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军,胡嘉琪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戏仿(parody,又常被译为“讽拟”、“戏拟”或“滑稽模仿”等),是一种别具特色的文艺创作手法,常常通过对源文本((source text))进行反讽、戏谑式的模仿与改写来创造新的作品。在20世纪西方的文学实践来看,戏仿的大量运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现象,正如著名后现代批评家哈琴(L.Hutcheon)所言,“这个世纪(20世纪)的戏仿是构建文本形式与主题的一种主要方式。”[1]2同样,在20世纪西方小说创作领域也是如此。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实绩来看,许多小说家都把对古代史诗、神话、传奇、童话等经典叙事作品(或经典叙事体裁)的戏仿作为构建其作品情节、结构和主题的基本手段(我们把这类作品称为“戏仿型”小说),从而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和特殊的艺术效果,并由此创作出许多在20世纪西方文坛上享有盛誉的伟大小说,包括像《尤利西斯》(乔伊斯)、《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托马斯·曼)、《我弥留之际》(福克纳)、《羊童贾尔斯》(约翰·巴斯)、《洛丽塔》(纳博科夫)、《白雪公主后传》(巴塞尔姆)、《赫索格》(贝娄)、《五号屠场》(冯内古特)、《小世界》(戴维·洛奇)等作品。

从文体特征上看,这种“戏仿型”小说都是依托于源文本(多为前代经典叙事作品)的二度创作形式或“二手文本”(second-hand text)。与源文本相比,它们通常具有自己独特的文体结构、创作机制和叙述逻辑。而本文在这里主要关注的,则是此类小说在作品“主人公”(protagonist)的塑造、定位与处理上与源文本对立、相反的逻辑,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与源文本截然不同的主题意旨、气质格调和艺术效果。

一、20世纪之前西方文学作品中“英雄式”主人公的衰落

20世纪西方“戏仿型”小说所依托的源文本中的主人公大多是一些高贵、崇高、伟大的“英雄”式人物,如古代史诗或神话中的神灵、英雄,浪漫传奇故事中的骑士,童话中的王子或真实历史中的帝王、圣贤、领袖等一些“高模仿”(high mimetic,弗莱语)模式的主人公;而在这些源文本的现代戏仿作品中,通常会在主人公的形象定位和性格塑造方面按照一种相反的逻辑重新设计,对源文本中的“英雄”式主人公进行一种“降格式”(degradative)的处理。当代著名批评家巴赫金曾经指出,戏仿是一种典型的“狂欢化”(carnival)的体裁,是一种“令人开心的降格游戏”[2]97,集中表现为对源文本中被过于理想化、崇高化的主角进行降格,将其“脱冕”(Decrowning),“被放到当今现实的水平上加以描绘,放到了当今的日常生活环境里,用今天的低俗语言来描绘”[3]524,从而让古代英雄变得“现代化”、“世俗化”甚至“粗鄙化”。经过这番降格处理后,我们在这些戏仿作品中就几乎看不到那些拥有高贵的品格、伟大的理想、执着的信念、坚定的意志、行动的热情以及超人的力量(智力、体力)的英雄式主人公,取而代之的则是往往一些充满物质、肉体欲望的世俗、平庸甚至低级委琐的小人物。于是,“反英雄”(anti-hero)在这里代替了前作中的“英雄”成了小说的主角。当代学者亨克·阿尔岑(H. Aertsen)指出,在一部戏仿之作中,主人公往往会以一种粗俗的(churl)或反英雄的形象出现[4]133;巴赫金也指出,“讽刺性的模拟(parody),意味着塑造一个脱冕的同貌人(decrowning double)”[5]167,都直接点明了戏仿作品中主人公的反英雄特性。

通过戏仿对源文本中英雄式主角做反英雄化处理,这种手法的运用在西方小说史上早有先例,比如,塞万提斯创作的戏仿中世纪骑士小说的巨著《堂·吉诃德》。法国学者勒内·基拉尔(Rene Girard)曾断言,西方小说所有的概念都已经在塞万提斯的作品中初露端倪[6]54,同样,塞万提斯对中世纪骑士传奇(《堂·吉诃德》的源文本)中主人公的反英雄化处理也开近代小说的英雄“脱冕”之先河。按照一般读者惯常的阅读期待,骑士传奇中的主角多出身高贵,不是王公贵族,就是国王、将军,但塞万提斯戏仿之作中的主人公堂·吉诃德(他以高贵的骑士自许)只是一个小村镇的破落乡绅,出身贫苦,地位低贱;在传奇中,骑士往往被描绘得英武神勇、年轻俊朗、相貌堂堂,而堂·吉诃德骑士则年逾五旬,形销骨立、身体羸弱;传奇中的骑士通常都有一套光鲜华贵的装备和行头——高头大马、金盔银甲、宝剑神枪等,而堂·吉诃德则骑着一匹皮包骨头的瘦马“驽骍难得”,头戴理发师的铜盆改制的“曼布里诺头盔”,手持一把据说是祖上留传下来的锈迹斑斑的破剑;传奇中塑造的骑士通常都英勇无比、所向披靡,再加上神灵护佑,虽然迭遇凶险、历经磨难,也总能逢凶化吉并最终战胜强敌而建立辉煌的功绩;而堂·吉诃德则在仗义行侠过程中先被一骡夫打翻在地而狼狈逃跑,接着又在大战风车时被摔得鼻青脸肿,后来又在苦修赎罪时被折磨的赤身裸体、面黄肌瘦、萎顿不堪。另外,在骑士传奇中,为了突出主人公崇高的、近乎神性的理想化形象,通常极少去描述其吃喝拉撒等日常生活琐事,而塞万提斯则不厌其烦地详细描绘堂·吉诃德的日常衣食起居:“吃的大锅杂烩里常放的是牛肉,而不是羊肉;晚餐几乎顿顿是葱头拌肉末,星期六炖点羊蹄羊骨,星期五只吃扁豆,星期日添上一道鸽肉,……。”[7]12通过对英雄骑士的一番降格的、漫画化的处理,塞万提斯为我们生动展示了一个日常的、世俗的、跌落凡尘的伪骑士形象,从而与源文本中高贵的、理想化的、充满神性光辉的英雄式主人公形成鲜明的对照和巨大的反差。

文学作品中英雄式主人公的缺位,在20世纪的西方已成为一种典型的文坛现象和创作趋势。20世纪是一个平庸、世俗的“散文”时代,普通的平民大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走向中心,而传统的英雄和大写的“人”则日益萎缩和边缘化。对此,现代德国大哲雅斯贝尔斯曾感叹道:“在今天, 我们看不见英雄。我们甚至愧于使用这一字眼。历史性的决定不再由孤立的个人作出,不再由那种能够抓住统治权并且孤立无援地为一个时代而奋斗的人作出。”[8]162在这样一个社会语境之下,英雄式的伟大人物再也不可能成为时代的偶像和主角,再也没有了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气魄和领导历史潮流的能力。与现代文化中的主体或“人”的日益逼仄的境遇走向几乎同步,英雄式的主人公在现代小说中的地位也日益衰微。传统小说中将英雄人物作为绝对主角并给予热情无度的褒扬和礼赞的做法,在现代小说中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这一趋势实际上早在19世纪晚期就已初现端倪。自然主义大作家左拉就敏锐地意识到在其生活的时代“表现普通生活的一般过程”成为小说创作的“基本原则”,主人公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凡俗、普通的日常生活世界,因此小说家在他们的小说中“必须去掉‘英雄’”,必须抛弃这种“过度夸大了的人物, 木偶化的巨人。”[9]470这种趋势发展到20世纪,小说中英雄式主人公缺位的现象日趋明显,已逐渐形成一种强大的创作潮流。对此现象,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的解释是,20世纪文学正处于文学发展历史诸阶段的“反讽”阶段,在此阶段作家们虽然仍需要依赖“神话”来进行创作, 但却往往是通过“反讽”、戏仿“神话”来解构它们。而在这种“反讽”戏仿模式主导下创作出来的作品中,主人公往往“比我们自己在能力和智力上低劣”[10]5,是一群常被人们轻蔑、嘲笑的软弱幻灭型的人物, 一种典型的“反英雄”。弗莱接着强调,“在英雄已逝的舞台上,反英雄,即在陌生孤寂的世界里显得渺小无能的小人物,正扮演着主角”[11]22,已成为现代文学的核心角色。这一观点是对20世纪“戏仿型”小说主人公的类型特征所做出的最恰当的规定。

二、20世纪西方“戏仿型”小说主人公的反英雄形象——从现代小说到后现代小说

西方20世纪“戏仿型”小说对主人公进行“反英雄”化处理的常规做法,是设置一个和源文本中“英雄式”的古代主人公平行并列的“降格”版的现代对应角色作为小说主人公,来实现对前者的戏仿。这一角色与古代英雄表面相似但骨子里却截然不同,他/她是一个经过降格、变形的“山寨”版“英雄”,按照巴赫金的说法,是对应于前者的一个“脱冕的同貌人”,是古代英雄的一个漫画化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披着英雄外衣的“小丑”。他/她多多少少拥有古代英雄某方面的高贵品格和伟大理想,但却往往缺乏实现这种理想所必需的坚定的意志、行动的热情和超出凡人的力量(当然也没有了神的眷顾和帮助);他/她所秉持的理想和英雄观念固然美好,但随着时移势迁已经变成了不合时宜的过时之物,失去了现实可行性;他/她多少能够意识到自己所负有的与古代英雄相似的崇高使命或责任并试图用传统的理想主义信念改变当代现实,恢复往日英雄的伟业和荣光,但却往往在残酷扭曲的现实面前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陷入堂·吉诃德式的荒诞、尴尬的可笑境地,遭遇与古代英雄的赫赫功绩完全相反的惨败下场;他/她本该像古代英雄一样获得民众的尊重和敬仰,然而在现实社会中却由于其自身的种种弱点和英雄气质的缺失而成为他人嘲笑甚至同情的对象。

我们以20世纪的经典戏仿作品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乔伊斯的现代“戏仿型”小说《尤利西斯》(其源文本是希腊史诗《奥德赛》)就是这种将主人公“反英雄”化的佳例,其中的主人公布鲁姆是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现代版的 “脱冕的同貌人”。在《奥德赛》中,主角奥德修斯是一位人神合一的英雄,在史诗中被誉为“猛勇的狮子”、“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他功业显赫,事迹辉煌:在特洛伊战争中献出木马计里应外合攻破特洛伊城池;在率领同伴归国途中,先后遭遇独目巨人、海神、魔女、海妖、海怪、神女等妖魔神怪的重重阻挠,历经十年,历尽各种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危难,孤身一人返归故土;返乡回家后,又同儿子一起设计杀死纠缠自己妻子并挥霍自己家财的求婚者,最后全家得以团圆。奥德修斯的诸多事迹,体现出他的英雄本色和各种可贵的美德:足智多谋、英勇无畏、意志坚定、爱憎分明、善良忠贞。而在《尤利西斯》中,主人公布鲁姆(他以18个小时的都柏林漫游,对应了奥德修斯的十年海上历险)则是一个现代大众社会的庸人典型。在事业上,他才能平庸,也无一技之长,虽做过不少工作,但至中年仍一事无成,只能靠做小广告经纪人来养家糊口。在社会和政治地位上,他作为一个外来的犹太人,属于当时都柏林社会的边缘人群和“异类”,常常不得不战战兢兢地小心过活,对别人种族歧视的言论忍气吞声,遭人白眼也不敢反抗。在家庭生活中,布鲁姆也颇不如意:儿子早年的不幸夭折,给其心灵蒙上了深重的阴影;因收入不如妻子莫莉,使得他更多地担任照顾家庭的“家庭妇男”的角色;长期的性无能使得妻子有了外遇,他却甘戴“绿帽”,甚至明知妻子在家与情人约会时,还主动为他们提供“方便”——离开自己的家外出漫游。《尤利西斯》中还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不厌其烦地对布鲁姆一天所经历的纷繁杂乱的日常琐事、吃喝拉撒的生理活动,以及各种各样荒诞不经、低俗龌龊的心理活动进行详尽无遗的展示,以凸显出主人公的庸人形象和整个世纪初爱尔兰社会的庸俗气质。像下面的一段文字:

布卢姆先生吃起牲口和家禽的下水来,真是津津有味。他喜欢浓郁的杂碎汤、有嚼头的胗、……。他尤其爱吃在烤架上烤的羊腰子。那淡淡的骚味微妙地刺激着他的味觉。[12]117

通过对布鲁姆喜食动物内脏(在西方文化中,动物下水是污秽不洁之物,属于应抛弃的废物之列)的特殊嗜好的描写,乔伊斯将一个贪图口腹之欲、看重世俗享受、生活品味低劣的俗人形象生动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除了像乔伊斯这样的现代小说家之外,20世纪后期的后现代小说家更喜欢采用类似于《尤利西斯》的降格手法,通过设置一个当代反英雄式的对应角色作为主人公,来完成对前作中英雄主角的“脱冕”,像后现代著名小说家巴塞尔姆、索尔·贝娄、冯内古特等人,都莫不如此。在《白雪公主后传》中,巴塞尔姆设置了一个现代都市的“庸人”保罗与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中高贵的王子——白雪公主的拯救者——相对应:他虽然具有贵族血统,也确知自己负有拯救现代“白雪公主”的责任,但面对这个崇高的使命,他却不断选择逃跑和躲避,为此躲藏到修道院,甚至发明一个“远距离早期警报系统”来偷窥现代“白雪公主”的一举一动以履行自己保护责任,就是始终不敢将拯救行动付诸实践,最后落了个误饮毒酒倒地身亡的可笑下场。在巴塞尔姆的另一部戏仿作品《玻璃山》中,在源文本(同名童话)中的那个勇敢机智、历尽艰险并最终成功攀上玻璃山顶救出公主的青年英雄,在戏仿作品中的现代对应角色变成了一个虽然装备了一套整齐的攀岩设施(使用了诸如登山钉、管工橡皮粘等辅助工具)却仍然半天也挪动不了一步的毫无英雄气概的胆小鬼。另外,在索尔·贝娄的小说《赫索格》中,源文本(《圣经》中的摩西事迹)的主人公摩西是上帝的代言人和其旨意的执行者,是一个无所不能的领袖、先知、民族英雄,他不远万里、历尽艰辛领导以色列人回归故土,立下不世功勋。而这位伟大英雄的现代对应角色赫索格却是一个陷于巨大精神危机的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面对现代社会混乱多元的价值观念,他找不到自己安身立命的生命支点和精神支柱,像一个悬空吊着的“晃来晃去的人”;虽然坚守自己的高尚理想,秉持传统人道主义的信念,却只是整天沉醉于空想和冥思而始终不敢付诸实际行动,是一个善于思考、拙于行动的“意志薄弱、满怀希望的大傻瓜”,一个“好心肠”的懦弱无能的浪漫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类似地,库尔特·冯内古特的小说《五号屠场》的主人公毕利也是《圣经》中耶稣的现代“脱冕的同貌人”,耶稣作为伟大的上帝之子、世间万民的救世主和替罪羊,通过其崇高的人间赎罪行动和死而复生以拯救尘世人类;在《圣经》中,耶稣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处处显露神迹,显示上帝的神圣万能,得以顺利传播上帝的福音。而毕利虽然具有耶稣的同样的身份——随军牧师的助理,却扮演一个小丑式的“多余人”的角色,一个不仅无法普度众生而且连自身都难保的可怜无助的小人物。他外表和行为都十分滑稽可笑,被德国士兵笑称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看到的最令人发笑的人之一”[13]71;在战争中,他只是胆怯懦弱、无精打采、孤立无助的小卒子,既不能丝毫影响战争的走势,也无法抚慰被俘战友的精神创痛,还往往被战友们取笑和欺辱。显然,在这个“新生的基督”毕利的身上,神圣万能的耶稣的光辉形象已被消磨殆尽,其英雄气质已荡然无存。

三、20世纪西方“戏仿型”小说主人公“反英雄”形象的双重意义

所有的这些20世纪西方“戏仿型”小说中的被“脱冕”的主人公的“反英雄”形象,给读者带来的直接阅读反应就是一种滑稽可笑、荒诞不经的喜剧感,因为无论是对英雄的“脱冕”、降格,还是对他们的世俗化、粗鄙化描写或处理,往往都很容易产生一种笑谑、滑稽的喜剧效果。德国当代美学家耀斯(H.R.Jauss)指出,喜剧一般带给读者的心理效应并不会像史诗或悲剧那样会产生一种对其中的英雄人物的“钦慕式认同”,它只会让读者产生一种“反讽式认同”,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对主人公加以嘲讽,把他/她从史诗般的理想中降回到日常生活的现实中。[14]293西方20世纪的“戏仿型”小说正是通过降格和“脱冕”手段把古代史诗、神话中理想化的崇高英雄人物降低到普通、平凡的小人物水平,使普通读者不再把他们当做高高在上的崇拜来偶像,而是把他们看作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并展开亲昵的交往和对话,甚至对他们施以讥讽、嘲笑,由此获得一种放松感、优越感,进而与小说主人公获得认同。这种认同体验往往会使读者获得一种从权威的沉重压力下解脱的快感和愉悦轻松的感受,而这些都是引发笑声的源泉。对此,巴赫金指出:“脱冕,亦即把事物从遥远的前景中移近,消除史诗的距离,……把事物打破,使它裸露(扒去等级装束),这样一来光着身子的对象就显得好笑了。”[3]527值得注意的是,被脱冕的“反英雄”形象之所以能够产生喜剧性效应,还需要以源文本中的英雄式主人公作为参照而产生的对比效果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也就是说,这些“反英雄”人物所以让人发笑,是源自于这些人物实际的差劲、拙劣的表现与读者对他们的高期望值(崇高的品质、伟大的人格等)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和反差。正如耀斯所言,“喜剧主角本身并不引人发笑,只是把他置于某些期望视域中时才显得滑稽可笑,他的滑稽可笑是因为他否定了这些期望或者规范。”[14]291因此,上述诸多小说中的反英雄主人公所带来的笑声和喜剧性,实际上都来自于读者精神上摆脱压抑、解除禁锢之后而获得的解脱、自由而快乐的笑声,因而具有一种精神解放的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戏仿作品中对源文本中英雄式主人公的降格或脱冕,并不是对传统英雄及其高贵品格的单纯否定,在其自身之内同时还包含着肯定、创造、变革等积极因素,因而具有两面性或双重性的特征。如同狂欢节中的脱冕和加冕(当移植到文学作品中时就显示为一种脱冕型结构)是合二为一、不可分割、相互转化的双重仪式一样,戏仿作品中的脱冕也具有双重性、双面性,同加冕不可分离。[5]163小说中把这些反英雄人物与古代英雄进行平行类比,正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相似、相像之处,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这种平行类比,实际上就是首先对这些“反英雄”人物的一种“加冕”,使其经历一个向上的运动和“升格”的过程,赋予他们“英雄”的外衣、高贵的冠冕和耀眼的光环,然后再通过对其内在“反英雄”本质的暴露,让这些英雄性的光环、冠冕和象征物成为虚有其表、大而无当的空壳和伪装,使得这些人物如同穿着国王外衣的乞丐那样显得怪诞反常、滑稽可笑,从而让他们最终走下神坛。这样看来, 20世纪西方的“戏仿型”小说中所有对源文本中英雄式主人公的“脱冕”、降格,也就不是对他们的简单、绝对的否定,而是通过对他们进行世俗化、卑琐化的处理来暴露出这些英雄人物形象本身的局限性和相对性,是从世俗的、现时代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他们,破除长期笼罩在他们身上的虚幻的浪漫主义耀眼光环,让这些为传统意识形态所神化、理想化的英雄恢复其人性化、世俗化的本来面目。在前面我们所举的“戏仿型”小说主人公身上,(他们所对应)古代英雄的“神”性气质几乎已荡然无存;像当代大众社会中的凡夫俗子一样,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各种毛病、缺陷和弱点,比如布鲁姆的庸俗、保罗的胆怯、赫索格的迷惘、毕利的懦弱等,但恰恰正因为这些弱点和缺陷,让他们显得更接地气、更易亲近、更具现实性,是与我们读者一样的普通而真实的“人”,而不再是一个理想化的、近乎完美的“神”。

于是,在这些“戏仿型”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被脱冕或降格的反英雄式主人公虽然常常会成为嘲笑、讥讽的目标,但同时他们又并不是被彻底否定的反面人物。尽管作者揭露了他们身上的许许多多的缺陷、弱点、恶习或可笑之处,但却没有把他们刻画成大奸大恶的、、一无是处的负面角色;相反,他们大多是一些“好人”,甚至还多少拥有其英雄原型的某些优秀的品质、崇高的理想或高尚的情操,比如像在布鲁姆身上表现出来的面对困境的积极态度和博爱悲悯的情怀,保罗对自己的拯救公主使命的最终承担,赫索格对传统人道主义信仰的坚守以及在毕利·皮尔格里姆身上所体现出来渴望拯救人类和世界的伟大悲悯情怀等等,都能让读者依稀看到其古代原型的影子。于是,在经历了类似于狂欢节仪式的具有“双重性”的“脱冕”和降格手法的处理之后,“戏仿型”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也相应获得了双重性质,因而成为一个狂欢体(戏仿就是一种典型的狂欢体)形象,“这种形象力图在自身中能包括事物形成中的两极,或对照事物中的双方,并且把他们结合起来,如诞生/死亡、少年/老年、上/下、正面/背面、夸奖/斥骂、肯定/否定、悲剧性/喜剧性,如此等等。”[2]236这是一些“正反同体”的复杂多维的人物形象,常常集双重人格、两副面孔或矛盾对立的品格于一身。他们身上的双重性或矛盾性品质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他们既具有“原型”的某些英雄品格,同时又是彻彻底底的“反英雄”;他们既坚持自己拯救人类和世界的理想,同时又没有实现它们的自信和能力;他们既追慕古代英雄的崇高行为,渴望恢复他们往日的荣光,同时又因为时代的转变而沦落为对英雄的一种拙劣模仿;他们既渴望干预、改变同时代的社会现实,同时又是“生活在别处”的精神流浪者;他们既是思想的巨人、英雄,同时又是行动的矮子和现实的小丑;他们既无法改变污浊、庸俗的现实世界,同时又不愿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他们既是古代人(在精神归属方面),又是现代人;他们既老又新,既传统又现代;他们既高尚又庸俗,既勇敢又怯懦,既浪漫又现实;他们既可爱可敬,同时又滑稽可怜;他们既是遭人嘲弄、讥笑的喜剧性人物,同时又扮演着让人唏嘘、同情的悲剧性角色。发生在这些“反英雄”人物身上的都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当代悲剧,根源在于其坚守的传统价值和当今世俗价值之间的错位、冲突。他们似乎是一群被动穿越到现代社会的古典“英雄”:同样的拯救人类和世界的理想与行为,在古典的英雄时代就显得是那么崇高悲壮,让人感动,受人敬仰; 而在英雄逝去的现代世俗社会中,这些观念和行为就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而成为众人的笑柄。时代语境的巨大变化让原来极其伟大、崇高的理想和行动变成了喜剧性十足的可笑念头和荒诞行径。对于这样的双重性的复杂角色,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或强调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完全忽视和否定了另一方面(这也违逆了作者的本意),因为正是这些主人公身上体现出来的双重性、丰富性和矛盾性品质使得这些形象获得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迷人的人格魅力,并同时赋予这些“戏仿型”小说以长久的思想魅力和艺术感染力。

综上,在20世纪西方的“戏仿型”小说作品中,诞生了许许多多古代英雄的现代“脱冕的同貌人”这些双重性形象。在他们身上,古代圣人英雄与现代凡夫俗子融为一体,互相渗透、互相对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伟大的英雄有其平庸、渺小和卑俗的一面,而普通的小人物同样也拥有值得尊敬的英雄气质和高贵品格;二者都是相对的,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和换位。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史诗和神话中无比崇高、伟大的圣人或绝对完美的英雄只是一种语言的建构或虚构的产物,只是存在于文本和语言符号中的一个理想化的“幻象”,正如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言,“英雄是不存在的,英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完美。”[15]140因此,20世纪“戏仿型”小说对源文本英雄主人公的“反英雄”化处理,所否定的就只是这种人为建构的虚假意识形态,就只是针对源文本将古代传说或历史中的人物(如耶稣、摩西、奥德修斯等)英雄化或神圣化的文学建构行为而提出的质疑和批评,而并不是否定这些英雄本人以及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英雄品质或英雄主义(heroism)。巴赫金曾经以古希腊罗马的戏仿作品为例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古希腊罗马的讽拟(parody)不是作虚无的否定。要知道这里讽刺模拟的,全然不是主人公其人,不是特洛伊战争及其参加者,而是他们在史诗中的英雄化;不是赫拉克勒斯和他的功勋,而是他在悲剧中的英雄化。”[3]476

与古希腊罗马的戏仿作品相似,西方20世纪“戏仿型”小说虽然塑造了一种“反英雄”式的主人公类型,并通过将其与古代英雄原型进行平行、对比来对他们施以戏仿和嘲讽,但在这些小说作者的内心深处,却并未完全否定和抛弃这些古代英雄及其崇高品格或英雄主义精神(在现时代,这种精神就寄寓在这些“反英雄”人物身上),也并不认为这些品格和精神在现代已经完全失去其意义和价值。这种对传统英雄主义的相当程度的认同感,使得这些小说家在对这些“反英雄”主角施以笑谑、嘲讽同时,也抱持着一种矛盾的、爱恨交织的态度来面对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传统英雄主义精神(其中不乏对这种精神的同情、向往和敬仰的态度),并试图对这种传统理念和价值进行重塑和改造,使它们在现时代再次焕发生机、发挥作用,甚至把它们看做解决现代社会和文化危机的救世良方。因此,在面对古代理想和当代现实、传统英雄主义和现代世俗世界的并置对照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和冲突时,这些小说作者的心理天平往往更多地倾向于同情前者,即通过这种对古代英雄主义的赞美、怀念和召唤,来表达自己对当代庸俗、堕落的文化状况和社会现实的一种强烈的不满和批判态度。这样,前面我们所列作品中的主人公如布鲁姆、赫索格、毕利等人,作为现代庸俗社会和“散文”世界中的异类和对抗者,其存在本身,就是对现代文化和社会的一种讽刺和批判,因而具有积极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正如学者斯坦伯格(Erwin Ray Steinberg)所指出的:“作为二十世纪的尤利西斯,布鲁姆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反讽式的评说(ironic commentary)。”[16]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