企业违反规制的行为实施的惩处等，它们会将相关参与方置于相应的压力之下；而在政策的扶持上，则主要包括政府以生态保护和资源能源节约为目标针对企业制定的优惠政策，以及对企业享有各类支持的推动等。对当前实际形势进行分析，学者及业界人士围绕环境与制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产生的影响还没有达成共识，不过通过收集与总结已有的相关研究可以知道，在企业绿色创新的实施过程中，环境政策形成的压力及推动扶持能够在相应程度上将驱动作用发挥出来。本文认同这一观点，故提出假设：

H1：在资源型企业发展过程中，环境政策层面所产生的驱动力可以对其绿色创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2.2 组织和个体与绿色创新

在自组织理论的指导下，企业为了实现对绿色创新组织及系统的构建，需要有内外部各类相关因素为其提供支持，在相应程度上发挥驱动作用。企业在进行绿色创新机制的制定和落实过程中，自身绿色文化、组织结构以及相应的激励和管理制度的支持必不可少，而在利益相关者理论指导下，在企业绿色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上，利益相关者不同，产生的影响亦有很大的差异。企业首先会对关键利益相关人员进行辨识，将组织内部各利益相关者可能产生的影响作为重要考虑因素，与此相结合制定相应的具有主动特点的绿色战略，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战略落实的有效性，这对于企业双元绿色创新有利局面的达成具有积极意义。在自然资源基础观的指导之下，企业绿色创新的实现有相应的关键资源为其提供支持，而这些关键资源对绿色投资能力、员工培训和参与以及绿色组织能力等要素均有涉及，加大对这些资源的投入力度，能够发挥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正是在上述理论指导及分析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企业绿色创新发展中组织与个体层面的驱动力以内生变量的形式而存在，能够将关键驱动作用发挥出来。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在资源型企业发展过程中，组织和个体层面的驱动力可以对其绿色创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2.3 网络组织与绿色创新

资源型企业在进行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应有针对性地围绕原材料、可回收物资利用以及废料管理整个供应链层面加大变革力度，并保证变革的持续性。对此，企业需要建立起和供应链上各个合作伙伴如供应商以及客户等的密切联系，保证协同运作的有效性。具体实践指出，企业之间的合作推进得越顺利，实现绿色创新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另外，相较于企业结构特征而言，网络活动这一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的重要程度往往更高，企业通过建立起与供应商及网络合作伙伴等的密切联系，可以发挥出对企业的推动作用，使其在环保创新技术的支持下实现产业链的进一步延伸，并助力循环经济积极发展有利局面的加速形成。在整个供应链上，资源型企业与其上下游企业之间相互依赖而又彼此影响，打造出一个命运与共的循环经济生态局面，通过同步化与集成化运作工作的开展，将商流、信息流、资金流以及物流等集成在一起，共同发挥出对商业生态系统向高级有序方向演化的推动作用，而这一系统恰恰可以为企业实现绿色创新打下重要基础，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在资源型企业发展过程中，网络组织层面的驱动力可以对其绿色创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3 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实证分析及结果

3.1 变量设定与测量

在对绿色创新驱动力的主要来源进行测量时，本文将其划分为环境政策、组织与个体、网络组织3 个层面研究。在环境政策层面，以激励理论的指导为基础，对环境政策影响绿色创新的情况作两个方面的划分，分别为正激励与负激励，驱动力主要对规制导致的压力、补贴与扶持形成的推动予以涉及。在组织与个体层面，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企业内生力量对绿色创新产生的驱动作用，覆盖的内容有预期收益、管理制度以及激励机制等。在网络组织层面，则重点考虑主要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绿色战略的影响等方面的驱动。表1所示为3 个层面绿色创新驱动力的测量量表。

3.2 研究方法

主要以具体的研究目标为参照执行问卷设计任务，与前文提出的3 个假设相结合，对变量题项进行设计，将具体的测量量表确定下来，为后续假设检验工作的推进奠定基础。本文主要从3个层面展开，针对其驱动力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实际影响设计问卷，对问卷的终极目标进行界定，即为实证研究工作的全面与准确推进提供切实可靠的数据层面的支持。从主要内容上来看，问卷由以下几方面构成：（1）企业的基本信息。所涉要素包括企业所在地区、企业成立的具体年限、企业所属的行业以及企业的实际发展规模等；（2）绿色创新驱动力来源。用于获取在企业绿色创新的实施过程中，来自环境政策、组织与个体以及网络组织3 个不同层面的驱动力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具体的影响程度。

3.3 数据来源

为了实现对本文研究过程中需要的各类数据的全面及准确获取，同时确保所得研究结果有足够高的普适性，本文进行调研区域的设定，包括山西、广西、广东、河南等地，面向对象为各个地区的资源型企业。问卷调研从2022年2月到2023年7月，共计收回问卷631 份，剔除有残缺的、选项比较单一或存在重复性的无效问卷，一共获取598 份问卷。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信度检验

信度检验主要是对测量结果的稳定程度进行检验。本文主要采用Cronbach's α 信度系数对量表的信度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见表2所示。

表2 量表信度检验结果

进行信度检验，目的是检验测量结果的稳定程度。为了将此项工作做好，保证准确性，本文利用Cronbach's α 信度系数执行量表信度检验任务，得到表2所示信度检验结果。

根据表2 可以看出，环境政策扶持的推动力所包含的4 个指标Cronbach's α 值在0.801～0.817之间，表明环境政策扶持推动力层面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非常理想。同理，环境政策规制的压力、组织与个体层面的驱动力、网络组织层面包含的每个指标对应的Cronbach's α 值都大于0.8，故可以认为绿色创新驱动力的量表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均较好，信度较高。

4.2 假设检验

本文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执行对3 个层面驱动力及其交互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实际影响，亦即对前文所提3 个假设进行验证，进一步地，明确交互效应。具体而言，将绿色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将环境政策、组织与个体、网络组织3 个层面的驱动力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的构建，完成对各层面驱动力对企业绿色创新主效应的实证检验任务。

通过SPSS19.0 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绿色创新驱动力回归分析结果

对回归分析模型加以运用执行检验任务的过程中，必须将多重共线性、异方差以及自相关等问题作为重要考虑因素。（1）对多重共线性进行判断，通过方差膨胀因子的分析结果可以知道，最大值未超过5（2.528），故而可以证明解释变量之间并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存在；（2）执行异方差分析任务，主要是对残差项散点图的方式加以运用，所得结果显示，残差项散点有无序状态分布的特点，故此可以得到结论，即模型没有异方差问题存在；（3）完成自相关分析任务。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因为运用的数据属于截面数据，故通常情况下无须进行序列自相关问题的考虑；在此基础之上，基于对DW 统计量的运用完成对自相关的检验，所得结果显示，DW 值处在1.8～2.1 的区间范围内，意味着模型确实不存在自相关问题。

根据表3，环境政策层面的驱动力（模型1：0.361，p＜0.001）、组织与个体层面的驱动力（模型2：0.125，P＜0.01）和网络组织层面的驱动力（模型1：0.449，p＜0.001）均会在相应程度上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开展，这些影响均为正向影响，且均具有显著性，故而验证了本文的3 个假设；环境政策层面驱动力和组织与个体层面驱动力的交互项（模型2：0.292，p＜0.001）的影响是正向的，而环境政策与网络组织驱动的交互项（模型2：-0.328，p＜0.001）的影响则是负向的。

为了能够从更为深入的层次把握3 个层面之间交互项对绿色创新产生的影响，执行对样本的分组任务（两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单的斜率检验。具体而言，在环境政策驱动力高／低水平的个体中，组织和个体驱动力以及网络组织驱动力均会正向影响资源型企业的绿色创新，且两类影响均具有显著性，另外，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斜率有显著的差异显现出来。受到高／低不同水平环境政策的驱动，可以得到组织和个体驱动力以及网络组织驱动力同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分别如图1 与图2所示。

图1 环境政策层面驱动力与组织和个体层面驱动力的交互作用

图2 环境政策层面驱动力与网络组织层面驱动力的交互作用

一般情况下，交互作用有两种类型的划分：（1）增强型作用；（2）干扰性作用。根据图1 可以知道，环境政策和组织与个体两个层面驱动力之间的交互效应应为增强型作用，在环境政策驱动力持续增强的过程中，组织与个体驱动力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正向影响程度会越来越高；而与之相反，根据图2 可以知道，环境政策和网络组织两个层面驱动力之间的交互效应为干扰性作用，即在环境政策驱动力持续增强的过程中，网络组织产生的正向影响程度会越来越小。

5 结论与建议

在“双碳”目标下，绿色创新已经成为资源型企业的一条重要发展路径。本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来自环境政策、网络组织和组织与个体层面的驱动力会发挥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促进作用具有显著性；而通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比较能够知道，组织与个体驱动力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影响最大，意味着绿色创新的实现以企业内生力量为重要来源。通过分析不同层面驱动力之间的交互作用能够知道，环境政策和组织与个体驱动力之间的作用属于增强型，而网络组织与环境政策驱动力之间的作用属于干扰型，网络组织与组织个体驱动力之间并没有显著的交互效应。基于这一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1）对于政府来说，应切实提高对绿色创新的重视程度，在国家竞争力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中纳入绿色创新的内容，发挥出绿色创新在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方面的重要作用，对资源型企业长时间以来始终受市场驱动这一被动局面予以扭转。同时，通过供需双边政策激励为绿色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为实现绿色创新供应链的构建，进行支持平台的搭建，以此发挥出对绿色创新技术普遍开展的推动作用。

（2）对于资源型企业自身来说，应在企业战略中对绿色理念进行融合，既要基于自身内在资源整合能力的支持加快绿色创新实施进程，又要在绿色供应链管理的基础之上构建价值实现重要平台，打造有利的商业模式。除此之外，企业还需要从战略层面切实提高对绿色创新活动的重视，运用绿色创新，发挥出对资源型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驱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