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可桢 沈 伟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拜登政府选择性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但异于后者“退群”，如今美国认为联盟是其参与亚太事务的基础①。拜登政府重拾所谓的“民主价值观”旗帜，围绕意识形态构建同盟关系，在经贸领域实施了以“印太经济框架”（简称IPEF）为代表的价值观经济合作（李鸿阶，2023）。

中外研究对“价值观同盟”和相近概念“价值观外交”（value diplomacy）的视角与重心迥异。在定义方面，国内学者有的将美国外交中的价值观元素上升为一种“联盟纽带、竞争手段与动员策略”（叶成城和王浩，2021），认为“价值观同盟”是“为重振西方国家实力、恢复美国领导地位而建立的排他性联盟框架”（张茜，2021）。在评价方面，有观点指出以“价值观外交”联盟构筑“院墙”仍是当前美国的主要战略导向（黄日涵和高恩泽，2022）；有的学者意识到“价值观同盟”必须具备充分的经济利益基础和稳定的制度性保障（尹楠楠和刘国柱，2021）；有的研究从数字权力、供应链安全等经贸角度研究“价值观同盟”战略（周念利和吴希贤，2021；于宏源，2022）。还有学者提出基于价值观的联盟和竞争是国际经贸规则剧烈震荡的原因：西方发达国家基于依托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之争，通过经贸政策对全球供应链实施违背经济规律的干涉，国际经贸规则因而正经历震荡和调整（赵宏，2023），乃至国际经贸规则及其体系的异化，最为典型的现象就是具体经贸规则基于意识形态的泛安全化（沈伟，2023）。

在国外研究中，“价值观外交”或“价值观导向的外交”（value-oriented diplomacy）被认为是一国在外交政策与实践中以国民广泛认可的价值观念为指导塑造的外交路径（张茜，2021）。西方学者将“价值观外交”定义为一种基于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Wesley-Smith和Finin,2021），为恢复美国影响力和领导地位而修复、增进与盟友关系的战略（Chung，2020），其把价值观抽象化、神圣化并将其视为美国传统价值追求的当代映射。外国学者常结合“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强调“价值观同盟”的积极意义，认为在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政府间组织网络（network）时，这些网络的成员或是基于共同价值观而聚集（Patrick，2015）。俱乐部式的国际谈判被认为是高效的，只要各国的基本政策或原则一致（cross-nationally consistent）（Keohane 和Nye，2001）。尽管大多肯定了价值观在国际经贸体系构建中的意义，国外研究同样认为“价值观同盟”为经贸规则体系招致了异化的可能，因为“小多边主义”允许享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绕开多边主义框架解决问题（Tirkey，2021），这或将导致复边化的国际经贸体系异化。

通过上述视角对比可以得出三个基本前提：第一，“价值观外交”依托价值观话语体系，其具有民主、自由等观念内核系客观共识；第二，价值观作为话语体系，允许一国通过在经贸等特定领域开展合作以服务本国利益，中国学者提出的批判性视角更合理，这一视角也得到部分外国学者的支持；第三，价值观话语对国际经贸规则造成了影响，或将导致具体规则和规则体系的异化。本文从批判性视角出发，首先梳理“价值观同盟”战略的形成发展和国际经贸实践，然后进行成因分析和理论批判，探究价值观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秩序的影响，最后探讨中国的可能应对。

二、美国“价值观同盟”战略源起及经贸合作

（一）美国“价值观同盟”战略源起

在率先进行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人权主义者将征服和改造“未开化国家”视为使命。第一批清教徒移民美洲大陆时将新大陆视为“希望之乡”，认为向人类传播民主与自由是秉承上帝赋予的使命（刘智，2004）。因此，美国自立国以来就有了“拯救人类”的使命意识，这成为其向他国进行文化与价值观输出与渗透的起源。美式“价值观同盟”实践的重要节点在1991年，当年H.W.布什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如何成为各国联盟的领导是关键政治议题，民主价值观作为联盟基础必须被确认与固化②。根据报告，美国与其盟友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均基于共同价值观，这表明认同美式价值观是美国与他国联盟关系的前提，“价值观外交”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从H.W.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稳定发展，但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出现了中断，其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以物质性的贸易状况等作为外交效果的衡量标准，在客观上必然会损害“价值观同盟”的成员利益。因此拜登政府正修复特朗普执政期间受损的美国与盟友关系，以期恢复民主同盟计划（张茜，2021）。

（二）美国“价值观同盟”在经贸合作的表现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充分践行以价值观为纽带连接盟友的经贸实践。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十国”仍享有庞大的经济体量（Jain 和Kroenig，2019），他们在经贸领域具有重要地位，西方自信能依此实现“复兴”（revitalization）（Kroenig，2020）；另一方面，该同盟以“抵御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自居，将中国视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破坏者③。拜登政府以“民主价值观”凝聚共识，拉拢盟友参与对中国等对手的战略竞争，通过排斥对手以维持美国优势（张茜，2021）。美国凭借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领导力，试图构建起贯穿经贸、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的“民主”叙事。

在经贸领域，美国以低成本的价值观同盟为武器（叶成城和王浩，2021），谋求建立独立于中国的经贸体系。美国反复提及价值观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重要性，通过串联《美墨加协议》（简称USMCA）、IPEF、美日印澳四方机制等“小团体”，使美国盟友成为商品生产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实现所谓的“盟岸”（allyshoring）外包供应链。以IPEF 为例，民主价值观是美国构建IPEF 的基础，政治渗透是其维系联盟的手段，这是IPEF 与传统国际经贸合作的区别所在，即所谓“共同民主原则与普世价值”下的技术开发、使用和推广；成员国在框架内可根据不同议题邀请不同国家参与谈判，但以同意IPEF基本价值（由美国主导的经贸新框架）为前提（苏可桢和沈伟，2022）。在科技领域，美国也通过经贸安排，从产业链、供应链入手开展对华竞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J.Blinken）声称美国必须保证“技术为民主工作”④，为此拜登政府先后试图以《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美国供应链审查百日行政令等经贸举措使美国产业链减少脆弱性、加强对华竞争性，并拉拢盟友组成“芯片四方联盟”等排华圈子。IPEF和“芯片四方联盟”具有显著的“盟友圈子化”特征，将经贸伙伴的挑选与美国价值观挂钩、将经贸活动的开展与国家制度挂钩，这种经贸合作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李鸿阶，2023）。

拜登政府反复强调价值观在经贸合作中的重要性并渲染中国威胁，声称美国“将直接应对我们最关键竞争对手中国带来的繁荣、安全和民主价值观方面的挑战”⑤。2021 年，美欧峰会声明强调了美欧双边关系以共同的价值观和最大经济体量为特征⑥，构建起绑定价值观与经贸合作的话语。2022 年，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讲话中，直言价值观服务于经济策略的必要性，提出“美国坚持这些价值观和原则，不仅因为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而且因为它具有经济意义”⑦。2023年初，美日联合声明再次强调：“我们今天的合作是前所未有的，植根于我们对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一个和平与繁荣世界的共同愿景，并以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法治为指导。”⑧可见拜登政府基于价值观对特朗普时期经贸政策“拨乱反正”、捆绑经贸合作安排与“价值观同盟”的坚定决心。

总之，拜登政府基于“价值观同盟”开展的国际经贸合作有两大特点：一是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以“民主”“自由”为最，并在经济领域有很强的体现，有别于以往政府以“人权”外交为首的价值观推行；二是对华指向性明显，不讳言中国的威胁者地位，并将此直接在实践中体现。拜登政府把对华竞争与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相联系，强调“民主”叙事引领和国际规则制定，重视基于价值观的经贸安排和安全体系，旨在凭借美国的国际话语权和领导力将排他性的经贸同盟包装成捍卫“民主”价值观的正义团体。综上所述，本文将拜登政府“价值观同盟”经贸实践概念界定如下：美国为满足自身利益需求，以“民主”这一核心价值观为宣传主线，构建排华性国际同盟的经贸实践。

三、美国“价值观同盟”战略框架下经贸规则异化的动因与现状

（一）美国推行“价值观同盟”战略的经贸需求与路径依赖

“价值观外交”与相应经贸安排服务于美国的对华竞争，二者同属“软权力”（soft power）范畴。“软权力”或“软性同化式权力”（soft co-optive power）是与“硬性命令权力”（hard command power）相对的，后者指传统意义上与军事等资源相关的物质性权力，即新现实主义者强调的权力重心；前者是指与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抽象资源相关、决定他人偏好的非物质性权力，是对权力概念的修正与完善（Nye，1990a）。当前与物质相关的国家权力的可转移性、强制性和有形性都在降低（Nye，1990b）。在国际经贸秩序中，信息化革命的“拉平效应”（leveling effect）降低了各国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和经济体量等准入门槛，削弱了传统大国基于物质资源的优势（Keohane 和Nye，1998），而对“软权力”的追求和行使是推行“价值观同盟”战略的根本目的所在，即基于价值观对区域话语权，尤其是对经济秩序方面话语权进行争夺。因此，有学者认为必须重视异于物质性硬权力的软权力，国家战略发展应重点关注作为重要软权力之一的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Keohane 和Nye，1998），而美国正通过“盟岸”供应链在经贸领域强化对“软权力”的掌控。美国学者认为，以“软权力”维护霸权地位具有必要性：在内容上，价值观输出是美国实现世界领导的“必要软权力投资”（Nye，1990b）；在目的上，“价值观”战略目标与软权力论强调的目标趋同，都指向维系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向世界传播美式主流文化以增强全球对美国思想与价值观的包容”（Keohane 和Nye，1998a）是“价值观同盟”的基本运作模式。拜登政府基于“软权力”论捆绑价值观输出与区域经济制度构建，使两者以价值观外交形式同步进行并以价值观对经贸合作进行约束，因为通过软权力实施国家战略被认为能够以更低成本达成目的，使其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为他国所认可，实现自我意志主张时将遭受更少的抵抗（Nye，1990a）；但这种以经贸合作之名行推广意识形态之实的做法似乎与既有经贸体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相背离，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异化埋下伏笔。运用软权力构建“价值观同盟”以维系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具有低成本与高收益性，但“软权力”理论缺陷也导致其对“价值观同盟”战略的部分解释无力——美式价值观的广泛输出同样是基于美国长期以来的“硬权力”霸权优势，为此需要分析美国政府采取“软权力”策略的理论动因。

在国际层面，“价值观外交”是应对“西方缺失”（Westlessness）的战略。“西方缺失”是指“不仅世界在变得不那么西方化，西方本身也在变得不那么西方……以及其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Bunde 等，2020），这推动了美国选择“价值观同盟”。拜登政府面对的价值观体系正处于消极局面：基于“规则”的全球治理体系赋予秉持“普世价值观”的发达国家过多特权（privilege），其他国家只能屈从（Hart 和Johnson，2019）；在美国国内，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只使少数上层受益，经济危机更是动摇了大众对自由主义模式的信仰（Jain 和Kroenig，2019）。内忧外患下，拜登政府通过“价值观外交”以增强“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修补美国盟友体系的创伤，将盟友嵌入供应链正是为了对冲美国强行攫取盟友经济利益而带来的信誉损失，甚至在必要时成为胁迫盟友围堵中国的“政治正确”⑨。简言之，“价值观外交”是对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进行内部纠错的尝试，是美国在消极现实条件下对“价值观外交”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⑩。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同盟实际上就是一种“小多边主义”的路线延续，即通过较狭隘的、非正式的倡议，使少数国家在有限时间内解决特定的威胁、突发事件或安全问题（苏可桢和沈伟，2022）。

二战初期，美国就开始同盟友建立小多边机制来为多边主义经贸机制（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提供支持。随着世界权力和价值观的歧化，美国维系原有机制的成本—收益情况恶化（Patrick，2015），因而希望以其他替代性小多边经贸安排（如USMCA、IPEF）遏制中国崛起。随着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的变化，美国全球战略从内嵌于多边主义的“小多边主义”机制转向以“民主”叙事为抓手的“价值观同盟”战略，这是“新瓶装旧酒”式的战略调整。具有共享价值观和利益基础的经贸同盟有助于美国获得思想、物质和体制资源，从而对中国形成竞争优势（Kroenig，2020）。但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同盟”战略对国际经贸格局的扭曲，这造成了国际经贸规则及其整体秩序的异化。

（二）美国“价值观同盟”战略下的经贸规则异化

“价值观同盟”战略旨在使美国与其盟国实现对亚太地区经济秩序的主导（凌胜利和李航，2021），并通过中美经济的“脱钩”和经济秩序的“分化”实现，这将引致国际经贸规则的异化。

1.“脱钩”背景下的具体国际经贸规则异化

“脱钩”指经济体之间经济联系的减弱或中断，中美“脱钩”属于政治打压型“脱钩”，即由个别强势经济体发起的将经济领域竞争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对抗的经济报复（胡晓鹏和苏宁，2022）。作为当前全球经济体量规模最大、政治影响力强大的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围绕“脱钩”与“反脱钩”的博弈破坏了两者基于全球化分工体系以及共同利益的紧密联系（胡晓鹏和苏宁，2022）。如果任凭价值观外交将经贸问题与地缘政治、国家安全挂钩并刻意寻求对抗，最终会损害中美经济、亚太地区经济甚至世界经济（古铁雷斯，2021）。拜登政府把对华竞争与重塑国际领导力相联系，将“民主”叙事和国际规则进行捆绑，在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异化中建立基于多边经济机制和安全联盟体系的制衡中国的“统一战线”，从而推行以美国为中心的“价值观同盟”战略（胡然和王缉思，2022）。

泛安全化是“价值观同盟”使国际经贸特定规则异化的典型例证。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同盟”战略是一种附加意识形态对抗的“经济脱钩”，长期将使安全性替代经济性成为新的全球产业链布局的主导逻辑。这一改变在“价值观外交”的背景下具有必然性：拜登政府的价值观外交要想顺利推行，必然离不开相应的物质基础和经贸活动，因为这一同盟针对的正是美国头号“假想敌”——中国（胡然和王缉思，2022）。安全概念泛化正是国际经贸规则异化的直接体现，美国对安全例外的扩张在使国际经贸规则异化的同时加剧了大国间对抗。在贸易领域，美国将中兴和华为认定为“国家安全风险企业”并限制采购其商品；在投资领域，《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使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控制力大增，中国自2019 年起在美投资并购总额大幅下降；在金融领域，多家中国企业在《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压力下从美股退市（沈伟，2023）。美国通过泛化的国家安全概念和具体的经贸领域举措，以“脱钩”对中国在经贸领域围追堵截。除此之外，美国基于经贸规则泛安全化的其他行为，包括退出国际组织、发动贸易战、提高关税、滥用国家安全措施、瘫痪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等，无不体现了经贸规则的异化及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的冲击和伤害（赵宏，2023）。在价值观引领下，西方发达国家或将争相回流产业链，这在客观上也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布局的“短链化”“分散化”进程（刘友金和李玮瑾，2022）。经济脱钩不仅将中国从原有体系中排除，还使得国际经贸中的安全例外等具体规则出现异化，中国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

2.“分化”背景下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异化

在重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过程中，利益分歧使国家间竞争愈发激烈，国际经贸体系可能因而走向自二战后前所未有的分化趋势（竺彩华，2019）。如果“脱钩”是中美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主要矛盾的激化，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分化”则是这对矛盾激化后的结果。拜登政府通过“价值观外交”构建以价值观为纽带的国际体系排挤中国，中国则通过自主创新和“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发展空间的深度与广度。可以预见，原本统一的国际经贸体系可能会分化成分别以中、美为首的“二元”经济、技术体系（时殷弘等，2020）。

在两种不同理念主导下，中美“二元”经贸规则体系可能会平行发展并走向对抗（竺彩华，2019），最终导致国际经济法制呈现“复边主义”⑪。“价值观同盟”带来国际经贸体系分殊化趋势，使国际经贸规则发生道德化、意识形态化的整体性秩序异化。以USMCA 为例，美国基于“市场经济”这一“道德制高点”设置的“毒丸条款”，不仅推动中美经济脱钩，更限制其他缔约方与中国的国际经贸合作。无独有偶，美国2021年以“涉疆议题”联合盟友对新疆产业实施制裁，棉花、多晶硅等产品受制裁波及（郭扬和林珊，2022），以非经济的道德化手段打压中国棉纺织及光伏产业，这也印证了美国以价值观推动国际经贸秩序异化的策略。究其原因，首先，“价值观同盟”以价值观为前提搭建经贸合作框架，实质上隐含推翻既有国际贸易体系给予贸易伙伴统一待遇的多边主义理念⑫。其次，美国以价值观为先导，建立多领域、多对象的议题联盟，将打压中国作为行动目标，导致原有体系被基于价值观划分的小多边所拆解，使得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复边化加深（任琳和郑海琦，2022）。再次，中美博弈“选边站”可能并非普适——“中间地带”理论强调在不对称的国际政治力量结构中，往往存在对博弈各方都至关重要的中间地带（田文林，2019），这些国家和地区或许可以在中美之间保持一定的经贸独立性；而美式、中式和中间地带标准的交叉会加深国际经贸体系的复边主义“分化”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经济胁迫形成的“价值观同盟”并不能化解同盟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拜登政府利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和供应链上的结构性霸权迫使他国与其站到同一战线，以利益协调增强其与亚太盟国的内部团结，要求盟友基于共同价值观合作，以升级亚太地区“辐轴体系”，最终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然而，胁迫不能化解美国与盟友间基于利益分歧的认知差异，这或将使盟友在追随美国的过程中有所保留（凌胜利和李航，2021）。以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对话为例，四国虽一致同意中方政策构成威胁，但对威胁的认知却有所不同（苏可桢和沈伟，2022）。分歧源于各种因素，如是否存在领土争端、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等，而盟友间的利益冲突或将导致联盟内部的“集体行动困境”。此外，中国作为主要经济中心以及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很多国家不太可能在中美两国间只选择一方⑬。美国盟友在与中国的经济脱钩中受损是必然的，这对中国应对“价值观外交”具有启发意义。

四、“价值观同盟”视角下中国的经贸策略选择

“价值观同盟”战略是当前美国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核心支点，是一项重要的地缘政治安排。中国是“价值观外交”瞄准的目标，无法置身“价值观同盟”战略之外。以IPEF为例，这一基于价值观的国际经贸安排将产生威胁既有亚太区域经贸合作安排、妨碍中国新兴产业发展、激化与中国在基础设施与制造业行业的竞争、冲击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等后果（李鸿阶，2023）。因此，中国势必要有所应对。

首先，中国可在提倡“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其他各国对西方治理模式的不满，推广“中国式民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为自身争取更多的“软权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将把握历史主动、勇争国际话语权。各国在发展进程中将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价值观对应的是一种话语体系，而话语体系要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在“西方缺失”背景下，中国应强调“中国式民主”与美式民主的不同，“中国式民主”的目标是“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⑭，而非作为工具的“价值观外交”战略。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的价值引领作用备受质疑，“价值观外交”仍具有实效⑮。中国要以客观描述还原事实真相，打破西方的价值观“词汇陷阱”；要跳出话语枷锁，重新解读、定义甚至以攻为守，利用“西方缺失”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欠缺（Bunde等，2020）。与美国政治不稳定性相比，中国政策“反映了一种长期思维”，表现出系统应对挑战的耐心（Tzogopoulos，2021），且在追求和平以及维护可持续发展方面都作出正面表率。如何有效利用中国已有的影响力是打造正面大国形象、提升中国“软权力”的关键。

其次，在推广国际话语和打造自身形象的同时，中国还要注意化解价值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强绑定。利益分歧使美国和盟国在“遏制中国”方面存在认知差异，这在经贸领域尤其明显。中国与大多数亚太地区国家具有紧密的经贸联系，后者因而希望强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RCEP 的签署就是典型范例，美国的亚太盟友都将对华经贸合作视为把握经济发展机遇的抓手（凌胜利和李航，2021）。因此，即便面对“价值观同盟”，中国有机会也应当解构意识形态与经贸合作之间的绑定关系，求同存异，积极推进区域经贸合作。基于价值观的IPEF、“芯片四方联盟”等经贸安排将供应链意识形态化、以价值观绑架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国要认清这些经贸安排的本质、搁置价值观争议、扩大市场开放、推进科技创新、增强产业竞争力、运用既有国际经贸规则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经贸领域合作（李鸿阶，2023），以对冲“价值观外交”对中国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限制作用。

再次，信息透明化、对称化是应对国家安全泛化趋势的有效路径（沈伟，2023），为促进信息交流、化解利益冲突，利用既有国际法治安排、构建新型国际法治机制是中国应对国际经贸规则异化的可能选项。以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为例，专家组在“俄罗斯货物过境案”（DS512）中明确了安全例外条款作为经贸规则的内涵与要求，这体现了国际法治对安全泛化和规则异化的回应。中国也向WTO 争端解决机制针对美国发起了“与钢铝产品相关的某些措施案”（DS544），经由国际法治机制回应美国的安全泛化措施。在构建国际法治新机制方面，由中国发起的国际调解院已经进入实质性筹备阶段，其为首个专门由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法治机制，或能超越司法和仲裁“零和博弈”的局限性，为各国解决国际争端、化解利益冲突提供新的选择⑯。由此可见，经由国际法治机制解决国际经贸具体规则异化具备有效性和可行性。

最后，中国要对美方通过结盟行为联合“反华阵线”并造成国际经贸秩序分化准备相应的反制机制，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对冲国际经贸秩序分化的不利后果。中国应对既有多边经贸机制进行改革、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点在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也帮助了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贸秩序中得到发展（苏可桢和沈伟，2022），甚至可以在“价值观同盟”存在分裂可能时推进与美国盟友的经贸合作。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真正的多边主义”等价值理念尚未建立替代性国际秩序，在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系、推进务实的国际合作等方面还需作出外交努力。在美方因战略利益与表面的价值观而摇摆之际，中国可考虑通过具体行动争取“中间地带”国家的支持。美国外交执行力并不稳定，在全球体系中信誉有所下降，如果坚持推进“价值观外交”框架下的其他部署，美国盟友必将承担一定的财政资源负担，联盟内部利益分歧将会加剧，如欧盟与美国在多个经贸议题上就存在不和⑰。分化意味着重塑可能，美国本身的不稳定性与“价值观同盟”内部“不和”的出现，对中国开展多边外交、参与国际经贸秩序变革非常有利，如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后，中国已申请加入CPTPP，将在市场准入等领域作出超过中国现有缔约实践的高水平开放承诺；中国将通过积极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多边主义经贸合作，为全球经济复苏增长作出更大贡献⑱。

总之，在飘摇不定的大变局之下，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面对拜登政府“价值观同盟”的攻势，应依托既有国际影响力树立包容、开放、和谐、民主的新型大国形象，在经贸领域积极应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挑战，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同时，勇争国际话语权，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⑲。

注释：

①Jake Sullivan’s 2017 owen harries lecture[EB/OL].2017-6.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jake-sullivan-s-2017-owen-harries-lecture。

②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1991[EB/OL].1991-08-01.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991/。

③U.S.-Japan joint leaders’statement：‘U.S.-Japan global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EB/OL].2021-04-16.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16/u-s-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

④Secretary Antony J.Blinken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NSCAI) global emerging technology summit[EB/OL].2021-07-13.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at-the-national-security-commission-on-artifi‐cial-intelligences-nscai-global-emerging-technology-summit/。

⑤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EB/OL].2021-02-0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⑥U.S.-EU summit statement：Towards a renewed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EB/OL].2021-06-15.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5/u-s-eu-summit-statement/。

⑦Statement by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on selection of San Francisco as Host City for 2023 APEC leaders meeting[EB/OL].2022-11-18.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1/18/statement-by-vice-president-kamala-har‐ris-on-selection-of-san-francisco-as-host-city-for-2023-apec-leaders-meeting/。

⑧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Harris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da of Japan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EB/OL].2023-01-13.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1/13/remarks-by-vice-president-harris-and-prime-minister-kishida-ofjapan-before-bilateral-meeting-2/。

⑨Blaming China for stalled ties, US elites escape reality by self-deception[EB/OL].2022-11-03.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211/1278703.shtml。

⑩路径依赖是指如果一国沿着一种轨迹开始发展，改变发展道路的行为将成本高企并受到既存制度的竭力阻碍。

⑪“复边主义”指的是同一领域内多项制度重叠并行、层次混乱的状态。

⑫NOLAND M.A thoughtful vision of the future of globalization[EB/OL].2023-01-12.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thoughtful-vision-future-globalization。

⑬The US is losing the 5G fight, but hampering China is not the solution[EB/OL].2020-02-18.https://thediplomat.com/2020/02/the-us-is-losing-the-5g-fight-but-hampering-china-is-not-the-solution。

⑭仲音.民主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人民论坛）——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EB/OL].2022-08-04.http://cpc.people.com.cn/n1/2022/0804/c64387-32493917.html。

⑮Negative views of China tied to critical views of its policies on human rights[EB/OL].2022-06-29.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2/06/29/negative-views-of-china-tied-to-critical-views-of-its-policies-on-human-rights/。

⑯秦刚在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成立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EB/OL].2023-02-17.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bwdt/307482.htm。

⑰KAUFMAN N, et al.As US-EU trade tensions rise, conflicting carbon tariffs could undermine climate efforts[EB/OL].2022-01-10.https://theconversation.com/as-us-eu-trade-tensions-rise-conflicting-carbon-tariffs-could-undermine-climate-efforts-198072,2023-01-23; NICULESCU C, VELIKOVA N.Health solutions：Why risky ideas are good in a crisis[EB/OL].https://www.eib.org/en/essays/covid-vaccines。

⑱于佳欣.商务部谈CPTPP：中方将在市场准入领域作出超缔约实践的高水平开放承诺[EB/OL].2021-09-30.http://www.news.cn/2021-09/30/c_1127922809.htm。

⑲团结起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在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上的发言[EB/OL].2021-05-08.http://ne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yjh_674906/202105/t20210508_918079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