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视角与改革政治文本的阐释

2023-09-07杨柯

新闻研究导刊 2023年13期

摘要：改革报道是新闻关注的重点。从内容侧重方向来看，既有偏向群众侧的体验报道，也有侧重政府侧的主题类报道。但不论侧重点如何，报道的实质都是通过解释改革政治文本，传递改革精神、凝聚改革共识。而在实践过程中，改革话语体系与群众话语体系存在显著差异，媒介对改革政治文本的阐释存在“先天性”障碍。如何建立桥梁，解决两种话语体系的转换问题，打通新闻报道的壁垒？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公共阐释”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其本质，分析改革政治文本的结构、视角、语境，为阐释寻求定位方向和路径。文章从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电视类获奖作品《（数字化改革之道）省市场监管局：“闪电速度”的背后》（以下简称《数字化改革之道》）说起，以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政治文本为例，分析电视语言中场景、视角与改革政治文本的阐释关系，结合文献研究、文本分析，研究电视新闻报道中改革政治文本的阐释路径。研究结果显示，改革政治文本的阐释核心并非简单的词语转换，而是将记者作为阐释关系中的“第三者”，构建开放性和对话性的交流场景。场景成为改革政治文本阐释的基本单元，它将改革政治文本置于历史视域中融入当下，为受众开辟更加多元的视角，在人与人共同的精神层面，把改革者的理念之变“融通”“共情”，转化为群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因此，政府应适时转换宣传思路，从阐释名词到阐释理念，从名词翻译到阐释改革逻辑，从而更有效地传递理念、引导舆论。

关键词：改革；政治文本；话语体系；阐释；场景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3）13-0019-05

改革是贯穿各项工作的主线，是驱动力也是方法、路径乃至精神内核。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近年来，党中央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數字经济产业不断壮大。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数字化改革带来了观念更新、技术变革、系统重塑、流程再造，也催生了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政治文本。面向公众阐释数字化改革相关政治文本，成为媒体回应改革需求的核心业务。

过往的改革报道，文本范式往往从“小人物”新变化说起，围绕改革成就，展现改革背景，少有直接形象阐释改革本身的逻辑理念的报道。这种文本范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改革政治文本解读的难度。但数字化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改革，改革中的“小人物”往往是改革参与者本身，加之改革政治文本体系具有路径依赖，这成为媒介解读过程中无法绕过的屏障。

一方面，数字化应用存在“现实—虚拟”的壁垒，概念解读缺乏具象化的现实场景作为承载，对解读视角形成干扰。形而上和抽象化的理念叙事，只是把一种概念变成了概念的集合。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对既有文本的内部结构及其连贯性做一点描述，仅仅重复一下作者说过的话等，还不能算是理解。人们必须使作者的说法重新回到生活中去，而为此，他们又必须熟悉文本谈及的那些现象”[1]。另一方面，改革政治文本专业性更强，体系内部的联系更紧密，很难与群众话语体系形成意义系统的聚合、交叉，难以协调不同的参照系。同时，阐释主体自身因知识背景、兴趣习惯而具有的“前见”，也决定了“阐释者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历史性并达到所谓的‘纯理解”[2]87。

在理论与认知脱节的状态下，媒介报道如何有效解读改革政治文本，达成现代科学概念和实践思想相对照的阐释任务，成为新闻报道工作的新挑战。

一、《数字化改革之道》对改革政治文本阐释的路径探索

（一）作为阐释客体的改革政治文本特点

系统性、关联性强。数字化改革一方面与“放管服”改革具有传承和延续关系，另一方面又属于数字技术革新范畴。第三十二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数字化改革之道》就涉及大量的行业术语和改革政治文本。例如，作品导语中出现的“‘一件事集成改革”“一码统管”等术语，就是这种专业交叉的产物，涉及物联网技术、行政改革等术语体系。这些词语具有特定的应用语境、相对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但看新闻不是查字典，如何有效地转换改革术语，帮助群众正确理解改革到底在改什么，怎么改，难点在哪里，成为新闻实践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转述困难，多直接引用。《数字化改革之道》讲述的是改革的方法论。“打通了163个服务事项的办事流程，将所有涉企事项，集成到了40个应用场景里，一键办理。”[3]16以此段落为例，“服务事项”“办事流程”“涉企事项”等词来自行政工作，伴随数字化改革而普及，背后又关联着一系列的改革逻辑。需要理解后者的体系性，才能理解前者意义的能指所指。在《数字化改革之道》中，记者尝试以电视语言重新解构阐释路径，却遇到了话语体系存在的壁垒。面对难以切分的专业术语和相应的政治术语，选择大量直接引用的方法来表述。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转述保证了改革话语体系的严肃性、科学性和体系性。

（二）从《数字化改革之道》看改革政治文本阐释的辩证

阐释离不开客体既有的框架，需要结合阐释者自身的经验来解构文本，同时也涉及受众对文本的解读。如果把群众在政务服务中心能够接收到的基本词汇作为阐释的场域，把数字化改革作为领域，并将两者指定为阐释的主要语境，可以发现《数字化改革之道》并没有把地方性改革的名词重新语境化，也没有强制提供其意义界限，报道只是将其作为固定词汇平铺直叙地展示给受众。

但在未经语境融合的情况下，这些不同领域的词汇如何在有待理解的内容中相互交叉？《数字化改革之道》的开篇就在同一个画幅中，通过特技同屏播放三个调查组的工作画面，全景展示数字化改革突出问题的调研情况。这种展示用画面语言构建了贯穿省市县三级的交流场景。这种类似“电视问政”式的场景构建，开篇明义地确立了全篇“对话改革”的总基调和基本的叙事架构——即目标导向决定政府工作。它使改革政治文本的阐释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因果论和目的论相结合的阐释路径上。

由此可见，这组报道并不关心改革政治文本的具体语素分析，而是更看重改革政治文本阐释过程中的意义生成，即以场景和故事的再更新、再编码，赋予电视文本政治内涵，以达成改革政治文本阐释的思想传达功能——理念的传达成为阐释的核心价值。从康德所认为的知识的确定性角度看，这种对改革政治文本的阐释，是“用信念取代说服，信念超越了私下的说服假设，因为它根植于主体争取普遍有效性的理性能力”[4]115。

二、阐释理念的核心：以“视域融合”强化群众的“共通感”

（一）从群众视角看阐释理念的变化

以“信念”代替“说服”，意味着对改革政治文本中绝大多数政治术语的文本翻译不再具有实际意义，“由于每一种区域性语境都有一种独特的通用语汇或观念性交流媒介，所以，在翻译和转换过程中总会失去一些东西”[4]6。但在信息损失的同时，语境的融合也带来了新的意义生成。

在《数字化改革之道》这篇报道中，记者通过画面语言，展现了改革者专注的眼神。通过“共情”，阐释了改革之难。“生怕自己掉队”“老婆帮忙转发微信”[3]17干部口中看似和改革无关的群众化语言，却达到了“意会”的效果。这说明作者着力从语文学的阐释方法论，向强调“共通感”、分享改革精神和理念的审美阐释方法论转型。这些行为和想法将围绕数字化改革的文化和经验因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精神意义上的“视角”切换，有助于受众形成更全面、更立体、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而“视角”切换所构建“视域融合”的解读方式，并不是聚焦改革政治文本本身，而是将被采访人的解读、文件的表述、记者的理解，临摹、投射到历史的屏幕上，观众聚焦观念中的“虚像”而并非“实像”来完成阐释行为，以更感性的方式认知政策。

在这种“视域融合”的背景下，记者作为阐释主体之一，从泛在的“凝视者”变成了阐释过程中的“被凝视者”，这种“虚位”让渡，让记者成为新闻现场中兼具两者特性的“第三者”，由此产生的距离感有助于观察、思考和理解相应行为。这种理解正是基于伽达默尔认为的，与传统经验相联系的“共同性”，“针对我们自己作出的判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我们从这一丰富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偏见，只有个人判断成为一种共同的传统融合视域方式的一部分时，它才会是富有成效的”[4]4。“共同性”所带来的情感上的 “共通感”，决定了人类对事物抱有必然的偏见和主观性，理解改革政治文本与理解改革者，在情感层面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统一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化改革之道》的文风转换就是角度的转变，它把对改革政治文本的阐释转化为一种可以感知的精神风貌，从理论的说明转向了意义的说明。

（二）“共通感”构建的阐释核心

改革是社会形态内部的量变问题，其最终的作用对象是人。因此，面对改革问题，群众能够感受到的往往不是改革本身，而是人的境遇的变化。这种阐释主体视角的转变，实际上是通过构建“行为”与改革“急难愁盼”的映射关系，构建了向上攀升的意识阶梯，从叙事表象投射了改革曲折向上的意蕴。“阐释的必要性即在于通过阐释让阐释对象被遮蔽的存在意义进入澄明之境或绽放出来。”[5]由此，改革政治文本的专业术语在阐释过程中的价值，转化为一种情境和虚化的背景，其能指和所指的关联不再是阐释所必需的语境的逻辑隐没虚化，突出的是改革者的行为逻辑和受众对这种行为逻辑的“共通感”。

在阐释过程中强化“共通感”，意味着改革政治文本的解读，需要更加偏向改革者的行为本身。这种思维与实践的逻辑偏向，使得阐释的基础回归了人本逻辑，使得改革政治文本和群众之间的跨领域的阐释成为可能。

“在他的电脑里，至今保留着这样经过反复修改的‘三张清单……更真切感受到改革者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们正是一批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奋力向前的人。”[3]17采访手记表明，在创作过程中阐释的关键要素正是亲历者本身的故事，这种将普通人置于观众陌生的改革场景的外化叙事方式，为抽象阐释找到了切入口。

三、阐释基本单元：对话场景

（一）阐释、对话和场景表达

阐释核心的变化，意味着阐释体系构建的基本方式从以前的“问题/解决”的二元对立叙事中解放出来。文本由语素构建的意义关联，被故事化的隐喻所替代。观众通过这种文本形态的转换，以“自己看”的方式成为一定意义上的“阐释者”，对改革进行认知和思考，形成自我评定。祖昊、荆学民等研究认为，这种自我批判性的审视，“是检验阐释结果正确、合理与否的途径”[2]92。传统新闻报道对改革政治文本主观的、狭隘的、人工的解读，退位给场景性、真实性的电视语言，保证了阐释结果的客观公正。从这个意义来说，恰恰是场景表达在语义上的模糊性、隐喻性，才搭建了沟通两种文本体系的桥梁。

《数字化改革之道》对改革政治文本架构和逻辑所进行的阐释和翻译，是通过场景性的电视语言串联构建的。“在翻译过程中要想正确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就应先了解作者的精神世界，以便解释者可以通过内在精神上的转移，最终让读者接收到文本内部的意涵。”[6]从这个意义来看，场景化的表达实质上就是一种阐释过程，转译和替代改革政治文本原有的符号体系。其文本构建的逻辑基础，也从改革逻辑转化为电视故事矛盾冲突的文化逻辑，并最终找到了数字化改革的现实意义。

黄雅堃在研究新闻能指所指的过程中认为，这种重新构建保留了对报道“原初意义”的认知，“电视报道的本义是要求媒介认定的事实与受众通过媒介获知的事实的‘意义共享，如何实现共享，关键在于媒体对于事件‘原初意义的主观驾驭”[7]。对数字化改革政治文本的解读，实质上就是对改革基本逻辑的“意义表达”。而“意义表达”又对媒体“原初意义”提出了要求，場景新闻“直接影响其真实性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为：场景新闻真实是‘事实情境”[8]。这种对真实的需求，决定了改革政治文本的解读，天然需求场景化表达，以便受众能直接面对改革的“原初意义”。

（二）对话场景凝聚的“解释共同体”

对“原初意义”的追求，需要阐释者和接受者的互动和合作。这种合作不是指阐释共同体为达成某种既定目标而展开的互相妥协，相反，它更加强调为实现相互理解而进行的理由交换。在这个过程中，非理性精神行为是参与其中因素之一，即“非理性精神行为可以参与阐释过程，精神性体验与情感意志是阐释生成的必要因素，但必须经由理性的逻辑选择、提纯、构建、表达而进入阐释”[9]。阐释者需要倾听接受者的意见和看法，并进行调整和修正。只有阐释者和接受者积极互动和合作，阐释过程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而这种最佳效果评定的价值基础又来自阐释的公共性——好东西一定是大家都接受的东西[10]。公共性成为衡量客观性的标准之一，没有公共性制约的自由创造必然流于强制阐释。非理性精神行为只有在经过理性的逻辑选择和提纯后，才能真正成为阐释过程中的有效因素。

正是阐释的这种公共性需求，要求“阐释者与接受者在完全开放的对话环境里，通过理性论辩参与到文本意义的生成和认定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视域融合和新视域生成的过程”[11]。只有遵循公共性原则，阐释过程才能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

伽达默尔认为，“只有当语言超越了一元论的表达并且变成对话性的表达之时，语言在诠释学上才是揭示性的”[4]43。从“本体—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数字化改革之道》中，记者与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的交互场景，把关注点置于对改革过往的回忆中，就是把阐释行为置于时间进程中，通过现在（记者）—过去（改革者）的对话，展现记忆的特殊“在场”，这种衔接所反映的时间观念，不只是当下的体验，而是把时间作为本体体验的“在场”中介融入当下，赋予其特殊的价值。“意义主要与过去联系在一起，而价值则与现在联系在一起，目的与未来联系在一起。”[4]41这种联系如两个关键帧，构筑了一条认知改革进程的方向和路径，构建了更加稳定的历史时间关系。基于此，阐释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文本或事件，从而达到阐释的目的。

在这种公开的、在场的对话关系中，记者、被采访人和受众，组成了包含特定“时—空”语境的解释共同体。这种三者共存的对话关系，符合罗伊斯提出的“第三个主体”的概念，“他不仅把解释者的愿望与他要承诺的愿望联系起来，而且还与第三个他所要表达的解释的愿望联系起来。这第三个愿望，作为他倾听的另一个邻居，也使一个‘解释共同体成为可能”[4]73。

四、“视域融合”下以对话场景为核心构建改革政治文本阐释路径的探讨

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所追求的视域融合形成了“一种单一的历史视域”，视域中的作品将成为一个移动的目标，“可以说，阐释总是意味着特定视角的活动，并在活动中促成了视域的融合或是视角的互照”[12]。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视域融合”的视角下尝试以旁白独立阐释改革政治文本是徒劳的。构建“视域融合”的对话场景，是新闻报道阐释改革政治文本的前提条件。

（一）借助“视域融合”建立动态、开放的话语体系

目前，消息类改革报道的文本范式基本上是围绕问题展开的，需要基层实践有举措、有结果、有成效，实质上可以归纳为成就性报道，存在事实上的相对滞后性。但数字化改革是快速推进和不断迭代的，这决定了数字化改革的政治文本解读不能完全依靠“结果论”和“成效论”，而应放在更动态化的改革进程中展开。

以“视域融合”为核心的改革政治文本阐释，对对话场景的时空特征，以及典型性、开放性提出了要求。话语体系的构建应当处于矛盾的关鍵期、改革的转折期。“脱离时间维度的公共阐释……都是不可能被理解的。”[13]适应这种“在时”“在地”的特征，对话场景需要在改革的第一线展开，把改革政治文本的符号阐释置于“大走访、大调研”的时代背景下，搭建对接群众的隐喻与象征结构，并以时代性缩减能指与所指联系的随意性。但这种对应的投射关系仅仅是新闻场景中的一种假定性，一旦脱离了屏幕特定的“时间通道”，这种假定的基础也将消逝。而记者和被采访人正是在特定的“时间通道”中，就事件、话题达成一致。

《数字化改革之道》拍摄时，浙江省市场监管局的数字化改革处于向2.0升级、“制度重塑”的关键节点。记者并没有解释什么叫“制度重塑”，而是通过一场场对接会、讨论会，构建了思想碰撞的核心现场，把“重塑”具象为不同部门的协作现场，让阐释“制度重塑”成为一种“看过即理解”的隐喻。

（二）尊重多元视角和观点的多样性

以关键场景为核心，以对话碰撞搭建“时间通道”，为“视域融合”的感情投射提供了共同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问题、解决、难度得以放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讨论，即便记者有鲜明的主观判断，受众仍有自由探讨的阐释空间，这种由媒体“设计和创造出一种‘媒体视觉景观”有利于正向引导意识形态和塑造政治人物的良好形象[14]。

政治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阐释改革政治文本时，尊重多元视角、包容不同声音和观点，才能达到“视域融合”的效果。《数字化改革之道》注重集纳不同的观点声音，营造讨论的氛围，强调在一个场景中尽可能交叉剪辑多个不同采访，即使观点相同，也要展现不同侧面。

在内容层面，这些采访更多的是情绪性的表达，比如有干部说：“这样一种投入一种速度，这让我感觉到很振奋，也让我感觉到很惶恐，就怕自己掉队，每周至少两天时间往下跑。”从文本的角度来看，这种表达方式近乎交谈，但陈华明、冯月季等人认为，“通过交谈和对话，才有可能建构一种主体间性的文本意义诠释模式”[15]。这种基于主体间性的文本意义阐释模式，能够消解政治传播的“控制性”色彩，有利于跳出传统政治文本的二元主客体模式。

通过场景化叙事融通两种文本体系，在阐释学意义上达成了政治传播离不开的开放话语体系，并在媒介空间中展开对话和理解。这种乱中有序的结构方式，鼓励人们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激发理性思考和分析。

（三）以场景转换推动动态阐释

在不同的情境下，人们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和语言习惯，这是由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环境和背景造就的。政治改革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也受到了所处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影响，需要了解这些因素才能准确理解改革政治文本的意义。按照阐释学基本原则，阐释不仅仅是从表面上理解某个事物的意义，还包括深入探讨其背后的真正含义。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行为方式和语言习惯的变化成为窥见意义的窗口。

在采访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同一采访对象带入不同场景，倾听对方的反馈和理解，并根据对方的理解调整和补充信息，可以被视为阐释的具体实践。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改革中社会、历史、经济等因素相互交织所构成的复杂文化体系。只有深入了解这个文化体系，才能准确地理解改革政治文本的意义。

例如，《数字化改革之道》在采访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信用监督管理处处长王青后，通过让他引荐同事，讲述改革过程中两个人生活状态的变化，在两个场景的穿插转换中，将个体行为转变成改革者的共性，从而将官方发布的理论信息转化为改革者面对改革时的积极作为。这种人与人关系的场景转换并不是简单的“走起来”，而是在开放交流的基础上，从不同视角展现同一个实施阶段，实现信息的深层理解和交流，进一步强化历史和现实的“视域融合”。让受众更好地理解改革政治文本中的信息、观点和意图，从而更好地应对政治改革的挑战。

五、结语

新闻媒体在阐释改革政治文本时需要注重场景构建和对话性交流，以构建政治传播必需的开放话语体系。改革政治文本的阐释核心并非简单的词语转换，而是将记者作为阐释关系中的“第三者”，构建开放性和对话性的交流场景。因此，改革政治文本阐释的基本单元是场景。场景不仅可以将改革政治文本置于历史视域中融入当下，还可以为受众开辟更加多元的视角，在人与人共通的精神层面，把改革者的理念之变“融通”“共情”，转化为群众可以理解的意象，进而为阐释提供基础。

这要求政府在宣传过程中适时转换思路，从阐释名词到阐释理念，从名词翻译到阐释改革逻辑，从具体说明转向意象构建，从而更有效地传递理念。而媒体在阐释改革政治文本时需要尊重多元视角，构建开放性和对话性的交流场景，达成政治传播必需的开放话语体系，进一步强化历史和现实的“视域融合”。

在电视新闻领域，媒体在阐释改革领域政治文本的过程中，需要构建以改革者、受众和记者三方为核心的对话性场景，以改革思维推进叙事，搭建阐释路径。把目光更多地聚焦改革者，以人物的视角，场景化地展现改革面临的现实困难、动机、行为等，帮助受众建立知识框架，引发情感共鸣，以感知术语背后的改革逻辑，借助故事的形象性，消减改革政治文本的抽象性。

总之，改革政治文本的阐释不仅是简单的词语转换，更是一种开放性和对话性的交流过程。场景构建和对话性交流，可以让改革政治文本更贴近受众，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改革政治文本，同时加深对改革精神的认识和共识。

参考文献：

[1]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M].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86.

[2] 祖昊，荆学民.政治传播中“政治阐释”之辩证[J].青海社会科学，2018（5）：87-92.

[3] 杨川源.以“闪电速度”解读“闪电速度”：《（数字化改革之道）省市场监管局：“闪电速度”的背后》手记[J].全媒体探索，2022（11）：16-17.

[4] 鲁道夫·A.马克瑞尔.诠释学的定位和判断[M].李建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4-115.

[5] 张志平.阐释现象的现象学分析[J].天津社会科学，2018，4（4）：42-50，60.

[6] 鲍晨晨.阐释学翻译理论对政治文本翻译的启示[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6（4）：90-91.

[7] 黄雅堃.论能指、所指结构范式之于电视“媒介事件”的防范[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3）：202-206.

[8] 楊保军，刘泽溪.试析场景新闻真实的特征[J].当代传播，2020（4）：4-8，25.

[9] 张江.公共阐释论纲[J].学术研究，2017（6）：1-5.

[10] 张盾.阐释的公共性与客观性：兼论对马克思的先验阐释[J].天津社会科学，2018，1（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