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楠 项卫星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经济学界，《广场协议》（The Plaza Accord）一直是一个颇为负面的案例。尽管该协议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它作为战后日美两国经济竞争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直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该协议作为战后日美两国之间进行“经济主导型”竞争的一个典型案例，折射了一段特定的“历史回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议题。当特朗普总统在2018年3月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以后，也有人开始猜测中美两国之间会不会也达成一个类似《广场协议》的双边机制（徐康宁，2020）。本文以《广场协议》为案例，对战后日美之间的大国竞争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大国经济竞争已成为国际关系中最为突出的现象”（肖河和潘蓉，2021）这一问题。Lippmann（1943）指出：“只要在向前看的同时记得往后回顾一下，我们便能够很好地区分表层现象和真实状况、暂时的原因同永久的因素、插曲与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之间的差别。”回望历史，大国之间能够发生的事情，在日美关系中都发生过；而日美关系变化中的每一个重大节点几乎又都有中国因素。为此，战后的日美关系可以为今天的中美关系提供重要的参照。毋庸置疑，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是当前国际关系和国际经济领域里最受关注的问题。然而，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与日美之间的“经济主导型”竞争不尽相同，它突出地表现为经济与安全两个维度的“综合性”竞争。为什么大国经济竞争已成为国际关系中最为突出的现象？为什么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是经济与安全两个维度的“综合性”竞争？本文认为，以《广场协议》为案例，对这两个问题，特别是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为什么在经济上已经处于深度相互依赖的中美两国不能避免冲突”这一问题。

二、日本为何接受美国设计的《广场协议》

（一）双重“搭便车”与“经济主导型”竞争的出现

曾经在太平洋战场上殊死搏杀的日本和美国这一对宿敌，在二战结束以后却成为“奇怪的盟友”。这是因为美国基于冷战的出现和对共产主义的担心，在当时选择了“拥抱失败”，即希望通过复兴日本增强抵抗共产主义威胁的能力并且配合美国政府的亚洲战略（何帆，2014）。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与日本签订了“特需供货协议”，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工业生产。与此同时，美国向日本开放其国内市场，提供单向自由贸易。1951年9月，美国与日本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由于美国承担了日本的防卫责任，使之可以心无旁骛地发展经济。从1955 年开始，日本的经济增长潜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在20 世纪50—60年代，日本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0%。尽管随着经济的迅速崛起，1968年日本就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一直保留着大量的进口壁垒；取消这些壁垒的速度总是滞后于其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日本被认为是国际贸易体制的“搭便车者”（戴斯勒，2006）。虽然日美贸易摩擦早在1955年就已经出现，但由于此时日本还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所以美国没有将其视为威胁。当时美国出于联合盟友应对苏联安全威胁的需要，也没有将其视为竞争对手。根据有关分析，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直至1965—1975年才开始部分具备大国竞争的性质；而比较恰当的时间节点，应该是1969 年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Sato Eisaku）在对美纺织品贸易问题上迟迟不愿意落实“自愿出口限制”（VER）。同年11 月，尼克松总统向佐藤首相提出“以线换绳”，承诺将冲绳“归还”日本；日本则在以后的五年内“自愿”限制对美纺织品出口。这一交易反映了美国政府开始用政治筹码换取日本在经济上的让步（肖河和潘蓉，2020）。由于佐藤首相在与尼克松总统达成密约后又拒绝承认，从而导致谈判破裂。尼克松政府最后威胁要动用《对敌贸易法》，迫使日本被迫同意限制对美纺织品出口（戴斯勒，2006）。由此可见，这一冲突从开始就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而是贯穿着“议题关联”（issue-linkage）。由于日本的GDP 到1970 年仅为美国的19.81%，所以在20 世纪70 年代之前，美国为防止日本脱离西方阵营，通过向其提供单向自由贸易以确保它能够获得足够的市场和原材料（Schaller，2011）。为此，美国不仅一直容忍日本在贸易和投资政策上的保护主义行为，甚至还帮助其发展尖端技术。因为它毕竟是美苏竞争中能够显著影响力量对比的一个重要砝码。安全防卫和贸易领域的双重“搭便车”助推了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72 年，美国的“337 调查”从日本的电子钢琴拉开了序幕。尽管这次调查最终以和解告终，但是在1978年以前，日本是这一调查涉案最多的国家（于洋，2022）。尽管日本在1975年还有5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但是在三年后就积累了170亿美元的顺差。1979年，日本的GDP上升为美国的40.16%，对美国的出口额增长至281.731 亿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27.54%。对美贸易的这种畸形依赖，特别是贸易顺差的迅速增长，使这两个盟友之间开始了不同于美苏之间的竞争。

美苏之间的竞争是“安全主导型”竞争。这种竞争的主要内容是：在开展军备竞赛的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积极争取军事盟友，同时在局部地区进行“代理人战争”。而日美之间的竞争是“经济主导型”竞争①。这种竞争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在以经济力量的迅速成长为动力的崛起之后，从汽车和钢铁等传统制造业领域向半导体和自动化机床等高技术领域扩展，开始收割原本由美国企业占据的全球市场份额（Mastanduno，1991）。日本从1980年12月开始放松资本管制，允许本国投资者在美国购买资产；而美国与日本相反，是一个储蓄率低、利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为此，日本的金融机构开始出售日元购买美元，通过此举购买更高收益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Schaller，2011），由此推高了外汇市场上美元兑日元的汇率。而美元的升值提高了日本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削弱了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到1985年初，美元已经连续五年升值，特别是对日元累计升值了大约44%（1984年，美国贸易逆差突破1000亿美元，其中有近50%来自与日本的双边贸易）。当这些竞争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之后，美国便利用日本对美贸易的这种畸形依赖，以双边贸易不平衡为着力点，向日本施压，要求日元和其他货币升值。同年9月22日，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Takeshita Noboru）不仅全盘接受美国的方案，还主动提出日本可以承受更大幅度的日元升值②（在协议签订之前，美元与日元的汇率是1∶240；美方原本计划让美元贬值10%～12%，即1∶216 左右）③。竹下这么做的原因是他担心：如果日元升值的幅度不够大，美国就会通过“301 条款”对日本的输美产品实施严厉的制裁。虽然日元升值会影响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但这总比激怒美国、促使美国把市场的大门彻底关上要好（何帆，2014）。尽管该协议并没有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是它达到了让美元贬值的目的。这是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新领导者”的身份通过国际协调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的“大胆尝试”；但它又是日本政府主动而为、而非美国逼迫其就范的“城下之盟”（徐康宁，2020）。换言之，成功的政策协调不应该也不可能简单的是谁屈服于谁，而是基于内在需求和认知，才可能走到一起并自觉行动（孙杰，2020）。当然，它也的确是由美国设计的，至于日后流传的各种版本的所谓“阴谋论”，则是不同立场的人在观察同一个事件以后得出的不同结论（徐康宁，2020）。

（二）日本经济崛起与美日之间“经济主导型”竞争的加剧

从理论上说，日元升值肯定不利于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而日本又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日本为什么要主动接受美国设计的这一明显对己不利的协议？原因是：第一，日本惧怕美国采取贸易报复行为，与其被动遭受报复，不如主动配合。第二，判断错误，日本以为能够将日元升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没有大的风险。第三，急于提升国际地位以推进日元国际化（徐康宁，2020）。毋庸置疑，日美贸易摩擦是导致《广场协议》签订的最直接的原因，但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是单纯的贸易问题。为此，需要从大国竞争的视角来进行历史分析（肖河和潘蓉，2020）。

从日本方面来看，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之时，其GDP 与美国的比例为1∶26，重要战略物资的产能比例为1∶77.9。这个在明治维新后崛起、曾经把本国和整个亚洲推入深渊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太平洋战争的阴影，长期以来一直惧怕美国，自身就没有定位于和美国同等的地位，而是以一种仰视的姿态看待美国（徐康宁，2020）。尽管此时日本已经是发达国家成员，但出于对美国特殊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恐惧，在其出口贸易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长期保持在25%以上，特别是对美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的时候，其恐惧之心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日本与联邦德国和苏联的崛起不同。二战后日本的崛起属于典型的“体系内崛起”。这种崛起决定了它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当日本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利益格局，从而对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挑战之后（高程和王震，2020），美国便利用日本对美国市场的这种“脆弱性依赖”，限制其对美国出口并要求其扩大从美国的进口。然而，日美两国既是经济竞争对手又是盟友。日美同盟的这一“结构性权力”的约束，迫使日本在面对美国的这种打压时，必须将维护双边关系作为首要的战略选择，而不能采取对等的贸易报复措施，因此“经济上依附和政治上服从”成为日本政府长期以来的对美政策取向。

从美国方面来看，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把扶植日本纺织业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内容之一。1946年，美国纺织业巨头在访问日本期间，同意帮助其曾经的行业竞争对手重建纺织工业：美国向日本纺织企业提供用于购买棉花和机器设备的贷款；日本纺织企业则通过向美国出口棉纺织品获得的外汇偿还贷款。然而在短短的九年之后（即1955 年），美日两国之间的第一次贸易摩擦恰恰就发生在纺织领域。四年之后，由于对日贸易第一次出现逆差，美国便要求日本实施进口自由化。尽管如此，美国还是把日本视为一个可能遭遇“美元荒”的盟友，这主要是为了政治安全目的。为了促使日本坚持对华经济封锁，肯尼迪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坚持单向自由贸易（肖河和潘蓉，2021），从而导致日本逐渐“坐大”，双边贸易摩擦也因此不断加剧。面对日本一步一步在贸易和技术领域追赶美国，美国从最初的放任这种追赶到开始从协议和制度上约束日本，即一方面要求日本“自愿”限制对美出口；另一方面推动日本政府进行宏观政策调整和结构改革（马文秀，2007）。如美国在1983 年的“日元美元委员会”会谈中，认为日元和日本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以及扩大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金融联系应该是促进日元升值的方法（久保田勇夫，2019）。美日两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开始从贸易领域和产业领域转向宏观经济领域。

根据迈克尔·马斯坦多诺（Mastanduno，1998）的观点，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的安全竞争对手不是经济对手；而经济对手却是安全盟友。国际经济与安全关系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涉及完全不同的对手”（刘露馨，2021）。这就是说，日美同盟的存在，决定了美国需要日本留在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体系之内，使其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一个更为积极的伙伴，因为这是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所在。为此，美国必须对其做出“补偿”，即允许日本在防卫责任和国际贸易上“搭便车”（肖河和潘蓉，2020）。这就是战后日美关系背后的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或许美国没有预料到，日本这个盟友会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与它竞争；更没有预料到，它会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在经济领域里第一个发起对美国全面挑战的国家。

三、《广场协议》是否缓解日美之间的“经济主导型”竞争

（一）《广场协议》并非日本经济由盛而衰的成因

虽然《广场协议》谈判和解决的是日元汇率问题，但是在该协议签订几年后，日本就步入了“失去的10年”。为此，“《广场协议》是不是导致日本经济停止增长乃至进入衰退的成因”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判断。根据IMF 的统计，在该协议签订之前的三年，即1982—1984 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7%、3.5%和4.5%；而在该协议签订后的五年，即1985—1989 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则分别为5.2%、3.3%、4.7%、6.8%和4.9%。由此可见，日本在《广场协议》后并没有掉入经济增长陷阱。在日本学术界，认为“《广场协议》导致了日本经济衰退”是一种非常小众的观点，所以不应该把该协议与日本经济衰退相联系。与日本经济泡沫放大有一定联系的是两年后的“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该协议促使日本选择了更低的利率，从而刺激了经济泡沫的放大（伊藤隆敏和星岳雄，2022）。虽然《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1985 年2 月的260∶1 升值为1988 年12 月的123∶1，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持续增长。1995 年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已经低于1∶100，但是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并未减少（麦金农，2015）。由此可见，虽然《广场协议》成功地推高了日元汇率，但是美元的贬值却没有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产生明显的改善作用。对日本而言，接受该协议的最直接和最基本的目的是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毁灭性影响的贸易战（孙杰，2020）。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场贸易冲突恰恰发生在最推崇自由贸易的里根总统执政期间。

《广场协议》的签订，并没有终结日美之间的“经济主导型”竞争。该协议签订后的美元贬值导致美国企业的市值下降，更容易被外国企业并购或接管。特别是日本企业开始并购美国的著名企业，从而成为对美投资的第一大国。这种并购引发了美国学术界和舆论的关注。部分国会议员，特别是民主党议员为选举利益，利用了这种公众情绪（Destler，1992）。1986 年10 月，富士通试图以2 亿美元收购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 Corp）80%的股份。这一收购之所以在当时的国会（由民主党控制）引起轩然大波，主要是因为仙童半导体公司作为硅谷的代表性企业和全球第七大半导体供应商，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所占的市场份额为5%（超过东芝和日立公司的市场份额）。由于该公司与美国国防部有过合作，因此，美国政府开始警觉这一收购可能会使日本控制军用电脑芯片，从而形成美国国防工业在尖端技术产品方面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因此，这项收购被视为“严重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从而导致白宫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制度发生了转变（Turza 和Anthony，1990），富士通最终选择了“自愿”退出。据统计，1985 年日本半导体企业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近17%；而美国半导体企业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自1975年以来一直徘徊在10%左右。同年美国政府依据“301 条款”开始对日本进行调查，以关税和外交等多种手段对日本半导体产业进行打压。针对日本通过成立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发联盟从而迅速取得半导体技术突破这一举措，美国贸易代表一方面指责日本政府实施的半导体产业政策不合理，另一方面却对其赞叹不已，游说本国政府也采取类似的政策措施。1986年9月和1991年6月，美国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两个《美日半导体协定》（U.S.-Japan Semiconductor Agreement），试图将美国半导体企业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提高到20%。尽管此举并没有将日本半导体企业彻底击垮，但也阻止了日本企业在半导体产业对美国实现的高技术超越。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个人电脑的普及所导致的全球微处理器市场的需求急剧扩大，美国半导体企业凭借其先进的微处理器技术，于1993年在该产业彻底碾压日本，英特尔（Intel）一举从日本电气（NEC）手中夺回了“全球最大半导体芯片企业”这一桂冠。这是美国运用技术民族主义对日本进行高技术遏制的经典案例（林娴岚，2021）。在遏制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依据美国1984年《国家合作研究法》形成的“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该联盟在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机构（DARPA）的领导下，联合英特尔、德州仪器（TI）、IBM 以及摩托罗拉在内的11家公司开展共同研发，重新取得了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压倒性技术优势。

（二）日美之间的“经济主导型”竞争何以缓解？

在1990—1995 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长时间保持在90∶1 左右（一度达到83.6∶1 的最高值）。日元升值并不是单向地影响日本经济的发展，其贬值也不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肖河和潘蓉，2020）。1991 年老布什总统为纠正美日贸易失衡，发起了被称之为“日美经济冲突的巅峰”的“日美结构协议会”（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 Talks，SII）。其动机不仅在于以该协议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冲突未能收效，而且还在于担心日元的升值和自由化使日本在“金融方面也会凌驾于美国之上”（久保田勇夫，2019）。戴斯勒在回望20世纪90年代的美日经济关系时坦承：从尼克松执政时期直至克林顿执政初期，美国贸易政策承受的压力是其经济增长状况不如其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眼睁睁看着日本超过美国。1992 年1 月，老布什总统寻求贸易让步的东京之行，标志着美国陷入了有目共睹的困境。东亚问题专家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戴斯勒，2006）在分析美日经济关系时哀叹：“冷战结束了，但胜者是日本。”虽然此时日本的经济泡沫已经破灭，但是其相对经济地位依然在上升，加上冷战已经终结，所以当时日本国内对日美关系的主流看法已经改变为“衰落的美国需要日本的扶助”，日本已经在“事实上”赢得了与美国的经济竞争。为此，经济崛起后的日本屡屡向美国说“不”。如日本政府在当时与美国的双边经济谈判中开始变得强硬：日本在面对“301条款”的关税威胁时，首次表示将考虑报复措施（如撤回对美投资和抛售美元债券），同时，日本提出要将日美安全关系调整为“建设性追随”④。1994年2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Morihiro Hosokawa）访美时，明确拒绝了美国关于确定日本从美国进口产品的数值指标的要求。1995 年6 月，日美双方解决了十分棘手的汽车贸易争端。虽然双边贸易摩擦在1995年以后依然存在，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也升值为低于100∶1，但是美国不再将日本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并对其进行打压，因此政治色彩显著降低（肖河和潘蓉，2020）。

导致日美之间的“经济主导型”竞争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缓解的主要原因是两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出现了逆转：日本饱受土地和股票价格泡沫崩溃和金融危机之苦；而美国则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信息技术革命中获得了出人意料的丰厚回报。双方关系由此开始缓和，这就是为什么当克林顿总统在1993年赴日本首次参加七国首脑会议时，日本贸易壁垒和美国贸易失衡是当时的主要议题；而在克林顿于2000年再次到日本参加他任期内的最后一次七国/八国首脑会议时，美日两国已经开始合作，共同探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诸如艾滋病、数字鸿沟、初等教育以及债务减免等问题，并且达成了引人注目的信息技术协定（法兰克尔和奥萨格，2004）。而中国在加入WTO 之后，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逐渐成为一个能够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一定影响的变量，从而引起美国的“关注”。伴随着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不断下降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敲打中国”（China bashing）取代了“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麦金农，2015）。这就是昨天的日美关系能够为今天的中美关系提供的重要参照。

四、中美之间经济与安全两个维度的“综合性”竞争

（一）中国经济崛起与美国对华认知的改变

半个世纪之前的小小乒乓球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门，中美结束了冷战时期的对抗，迎来了以合作为主旋律的双边关系。特别是中国加入WTO 以后，中美双边经济关系迅速发展，两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2010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跃居第一，从原来的“后进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制造业大国以及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刘慧和项卫星，2019）。当中国成为一个能够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的最大变量的时候，中美双边关系也转变为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与一个拥有霸权的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对于美国而言，已经不存在此前的那种战略意义。美国认为中美竞争是当年冷战时期美苏竞争的翻版。其实，回望美苏两国在冷战时期进行的“安全主导型”竞争，不难发现：尽管苏联是当时全球唯一能够在军事上，特别是在战略核武器上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苏联的安全威胁是美国在冷战时期面对的最主要的国际压力，但其总体经济实力远远落后于美国（特别是其制造业产值从未超过美国），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而且两国之间也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⑤。而在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美国战略界达成了“中国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期里是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构成挑战的主要战略对手”这一共识（陶文钊，2018）。因此，把崛起的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不仅超越了国会和白宫之间的分歧，还跨越了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纷争，更弥合了美国国内企业与工会之间的矛盾以及全球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之间的分歧⑥。特朗普政府更是用“输—赢”这一思维框架来考量和定义中美双边关系。2020 年10 月，美国国务院前高级顾问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再次以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来比拟中美关系，认为“美国最终迎来了与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Manning，2020）。由此可见，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到特朗普政府，最终完成了对华认知的改变：中国是美国认定的涉及其国家安全的核心关切，是美国的“国家安全焦虑”。基于这一认知的改变，特朗普政府不仅在2018 年3 月发动了对华贸易战，还实施了对华“全面脱钩”战略。拜登入主白宫以后，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和对抗的范式，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the most serious competitor）。“战略竞争”也由此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旋律。

（二）中美两国在经济与安全两个维度的竞争

本文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仅兼具日美关系和美苏关系的部分重要特征，而且几乎涵盖了大国竞争的所有内容。中美之间的竞争与日美之间竞争的相同之处是：中日两国都属于“体系内崛起”，对美贸易都有巨额顺差并存在贸易摩擦和冲突；都存在对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中美之间的竞争与日美之间竞争的不同之处是：日美两国是盟友；而中美两国不是盟友且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迥异。中美两国之间虽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则”分歧，但更多的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中美之间的竞争与美苏之间竞争的不同之处在于：中美两国之间在经济上既有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也有竞争；而美苏两国之间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和以“确保相互摧毁”为基础的“恐怖平衡”。所以，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是同时包含经济与安全两个维度的综合性竞争（刘露馨，2021）。

从经济这一维度来看，在奥巴马执政的8年里，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平均每年有84起。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就达到83 起（苏庆义，2018）。2017 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对华“301调查”，从而引发双边贸易冲突。同年10月，美国商务部在没有美国企业投诉的情况下，指责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体⑦。同年11月，特朗普的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使用了“脱钩”（de-coupling）这一概念。2018年3月23日，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近几十年来世界贸易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实施所谓的“贸易脱钩”。美国不仅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还将所谓的中国歧视性技术许可做法诉诸WTO。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从曾经的“压舱石”和“推进器”转变为整个双边关系的“绊脚石”。在投资领域，美国政府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采取各种措施，实施所谓的“投资脱钩”。2018年8月13日，由特朗普签署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更新法》（FIRRMA），重点关注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并对其实行区别对待，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和并购，中美双边投资关系因此深受这种选择性投资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在金融领域，特朗普在2020年11月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中，禁止美国投资者（包括个人、养老基金和大学捐赠基金在内）投资被列入“重点关注”黑名单的公司，同时配合其他政策条例，企图把中国限制在全球金融循环之外，即实施所谓的“金融脱钩”。

从安全这一维度来看，科学与技术竞争成为近十年来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竞争的主要内容。中美两国在科学与技术领域的部分矛盾自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开始显现。特朗普执政以后，更是收紧针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管制，实施“科技脱钩”。如先后推出相关法案，阻止中国企业对美国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和并购，以切断中国资金进入硅谷信息技术产业的渠道；极力阻断中美两国高技术产业链的合作，以改变两国产业链相互依赖的模式；通过加强对中国科研人员的“执法调查”，阻止两国科技人员之间的正常交流。这些举措正在改变中美科技合作关系的基本逻辑，促使两国的科技生态不再紧密连接（李峥，2020）。拜登政府不仅没有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征的关税，还以区域和多边围剿的方式继续实施“贸易脱钩”。在科学与技术领域实施所谓的“定向脱钩”，亦即“精准脱钩”。2021 年2 月24 日，拜登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对半导体芯片、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稀土金属、药品这四种关键产品的供应链进行为期100 天的审查，在一年内完成对国防、公共卫生和生物防范、信息通信技术、能源、运输以及食品生产这6 个部门的审查。同年3 月3 日，白宫发布的《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ence）初步勾勒了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轮廓。该指南认为：“美国面临一个民族主义抬头、民主退步的世界及与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威权（authoritarian）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这项议程将有助于强化我们的持久优势，并使我们能够在与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中取胜。”同年6月，参议院通过了由两党议员共同提出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根据该法案，美国政府将投入2500 亿美元用于技术研发以保持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并且做好与“潜在的对手”进行技术对抗的准备。2022年2月4日和3月28日，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2022 年美国竞争法案》（America Competition Act of 2022）。该法案计划：通过创立“美国芯片基金”，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于半导体的生产；耗资450 亿美元改善美国的供应链；通过促进制造业的发展，防止关键产品的短缺；耗资1600亿美元推动美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和领导地位。同年10月12日，白宫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国在该报告中被定位为“优先考虑的、唯一的全球竞争对手，唯一一个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的竞争对手”。拜登政府的这份报告将应对“中国挑战”的相关内容单列，称中国是美国面对的“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既覆盖全球范围，也包含经济、技术、安全以及国际机制等方面的“全领域竞争”；未来十年是美国与中国进行较量的“决定性10年”，美国对华战略的总目标是“竞而胜之”。

（三）如何重塑中美双边关系

中美两国在经济与安全两个维度的竞争，折射出中美双边关系背后的经济逻辑是美国设置的试图打断中国经济积累进程的“经济压力陷阱”（高程，2018），其政治逻辑是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在科学与技术上对中国进行遏制。由此可见，中美关系再次走到重新定位的十字路口，如何重塑双边关系，是中美两国都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

第一，中美两国必须共同致力于构建确保超越相互摧毁、超越冷战思维、超越零和博弈以及超越政治制度差异的大国关系。决定中美关系的应该是两国的共同利益、共同责任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包括双边经济关系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当前的国际秩序和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在中美两国建交已经四十四年，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二十二年的今天，中美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深度融合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这一关系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而言，都已经到了“重要得不能倒”（too critical to fail）的地步。合作共赢和相互依存而不是相互扼杀，必须是中美两国政府的唯一选项，即“宿命”。基于这一判断，本文认为中美两国政府应该顺应时代的需要和超越现实矛盾，共同探索出一条既有利于两国同时又造福世界的正确的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必须规避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恐怖平衡”；通过确保相互依存（mutually assured interdependence）来构建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避免滑入“修昔底德陷阱”。这里所说的基础，绝不是要将双边关系退回到相互孤立和相互隔离的状态，也不是要将两国关系推向当年美苏之间的“武器化的相互依存”，而是要在相关的重要领域，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全球规则体系以及全球治理行动中确保相互依存（张宇燕和徐秀军，2021）。

第二，中国在重塑中美双边关系时应该着力于“反向塑造”这一方式。即便拜登政府在贸易、投资、金融以及科学与技术等领域继续挑起事端甚至导致双方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不仅不能“主动配合”美国，接受其“脱钩”的节奏，相反，中国应该着力于“反向塑造”⑧这一方式。“反向塑造”是指中国应该在战略上防止，特别是阻止和破解这种“脱钩”，尽可能降低这种“脱钩”的速度和程度。中国应该以“二次入世”的勇气和胸怀，进一步开放和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即通过进一步的开放和改革对冲美国的“全面脱钩”战略。中国应该“以退为进”，即通过此举倒逼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⑨。与此同时，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理念，特别是通过进一步改善国内的营商环境，为美国企业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通过加强与美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里的联系，争取美国商界对维护和推动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发展的支持，从而对冲华盛顿的“脱钩”战略，推动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相较于政党政治氛围浓厚的华盛顿，美国许多州因为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而期待中美双边关系稳定；相较于少数极端保守的反华势力，许多美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希望中美两国找到和平的相处之道。近几年来，美国对华“脱钩”决策是华盛顿制定的，而真正受其负面影响的则是众多的美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以及广大消费者。据中国海关统计，201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6335.2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出口额为4784.2亿美元，从美国进口额为1551.0亿美元。受对华贸易战的影响，2019年，双边贸易额下降为5413.8 亿美元，降幅为14.5%。2020—2022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分别为5867.21 亿美元、7556.45亿美元和7594.27亿美元。由此证明了中美两国之间在贸易上的深度相互依赖，对华贸易战和所谓的“贸易脱钩”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据统计，在2018—2022年，美国家具、鞋类、服装及旅游用品行业因美国政府加征的单边关税产生的直接成本就超过1660亿美元。为此，美国6000多家进口企业起诉其政府，要求对加征中国关税导致的损失进行赔偿。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1年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额为55.8亿美元，比上年减少了7.2%。在当前环境下，中国企业应继续充分利用两国之间的民间友好网络，加强与美国相关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根据“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统计，截至2018年底，中美两国已建立起277个友好城市对，其中仅在加州就结成了60 个友好城市对，在纽约州和弗吉尼亚州则分别结成了10 个和19 个友好城市对。2001—2019年，中国企业对以上三个州的投资额占中国对美国总投资额的51%，并购投资额为绿地投资额的10倍以上。这一投资地域结构与中美两国之间的民间友好交流密切相关（王冠楠等，2021）。

历史与现实之间并没有隔着一堵墙，它一再向人类证明：许多看似偶然的背后是必然。对这一哲理的另一种表述是：战后日本这个在经济领域里第一个发起对美国全面挑战的国家，最终必然要遭到其盟友的打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滥觞于1784 年的美国对华贸易和美中双边关系，在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相望、相遇、相撞以及相知，特别是已经在经济上处于深度相互依赖和融合之后，在今天又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注释：

①刘露馨以安全和经济作为两个基本领域，将战后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的大国竞争分为四种类型：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安全主导型”竞争、美日之间的“经济主导型”竞争、冷战后安全与经济竞争的松弛，以及中美之间包括经济与安全两个维度的战略竞争。参见刘露馨的论文《大国竞争、精英联盟与制度变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制度演进逻辑》。

②根据沃尔克的回忆，“在此次会议中最令我吃惊的事情就是当时的日本大藏大臣、后来成为首相的竹下登主动提出允许美元贬值百分之十几。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方得多”。参见[美]保罗·沃尔克，[日]行天丰雄著.时运变迁[M].贺坤，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252。

③船桥洋一认为：大藏省在谈判中之所以支持对汇率的联合干预，是希望以此压制自民党内的财政扩张派，避免1978 年波恩峰会后的扩张性财政。泷田洋一认为：大藏省的这一立场得到了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Nakasomi Nasuhiro）的支持。参见[日]船桥洋一.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M].于杰，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125；[日]泷田洋一.日美货币谈判——内幕20年[M].李春梅，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48。

④如1994年8月举行的“日本防卫问题恳谈会”出台了《樋口报告》。该报告将日美安保合作列在其安全政策的第三位，这被视为日本试图“脱美”的重大迹象。参见杨伯江.战后70年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J].日本学刊，2015（5）：25。

⑤即便如此，美国也曾经发起对苏联的经济冷战，利用其经济优势孤立苏联，如贸易歧视、经济制裁以及技术封锁等等。参见高程，王震.大国崛起模式与中国的策略选择——基于大国崛起历史进程的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12）：4-27。

⑥这就是奥巴马总统为什么在2011年的《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中一再提到“中国的竞争”，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斯普特尼克时刻”。2015 年，美国学术界和战略界就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和政策进行了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打破了对华“战略接触”的共识，认为美国自尼克松政府开始以“战略接触”为主的对华政策失败了。参见OBAMA B.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EB/OL].2011-01-25[2021-11-06].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88928。

⑦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Fact sheet：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 request for review of non-market economy status[EB/OL].http://enforcement.trade.gov/download/pre-nme-status/pre-nme-status-factsheet.pdf。

⑧“反向塑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吴白乙研究员在《中美关系走向与国际格局之变（名家笔谈）》中提出的观点。参见吴白乙.美国对华政策走势与中国的反向塑造[J].国际安全研究，2020（6）：14-17。

⑨如前所述，20 世纪60 年代末美日两国之间曾经有过“以线换绳”的交易。当时由于价廉物美的日本纺织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国服装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所以美国政府以归还冲绳为条件，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其纺织品对美国的出口。日本通过放弃纺织业，不仅换来了冲绳岛的“回归”，而且倒逼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即倒逼出汽车产业和电子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