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德云 谭易洋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武汉 430070）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协同创新、合作创新、开放创新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新潮流［1］。许多中国企业如华为、中兴、吉利等开始走上了研发国际化道路。然而，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布局却屡遭阻挠。特别是在当前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后发企业如不重视这一变化，在研发国际化的过程中将面临更多的外来者劣势［2，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因此，如何帮助中国跨国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实现研发国际化，更进一步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对寻求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

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包括企业能力［4，5］、企业资源［6］、管理者特征［7］等内部因素，以及东道国环境（如制度、文化、资源等）［3，8］、母国环境（政府参与）［9］等外部因素，这些研究对我们理解研发国际化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当前诸多社会问题日益突显，重视经济、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逐渐成为各方的共识，这引起国际经营环境的变化，给企业的跨国研发带来了新的挑战。ESG 理念的出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ESG 是关于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传递了企业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发展观。习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2060 碳中和”目标以来，社会各界对ESG 愈加重视，ESG 在企业的经营与决策中扮演的角色也愈发重要［10-12］。同时，ESG 也能够影响企业的国际化决策。谢红军和吕雪（2022）［13］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通过示范效应促进当地经济的包容性发展，进而提升对外投资的合法性。因此，提升企业的ESG 表现，获取ESG 优势，可能成为降低研发国际化阻力、融入东道国创新网络的钥匙。然而，目前中国ESG 制度尚不完善，主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市场软监管提供规范性压力倒逼企业做出改变，提升其ESG 表现［14］。现阶段，这种市场软监管主要由以商道融绿为代表的ESG 第三方评级机构提供。那么，ESG 评级这一市场软监管措施是否能促进中国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呢？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又是什么？

为此，本文拟选取2012～2021年沪深A 股上市跨国企业为样本，借鉴刘柏等（2023）［14］的研究，利用商道融绿公布企业ESG 评级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ESG 评级事件对中国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本文以ESG评级公布作为切入点，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探讨了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因素，既丰富了ESG 和研发国际化的相关文献，也在愈发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下，为企业实现更高程度的研发国际化提供了实践指导；本文基于投资者、企业、政府等主体展现出的对可持续性发展的广泛追求，从降低融资约束、增加创新意愿两个渠道深入探究了ESG评级公布对企业研发国际化作用机制，揭示了通过ESG 理念解决企业研发国际化问题的内在逻辑；考虑到中国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严重、企业自身资源禀赋不均、面临的研发国际化阻力不同等现实问题，本文按管理者决策视野特征、所有制性质、对外研发投资方向的异质性分类进行考察，对管理者在ESG 软监管背景下更好地帮助企业实现研发国际化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 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1.1 文献综述

目前，直接探究ESG 与研发国际化的文献较少。具体到ESG 的3 个子维度来看，各子维度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较多学者的关注。从社会维度来看，在ESG 理念流行之前，“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更为人所熟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其国际化的关系进行研究，但并未得出一致结论。如Han 和Park（2017）［15］、王站杰和买生（2019）［16］基于制度理论、市场开拓的角度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显著提升国际化战略的实施。而Tashman 等（2017）［17］、Jung 等（2016）［18］从管理成本、道德伦理的视角出发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从环境维度来看，环境规制与企业国际化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如张自伟等（2022）［19］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角度研究发现，环境表现对企业国际化有显著正向影响。Levinson 和Taylor（2008）［20］基于“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部分企业决策者倾向于以国际化的方式规避在母国的环境成本。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向环境标准较低的国家进行研发国际化带来的生产成本会超过提升环境表现的成本［21］。从公司治理维度来看，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直接探究了公司治理对研发国际化的影响。如钟熙等（2020）［7］研究证实外资持股对企业研发国际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CEO 决策视野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李静等（2022）［22］认为CEO 海外经历对企业研发国际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两职兼任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事实上，在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发展所追求的方向和目标的背景下，企业在进行决策时往往更具综合性，不会仅单一地从经济价值或社会价值进行考虑。而ESG理念传递了追求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发展观，为企业提供了一个整合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综合框架。

关于ESG 的文献大多集中于探索在企业内部带来的经济后果［11，12］。也有部分学者将ESG 的影响研究拓展到企业边界外，探究ESG 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如Husted 和Allen（2006）［23］认为，ESG理念能帮助跨国企业形成源于社会责任的内生制度优势，进而使跨国企业更好地嵌入东道国价值体系。Campbell 和Miller（2012）［24］、Doh 等（2017）［25］研究发现，跨国企业主动披露ESG 信息，为其获取东道国合法性提供了条件，进而促进了企业国际化。谢红军和吕雪（2022）［13］在经典的国际折衷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企业ESG 优势，研究发现企业的ESG 优势对其对外直接投资概率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述研究从多角度展示了ESG 表现给企业所带来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数来自于具有成熟市场的发达国家，较少将新兴发展中国家作为经验证据。而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ESG 制度尚不完善，更多的是依靠“自下而上”的市场软监管提供规范性压力，影响企业的ESG 行为［14］。因此，对这种市场软监管如ESG 评级等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有实践意义。另外，研发国际化作为企业国际化的一种特殊实践，相比于其他动机的国际化将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及外来者劣势。那么在新兴发展中国家的ESG 评级这类市场软监管是否能影响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呢？这类问题仍有待探讨。

1.2 ESG 评级与企业研发国际化

相比于将研发基地设在母国的传统方式，研发国际化使得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实现创新资源、创新人才的国际化［6］。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近年来中国积极进行研发国际化实践，但仍面临诸多困难。当前社会性问题日益突出，可持续发展要求日益束紧，重视环境保护、维护利益相关者权益、履行社会责任不仅是东道国市场对跨国企业的认知性要求，也逐渐成为东道国监管机构的规制性要求［13］。此外，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进步，西方国家为维持其科技的领先地位对中国企业实行技术封锁。这些原因都使中国企业的研发国际化面临着合法性不足的外来者劣势挑战。

Campbell 和Miller（2012）［24］提出，ESG 是跨国企业获取东道国合法性的关键所在。在可持续发展要求带来的社会责任日趋严格的情境下，ESG 在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谢红军和吕雪（2022）［13］认为，重视环境、社会、治理因素并践行ESG 理念且具有良好ESG 表现的企业将会构造起新的跨国竞争优势，即ESG 优势。不同于传统的垄断优势，ESG 优势能够为东道国提供更多的社会价值，因此，具有ESG 优势的企业往往更易受到东道国的欢迎。由第三方机构提供的ESG 评级制度可能倒逼企业提升ESG 表现，形成ESG 优势，有利于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开展。具体来说：

（1）ESG评级公布后，企业如果背离ESG 理念，其企业形象与信誉将会遭受重大影响。为了规避这种风险，企业会注重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并通过承担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方式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维护利益相关者权益。跨国企业的ESG 行为不仅创造了经济价值，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并且作用于非市场因素创造社会价值，提高了东道国的社会总福利。这均为跨国企业获取东道国合法性打开了渠道。

（2）ESG 评级倒逼跨国企业提升其信息披露水平，能够缓解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合法性问题。研发国际化企业由于国际化动机的特殊性，其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表现更容易遭到东道国的质疑。ESG 评级的公布倒逼企业提升其信息披露水平，能够改善东道国与研发国际化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东道国能更加准确、客观地评估研发国际化企业为其创造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13，25］。不仅如此，随着ESG 评级制度的不断完善，企业的信息披露愈发积极与全面，能够向东道国传递中国和中国企业重视环境保护、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信号，改变部分东道国对新兴国家的刻板印象。

总而言之，ESG 评级通过市场压力倒逼企业规范其ESG 行为，提升ESG 表现，进而获取东道国投资合法性，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值得一提的是，ESG 评级不仅能够直接促进企业的研发国际化，还能够满足来自投资者、企业、政府等不同主体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创新意愿等途径对研发国际化产生作用，后文将对此详加论述。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ESG 评级的公布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国际化。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21年中国沪深市场A 股上市跨国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ESG评级公布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对数据处理过程如下：（1）剔除金融行业的样本；（2）剔除（*）ST 的样本；（3）剔除在“避税天堂”（如开曼群岛）进行研发国际化的样本；（4）剔除主要变量、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2470 家上市企业共16886 条公司-年度数据。ESG评级公布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于CSMAR 数据库。

2.2 模型设立和变量定义

为了验证ESG评级公布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本文首先构建如下的基准模型：

IRDD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表示公司i第t期的研发国际化程度，以企业当年的海外研发子公司或研发机构总数来测量研发国际化［26］。ESG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依据商道融绿公布上市公司ESG 评级的时点构建了多期DID虚拟变量，若公司i在第t期ESG 评级被公布，则当期及后期均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27］。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根据谢红军和吕雪（2022）［13］、晓芳（2021）［27］的研究，本文选择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净利润率、现金流比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托宾Q 值、上市年限、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Year、Ins表示本文主要控制了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此外，在影响机制研究中，以SA 指数测定企业融资约束［13］、以企业R＆D 投入度量企业的创新意愿［28］。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IRDD的均值为0.281、标准差为1.135，表明样本企业的研发国际化仍处于较低水平且具有较大差异性，因而在后文分析中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型企业的异质性。ESG的均值为0.184、标准差为0.387，说明样本中各企业ESG评级公布情况差别较大。关于控制变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现有研究基本保持一致。其中，企业规模的均值为22.330，标准差为1.317，说明通过取对数的方式能够相对减小企业总资产相差过大造成结果的不确定性；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净利润率、现金流比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标准差较小，且中位数与均值较为接近，表明在整个样本中数据分布较为均衡，离散变化程度较小。托宾Q 值均值为2.024，标准差为1.359，说明样本中各企业的托宾Q 值存在一定差异。上市年限均值为1.965，标准差为0.898，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发展相对来说较为稳定。

表2 描述性统计

此外，本文还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与样本均值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各主要变量均与企业研发国际化显著相关，且ESG评级公布组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均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未公布组企业。据此，可初步推断ESG评级公布与企业研发国际化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续表

3.2 基准回归结果

表3 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未控制企业特征因素与固定效应，列（2）仅控制了企业特征因素，列（3）在前基础上加入了公司、年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列（3）中ESG的估计值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ESG评级公布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假设1得到验证。ESG 评级的公布能够倒逼企业提升其ESG 表现，从而获取东道国投资合法性、克服外来者劣势，为企业研发国际化提供了可能性。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表4 时间安慰剂检验

3.3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借鉴王锋和葛星（2022）［29］的检验方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具体可表示为：

其中Di，t是一组虚拟变量，表示企业i在第t年的ESG 评级被公布，则当期及后期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系数δt反应了ESG评级公布前后第t年公布企业与未公布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差异。考虑到评级公布前6年的数据较少，本文将评级公布前6年的数据汇总到第-6 期。另外，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将第-1 期作为基准年份。如图1所示，在ESG评级公布前，δt的估计值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在ESG评级公布前评级公布企业与未公布企业的研发国际化不存在明显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同时，影响效应在ESG评级公布后开始显现，且逐渐增强，说明ESG评级公布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3.4 稳健性检验

（1）个体安慰剂：为排除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替换处理组企业进行个体安慰剂检验［30］。随机抽取695 个企业作为虚假处理组，其余企业作为虚假对照组，引入模型（1）进行回归，并将上述过程重复500 次。个体安慰剂检验的核密度图如图2所示，回归系数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且分布在0 附近，绝大多数不显著。基准回归中系数的估计值位于虚假回归系数分布的高尾位置。由此，可以认为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通过了个体安慰剂检验。

图2 个体安慰剂检验

（2）时间安慰剂检验：为避免处理组与对照组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差异是由时间变化导致的，本文将ESG评级公布的时间分别提前2年、3年、4年，进行反事实检验。结果显示，ESG-2、ESG-3、ESG-4的系数估计值依次递减。由于大样本与评级冲击不是一次公布完成的特殊性，参考张军等（2018）［31］的研究，本文认为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呈现递减能够说明ESG 评级的影响效应不是由时间变化导致的，从客观上检验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3）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来降低影响效应的估计偏误。具体地，以公司治理水平、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净利润率、现金流比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托宾Q 值、上市年限、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进行配对。对匹配完成的样本进行了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匹配后各变量的标准偏差的绝对值均小于10%。表5 列（1）报告了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的回归结果，ESG 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仍显著为正，说明估计结果并非受企业固有特征影响。

表5 稳健性检验

（4）其他稳健性检验：本文还采取了排除其他政策干扰［14］、删减样本、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验证本文的稳健性，如表5 列（2）～（4）所示，结果均证明了本文主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 机制分析

4.1 缓解融资约束

ESG评级公布能够帮助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投资者展现出了对可持续性的广泛追求，为此其可能出于非财务目的更倾向于对负责任的可持续发展企业投入资金［32］。ESG评级公布后，企业为了提高ESG 评级，会增强社会意识、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善治理机制并提高信息披露水平。这向投资者传递了企业值得信赖、能够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良好信号，并且能够帮助投资者全面了解企业状况，这有效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另外，随着企业ESG 表现的提高，在融资方面更容易获得政府支持［33］。综合而言，ESG 评级的公布能够提升企业的ESG 表现，从而增强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相比于其他原因的国际化，企业在研发国际化进程中不仅需要大量资金应对前期国际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文化冲突与政治风险［34］，还需要面临在东道国设立研发机构、加大研发投入等额外花销，所需资金量更大、回收周期更长、不确定性风险更高。这些特征都将增加企业的融资难度。因此，ESG 评级的公布能够帮助企业纾解融资困境，进而促进其研发国际化。为验证缓解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结果如表6 列（1）、（2）所示，ESG、SA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Sobel-z 值显著，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ESG 评级的公布能够倒逼企业提升ESG 表现，向投资者及政府部门传递积极的信号，增强企业在资本市场中的融资能力，纾解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从而促进企业的研发国际化。

表6 机制分析

4.2 提升创新意愿

ESG 评级的公布会提升企业的创新意愿。评级公布所带来的ESG 表现的改善，能够帮助企业吸引更多优秀的研发人才，同时增强研发创新员工的组织认同感与自豪感，使员工的创造力得以提升，进而使企业更有意愿开展创新活动［35］。也能够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容忍度、管理者的风险承担意愿，这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创新意愿的提升。当企业的创新意愿提升后，研发国际化必要性得到了增强。资源依赖理论指出，企业的生存发展需要从外部环境汲取各类资源［36］。新兴经济体企业能够通过研发国际化获得异质性创新资源、增加与海外企业及合作伙伴等跨边界交流的知识学习机会并且还能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37］。为验证企业创新意愿提升的中介作用，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结果如表6 列（3）、（4）所示，ESG、RD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Sobel-z 值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ESG评级公布后企业创新意愿得到提升，为获取更多的异质性资源及良好的制度保障，研发国际化的动机增强，促进了其研发国际化。

5 异质性分析

5.1 管理者短视异质性

高层梯队理论指出，管理者特征是影响企业决策的关键因素。中国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较为严重，且股权集中度较高，这是造成管理者短视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当管理者面临复杂的外部情景与决策时，其短视问题所造成的影响是不能被忽视的。正如刘柏等（2022）［14］所认为，ESG评级冲击容易暴露出管理者在面对外部监管压力下的短视机会主义行为。为检验ESG 评级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在不同特征的管理者之间是否有差异，本文将研发支出削减作为管理者短视行为的度量指标，具体为公司t＋1年的研发支出减去t年的研发支出，若小于0 则为管理者短视企业，若大于0 则为非管理者短视企业，并进行分组回归［38］。

由表7 列（1）、（2）可以看出，非管理者短视企业的ESG 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管理者短视企业的估计系数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另外，费舍尔组合检验结果表明，子样本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ESG评级公布对非管理者短视企业的研发国际化促进作用显著，而对管理者短视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则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具有较强短视心理的管理者，在面对ESG评级公布冲击时，容易为提升ESG 表现在与主营业务无关的领域过度投资，创新意愿的提升也较弱，其对研发国际化偏否定的态度也会影响整个团队的态度。这都会削弱ESG评级公布带来的促进作用。

表7 异质性分析

5.2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国有企业在自身资源禀赋、制度安排及治理能力上与非国有企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进行战略决策时的选择也存在着明显不同。因此，为检验不同所有制差异的影响，本文将整体样本按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进行区分，进行分组回归。

由表7 列（3）、（4）可以看出，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ESG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但非国有企业的估计系数较大、显著性水平更高，且根据费舍尔组合检验结果，二者系数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ESG评级公布对非国有企业研发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更强。相比而言，国有企业能获得更多的基金和政策支持，其治理能力也较强，因此ESG评级公布的促进作用也被削弱。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种促进作用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更弱，但也并非可以忽略。在研发国际化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的身份更容易引起东道国的警惕，ESG评级公布在企业形象提升、获取东道国投资合法性方面的正向作用也能帮助国有企业更好的实现研发国际化。

5.3 研发投资经济体异质性

不同经济体的市场环境、制度环境、技术水平等因素都会对跨国企业的研发国际化行为产生影响，并且由于部分西方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在不同地域所面临的阻力也不同。为检验不同经济体的影响，本文将整体样本按主要对发达经济体或对发展中经济体进行研发投资的不同进行区分，并进行分组回归。

由表7 列（5）、（6）可以看出，对发达经济体进行研发投资企业的ESG 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对发展中经济体研发投资企业的估计系数则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此外，根据费舍尔组合检验，两个子样本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表明ESG 评级的公布对企业在发达经济体进行研发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企业在发展中经济体进行研发国际化则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出现以上结果的原因有：相比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东道国投资合法性较容易获得，其对中国跨国企业的包容性更强，因此，ESG评级公布对企业在发展中经济体进行研发国际化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发达经济体的创新资源数量较多、质量较高，制度环境更为优秀，因此，当ESG评级公布使得企业创新意愿提升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在发达经济体进行研发投资。

6 结 语

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 股上市跨国企业为样本，考察了商道融绿公布ESG 评级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实证结果表明，ESG评级公布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国际化。机制检验表明，ESG评级公布能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同时提升企业的创新意愿，从而促进了企业研发国际化。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ESG评级公布对非管理者短视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管理者短视企业的促进作用则不明显；对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研发国际化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非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对企业在发达经济体进行研发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企业在发展中经济体进行研发国际化则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鉴于ESG评级公布对企业研发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政府应鼓励本土ESG 评级机构的发展，完善ESG 评级制度与信息披露，引导企业理性、正确地进行ESG 投资，并减少企业为提升ESG 表现投机取巧的空间，尽可能发挥市场软监管的作用。此外，可以挖掘更多的市场软监管手段，更全面地帮助中国企业提升国际形象，更好地实现研发国际化。

（2）企业融资成本与创新意愿在研发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企业应重视ESG评级公布所带来的机会，完善内部信息披露制度以缓解融资约束问题，并在提升ESG 表现的过程中重视与企业创新的相互促进作用，提升企业创新意愿。从多个角度为企业的研发国际化提供动能。

（3）面对西方发达经济体为维持其科技的领先地位给中国企业带来额外的“外来者劣势”，以及部分企业由于初始资源禀赋较少而存在的“自身劣势”，企业应积极践行ESG 理念，借助ESG评级公布的“东风”获取东道国投资合法性、吸引更多优质资源，为研发国际化保驾护航。同时，面对ESG 评级冲击，也应重视管理者短视心理的影响。需要加强对管理者决策行为的监督，警惕管理者潜在的自利倾向。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使管理者与企业的目标尽可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