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雯苹,鄢 玲,任江辉

(1.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2.厦门大学 嘉庚学院,福建 龙海 363105;3.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是在清朝末期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主要是指清政府颁布的留日师范速成教育的相关法令及政策。从广义的范畴也包括清政府官员、先进的有识之士的奏折、倡议、地方性的相关规定等。这一特殊的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是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洗礼后中国教育觉醒的重要表现,当时清政府内部统治集团的洋务派主张引进西洋的先进科学技术以“西夷之技以制夷”,提倡走出去留学海外向外国学习。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清政府根据不同学科的需要,制定了不同的留日政策。其中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是该时期清政府留学日本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政策的变化和发展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国内外形势等所决定。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特定的历史流变、深远的历史影响形成了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历史建构。

一、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历史背景

从宏观的历史背景观之,根据当时社会教育状况的特点和教育改革的困境分析,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由以下三个层面的因素构成。

其一,教育改革的推动和普及,学校和学生不断增多,急需师范毕业的师资力量。清朝的教育改革是教育近代化的过程,总共经历了洋务教育、维新教育和新政教育三个阶段。其中新政教育是最具有突破性的改革,其制定了普及教育制度。1902年张百熙等拟定了《壬寅学制》,开创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学制,该学制规定:儿童自六岁起受蒙学四年,十岁入寻常小学堂修业三年,矣各处学堂一律办齐后,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七年教育。首次提出了7年教育普及制度,但是该学制要求学生入学需要缴纳一笔“束装费”,由于各种原因该学制并没有在全国实施。1903年张之洞等人拟定了《癸卯学制》,得到奏准并在全国实行,其规定:“初等小学教育为教育普及阶段,共五年,令凡国民七岁以上者入焉,永不令学生贴补学费,力求达到家无不学之童。”[1]293-300与1902年的《壬寅学制》相比,既减少了入学年限,又是义务免费的。1907年3月学部在《咨行各省强迫教育章程》中明确要求各省广泛设立蒙养学堂,幼童满7岁必须入学堂接受教育。在学制的颁布和实施的过程中,各个地方府州县的学堂也纷纷成立起来。据统计,1902年在校学生为6912人,到了1903年,在校学生人数升到了31428人,仅一年就明显增加了四倍,显然,近代学堂的大规模兴起也是势在必然。从1902年到1911年,近代学堂由原来的700多所发展到52500多所,在校学生最高时达到了163万多人。接受教育的学生的增多,也带来了学堂设立的增多,师范毕业的教师不足、师资短缺便成为一大难题。

其二,晚清时期中国培养师范生的院校数量不多,师资供不应求。当时师资的培养是一大难题,师资的缺乏是该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困境和障碍。而国内培养师资的师范院校的数量也是极为有限,阻碍了当时教育的改革和教育近代化的推进。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师范教育的严重不足,纷纷倡议创办师范教育。梁启超在其《论师范》一文中就论述到:“欲革旧习,兴智学,必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2]16;盛宣怀则提倡“惟师道立则善人多,故西国学堂必探源于师范”[3]164;张之洞则发表评述曰:“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肇端之地,关系至重。”[4]1489从这些有识之士的认知和倡议中可以窥见当时师范生的严重不足,中国师范教育的缺陷。因此,在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便应运而生。

其三,通过留日培养师范生是弥补国内教师资源不足的重要途径之一。晚清时期中国国内师范教育落后,教育经费不足,师范毕业生严重缺乏,成为当时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拦路虎。而近邻日本师范教育的制度化和先进性吸引了当时中国有识之士眼球,他们积极提倡实行留日师范速成教育。其中,《日本学校述略》《东瀛学校举概》《壬寅东游日记》《东游丛录》《扶桑二月记》便是当时提倡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重要论著。张之洞等人的奏折中也论述到:“学堂固宜速设矣,然而非多设不足以济用,欲多设则有二难。经费巨,一也;教习少,二也。求师之难尤甚于筹费,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学小学断无许多之师;是则唯有赴外国游学一法。而教法尤为日本最为善,文字较近,课程较速;其盼望学生成就之心,至为恳切。传习易,经费省,回华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并宜专派若干人入其师范学堂专学师范,以备回华充各小学中学普通教习尤为要著”[5]12。可见,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推出既可以解决师范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同时可以消弭师资匮乏的特殊困境。所以接受走在中国前面的日本教育,派遣学生赴日学习师范成了当时解决师资严重不足的重要途径,留学日本教育救国也成了当时的重要思潮。

二、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历史流变

中日甲午战后,中国以惨痛的失败告终,同时也给洋务运动画上了休止符。大国被小国战胜,日本如何能战胜中国,中国如何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了当时中国人急需思考的首要问题。经过激烈的论争,逐步形成一种共识就是:在科学立国、实业壮国、立宪强国等各种论争中,最主要的是近代化人才的培养,而人才的培养需要教育,教育就需要建立新式学堂,新式学堂则需要强有力的师资力量。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诏令各地方要设立学堂,同时下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6]319。1903年,中国颁布了具有近代意义的第一个新学制《奏定学堂章程》,随后又正式宣布了完全废除科举制度,一直以科举为仕途的唯一路径的中国人开始涌向新式学堂,中小学堂就应运迅速发展和壮大起来。

新式学堂的发展需要强大的师资力量。但是当时中国的师资力量严重缺乏,而且教育经费也十分不足,大大制约了中小学堂的发展,为此,1901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在其《奏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论述了此缘由。[5]13从该奏折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当时为学习师范知识留学日本有内外因:内因是由于当时中国教育改革、学堂兴起、师资严重缺乏、经费十分不足;外因则是日本教法最好、文同、费省、路近、可速成。这样,以师范为目的的中国学生就纷纷赴日留学。可见,文字相似、费用颇省、路途较近的日本留学,是当时非常明智的判断和抉择。

1902年,四川官员在其奏折《四川学政吴奏陈筹款派生出洋游学折》陈述到:“窃维学堂兴设之难,一曰无款,一曰无师,二者相衡师范教难,而通知西学者尤难。蜀地偏僻,乏才更甚,自去岁奉旨选派学生出洋,风气渐开,士知墨守为非,各属举贡生员等于省城创设游学公会,拟集资斧就学东瀛,期于速成师范为学堂教习之用,合词具禀臣衙门请为立案并筹给津贴前来”[5]14,鲜明阐释了以培养师范生而留学日本的原因及其紧迫性和必要性。

同年,1902年3月9日,张之洞在其《致京张治秋尚书》论述到:“师范生宜赴东学习。师范生者不惟能晓普通学,必能晓为师范之法,训课方有进益,非派人赴日本考究观看学习不可。现与日本文部商酌办法,若派人往学速成者八个月可毕,回华后令其教师范生四个月可毕。每一人可教六人,若派五十人赴东,回华后四个月可教成三百人,再四个月可教成一千八百人。学浅者赴东学寻常师范以充小学教习;学深者学高等师范以充中学教习。”[5]338-339张之洞基于实用的视角论述了以培养师范生留学日本的社会效益和必要性,非常详细地阐明了以培养师范生为目的的留日效果和回国后的实际影响和成效。

翌年,1903年12月21日,张百熙等在《奏派学生赴东西洋各国游学折》中不仅陈述了留学日本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而且对大学堂教师的提早培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年百熙于召对时曾蒙懿训,深以教习乏才为念。当经奏陈京师大学堂宜派学生出洋分习专门,以备教习之选。计自开学以来将及一载。臣等随时体察,益觉咨遣学生出洋之举万不可缓,诚以教育初基,必从培养教员入手。而大学堂教习尤当储之于早,以资任用。上谕军机大臣等:本日张百熙等奏选派学生前赴东西洋各国游学一折,师范学生最关紧要,著管学大臣择其心术纯正,学问优长者,详细考察,分班派往游学。”[7]113-114从张百熙等人的主张中可以看出:对留日师范生的思想及学问的监督和考察,有利于培养有质量的师范人才。

1904年1月,张之洞在与学部大臣张百熙的信函中曾论述到:“中国学生到日本所学之业,大半皆速成科也。方今国势危急,如救焚拯溺,夜以继日,犹恐不及,至师范速成科由我重要,若待完全师范毕业必须五年,各省小学堂将待五年后再开乎?”[8]77。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国内师资严重缺乏,师范毕业生供不应求情况十分严峻,而留学日本的师范速成科正好可以及时有力地解决当时中国的教育困境。由于清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地方官员的积极响应,接受留日师范教育的中国学生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赴日留学生在1903年4至10月共毕业 (不包括入其他学校继续深造者) 175人,其中读师范者71人,占40.6%,全部为宏文学院速成师范毕业生。1903年10月至 1904 年 4 月 共 毕 业 124 人,读 师 范 者 86 人,占 69.4%,其中宏文学院速成师范毕业者41人”[9]123-126。

与此同时,张百熙、荣庆、张之洞提出的《学务纲要》中也极力提倡师范教育,呼吁各省各地方积极派遣学生赴日学习师范科,“各省城应即按照规定初级师范学堂,优级施法学堂及简易施法科,师范传习所各章程办法,迅速举行。若无师范教员科请者,即速派人盗外国学师范教授管理各法,分别学师范速成若干人,学完全师范科若干人”[5]22。该《学务纲要》提倡:各省均遵照该纲要,积极地派遣赴日师范留学生。根据《东方杂志》各期不完全统计的部分官派留日师范生状况如:1904年,山西10人、直隶10人、福建22人、江苏40人等;1905年,山西12人、直隶10人、福建40人、安徽100人等,可以看出1904年度和1905年度各省和各个地方均根据自身的需要派出相应的赴日留学师范生。显然,在清政府和各级官员的积极努力下,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和发展中,接受留日师范速成教育的中国学生也在不断增加。

到了1906年,在日中国留学生大量增加,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峰的8000多人,而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以师范生为目的的中国留学生,这一数量已经可以满足中国学堂师资的需求,而且在中国的日本教习数量也不断增加,因此,1906年8月7日,学部出台了《通行各省限制游学并推广各项学堂电》,提出停止留学日本师范速成科的官费私费派遣。“顷查日本学生一万二三千人,习速成者最占多数,已足以应急需。嗣后此项速成学生无论官费私费师范政法应即一律停派不予给咨。并经电知出使日本大臣,有学生无乱官费私费非由本部既各省将军督抚给咨,或已经给咨而本人欲改习速成者,概不送学。其给咨游历者不得于到东之后又改游学”[5]76。《通行各省限制游学并推广各项学堂电》的出台,严格禁止了以师范速成为目的的日本留学,彻底清除了当时速成师范的弊病和危害,同时对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虽然以师范速成为目的的留日学生派遣被停止,但是对近代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历史影响

处于特殊背景的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相对于落后的晚清中国教育而言,其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的一面。但是由于其速成、人员庞杂、管理松散,具有消极的历史影响。

从积极的历史影响观之,清政府的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在当时学堂林立、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严重地阻碍了当时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情况下,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主要影响表现在:其一,及时地解决了当时中国国内师资的严重不足,消除了清政府自己培养师资的巨额经费紧缺问题,满足了日益增多的初级中等学堂师资的需要,及时地促进了学堂教育的顺利改革,推动了中国基础教育的大力发展。其二,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这些留日师范生在日本掌握了专业的师范知识,回国后积极地传播先进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和进行教育实习,同时参与了各地的教育改革、师范学校的设立。从师范知识的教授到师范教育体制的设立,从师范实习的践行到师范思想的传播,他们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师范教育从普通教育逐步独立出来,形成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制度的实践者和重要的推动力量。其三,大部分留日速成师范生回国后投身新式学堂,传播新式教育,改革传统教育。很多留日速成师范生回国后参与家乡教育办学的情况非常普遍,各个省各个地方的兴学,留日速成师范均成了主力,不仅担任学堂教师,还积极筹建学堂,认真参与学堂教育的管理,培训各地师资力量等。如:宏文学院师范科毕业的胡元炎在长沙创办了私立明德学堂,经纬学堂速成师范科毕业的尚光霖等11人共同筹办了山西公立中学。其四,留日速成师范生回国后又一重要作用就是编译新式教科书,改革传统教学内容,传播近代教育理念,如留日学生陆世芬创立教科书译辑社,以翻译欧美和日本的教科书为主,主要是为中国国内学堂提供新式教材。留日师范生还翻译和出版了大量的日本和西方的教育理论书籍,如日本中野礼四郎的《东西洋教育史》,熊谷五郎的《教育学》等等,有力地传播了近代教育观念,促进了清末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对中国的近代教育起到了积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10]98-100其五,促进教育政策的制定,对建立中国近代学制起了重要作用。由于留日师范生积极参与传播日本的教育制度和理念,促使清政府以日本学制为样本,修订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该学制无论从学校的编制学生在校的时间、教育宗旨、办学方法上,均大部分模仿日本学制。该学制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第一次将学校教育制度化、系统化,使全国分散的学校成为一个整体,并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了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引进了先进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管理方式,促进了教育的量的发展和质的飞跃,对中国义务教育的普及起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由于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历史特性,也决定了其具有消极历史影响的一面。其一,留日门槛不高,留日学生素质参差不齐。由于当时中国师资力量十分薄弱,清政府又积极鼓励留学日本学习师范知识,没有对留日资格作出严格的规定,导致了很多留日学生素质低下,“出现很多学生为了文凭混学历的状况,甚至买学历文凭的现象”[11]273-277,不良的学习风气一时在留日师范生中形成,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其二,教学时间短,教育质量差。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师范学习时间一般为3年,而留日师范速成科乃为1年,更有甚者半年即可。如:实践女校的师范速成科修业期限为1年,而弘文学院的师范速成科修业期限为6个月、8个月、1年不等。由于学制时间短,学生日语水平良莠不齐,导致学习效果差。其三,部分日本学科开办的师范速成科其教育方式极为不负责任。该时期师范速成教育是日本教育界特意为中国留日学生制定的一种特殊教育形式。有的日本学校为了迎合中国留日学生学习师范知识的需求,极力招收中国留日学生,从不过问学生的资格问题,也不问是否对学生有益,单纯为了自身的经济效益,这种不负责任的方式,其教育质量差是不言而喻。其四,接受留日师范速成教育的部分学生纯粹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动机不纯。由于清政府对于通洋务、懂西学的留学生采用“破格录用”等优待措施,部分留日学生在留学日本之前接受的教育程度较低,只为追求留日文凭而东渡日本,真正为求得师范知识的留日学生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大部分接受留日师范速成教育的学生只为求得回国谋求功名和好职业,助长了当时中国留日的不良风气。

显然,晚清中国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导致了留日学习师范的速成科学生的增多及弊端凸显,但是其益大于弊。其“从勃然而兴 至悄然而息,虽一起一蹶不过仅数载而已,其间又有诸多弊病,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教育新政之初国内师资匮乏的断层,培养了一批教习人员,为清末国内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2]1-6该政策主要是由于当时清政府留学教育制度的价值取向和特殊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晚清的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虽然弊端剖多,留日学生的素质参差不齐,有的留日学习的动机不纯,教育效果不佳,教育质量差,政策大多体现了以功利和速成为导向,具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这主要是由“当时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学生和学习剧增,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从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成效观之,其促进了晚清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教育内容的变更,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初步发展。因此,在探讨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时候,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客观解析到该政策消极的一面,也要详尽探讨到该政策积极的一面,才能比较全面地科学地分析该时期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全貌和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