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秉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100029）

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上要求把传统时期的外延式、粗放型、低质量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为内涵式、集约型、高质量经济增长模式。微观上要求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并联式”发展方案下，推动数字化、产业化、生态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方面的资源融合，进而以数字经济重构经济新格局为支点、以新基建引领新一轮政策红利为动力、以三产融合夯实技术支撑为导向、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目标为旨归，全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一、数字经济内涵与特征概述

数字经济先后经历了萌芽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发展时期（20 世纪70 年代初至80 年代末）、繁荣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末）、融合时期（21世纪初至今）。2016年，签署G20杭州峰会《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以下简称“倡议”）。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纳入“数字经济”这个关键词。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中披露的信息看，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截至2021年底已达8.35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为37.18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分别为18.3%和81.7%。数字经济内涵与特征如下。

（一）内涵

数字经济是相对实体经济或传统经济而言，从内涵方面看，一般将其界定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倡议中的定义），或者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化转型（OECD 官方报告中的定义），主要是把数字信息知识要素作为必要条件，围绕数字技术与现代信息网络融合实体经济与互联网技术，旨在助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发展。笔者通过对倡议、OECD 官方报告、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的学习研究，在本文中将其界定为：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个核心，于互联网载体上通过配置适配性较高的数字技术要素，推动数字化与产业化并联式发展，有利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新型经济形态。

（二）特征

与实体经济相比，数字经济特征十分鲜明，集中表现在多元化、平台化、普惠化、融合化等方面。分述如下。

首先，数字经济以数字技术为生产要素，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以技术要素主导的资源配置方案（参看吴敬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第三章），但是在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生产技术、管理技术深度融合与推广应用过程中，数字要素呈现出爆炸式增长，丰富了数字技术生产要素，促进了其多元化发展。

其次，数字经济中始终以数据作为信息获取性特征，在“大平台+小系统”的基本框架下，无论是数字技术、数字金融，还是数字人才方面的配置与管理，均能够实现平台化与普惠化。例如，艾媒咨询发布的《2022—2023 年中国跨境出口电商行业发展现状与典型案例研究报告》中指出，电子商务在城市—乡村经济双循环、双流通过程中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作用，认为凭借数字经济的平台化与普惠性特征，有利于加快数字乡村建设，为农业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

最后，现代经济学划分了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在当前我国“并联式”发展路径下，数字经济方面的技术资源与产业资源的融合，正在向深度、广度、精度方向深化，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已成为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基本模式。

二、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分析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8.5万亿元。近3年来，各地区结合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求，已打造了数字产业集群。从杨烨军、石华安、宋马林对《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数字经济发展特征研究》成果来看，2012—2020 年国家、地方数字经济一直处于逐年增长态势，并且在沿海地区（东部、南部、北部）、长江中游、大西南、黄河中游、东北、大西北八大综合经济区已形成不均衡格局，具体呈现为梯度递减趋势。就时空演进特征而言，省域的数字经济空间效应、集聚效应显著，内部流动性相对较好（见图1）。

图1 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

考虑当前在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实证分析中，基于中介效应、省级面板数据的产业实证考查相对较多，成绩斐然。加上传统线性回归统计方法将重点放在单个前因条件（自变量）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净效应方面，并不利于多条件下变量协同作用的分析。因而，本文从数字经济内涵与特征的基础出发，结合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时的关键生产要素关联效应，选择定性组态QCA方法分别从分析对象与方法、样本与指标选取、条件测量与校准、实证分析结果四个方面，展开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分析。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

在组态视角下，为了说明数字经济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动态演变规律，及核心城市差异化发展驱动机制，本文选择在制度型开放、国际—国内市场双循环、统一大市场中具有“先行示范”“重大枢纽”“标杆典范”作用的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分析对象，并把该区包括的9 个中心城市作为具体的研究内容。

在实证分析方法方面，根据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因素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OE）协同及多重并发实际情况，采用定性组态QCA 方法。该方法的优势是能够在前因条件，对不同组合影响被解释变量做出分析。具体应用时，主要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1.基于原始数据的复杂解（complex solution）组态多、前因条件复杂，并且未纳入逻辑余项；2.中间解（intermediate solution）复杂度适中且纳入了与理论方向符合预期逻辑余项；3.简单解（parsimonious solution）组态少、前因条件数量达到最小值的，需纳入所有逻辑余项。本次分析以中间解为主、简单解辅助的方式进行模糊集定性组态QCA分析。

（二）样本与指标选取

大湾区共包括9个中心城市（澳门、香港数据统计口径与其他城市存在差异，未纳入），本次研究在确定样本后，将高质量增长度量、数字经济发展度量维度作为核心指标度量内容。

首先，经济增长质量在实质上指的是经济增长的性质与规律，重点集中于经济发展特定要求下，经济增长一系列固有特性满足其要求的程度。指标选取时，本文按“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三级衡量体系。1.一级指标：高质量发展。2.二级指标：综合质量效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同发展。3.对应上述6 个二级指标设置16 个三级指标：人均地区生产值、工业增长值占GDP 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R&D人员投入强度、R&D经费投入强度、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城镇化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环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率、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建城区绿化覆盖率，进出口总额占GDP 的比重、实际使用外资占GDP 的比重，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期望寿命、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其次，大湾区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期间，实践时主要包括数字基础设施、传统产业数字化、政府数字化、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人才。本文以此为准对应上述五个维度表征区域数字经济发展，选取五个对应指标表征：1.以FTTH/O 光纤接入用户数，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度量指标；2.以近三年广东省两化融合试点企业数，作为传统产业数字化的度量指标；3.以《粤港澳大湾区政府数据开放报告》中的数林指数，作为政府数字化的度量指标；4.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5.采用《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作为数字人才的度量指标。

（三）条件测量与校准

确定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高质量增长度量指标、数字经济发展维度下的指标表征后，单位、数值方面的不同变量差异较大，分析前需要校准变量。当前，条件测量与校准中，主要以原始案例数据为必要条件，依托特定规则校准得到具有统一标准的集合数据。本文分析采用通用的直接校准法。1.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校准；2.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校准后的模糊集。其中，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共计6个，高质量和五个维度定位点分为：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完全隶属。样本城市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校准后的模糊集如表1。

表1 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校准后的模糊集

（四）实证分析结果

首先，根据充要条件规定，充分性分析的前提条件是必要性分析，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关键在于搞清楚集合——评估数据的因果非对称性，衡量其关键的指标是一致性参数。当一致性大于0.9 时，认为其符合或通过必要性检验。本案例中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显示：1.与条件变量X1、X2、X3、X4、X5，对应的结果变量（一致性）数据为0.761851、0.746125、0.815772、0.797798、0.786565。2.与条件变量～X1、X2、X3、X4、X5（～表示逻辑非），对应的结果变量（一致性）数据为0.828534、0.802154、0.801935、0.868103、0.694219。由此说明，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过程属于一个综合复杂过程，单一条件变量无法完全决定其发展结果。

其次，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获得复杂解、中间解、简单解，根据本文确定的后两个解，可以得到条件组态充分性分析结果。如表2。

表2 高水平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的数字经济组态分析表

最后，通过表2 可以看出，在大湾区9 个核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增长方面，存在4条驱动路径，在可能条件组态下的一致性为0.867，此时的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为正向，而且其高质量发展水平达到了86.7%。解的覆盖度为0.746，能够说明9个城市中74.6%的城市案例。由于两项数据均高于临界值，能进一步识别出数字经济中的技术、组织、环境，在该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差异化，及不同要素之间的组合或适配关系。具体路径如下。

1.在“数字人才+数字金融”路径下，珠海市具有代表性。数字人才资源储备量相对较大，该城市辅以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借助灵活人才政策激发数字经济创新，进而通过资本要素的优化配置，形成创新技术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2.在“数字金融+产业数字化”路径下，以中山市为代表，该城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但政府数字化、数字人才、基础设施配置相对不足。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持，提高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水平。3.在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政务主导下的综合路径（记为综合路径I）下，惠州具有代表性。该城市在上述三个方面的资源配置较好，在协同机制下扩大了协同效应。4.在五项要素配套齐全的综合路径（记为综合路径II）下，深圳、东莞、广州具有代表性。与本文对数字经济的界定趋于一致，实现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转型，而且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较深，实体经济智能化水平获得了大幅度提升。

三、数字经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建议

（一）加强综合路径下的数字经济要素配置

建议其他地区在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积极汲取大湾区9个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对数字经济诸要素的配置经验，尽可能选择综合路径进行实践。确定综合路径I或综合路径II 后，还应在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政策方面明确区域内各城市的差异，实施“一地一策”政策。同时，根据数字经济诸要素的适配关系，在不同的要素配置中根据高质量发展时期以技术要素主导的资源配置方案，现代经济学将经济发展分为初期发展阶段、中期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的资源配置方案存在差异，初期采用土地要素主导的资源配置方案，中期选择以资本要素主导的资源配置方案。高质量发展阶段与其他两个阶段相对而言，在实践中应注意区分三个阶段选择的主导要素、配套要素配置问题。扩大数字技术要素配置比例，如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数字孪生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等。考虑各城市实际发展中需要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中，此时应进一步细化技术要素配置，并结合其他要素共同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增长。

（二）在不同方向深化数字化与产业化融合

数字经济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是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建议在当前“并联式”发展方案下，尽可能围绕这两个转型方向进行深度融合。一方面，各地区及管辖城市应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研讨，从中提炼思想资源，梳理出上述两个方向，将其应用到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方面的“并联式”发展方案中。另一方面，需对三大产业比例进行调整增加服务业比重，推动智慧工业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并根据确定的目标配置数字经济诸要素，进而扩大融合外溢优势等。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方向上深化数字化与产业融合，并不能停留于思想资源与技术资源的整合方面，而是要结合广度层面的数字经济要素推广应用和精度层面的指标体系建设等，辅助其深度融合。

四、结语

总之，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现实基础，但同时存在现实堵点。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应持续加强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讨。结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内涵丰富、特征鲜明，应用后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从实证分析结果看，数字经济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因为应用对象的不同，配置的要素存在较大差异。建议在当前阶段以地区为单位，尽可能加强对数字经济组态分析，一方面扩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另一方面加快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转型。尤其应明确数字政务、数字人才的核心作用，通过综合路径为各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