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卓群，赵加奎

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信息科学的飞速发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日益普及，使得媒体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社交媒体、全媒体、移动媒体等新媒体形式不断涌现。“新媒体”一词最早出现于1967 年，由美国哥伦比亚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高尔德·马提出；随后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罗斯托在向尼克松总统提出的报告中频繁使用“新媒体”一词，使其在全球范围内流行。21 世纪初，我国引入“新媒体”这一概念，并开始相关研究[1]。随着智能手机应用的日益普及，人们的阅读习惯也相应地呈现出时间碎片化、内容简单化、需求个性化、形式多样化等特点[2]。新媒体因为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成本低、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等优点，已被应用到健康传播的方方面面。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公众对相关信息的需求极为迫切，新媒体在传播新冠病毒防控知识、权威信息发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表明新媒体健康传播可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对当前新媒体健康传播的应用现况进行分析，了解新媒体健康传播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作用，这对探索后疫情时代健康传播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完善我国新媒体健康传播体系、建立新媒体健康传播的评估方法和指标具有重大意义。

1 国内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1.1 我国新媒体健康传播研究的发展过程

我国有关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08 年。陈晓庆[3]首次提出“健康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概念，并从健康传播的创新形式、新媒体的健康传播价值、健康传播的受众需求和心理状态以及健康传播的信息资源整合等五个方面论述了新媒体健康传播的可行性及其优点。随后，有关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研究开始出现，但文献数量较少。2014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提高新兴媒体的层级设置，从新兴媒体依附于传统媒体转变为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并行并重，从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分立发展转变为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协同融合[4]。当年，有关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研究文献发表数大幅增长。2018 年3 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把媒体融合由媒体机构内部转型层面提升至国家主导下的机构改革层面[5]，由此新媒体发展迎来新一轮高潮，有关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研究文献数量再次大幅增长。

1.2 我国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我国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研究领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向：一是针对公众健康知识获取方式、特点的研究；二是针对人类疾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三是针对新媒体等媒介传播手段和平台本身的研究[6]。本文将从以上三个方向对我国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总结。

1.2.1 公众健康知识的获取方式

我国学者对公众健康知识获取方式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群体：大学生、老年人以及农村地区居民。其中，针对大学生的新媒体健康传播研究起步较早，且数量较多，针对老年人与农村地区居民的研究开始较晚。

刘鑫[7]在2015 年以问卷调查的形式从心理健康状态、媒体偏向、内容偏向、生活水平等方面，探讨了大学生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特点，指出大学生的生活水平与新媒体中健康信息的接触频度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并提出了“要实现对经济情况相对较差学生的健康信息转播”的观点。随后不同学者开展的大学生健康传播研究也大多从改善大学生群体的健康状况出发，探讨新媒体视角下大学生群体的健康传播策略以及新媒体健康传播对大学生生活方式的影响。

针对农村地区的新媒体健康传播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数量较多。雷毓秋[8]于2018 年以问卷调查、实地观察、访谈的形式，从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媒介接触和健康信息传播状况三个角度论述了农村地区的健康传播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指出在农村地区“新媒体不但没有促进健康行为的发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良行为习惯的养成”。与雷毓秋的研究类似，国内有关以农村地区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研究多以现状、特点、需求为基础，着重探讨农村地区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策略与机制，其他方面较少涉及。

针对老年人新媒体健康传播研究起步最晚，且数量最少。2021 年中国知网才收录相关文献，截至2022 年10 月，知网所收录的相关文献仅有4篇。段鑫玥等[9]2021 年就老年人的健康传播困境进行了研究，提出“在老年人新媒体健康传播中，需要政府在宏观角度进行调控”。刘林曦[10]2021 年从影响老年人健康传播的主要因素以及老年人新媒体健康传播的路径出发，论述了新媒体时代老年人健康传播需要注意的问题。此外，还有1 篇文献从传播学角度探讨新媒体的“适老性”问题。

1.2.2 人类疾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我国从新媒体视角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传播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10 年1 月。郭晓科等[11]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沟通角度首次提出“使用新媒体、善用新媒体”的观点。同年3 月，王文娟[12]以“非典”和“甲流”两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探讨了政府、大众媒体以及受众的相关与制衡模式，以及受众的认知模式、使用与满足情况、“舆论领袖”理论等几个方面，具体阐述了使用新媒体进行健康传播的可行性及优势。2013 年，万舒敏[13]通过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对比，指出了新媒体健康传播存在“媒介专业精神缺失”“经济利益驱动网络公共价值贬值”“媒介资源占有不均”“信息鸿沟加深”等问题，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随后几年，我国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研究开展较少。2013—2019 年，中国知网仅有5 篇文献收录。2019 年底至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研究。仅2021 年中国知网就有7 篇文献收录。其中，张旭[14]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出发，系统阐述了新媒体健康传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建立、完善健康传播的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体系”等建议。截至目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的新媒体健康传播研究热度依旧不低。

目前，有关人类疾病的新媒体健康传播研究虽然数量不多，但涵盖内容较广，不仅包括糖尿病、抑郁症、肥胖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还包括人乳头瘤病毒、女性生理健康、养生、心理健康等医学知识科普。

1.2.3 新媒体等媒介的传播方式与平台

此部分内容是我国新媒体健康传播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占研究总数的七成以上。相关文献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新媒体”健康传播的优势、劣势等方面进行研究；另一种是对某一新媒体传播媒介或平台（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进行研究。在新媒体健康传播的优势研究方面，提到较多的是新媒体健康传播速度快、成本低、信息量大、融合性高和效能高等特点。在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缺点研究方面，提到较多的是新媒体健康传播的权威性低、虚假信息泛滥、信息同质化严重等问题[15]。在新媒体传播媒介或传播平台方面，丁香医生、今日说法、人民日报等是热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介或平台本身的特点、挑战以及发展策略等。2021 年，陈香安[16]指出短视频形式的健康传播存在内容深度参差不齐、信息传播方式不妥（以恐惧诉求和制造焦虑的方式传播健康知识）等问题，并就此提出“平衡健康传播的专业性和通俗化、公益性和商业化、严肃性和娱乐化”等建议。

2 国外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国外对于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 世纪六十年代。Spurr[17]从电影胶片作为教育胶片的可行性出发，探讨了电影胶片这种短动画形式的新媒介对于社区中健康信息传播的意义。目前国外对于新媒体健康传播的研究大多以社交媒体（如Twitter、YouTube 等）为中心视角，除了与国内研究相似的部分外，国外学者还指出，在健康传播过程中社交媒体能够提供同伴、社会、情感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受众的焦虑与担忧，减轻由于健康信息带来的心理影响[18]。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发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搜索量与疾病的发病率存在明显相关性。例如，在新冠疫情发生后，社交平台上的信息搜索高峰出现在2019 年新冠疫情高峰的前10～14 d[19]。

总体而言，国外新媒体健康传播研究的主题较为宽泛、涵盖面较广，不论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COVID-19）还是人类疾病（如青少年肥胖、癌症、血栓认知），亦或是心理健康（如自杀方式顺序倾向、校园霸凌等）等均有涉及，研究方法较为成熟，常出现打破常规的研究思路，值得学习和借鉴。

3 总结

新媒体健康传播是后疫情时代不容忽视的健康传播路径。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般都具有突发性、群体性、特定性、复杂性和危害性等特点[20]，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发展过程一般难以预料和控制，往往会造成公众的焦虑和恐慌，在短时间内导致舆论蓄积，使公众产生认知偏差。因此，通过新媒体开展健康传播能够快速发布权威信息、普及正确的防控知识，对快速控制事件发展、稳定居民情绪、降低事件危害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对新媒体健康传播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及突发传染病防控方面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如研究方法单一、研究手段缺乏、评估指标缺失等。通过开展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新媒体健康传播的变化趋势及传播效果等方面的研究，探索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新媒体健康传播的作用，对完善现有的新媒体健康传播模式、提高全社会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