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颖 陈 翔

随着百年大变局演变的加快与大国竞争烈度的加剧，亚太地区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一方面，亚太地区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这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另一方面，亚太地区逐渐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特别是美国积极推行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亚太地区国家存在“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分离现象。围绕“世界向何处去？亚太怎么办？”的重大问题，中国提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目标。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提出“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2013）。此后，中国不断在国际舞台上倡导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2021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亚太地区应勇担时代责任，发挥引领作用，坚定朝着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目标迈进”（习近平，2021）。2022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团结合作勇担责任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主题讲话（习近平，2022）。尽管关于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官方表态逐渐增多，但是相应的学界讨论仍然显得不足（杨泽瑞，2021；保建云，2021）。本文通过回顾亚太地区合作的历史进程，借助“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框架，透视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需要采取的具体路径。

一、从发展与安全分离到“统筹发展和安全”

在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国家需要处理的问题主要是发展与安全。发展关注的是减少与消除贫困、增加个体就业机会及促进经济繁荣，安全强调的是保护国家与社会不受内部与外部威胁。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议题，发展与安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相对独立的政策框架，国家需要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做出选择。毕竟，国家掌握的资源并非无限，需要把这种有限的资源加以分配用于发展与安全事业。如何科学看待并且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是一国治国理政与外交战略运行的重要方面。

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发展与安全之间结构性的张力关系，以“二元主义”式眼光看待两者的关系，国家治理的重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分配问题只是强调发展而不是护持安全根基，或者仅仅强调安全建设而不是重视发展提振；二是发展与安全的联结关系，发展与安全相互影响带来安全发展化与发展安全化；三是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关系，二者相互促进与互为表里，即“统筹发展和安全”范式。

在发展与安全分离的阶段，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是相对独立平行的论述。在历史上，发展与安全并没有明确的联系，而是关于发展/进步/财富或安全/和平/政治/稳定的独立论述，其中包含概念和实践之间的相互关系（Hettne，2010）。冷战时期的发展与安全是相互分离的状况，两极格局在世界各地造成政治分裂，也导致安全与发展处于裂化态势。发展与安全分离包括不发展且不安全型、发展但不安全型、安全但不发展型。不发展且不安全型是国家在发展与安全领域均处于欠发达状态，发展但不安全型是国家把主要资源用于发展但是安全基础不牢固，安全但不发展型是国家把重心放在国防军事安全领域而非经济发展领域。如果把视线扩大到国家间互动，发展与安全分离的重要体现就是仅仅依靠经济联系或者安全纽带维护与别国的双边或多边关系。比如，美国冷战时期在中东地区拼凑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为中央条约组织）就是纯粹安全功能的区域组织，没有经济发展方面的合作议程，最终该组织瓦解。

冷战结束以后，关于“人类发展”“人类安全”的讨论推动着发展与安全之间更为广泛且密切关联的讨论。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机构均认为：不发达是全球不安全的根本原因之一，应将“安全—发展联结”（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作为指导制定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1994 年把“人类安全”定义为“摆脱匮乏的自由”和“摆脱恐惧的自由”①。国际发展援助界认为：不发达与不安全和冲突之间存在联系，涉及借助发展援助提高安全水平以及通过发展活动促进反叛乱战略（Nilsson 和Taylor，2017）。基于安全与发展关联性的提升，推动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以及“安全—发展联结”的生成。“安全—发展联结”包括安全是界定发展成就的构成部分、安全状态影响发展、发展影响安全的实现（Stewart，2004）。尽管“安全—发展联结”成为当代西方国家应对安全与发展问题探究的基本路径，但是可能带来发展政策过度安全化趋势，并破坏地区的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有学者质疑“安全—发展联结”的真实性，认为安全和发展是否相互依存及共同实现并没有确凿事实，如果安全与发展必须有一个权衡，那么两者都不能同时实现（Spear和Williams，2012）。

真正强调发展与安全深度融合的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随着历史实践与现实政策的不断演化，发展和安全的积极互动不断显现，中国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并将其作为对内和对外工作新的指导思想。2006年12月，中国政府发布《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政策的指导思想，“中国依据发展与安全相统一的安全战略思想……统筹发展与安全、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②。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统筹”的方式阐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和关系。2017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习近平，2017）。2020 年，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另外，“统筹发展和安全”亦成为中国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③。”2020 年8 月，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习近平，2020）。

“统筹发展和安全”着重以辩证方法与系统思维看待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以规避发展陷阱与安全困境。“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的实质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界定发展和安全各自的地位，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地进行资源配置（钟开斌，2022）。统筹思维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思维方式，同等对待及统筹考虑发展与安全这两件大事，均衡地促进发展与安全事业。“统筹发展和安全”并非仅限于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或者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而是表明安全同发展处于同等地位的国家目标，把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视为价值取向，以高质量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基础，以高水平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相互促进。在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层面，发展与安全是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及相互影响的“一体两翼”互动结构。

由此可见，“统筹”是把发展与安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概念及政策实践加以联系，且以整体加以对待。一方面，从安全本体来看，把发展视为保障与维持国家安全的基本方式。解决涉及安全的各类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对安全具有基础性作用。作为保障安全的手段，发展具有相应的内涵，涉及通过经济发展增强军事能力、降低贫困率、减少冲突可能性等。发展不仅是目的，也是实现安全的基础和手段，以更稳定的发展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在某种意义上通过发展促进安全就是依托自身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强化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从发展本体来看，以发展为安全的最终目的，强调以安全促发展。发展不等同于经济增长，还意味着人类福祉的进步，包括减少不安全感。安全是发展的支撑，是发展的内在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把安全视作提振发展水平的前提。正如习近平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习近平，2018）。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与国内政治国际化趋势，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成为更为突出的国际政治政策议题，政策话语更多地用于阐述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联系。“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基于中国历史实践且得到现实检验、能够推动发展与安全目标的相互促进以及具有民族特色与时代风格的宏观理论，远远超越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信奉且视为圭臬的发展观与安全观，特别是破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安全绑架发展及发展绑架安全的传统范式。美国以安全绑架发展或发展绑架安全并非真正的统筹，而是以议题联系的方式专顾安全与发展的某一个方面，是以一个领域的收益或代价换取其他国家在另一个领域的服从或让步。比如，美国借助对日本的安全保护，迫使后者在经济贸易方面让利。美国还以发展援助与投资等经济手段，换取对象国接受美国的安全要求，这在美国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中有着显著的体现。

当前来看，“统筹发展和安全”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首先，“统筹发展和安全”是经过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检验、能够实现发展与安全目标的积极互动的宏观理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步与现代化事业提供了重要思路。“统筹发展和安全”讲究在发展中保安全，在安全中促发展，以应对“不发展式安全”与“不安全式发展”两大误区。其次，“统筹发展和安全”为国家对外交往，特别是对外援助提供了新的思路。2021 年9 月和2022 年4 月，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表明“统筹发展和安全”正在成为中国对外工作新的指导思想。再次，“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及实践有助于深化国际合作，促进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解决。在国际合作层面，发展与安全如影相随及不可分割，需要把这两个领域统筹兼顾。比如，推动南海问题的持续降温与真正解决需要以统筹的思维展开，把领土争端管控、海上航道安全、蓝色经济发展等结合起来，多头并举地强化各方的合作。最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启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强调在发展和安全领域之间的政策协调，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国际实践，有助于从经济和安全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发展与安全互动视角下的亚太地区合作

亚太地区原本是一个地缘经济名称，后来逐渐演化成为国际政治术语且广泛运用。事实上，亚太的概念具有较强的伸缩性，关于亚太的定义有着不同的认识与理解（陈峰君，1997）。一般来说，亚太地区指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所在的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大洋洲以及北美洲和南美洲靠近太平洋的国家及地区。亚太地区的合作进程始于冷战时期，原本着重地缘政治与安全博弈的亚洲或者太平洋地区概念，伴随该地区的经济起飞，地区国家以“亚太”的名义不断开展经济合作。基于发展与安全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根据发展与安全优先事项，二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合作的历史进程呈现为安全优先、发展优先及发展—安全“二元化”等阶段。

在冷战时期，亚太国家的关注重点是安全，亚太地区合作是以联盟等为表现形态的安全合作，主要表现为安全优先模式。由于地缘政治对抗割裂了亚太，亚太的概念和意识严格来说并不存在（吴心伯，2018）。正式意义上的亚太概念虽然还没有出现，但是美国越过太平洋，与亚洲东部与大洋洲国家在安全上加强联系。美国亚太地区政策主要是根据安全逻辑，打着集体安全的旗号构建具有对抗性与排他性的地区安全秩序。1951 年，美国与该地区国家搭建了一系列双边与多边安全联盟关系，包括《美日安全条约》《澳新美安全条约》。1953 年，美国与当时的南朝鲜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 年9 月，以美国为核心，包括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等国家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建立。这是亚太地区首次建立的集体防务合作组织，是一种在现实利益基础上的多边军事同盟式的安全合作，是为反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影响而建立的（苏浩，2003）。1957 年8 月，英国通过《英马防务协定》，加强同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安全关系，并在1971 年11 月演化成《五国防务协定》（FPDA），是具有反共性质的集体防御机制。苏联出于冷战的地缘政治目标，积极在靠近太平洋的亚洲东部地区进行安全扩张，且打着安全合作的旗号强化同这个地区国家的互动。1969年，苏联提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此后不断向亚洲国家兜售这个安全议程。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争夺与安全博弈，以中小国家为主的东南亚国家逐渐抱团取暖，以加强本地区国家的安全合作。1967 年8 月，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其重要驱动力是防范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所谓扩张的冷战政治。可见，亚太地区在这个时期的安全关切脱离了发展议程（Suhrke 和Buckmaster，2006）。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起飞以及冷战政治的逐渐消退，发展经济成为亚太地区各国的共识，强化经济合作的声音逐渐占据上风。1989 年，由亚太地区部分国家外交部长参加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立，这是第一个具有官方背景的机制化安排。亚太经合组织创建与发展的目标是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市场开放，并在1994 年提出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的“茂物目标”。不过，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面临着主权领土争端、核扩散、恐怖主义等一系列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以东盟为代表的国家和国家集团开始倡导安全合作，努力构建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1994 年，东盟主导创建东盟地区论坛（ARF），该论坛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官方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平台。东盟地区论坛为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就亚太地区政治和安全问题对话提供了交流平台，增强了地区国家间的互信，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合作机制化建设进程加快，以共同体形态为合作目标的话语开始在亚太地区不断被述及，主要强调经济合作与经济共同体建设，呈现出发展优先的地区合作模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首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10+3）非正式会晤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正式启动了东亚合作进程，主要涉及经贸、财金、粮食、农业等领域。2005 年东盟启动东亚峰会（EAS），作为对东盟与中日韩合作的补充。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亚太地区国家或国家集团开始提出各自的共同体构想。1991年，美国国务卿贝克首次发出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倡议，主张以美国为内核、美日联盟为骨干、美国与澳大利亚、韩国及东盟国家的关系为根基、以亚太经合组织为平台，把亚太地区国家组合起来的辐射体系（Bakes，1991）。克林顿上台以后，其亚太战略最为突出的方面是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强调亚太经合组织作为新太平洋共同体主要的经济论坛。日本把东亚共同体作为参与亚太地区合作的重要设想，2002年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以日本与东盟双边为基础，以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为框架，容纳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参与东亚经济合作。2008 年6 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倡议建立“亚太共同体”，鼓励亚太地区大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以上不同版本的共同体倡议在一定程度上都涉及提升亚太地区安全合作，也推动了地区大国在APEC 和东盟主导的多边机制中就反恐、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加强合作。但是，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等悬而未决的主权领土争端以及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等因素都阻碍着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安全架构。

随着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出于维护自身地区霸权的目的开始推行遏制中国的地区战略，亚太地区合作日益呈现出安全与发展领域分化的趋势。在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中，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因素所产生的驱动力明显上升，源于经济和市场因素的驱动力有所下降（刘晨阳和王晓燕，2018）。一方面，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把亚太地区联盟体系作为亚太地区安全政策的基础，且在经济合作层面边缘化和打击其认定的地缘政治对手。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政策的重点是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是这个经济一体化倡议排斥中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推行大国竞争战略，在安全上实施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并且恢复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机制，试图在亚太地区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具有排他性的地区秩序。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推行“印太战略”，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关系（AUKUS），并且补齐“印太战略”的经济短板。另一方面，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亚太地区中小国家多采取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对冲”政策，人为割裂亚太地区的总体合作。在亚太地区，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尤为紧密，中国自2009年起一直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自2020年起连续三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东盟地区整体发展规划积极对接。由此，东盟为了维护自身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和经济利益，于2020年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五个亚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但是，随着中国崛起，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加深，更加注重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这尤其反映在部分东盟国家支持和接受美国倡导的“印太”概念，并且推出东盟版本的“印太战略”。这在客观上加剧了亚太地区发展与安全“二元”分离的态势。从政治安全领域来看，亚太地区的分割还会持续（张蕴岭，2018）。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亚太地区一体化与总体合作进程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安全与发展领域合作未能得到有效统筹。亚太地区的发展与安全实践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国家发展与安全理论的体现，这种理论强调通过片面与独立的角度看待发展与安全及其互动，包括孤立地关注发展或安全问题、对安全与发展目标的理解及实现手段相对单一，等等。当前，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以及一体化进程呈现出总体增长态势，但是安全合作仍然没有取得进展，美国甚至施压盟友与中国经济脱钩，以大国博弈等政治安全需求要求自己的亚太军事盟友不要加入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太地区安全依然是美国领导的“二元”式与对抗性安全联盟体系把持，美国刻意制造的亚太联盟体系有着明显的假想敌与针对对象，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与渐升的信任赤字，为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间合作埋下不安全的祸根。亚太地区形成经济与安全分离的“二元”格局是中国与亚太国家经济联系紧密、美国对华战略遏制以及亚太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对冲政策的结果。

要弥合发展与安全之间的深刻鸿沟，突破以往发展与安全的失衡关系，推进亚太地区合作进程的真正有效开展，需要把握地区合作过程中发展与安全的有效平衡与互动，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维促进亚太地区的合作进程。亚太地区部分国家的现实政策演变反映出发展与安全的裂化，有的国家关注安全的首要地位，有的国家重点强调发展的重要意义，地区合作呈现出安全优先、发展优先或者安全—发展分化的不同态势。为推进亚太地区国家的真正发展与稳定以及亚太地区人民的长久幸福，中国把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作为重要的政策取向，其中就涉及“统筹发展和安全”问题。

三、“统筹发展和安全”与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逻辑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面临“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统筹发展和安全”是解答世界之问与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发展和安全不但相互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正在产生重大的政策意义，且这种意义体现在国家、区域、全球的不同层次上。亚太命运共同体与之前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宣扬的共同体有一些共同点，例如均主张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构建更为制度化的机制安排以及强化地区国家合作的观念。不过，相对于亚太其他国家倡导的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在行为体方面更加具有包容性，在议题方面更加注重安全与发展等多元化议程，在合作路径方面更加强调开放性手段。亚太命运共同体涉及安全、发展、和平等综合的领域，主要由亚太经济共同体与亚太安全共同体构成，这与“统筹发展和安全”有着内在的联系。“统筹”指发展和安全实现方式的互动性及协调性。亚太命运共同体如同一条扁担，一边是发展，一边是安全，发展与安全是亚太命运共同体前行的“双轮”，二者互为手段和目标。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新时期周边外交理念（即“亲、诚、惠、容”）和亚太安全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携手亚太各国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伟大实践活动（翁东玲，2022）。“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为亚太地区合作提供新的思路，其重要意义是促进亚太地区发展与安全治理，且同亚太命运共同体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目标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内在取向同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愿景目标具有一致性。“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的政策目标是发展安全并重与共进，实现稳定的安全环境与持续的经济发展且二者相得益彰，发展与安全融于同一个政策实践的过程之中，发展与安全是相互加强的政策目标。亚太命运共同体自身就具有发展与安全意蕴，其基本目标是推动亚太地区的整体发展与持久安宁。亚太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不力，同时政治安全不确定性因素大量存在。亚太命运共同体着重提升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众生活水平，同时促进地区安全的真正实现。2022年11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全面阐述了亚太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包括：建设和平稳定的亚太；坚持开放包容，建设共同富裕的亚太；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建设清洁美丽的亚太；坚持命运与共，建设守望相助的亚太④。亚太命运共同体呼吁建立新范式，即强化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以及稳定的亚太地区秩序，并最终实现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基于此，“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政策关注同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目标有着显著的契合。

在手段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契合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方式。“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重要的政策关切是如何实现发展与安全目标，采取“发展和安全并重”的新方式，讲究国家之间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同步推进。“统筹发展和安全”强调“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习近平，2018）。当前，亚太地区面临不同类型的安全风险，和平与安全是亚太地区实现发展和繁荣的首要因素，海盗、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使得亚太地区秩序紊乱，阻碍了国家间合作以及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力以及民众生活未能改善，继而社会频现不稳定态势。比如，“青年失业和幻灭”是2006年东帝汶安全危机的重要因素（Cotton，2007）。在亚太地区，个别国家存在为发展经济社会依赖于大国的安全庇护甚至牺牲国家主权的情况，结果导致安全与发展均没有得到保障。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需要平衡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地区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双边关系并使得二者相互促进、同步前进。一方面，亚太命运共同体亟需构筑有效的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夯实亚太地区经济社会进步的基础，亚太地区国家间积极安全互动推动共同发展。中国时任国家总理李克强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指出：“离开和平稳定，发展无从谈起。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架构众多，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⑤另一方面，发展仍然是解决亚太地区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包容发展的亚太经济共同体是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基础部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亚太地区各国的共同需求，促进共同发展是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夯实亚太地区的安全基础。2017 年1 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扩大经济利益融合是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基础，实现共同发展是维护和平稳定的根本保障，是解决各类安全问题的“总钥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该白皮书体现了中国的亚太地区战略是把安全护持与经济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强调和平建设与政治和解对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产生的重要意义，其重要融合点是亚太地区治理议程，营造具有凝聚力的地区共同体。

在理念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与亚太命运共同体均讲究统筹兼顾的指导思想与原则。“统筹发展和安全”改变原本发展与安全建设的方向，发展与安全存在相互加强的关系，包括发展援助在内的发展事业服务于受援对象的安全目标，同时从根本上保证提供援助者的安全需求。在把国家大战略中的“发展”和“安全”分别界定为“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把国家发展局限于经济发展或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发展观，超越把国家安全局限于政治安全或政治军事安全的传统安全观（刘跃进，2022）。亚太地区的发展和安全目标之间具有潜在联系，这建立在发展、安全和亚太命运共同体之间的三方联系之上。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与经济架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指出，“一方面，通过不断完善安全架构，确保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稳定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安全架构建设提供稳固的经济社会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亚太命运共同体所遵循的发展与安全相互联系的理念本身展现出二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亚太命运共同体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这同“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的内在本质相一致。

可以说，“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思路有助于理解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手段与理念，进而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亚太版，只有统筹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以有力的安全合作促进有效的发展合作，以有为的发展合作推动有水准的安全合作，才能保障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顺利推进。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以及让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需要得到亚太经合组织与东盟等多边机制的载体支撑。在2020年“茂物目标”到期之际，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2040年APEC 布特拉加亚愿景》，提出到2040 年建成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⑥。APEC 的“亚太共同体”愿景与中国的“亚太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最终目标一致（翁东玲，2022）、构建方式高度契合、理念相通（杨泽瑞，2021），而且，经过30 年的发展，APEC 合作议程已经从贸易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扩展到发展领域和安全合作领域，有利于以统筹发展和安全方式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东盟作为亚太地区关键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是亚太地区合作的核心参与者，尤其是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多边合作机制也是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一方面，东盟在地区秩序方面追求的目标、手段及理念也与亚太命运共同体相契合。2019 年东盟发布的《东盟印太展望》提出包括亚太地区在内的印太地区秩序愿景，即构建一个“对话与合作而非竞争的”“人人发展和繁荣的”地区，强调开放、透明、包容、尊重主权、不干涉、互相尊重、互信、互利等理念，以东亚峰会等东盟主导的现有多边机制为合作平台⑦。另一方面，东盟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既关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及一体化进程，也重视本地区的政治安全合作进程。比如，经济发展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是驱动东亚峰会的两个“轮子”⑧。这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亚太各国命运与共的意识，也为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制度基础与组织保障。

不过，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代表的新机制与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理念与原则背道而驰。2022 年5月，拜登在访问日本时提出“面向繁荣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以此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美国提出IPEF的目标是试图引领地区经济合作进程，强化在经济层面围堵与遏制中国的力度，以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地位。IPEF的理念并非开放与包容，而是具有显著的排他性、竞争性与对抗性。IPEF 标榜基于“共同民主原则与普世价值”，宣称只与西方价值观的“盟友”与伙伴一起行动，强调把是否支持美国价值观作为伙伴选择标准，并要求IPEF 的资金性质、项目选择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挂钩，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泛安全化”、经贸合作意识形态化（李鸿阶，2023）。由此可见，IPEF同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理念差别甚大，IPEF的出台及实施只会导致亚太地区国家面临经济选边站队的压力，破坏亚太地区供应链的稳定，也难以引领亚太地区一体化的进程。

四、“统筹发展和安全”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在大变局时代，中国从亚太地区的历史与现实走向及亚太地区人民的共同福祉出发，提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但是如何把亚太地区差异巨大甚至还有地缘政治冲突的国家聚合到一起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这是需要认真思考与应对的战略问题。就当前而言，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面临多重挑战：一是亚太地区合作面临信任赤字问题，美国推行以大国战略竞争为底色的地区战略，加剧中美信任赤字，同时增加亚太中小国家“选边战队”的压力。二是亚太地区存在显著的安全问题，比如地区国家间悬而未决的领土领海争端、大国战略竞争、核武器扩散、内部政权不稳定等影响安全、发展与和平进程。三是亚太地区缺乏目标契合、理念一致且具有整体性与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框架。四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价值观外交，构建排他性的小多边机制，制造阵营对抗态势。为推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加强发展与安全、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安全架构和经济架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框架下，发展、安全与亚太命运共同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需要政治互信、安全互进、发展互利与文明互鉴的四位一体统领亚太安全与发展，通过相应路径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一是加强政治互信，不断创新亚太地区国家间交往的基本模式。信任与和平有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信任可以推动和平的局面，和平会促进持续的信任度（Trussell，2022）。伙伴关系内含着信任，本身就是一种信任关系（吴志成和李佳轩，2020）。政治上相互信任与相互尊重是亚太国家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需要坚定呼吁摒弃冷战思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加强亚太地区国家安全互信，降低互相猜忌，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推进亚太地区各国的集体认同与亚太身份归属感。中国和美国是亚太地区核心国家，中美关系是影响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变量，因此特别需要继续推进中美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新型大国关系，有效管控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分歧，增强更多的战略共识，这在大国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尤其显得重要，并且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提供基本路线。尤其是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扎实和有效促进中美战略互信，以中美元首外交为引领，以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等机制为平台阐述各方的政策立场和战略底线，寻找中美共处之道。为深入促进亚太地区的持续发展与安全稳定，中国应以整体的亚太伙伴关系为指导，深入推进同东盟国家、太平洋岛国以及亚太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建设，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是强化安全互进，以亚太安全合作架构建设推动亚太可持续发展。和平建设是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是亚太地区发展繁荣的基本条件。面对亚太安全现状，中国须从全球安全倡议出发，坚持亚太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考虑亚太地区各国的共同安全需求，在对外合作中把安全合作作为重要议程加以考虑，深入推进亚太地区相关国家安全体系与安全能力。亚太安全共同体着重强调亚太地区国家在多元化与多样性的前提下，通过协商互动推动共同安全利益的增多、共同安全认同的达成与共同安全体系的构建。中国要构建立足于亚太地区现状、体现时代特点、适应战略安全环境的亚太特色安全发展体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亚太整体安全观推进地区安全治理，重视自身安全，也要关注共同安全，聚焦传统安全，应强调非传统安全。当前，更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安全制度建设是把亚信峰会转化为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组织，为推进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提供有效平台，有效对冲美国主导的小多边安全机制。只有搭建好满足各方安全关切、规范明晰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实现，为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民众幸福提供安全支撑，这是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基本目标，也彰显“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核心要义。具体而言，中国需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各国妥善应对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等地区安全热点问题，防止亚太地区的“乌克兰化”。

三是促进发展互利，以亚太经济发展合作实现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为积聚更扎实的物质基础，中国需要深化同亚太地区各国双边、多边经济合作，以稳健的经济合作营造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本条件。一方面，以全球发展倡议统领亚太发展，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将亚太经合组织作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努力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积极参与“布城愿景”及发展路线图，加速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通过RCEP 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促进后疫情时代亚太地区经济的重振与社会的进步，进而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把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合作的新动力，构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新秩序。“一带一路”是新型“合作发展+合作安全”的周边战略（陈志敏等，2015）。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建高质量亚太互联互通网络，促进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进步，做大亚太合作蛋糕与发展红利，为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平与安全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此，需要从基础设施建设的共同需求出发，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解决本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问题，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

四是推动文明互鉴，以频繁的文明交流促进亚太地区发展与安全事业，夯实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根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动力，文明是发展与安全的土壤，同时发展与安全又是文明演进与前行的途径（王学斌，2023）。由于亚太国家在发展阶段、社会制度、文化文明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亚太经合组织一直践行开放的地区主义，探索出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灵活务实、循序渐进的“APEC 方式”。“APEC 方式”适应了亚太地区的差异性，保证了APEC 成员的参与度，是APEC 保持活力的重要来源（刘宏松，2021）。而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和“印太经济框架”主要以价值观确立朋友圈，构建具有排他性的小多边机制，这些对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主导的多边合作机制提出新的挑战，并给地区发展与安全的深入与持续合作造成消极影响。为扎实推进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中心”与“文明冲突”，以全球文明倡议为指引，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为平台，以一系列双边与多边人文交流对话为纽带，推动亚太地区各国的交流互动，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破解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的文明隔阂，实现亚太地区各国的真正发展与普遍安全。

总之，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需要实现安全合作与经济发展的“双轮驱动”，将“一带一路”建设与亚太安全格局推进有机联系，形成发展与安全的“两翼齐飞”。正如《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所言，“未来的地区安全架构应与地区经济架构建设协调推进，应统筹考虑，同步推进，相互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这将扭转“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分离现象，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指南，能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构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亚太地区治理体系。

五、结论和启示

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发展与安全互为表里，推进发展与安全的深度融合及协调共进是其应有之义。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指导下，中国把亚太命运共同体视为亚太地区长久进步的基本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与亚太命运共同体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体现在目标、手段与理念等层面。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融合发展、安全及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双向联系，统筹兼顾是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原则。

当前，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呈现出“二元化”态势，以东盟为核心的多边机制得到中国等地区国家的呼应与支持，而美国出于大国战略竞争的需求，积极构建具有排他性、联盟式的安全合作网络，集中体现为收紧亚太双边同盟、打造美英澳三边安全合作机制、构建“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升级“五眼联盟”、推动“北约亚太化”。展望未来，美国主导的安全合作框架会进一步向印太地区扩展，其安全合作的对抗性将会加剧地区国家间安全信任赤字，挑战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这种排他性多边安全机制将会持续割裂亚太地区，阻碍该地区国家的深度与持久合作。这种安全合作态势给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造成消极影响，使得亚太地区国家阵营化趋势加大，冷战思维回潮，导致亚太各国在地区未来发展方面目标相左、理念分化、路径歧异，最终不利于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是亚太地区合作安全的保障者、持久和平的维护者与共同繁荣的实践者，是亚太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推动者和建设者。深入落实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一方面需要明确构建主体，积极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强化同亚太发展中国家的互动交流，有针对性地加深同美国及其亚太盟友的互利合作。另一方面需要明确构建的具体路径，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公共团体、中—拉命运共同体、澜湄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与印尼、老挝、泰国、柬埔寨等双边命运共同体为现实依托，通过政治互信、安全互进、发展互利、文明互鉴等具体路径推动亚太命运共同体构建。借助“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进一步促进亚太安全与发展治理，有力推进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步伐。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体现出亚太地区各国对持久和平与发展的向往，锚定了亚太地区发展的方向。亚太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一方面能够给亚太地区带来真正的安全、和平与繁荣，另一方面可以产生显著的区域及国际示范效应。亚太命运共同体是处理和平、安全与发展有效的区域办法，其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可以给包括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中东等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参考。以“统筹发展和安全”范式与命运共同体构想，可以巩固特定地区的安全根基，促进特定地区的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的持续进步。

注释：

①UNDP.Human Deveopment Report 1994[EB/OL].1994-12[2023-4-29].https://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private/doc‐uments//hdr1994encompletenostatspdf.pdf。

②中国政府发表《2006 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全文）[EB/OL].中国新闻网，2006-12-29.http://www.chinanews.com.cn/other/news/2006/12-29/846047.shtml。

③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EB/OL].新华网，2014-11-29.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_1113457661.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④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全文）[EB/OL].新华网，2020-11-23.https://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l/202011/20201103017455.shtml。

⑤李克强总理在第八届东亚峰会上的讲话[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3-10-11.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3nzt_675233/lkqzlcxdyldrhy_675243/zxxx_675245/t1087132.shtml。

⑥APEC.APEC Putrajaya Vision 2040[EB/OL].ERIA, 2020-11-20.https://www.eria.org/uploads/media/2020-APEC-PU‐TRAJAYA-VISION-2040.pdf。

⑦ASEAN.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EB/OL].2019-06-23.https://asean.org/storage/2019/06/ASEAN-Outlook-onthe-Indo-Pacific_FINAL_22062019.pdf。

⑧李克强在东亚峰会上的讲话[EB/OL].中国政府网，2016-09-09.http://www.gov.cn/guowuyuan/2016-09/09/content_51066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