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君 王星星 刘萌娜

（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天津 300222）

引言

能源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能源安全是保证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因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俄乌冲突导致各国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地缘冲突扰动能源市场，加剧供给波动，推高能源价格，预计到2040年，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将增长33%，各国重视能源安全和能源自主的程度也随之上升。与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和效率一样，能源安全被认为是提供能源服务的关键问题之一。能源安全也是欧盟能源政策中最重要的优先事项之一，欧洲在繁荣、现代、有竞争力和气候中性经济的长期战略愿景中将能源安全列为首要优先事项［1］。能源安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APERC 将能源安全定义为“在尊重环境关切和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以所有消费者（私人和工业）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在市场上不间断地供应能源产品”［2］。欧洲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程度能源安全问题，部分国家高度依赖进口、市场集中度较高、能源基础设施不发达或老化，能源价格波动性较大、市场弹性较差、在克服供应中断问题上几乎没有辅助选择，并且能源转型创新成本较高等［3］；另外，过度使用能源导致的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仍是几十年来各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瓶颈。无论关于能源安全意味着什么的争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更多地关注能源安全的决定因素及其最全面的概念。

目前全球化、自由化、开放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各国对资本的管制逐步放开，跨境资本流动也在迅速增加，金融开放程度增加。金融开放具体表现为价格自由化、业务自由化、市场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自由化，与此同时也增加了金融市场的风险。伴随着全球一体化发展，不同国家金融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资本趋于自由流动，虽然资本流入有助于国内经济发展，但有学者认为资本流动只有在长期保持平稳的状态下才能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国际资本长期稳定的流入能帮助该国从国际市场获取更多优质资金，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实现资金的最优配置，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而短期资本具有投机性，受到“推动”因素和“拉动”因素的影响更大，短期内的波动性和流动性较强，大规模流入的现象很可能会引起甚至加剧通货膨胀［4］。欧洲在能源短缺的情况下，能源价格飙升与通货膨胀相互作用，还会带来欧洲碳价和欧洲电力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原油价格已从2021年的平均每桶68 美元上涨到2022年的124 美元，而欧洲的天然气价格飙升至创纪录的每兆瓦345美元、每桶600 美元的石油当量。价格波动已达到新的高度，不确定的输出可再生资源和紧张的供需平衡都导致了欧洲电力系统不稳定。碳价波动会增加企业的用能成本，电力市场价格波动会引起与此挂钩的电力期货及其衍生品的金融风险不断放大，从这个角度考虑金融开放会加剧能源危机。所以研究金融开放对能源安全的作用方向和影响机制还需进一步分析才可加以确定，应该更全面地关注能源安全的决定因素。

1 文献综述

总体来讲，针对能源安全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目前的成果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能源安全的概念和衡量

尽管“能源安全”一词在许多学术期刊、报告和新闻稿中被反复提及，但人们对于它的含义以及如何衡量缺乏共识。安全的一般定义包括“获得价值的低概率损害”［5］及其3 个维度：“谁的安全？”、“哪些价值观的安全？”、“什么威胁？”［6］，据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人对于能源安全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7］。具体而言，不同地区不同的能源安全问题定义了能源安全的主题［8］。此外，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角度和不同时期来看，能源安全的威胁也不尽相同［9，10］。基于短期方法，能源安全被视为“以可承受的价格中断的能源可用性”或能源系统适应国家能源需求的能力［11，12］。这也被称为传统的能源安全概念，重点关注由突然中断、解体和价格波动引起的供应安全威胁［13］。同时，长期的方法关注能源供应和消费引起的供应安全以及其他环境和社会问题［14，15］。在这方面，能源安全的扩展定义，也被视为非传统能源安全概念，使人们对能源政策对人类福祉和整个环境生态系统的影响产生新的关切。相应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和侵蚀成为能源安全的新课题。亚太能源研究中心（APERC）提出的能源安全定义被认为是最全面的，因为它涵盖了传统和非传统的方法。具体来说，能源安全的概念是“一个经济体以可持续和及时的方式保证能源供应的可用性，同时能源价格处于一个不会对经济表现产生不利影响的水平的能力”［16］。

由于能源安全概念的扩展，能源安全的衡量也随之发展。在最近的研究中，能源安全的4 个方面（可用性、可负担性、可获得性和可接受性）经常被用作能源安全的主要维度［17，18］。“可用性”和“可负担性”根植于能源安全的传统方法［19］，“可获得性”和“可接受性”反映了这一结构的新添加主题。更详细地说，可用性（各种能源的实际可用性）和可负担性（国内和进口能源在价格方面的可负担性）确保了特定国家的能源需求得到及时满足；可获得性，即从交通和地缘政治方面获得这些能源的能力，更多地反映了能源安全的社会方面；可接受性植根于可持续能源消费，其核心是能源消费对环境的长期影响。最近，4a框架已扩展到包括能源结构和一次能源碳排放（可发展性）与通过可再生能源消费实现能源系统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性）之间的联系［20，21］。在这些因素中，可用性、可负担性和可获得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次能源禀赋、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可能耗时长且难以改变。同时，可接受性和发展性方面可以更容易地通过技术发展和个人和企业之间的行为变化进行监测。

1.2 影响欧洲能源安全的因素分析

Akinyemi 等（2017）［22］认为，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未来国际贸易和能源安全的新增长点。Kalinichenko 等（2019）［23］也同意这一观点，并指出替代燃料的发展促进了能源的发展安全，即减少能源依赖和满足生态需求。Azzuni 和Breyer（2018）［24］发现，所有的储能技术，如抽水蓄能（PHS）、热能储存（TES）、电池和绝热压缩空气储能（A-CAES），都与能源安全呈正相关。Nepal 和Paija（2019）［25］通过对1975～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口每增长1%，电力消耗就会增加4.16%，从而对能源安全造成压力。Zhang 等（2021）［26］对中国30 个省（区、市）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工业化促进了能源可持续性，对能源安全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GDP 增长则抑制了能源安全。与此同时，Tolliver 等（2018）［27］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GDP 和人口增长都会增加能源消耗，增加能源安全压力。

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文献关注的是能源本身对能源安全的影响，这是最直接和最根本的观点。一旦新的替代能源普及，现有的能源分配格局将被重新定义。然而，实现完全替代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的技术突破还很遥远［28］。从现有的技术水平来探讨能源安全的影响因素无疑是更为有效的选择。而现有文献多从GDP、人口、能源消耗、工业产能、数字化进程、信息化进程等角度分析对能源安全的影响，很少有文献提及金融开放水平对能源安全的影响。

1.3 关于金融开放对能源安全的影响分析

由于缺乏将金融开放作为影响能源安全的可能决定因素的研究，因此在试图调查相关文献时，需要考虑近似分析。如马丽梅和黄崇乐（2022）［29］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水平、缓解间接融资约束影响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项目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发挥作用，但开展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能源资源多样化来提高能源自给自足和能源安全。过度依赖有限的能源资源（煤炭、石油或天然气）将降低经济弹性，使其更容易受到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Kim 和Park（2016）［30］调查了金融发展对可再生能源部门扩张的影响，使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并考虑了包括30个国家和2000～2013年期间的数据样本，发现金融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来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这种影响对资本更密集、因此更依赖外部资金的能源尤其明显。Sbia 等（2014）［31］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可再生能源、贸易开放、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对阿联酋能源需求的影响。研究时间跨度为1975～2011年，研究方法为ARDL 界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表明，FDI 通过金融发展对可再生能源消费具有正向影响。随着金融开放的推进，外国资本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形式流入发展中经济体，随着技术进步、工业化、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国内贸易扩张的更高生产可能性，加速了经济增长［32，33］，特别是，外国资本流动加强了宏观经济活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额外的能源消耗是显而易见的［34］。Taghizadeh-Hesary 和Yoshino（2016）［35］评估了油价波动对各种宏观经济指标的影响，普遍发现油价上涨会破坏经济增长，并对大多数石油进口国造成通货膨胀。然而，在实证文献中也观察到，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对能源效率有积极影响［36］。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通过应用先进技术转让有效地帮助保持能源效率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是因为外国直接投资被视为东道国经济中转移技术的主要渠道［37，38］。

金融开放水平对欧洲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本文推测了金融开放影响能源安全的机制，金融开放水平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外商直接投资、银行信贷扩张能力发生变化，从而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获取资金的难度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刺激能源进口（或出口）需求、能源价格和进出口量的短期波动，最终改变能源安全状况。这是由于金融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刺激了能源需求，提高了燃料进口率，最终使国家能源系统依赖进口。如果能够证明金融开放和能源安全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无疑会为各国政府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本文使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金融自由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该指标作为金融开放水平的变量相对于其他信贷类指标具有更强的完整性与全面性，保证了研究的有效性和严谨性，丰富了能源安全的影响因素研究，并对制定金融开放限制和能源安全决策有所贡献。

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说明

2.1 被解释变量

能源安全指数（ES）：数据来自于国际能源署（IEA）数据库。有很多研究采用该指数来衡量能源安全［39］。

2.2 核心解释变量

金融开放水平（FF）：数据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所编制的“金融自由指数”。之所以选取该指标作为金融开放水平的变量是因为该指标相对于其他信贷类指标具有更强的完整性与全面性。目前全球主要使用的金融开放衡量指标除了金融自由指数外，还包括OECD 的金融服务业现值指数和金融业FDI 限制指数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的金融竞争力指数。但是，OECD 所覆盖的国家（地区）只有60 个左右，数据缺失严重；而世界经济论坛的金融竞争力指数覆盖年限相对较短，统计口径不变的连续数据只有2007～2017年的数据，且有不少国家（地区）数据缺失。因此“金融自由指数”是国际上衡量金融开放程度的重要数据，本文选取该数据作为金融开放水平的变量具有较强合理性。

2.3 控制变量

经济增长（GDP）：经济增长与能源安全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40，41］。来自意大利和韩国［42］、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3］、尼日利亚［44］和南非［45］或一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46］的经验证据均支持“保护假说”。同时，经济增长与可再生能源或不可再生能源消费之间的因果关系得到了1990～2007年85 个国家（地区）的国际证据的肯定［47］。因此，本文将国民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并期望与能源安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工业化水平（IND）：从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到更加工业化的经济的结构变化也可能改变人类消耗能源的程度，并影响生态系统。虽然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部门的主导地位主要与其较低的能源使用量相关，因此对环境的影响较小［48］，但工业化过程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并由于扩大生产和更破坏环境的产品组合而导致严重的环境恶化［49］。实证研究证实，更高水平的工业化对环境质量或能源安全构成威胁［50］。

贸易开放程度（TRADE）：贸易开放对环境质量或者能源安全的影响不仅源于自由贸易机制下经济活动的增加，还源于国家要素禀赋［51］。具体而言，资本充足的国家倾向于用更多资本密集型商品（污染商品）交换更多劳动密集型商品（更清洁的商品），可以从贸易中获得环境效益［52］。与此同时，由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劳动密集型国家的贸易额增加，环境负担更大。对外开放意味着国内贸易的国际化，因为它允许用更多的生产机会来满足国外的消费者需求。贸易-能源消费关系证实贸易开放加剧了经济中的能源消费水平，用于满足国际需求的额外生产［53］。因此，能源成为贸易开放的关键因素。生产过程中严重依赖化石能源消耗通过增加生产成本而造成不利地位，最终为国内产品划定了更高的价格［54］。

城市化水平（URB）：城市化水平进程代表着能源需求，研究表明，城市化对能源安全具有负向影响。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将导致城市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城镇化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将导致能源消费和需求显著增加，城市能源消费总量不断增加，不利于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可再生能源消费指数（REC）：数据来自于国际能源署（IEA）数据库，可再生能源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替代能源之一，通过减少对化石能源，即天然气、石油和煤炭的依赖来降低经济［55］。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不仅通过减少碳排放来改善环境行为，而且还有助于实现能源安全的国家（地区）在世界能源市场上的独立［56］。这是因为清洁能源在可持续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补贴了环境成本，而环境成本会对工业产出产生不利影响。

经济风险指数（ER）和金融风险指数（FR）：数据来源于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

本文选取1996～2021 期间的欧洲24 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为确保研究数据的代表性和准确性，本文对样本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本文所需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2）剔除年报前后各变量口径出现分歧的样本。此外，本文为降低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的分位数水平上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另外，本文所有回归估计均通过Stata 16.1 软件实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3 空间效应检验

3.1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被紧密的联系起来。任何一国的能源安全发生变化都有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所以国家之间的能源安全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忽略这一空间关联效应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因此，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金融开放和能源安全之间的空间关系。空间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其中，ρ0为解释变量空间滞后待估系数，β1为金融开放与贸易开放程度的交互项系数，θx为控制变量的空间回归系数，ϑt为时间固定效应。W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分别采用经济距离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地理空间权重矩阵指根据空间地理位置坐标计算的两区域间的欧式距离，一般是根据区域的质心坐标进行计算，；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衡量区域之间的经济距离，可以计算两区域之间经济指标的差值。故本文选取两地区1996～2021年人均GDP 之差，然后再取绝对值的倒数来计算两区域的经济距离。

应用较为广泛的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包括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在基本模型式（1）中，若λ＝0，则为SDM；若λ＝0 且θx＝0，则为SLM；若ρ＝0且θx＝0，则为SEM。空间杜宾模型的分解检验包括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第t年金融开放对能源安全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由于每个国家都存在直接效应，且国家之间存在交叉溢出效应，所以第t年金融开放对能源安全影响的平均直接效应、平均间接效应和平均总效应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race为偏微分矩阵S（W）的主对角线之和，通过偏微分方法［57］可得ESit＝（I-ρ0Wij）-1（α＋βTotalt＋εt），S（W）＝（I-ρ0Wij）-1β。

3.2 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

本文先用莫兰指数对欧洲各国能源安全指数情况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然后分别建立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检验能源开放水平对能源安全的空间关系。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构建如下：

其中，n是研究的地区数量，xi和xj分别表示地区i和地区j的观测值，Wij是空间权重矩阵。限于篇幅，本文只展示样本区间1996～2021年奇数年份的结果，结果如表5所示，很明显欧洲24个国家的能源安全指数呈显著空间正自相关，为了可以更清晰的观察各国家能源安全的空间关联特征，本文还做了局部的莫兰检验，结果如图1和表2所示，图1 为2005年和2015年欧洲24 个国家的局部莫兰散点图，表2 为2021年欧洲24个国家在经济距离矩阵下的局部莫兰检验的统计结果，表3 分为4 个象限，一、三象限表明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是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情况，总共有20 个国家。二、四象限表明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是高-低聚集和低-高聚集的情况，总共有4 个国家。这进一步说明了在研究金融开放水平对能源安全的影响时，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必要性，选择空间计量模型是合理和准确的。

图1 2005年和2015年欧洲24 个国家能源安全指数的莫兰散点图

表2 1996～2021年能源安全指数的全局莫兰指数

表3 2005年莫兰散点图结果汇总

表4 为金融开放水平对能源安全的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1）LM、LR 和Wald 检验的结果都是显著的，可以认为空间杜宾模型不会退化为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因此选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FF项系数在表4 的结果中显著为负，且都在1%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表明欧洲24 个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和能源安全水平是显著负相关关系；（2）欧洲24 个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无论是出于经济空间因素还是地理空间因素都会显著降低能源安全水平，其中，金融开放水平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回归结果高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结果，这表明金融开发水平在经济的空间关联下更强，这主要是得益于“一带一路”快速发展的因素，也间接证明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在表4 中，还发现金融开放与贸易开放的交互项是正显著的，表明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会降低由金融开放引起的能源风险，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在面临能源危机时，必须用出口来缓解其巨大的内需疲软，所以对外贸易对欧洲来说是其巨大的发展机遇，在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种效应就在中欧贸易的逆势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表4 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

进一步分析，表5 给出了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空间杜宾模型的分解检验结果，FF项的直接效应系数显著为负，并且这两种矩阵下的检验结果相似，这意味着空间检验的结果是稳健的。表5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表5 空间计量模型的分解检验

（1）从直接效应来看，金融开放水平（FF）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欧洲国家金融开放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国家的能源安全指数，参考2022年欧洲能源危机爆发的原因［58］，主要有两种可能：①从欧洲的能源结构来看。能源安全问题不仅体现在总量上，更体现在结构上。金融开放通过加强资本的技术溢出或者提升劳动力要素价格倒逼引致技术进步［59］，技术水平的发展会影响能源使用和经济增长，目前已经有很多文献和报告显示经济增长与新兴经济体能源消费的增加有关，当经济增长跨过一定门槛就能实现能源结构转型［60］，欧洲的能源结构是爆发能源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欧洲一直致力于能源转型，但是由于欧洲能源结构脆弱，具体表现为欧洲地区能耗集中度较高，超九成的能耗集中于欧洲12 个工业耗能较大的国家，以天然气及电力为主，除瑞典、芬兰可再生能源工业耗能占比高，挪威水电占比高，其余9 个国家工业耗能中天然气依赖度均较高，应对天然气短缺较为被动。所以更容易受到能源危机的冲击。相对而言，在2022年的欧洲能源危机中，英国的能源安全状况较为乐观，因为该国部分一级能源供应实现独立自主，且其二级能源的结构更为多样化。欧洲自身的天然气和石油本地储量很低，较大程度依赖能源进口，这就存在很大的能源不稳定，这也是2022年欧洲爆发能源危机的原因之一；②从欧洲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来看。欧洲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上的发展一直都是全球领先的，随着金融开放水平的提升，具体表现为价格自由化、业务自由化、市场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自由化。与此同时，也就增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欧洲在本身就能源短缺的情况下，能源价格飙升与通货膨胀相互作用，还会带来欧洲碳价和欧洲电力价格的大幅度波动，碳价波动会增加企业的用能成本，电力市场价格波动会引起与此挂钩的电力期货及其衍生品的金融风险不断放大，从而进一步加剧欧洲的能源危机。综上所述，无论是实物供应短缺，还是价格问题，欧洲大陆2022年的能源安全危机都是欧盟亟待解决的难题。

（2）从表5 回归结果中的间接效应结果还可以发现，这种影响不仅会影响本国的能源安全，而且还会对周边国家产生积极影响，所以邻国实施的金融开放政策会对本国的能源安全状况产生影响，有利于实施金融开放政策示范效应，提高相邻地区的能源保护水平。金融开放促进金融机构微观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三方面实现的：技术示范效应、人才示范效应、产品示范效应。金融机构通过技术、人才和产品等途径对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格局的溢出效应进行模仿和创新，并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格局的先进技术等为参照系进行技术和产品的开发，进而提升自身综合能力。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能源安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金融发展会支持能源开发利用，推动能源发展。欧洲与中国同为能源消费大国，欧洲能源的制定和实施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每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拥有丰富的能源供应。一个国家发展的必备物质基础就是能源储备，而能源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家资源安全和经济安全。想要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保持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并维持社会稳定，就必须做好能源安全保护工作。

3.3 影响机制

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欧洲地区24 个国家金融开放程度对本国能源安全的传导路径。由于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61］曾明确指出，传统三步法的中介效应检验在验证因果关系的存续性时存在缺陷，但多数研究对此缺陷的关注程度仍有所欠缺，忽视了中介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江艇（2022）［62］的操作建议，不再使用逐步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而是根据经济学理论，从金融开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宏、微观风险这一维度出发，提出了两种能够反映金融开放对能源安全作用渠道的中介变量经济风险指数（ER）和金融风险指数（FR），通过观测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列（1）～（3）分别为FF对ES、ER和FR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列（1）中FF的系数为负显著，与前文空间检验结果符号保持一致，欧洲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对能源安全是负向影响。列（2）、（3）中FF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开放水平越高，欧洲地区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越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愈加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在为金融经济发展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汇率、利率和资本账户开放是金融开放对宏观金融风险传导的重要渠道，欧洲能源需求高度依赖进口，导致能源消费易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金融开放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在诸多不稳定因素下面临多种金融风险。与此同时，列（2）、（3）的结果还表明金融开放过程将通过增大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对能源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其原因在于，金融开放业务的开展将使能源安全面临能源价格及能源融资利率波动，以及涉及到的货币种类转换汇率波动等多方面的经济风险，最终对能源供应成本产生影响，从而抑制能源安全。因此，能源风险管理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运营能力，以及履行能源安全的能力。

表6 金融开放与能源安全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经济风险指数ER、金融风险指数FR）

国家的金融开放过程将强化国际市场间的经济及金融市场关联，使经济金融体系更易遭受外部资金价格及融资利率的冲击，导致经济及金融风险的波动水平提高。在此过程中，经济及金融风险敞口的扩大也意味着本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受外部资金浸润的程度有所增加，从而削弱国家对以能源产业为代表的关键经济领域控制力，最终致使能源安全水平降低。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96～2021年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的分解检验，考察了24 个国家的金融开放水平对能源安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此外，本文还考虑了对外贸易水平在金融开放程度和能源安全之间产生的调节效应，为了进一步探讨金融开放程度与能源安全的传导路径，本文使用改良后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渠道检验。主要结论如下：（1）空间效应检验的莫兰检验结果显示24 个国家的能源安全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存在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情况，证明本文考虑空间异质性的必要性；（2）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水平不仅取决于本国的金融开放程度，也会受到周边国家的金融开放程度的影响。虽然本国提升金融开放水平会增加本国的能源风险，但是会对周边国家产生积极影响；（3）贸易开放水平的提高会降低由金融开放引起的能源风险；（4）金融开放水平会通过经济风险或金融风险影响能源安全。

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1）调整能源结构，提升国家能源的独立性，如扩大境内风电或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重新审视现有能源进口方式，实现能源类型及来源的多样化，最大程度减少对单一能源或单一来源的依赖。当前，欧洲能源面临“青黄不接”的窘境。能源安全陷入被动，欧洲不得不加快调整能源策略，放缓传统能源的退出进度。事实上，能源领域存在着一个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即能源的绿色环保、安全稳定和经济廉价三者很难兼顾。

欧洲此前的能源导向是绿色清洁和价格低廉，对于安全一端的重视相对不足。俄乌冲突之下，能源供应越发紧张，欧洲不得不重新将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如今“不可能三角”向安全一端倾斜。其对新能源供应链安全的重视程度势必会进一步提高。任何新的全球能源共识都应建立在“三个坚如磐石的长期战略支柱”之上：①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认识到充足且负担得起的传统能源供应仍然存在；②进一步减少传统能源的碳足迹，提高能源使用效率；③新的低碳能源稳步补充传统能源。能源转型不可毕其功于一役。虽说欧洲向绿色能源转型的决心笃定，但无论从保供还是低碳的角度来说，未来欧洲能源发展仍是长路漫漫。

（2）引导资本流向可持续经济领域。当前欧盟建立可持续经济系统还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需有效引导资本流向可持续经济领域。欧洲的金融开放是欧盟国家的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逐渐开放的一种状态，它是一种围绕金融一体化目标的金融国际化.根据欧洲投资银行的估算，转型过程中在运输、能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总投资缺口每年或达到2700 亿欧元，因此将资本引向更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活动是欧盟的当务之急。该目标主要包括5 个方面：①建立一个统一的可持续活动分类系统——《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EU Taxonomy），明确可持续经济活动范围，便利化可持续投资；②为可持续金融产品制定标准和贴标，让投资者更容易搜寻到相关金融产品；③鼓励金融市场参与者投资可持续项目，特别是鼓励针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构建可持续经济转型基础；④在投资建议中考虑可持续性因素，充分发挥投资公司和保险企业等金融机构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⑤建立可持续投资效益基准，准确衡量可持续投资业绩。

（3）不断强化和完善应对危机能力，特别是在制度层面防范重大金融风险。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一定困难，俄乌局势依然紧张，经济下行风险越来越大，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因此，不断强化和完善应对危机能力，特别是在制度层面防范重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欧盟和欧洲央行的当务之急。从防范金融风险角度看，欧洲主要依靠两大金融稳定工具，分别为欧洲稳定机制（ESM）和单一处置基金（SRF）。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洗礼，欧元区国家认识到必须团结一致才能渡过难关。欧盟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更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因此当个别负债率较高的成员国发生主权债务风险时，很容易演变成影响欧元区和欧盟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