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峰常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质量管理办公室,山东 滕州 277599)

相比于诸子百家,尤其相对于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墨子在教育思想与教育主张方面有众多独特之处,比如注重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突出科学实验,等等。“墨子比孔子的高明之处,是他为劳动人民说话,他是劳动人民的圣人。”[1]1这说明墨子教育思想平民性是最为根本的独特性。

一、培养立场平民性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2016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是一个“根本问题”。[2]376这个重要论断蕴含了一个根本的培养立场问题,是历代社会都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也是我们分析墨子教育思想独特性的起点。

春秋战国时期,被称为“显学”的是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从教育视角看,这两大学派最大的区别当属培养立场的不同。

虽然孔子倡导“有教无类”,但孔子选弟子是有条件的:“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况且他的“学而优则仕”和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充分反映了儒家的精英教育思想,培养目标是君子;君子是国君、帝王臣子的理想人选,历代封建统治者需要通过这些少数的“君子”,来愚昧、奴化大多数下层“小人”,甚至害怕底层民众拥有知识和生产技能,否则会动摇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这是“独尊儒术”之所以获得封建专制统治长期“青睐”的根本原因。

墨子出身并主要活动于社会底层,所以他的教育思想集中反映了社会底层人们的愿望和要求。其培养立场的平民性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教育对象的全民性与教育公平性。上至天子、王公大人的“上说”,下至平民百姓“下教”,是从人性平等的立场出发去认识和阐述教育作用的。“较之儒家‘有教无类’更为彻底,墨子将教育对象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3]127

(2)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民生和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墨子非常清醒地认识到那些王公大人掌握统治大权,必须通过“上说”教育他们“上强听治”;教育普通百姓要“下强从事”、劳动致富;“上说”和“下教”的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安)宁无忧。”[4](P225(《墨子·天志中》)

(3)广大民众是实现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体。将“厚乎德行”与“智术百工”作为培养目标,注重科学技术,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孔子的“六艺”教育和鄙视生产劳动、轻视科学与技术,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为谁服务”的根本区别,是非曲直不言自明。

墨子教育思想所体现的上述平民性特征,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首要的启示,就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而非“精英化”,这是个基本的原则立场。教育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4.4%,比上年增加2.8个百分点。[5]03这说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教育普及化阶段,是中华民族教育发展史上质的飞跃,实现了墨子那个时代所无法实现的理想。但是,结合墨子培养立场的平民性这个根本性要求,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要至少关注如下几个大的问题:

(1)总体规模上,在现有高考模式扩大招生规模的基础上,拓宽高等教育生源渠道:提高中职升入高职、初中毕业直接进入高职的比重,特别是依据“后大众化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按照我国加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等要求,充分利用校企合作、政府购买公共教育服务、高校网络教育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平台,生成、扩大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再次接受高等教育的各类深造、进修、再学习,高等教育大众化就会得到更长足的发展。以政府购买公共教育服务为例,这不仅提高了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能力,更使下岗职工再就业、教育精准扶贫、老百姓的安居乐业等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教育支持,墨子的平民教育主张在新时代将获得墨子难以想象的效果。

(2)结构上,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战略和学科发展战略,调整普通高等基础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结构比例,继续扩大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比重,培养更多高层次、高水平、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以及复合型应用人才。

(3)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是量的扩张,更是质的提升。近年来高校扩招遇到了“就业瓶颈”,表明人才培养结构、质量与社会需求明显脱节。这就要求我们在高等教育培养规格层次、培养内容、培养质量保证体系等诸方面都有待于完善和提高。在目前供给侧结构改革中,要不断调适和解决好高等教育在服务社会需求的结构化矛盾,消除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化、同质化现象,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所要达到的应有效果,否则高等教育大众化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二、个体潜质差异性与培养模式个性化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有这样一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把人分为先天具有的纯真本“性”和后天习染积久养成的“习”性两个方面,“人(或生命)先天具有的纯真本性,互相之间是接近的,而后天习染积久养成的习性,却是相互之间差异甚大。”[6]50所以后人给孔子总结的被称为“因材施教”的理论,主要是针对后天习染积久养成的“习”性来讲的,而且儒家培养的大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君子”,不屑于底层“小人”劳动,所以对于人的潜能是否有差别不在其视线范围,或者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墨子·耕柱》说:“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4]395-396这种科学的分工与专业教学思想,非常清晰地说明了墨子已经看到个体潜质的差异性,并对应于三个不同的学科大类。进入高等教育阶段,与中小学的基础教育阶段相比,学生将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身边的学业、就业、创业、人际交往等等,自主性基本上达到完全自主的高度,这就迫切需要科学把握学生个体差异性,增强学生自我认知、自我规划的能力,真正实现教育者作为教育主体的“因材施教”与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自主择学”的高度统一。因此,培养模式个性化,不仅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引发的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不断调适和解决好高等教育在服务社会需求的结构化矛盾,消除人才培养模式单一化、同质化现象”的需要;而且也是高等院校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更是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

目前,个体差异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学习风格、内部动机、认知方式等个体差异变量逐步受到了人们的重视。”[7]21随着这一领域研究的不断成熟,高等教育培养模式个性化将会获得愈加坚实的科学基础,把好两个关键环节的条件日渐成熟:

(1)把好培养模式个性化“入口关”。在加大个体潜质差异性研究投入以及成熟试点的基础上,继续深化高考制度改革,消除现有招生入学单纯依靠基础学科考试成绩作为唯一依据的弊端,增加个体潜质测试在高考入学评价的依据,不断增加自主招生的比重,在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备的基础上,最终实现高校全部自主招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校双向自主选择”,倒逼高校面向社会需求的个性化发展。有个案例:学生家长是广州著名外科大夫,让儿子学医,可学生不想学医,而是喜欢计算机类,父子矛盾影响了高考,成绩刚过专科线。经过有关潜能测试发现:14项潜能6项超常,特别是记忆力指数居然高达148,简直就是天才。经过专家规划指导,该生第二年考入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大二进入复旦大学国家创新实验室,参加世界计算机大赛,取得亚洲区第二名,全世界第三名的好成绩,大学一毕业就被美国一家计算机公司高薪聘请为高级工程师。[8]76假如没有这个重大发现,这棵好苗子就可能被放在他不喜欢的领域而得不到健康快乐成长,也会因此无法有效发挥个人潜能而得不到社会应有的认可,甚至被社会所遗忘,这不仅抹杀了学生个体希望,更是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也有悖于墨子“兼爱”思想与科学、完整、彻底的因材施教等主张。将基础学科知识考试与个体潜质测评综合评价学生,这既是对高考“指挥棒”的优化变革,实现由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根本转变;也有利于教育对象科学实现终生职业与生涯规划;更有利于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实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供求结构耦合与匹配适度,真正实现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供给和学生主体自身潜质匹配度的有效动态平衡。

(2)把好培养模式个性化“培育关”。墨子的分工与专业教学思想,不仅针对个体劳动者,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办学主体,根据国家和社会需要,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和学科优势,优先发展适应社会发展的特色专业(群),改革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实现由单一化、同质化向适宜化、个性化的转变。突出办学特色和学科优势,培养个性化鲜明的创新人才。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在现有专业群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国家产业集群、高校专业群、专业、学科、课程与学生个体之间的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双向”选择模式。一项针对中职生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研究显示:“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中职生接受混合式教学的最主要因素,自我效能感越强的学生,越有信心解决混合式教学过程中的问题,越容易接受混合式教学。”[9]116根据高校不同类型,探讨“导师制”、“师徒制”等专家介入学生主体个性化学习的模式,在专家指导下,学生自主选课、自主学习、自主控制学习节奏,让灵活学习、终身学习成为常态。

三、教育环境可染性与校园文化大学化

虽然孔子和墨子都重视环境、教育的重要作用,但在人性论与教育价值论方面,墨子比孔子的视野更全面、更彻底。孔子把人性分为三等:一等是“生而知之者”,属于上智; 二等是“学而知之者”和“困而学之”者,属于中人;三等是“困而不学”,属于下愚。“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孔子认为教育环境对“上智”和“下愚”是不起多大作用的,这是机械的遗传决定论;他的教育环境思想是局限在“中人”这个层次。而墨子的“素丝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4](P13(《墨子·所染》)不仅强调教育环境的可染性是适合任何人的,而且特别强调“染不可不慎”,教育及其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站在个体成长的角度,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环境,是一种外因变量。相对于社会大环境来讲,校园内与学校教育教学行为有关的一切能够引起学生个体变化的因素,统称为教育环境。孔、墨不仅对教育环境的作用范围和重要程度有很大分歧,更重要的是他们办学实践所创设的教育环境有着更大的区别。“孔、孟所代表的儒家,对于学校方面的特点体现得并不充分,如组织松散,缺乏严格的纪律,缺少实践方面的要求。”[10]70而“墨子私学也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团体和政治集团,而且有更严密的组织纪律。”[11]70教育环境创设的不同,对受教育者的成长效果,是决然不同的。

我国高等教育,虽然某些高校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但历经战争创伤,在新中国成立时“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先后经历了苏式办学模式和十年“文革”的过程,只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也面临诸多“现实与传统”、“供给与需求”、“现代化与国际化”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如何适应新时代要求,提供适宜的大学教育环境,重塑“大学精神”,让高等院校进一步“大学化”,不仅是目前高等教育建设亟待解决的历史性课题,而且是高等教育建设长期坚持的永恒课题。有人认为高职不属于大学,而现在的大学本身已经是大学了,怎么还需要什么“大学化”?所谓的高校“大学化”,核心不在于培养学历层次、学校类别,更不在于你的冠名;而是在于你是否蕴含“大学精神”这个大学之灵魂!这是一个不断塑造、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在高等教育校园文化“大学化”建设方面,不管何种类型、何种层次的高校,从最一般意义上讲,除了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的办学理念和先进的办学思想以外,墨子的教育主张至少给我们提供如下启示:

(1)“兼爱”与平等精神。“兼爱”的核心在于“爱”,根本在于“兼”;“兼”既有“全、都”范围广之量的规定性,又有非歧视的、无内外差别之质的规定性,内含平等、公平之义,此处为了突出平等之精神,专门列出与“兼爱”并列。综合这两点,“兼爱”是一种“视人如己”的大爱,是一种无私的、超越血缘关系亲疏和高低贵贱等级差别的爱,是对社会的一种普遍的关怀(包括公共利益与鳏寡孤独、贫贱弱小的特别关注),是对人民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高度倾注的一种“大义”;“兼爱”不仅要求关爱他人、关心社会,而且要反对儒家的有差等的“别”爱、“小圈子”文化以及等级贵贱思想,倡导人格平等和教育公平,职业无高低贵贱等。在以家庭、家族为纽带和特征的传统社会关系体系渐趋解体,社会化、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的新时代,墨子的“兼爱”与平等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必然以其植根民众的强大生命力超越时空,凸显其新时代的价值。高校是独特的社会群体,对未来社会的进步、以思维与行为方式为代表的文明化程度以及价值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高校正是未来社会的缩影,在引领和塑造未来,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以目前各类公开招聘为例,学生干部好似无可厚非地“被贴上”了某种标签,“被赋予”了校园招聘、社会招聘的有形和无形“资格”,至于这是否合理我们姑且不论,但其前置导向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则必须引起高层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各类“关系后台”、“金钱”和“权利”粉墨登场,不断挑战人才培养与选拔的标准;对比两千多年前墨子,我们是否以“兼爱”之心,将“尚贤”与“三公”原则贯彻到每位教师、每位学生的发展和培养?高校管理层、教师、辅导员等所有教育工作者,是否将“兼爱”之心融入到高校日常教学、学生管理等各个环节之中?高校独立性是否能够抵挡“关系后台”、“金钱”和“权利”的影响和侵蚀?“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否则就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4]56-61(《尚贤中》)假如今天高校缺乏“爱心”培养且有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未来社会将会放大这种“爱心”缺失,将会产生更大的差别,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高校应该是“兼爱”与平等精神的倡导者、引领者、守护者,而不能成为“权利与金钱”的奴隶,更不能制造特权和培养“新贵”,一切以全体师生的全面发展和服务社会为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体现在高校制度设计与执行的全过程,体现在高校行为与全体师生内心统一的管理文化之中。

(2)批判与创新精神。墨子师从孔子又超越孔子的批判与创新精神,不仅“破”而且还要“立”,这是高校全体师生努力追求的一种高贵品质。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加上我们的体制机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恶习已经在高校蔓延,这将严重影响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假如我们的大学生仅仅满足于没有“挂科”这一“短视目标”,顶多再去“应试”研究生学段,我们怎么能够培养出杰出的创新型人才?破解高校“一个面孔”的单一局面,结合高校自身历史、办学特色,构建自身独特的创新创造型校园文化,是每所高校跻身世界一流的根本之所在。

(3)“大学精神”为核心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关键在领导,主体在全体教职员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2]59对“大师”的呼唤,意味着既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给大师们科研、教学提供更加适宜的环境,有更加独立、自由的学术交流空间;同时也给我们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教师、教育工作者、社团等大学生活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要在教书育人和环境育人、活动与管理育人等各个方面,营造自主创新、积极向上的育人环境。

四、教育主体主动性与办学主体多元化

儒家“扣则鸣,不扣则不鸣”的思想,反映了教育主体的消极而为。墨子的“虽不扣,必鸣者也”,反映了墨子教育的主动性。《尚贤下》篇说:“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4]79相比之下,“有道者劝以教人”比其他两种显得更重要,这充分体现了教育和教师的价值之所在。基于上述墨子教育主体主动性和对“有道者”的呼唤等主张,我们不难推论以下几点:

(1)什么是“有道者”?就是那些有信仰、有担当、有博爱之心、有作为的教育家、企业家和在行业、专业有一定建树的专家。在不违背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打破“身份”、“级别”、“国别”等的限制,让更多优秀的“大师”主政高校治理,让更多“墨子”进入高校,破解“钱学森之问”,让我们的高校培养出更多符合社会发展的德才兼备的杰出人才,引领高校更好地服务社会。

(2)发扬墨子“兼爱”思想,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公立”与“私立”界限、“国内”与“国外”区别,广开办学渠道,进一步落实办学主体多元化。墨子没有什么行政级别,那个混乱年代也不会有什么国家补贴,一样兴办“私学”广收门徒,主动施教,而且以“博爱”之心,打破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藩篱和界限。虽然我们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已经多年,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扩大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不少重大进展;但是,距离墨子的教育主张,我们的办学体制机制、尤其招生这个入口、国家经费投入的导向等各个方面,还没有完全将办学主体平等享受到国民待遇。在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形势下,组建新型的高校教育实体,既可以吸收国内、国际优秀的教育资源,又可以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更加灵活、更加宽广的平台上,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和国际化更高的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育更多社会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不仅能够培养世界一流人才、拥有世界一流‘大师’,还要有世界一流知识的产出。”[13]100这是对我国高等教育办学目标的自信追求,更是高校办学主体内在动力激活的内在要求。

总之,没有正确的培养立场,也就无法科学、理性地面向学生个体差异性,实施人才培养模式个性化;准确把握教育环境的可染性,聚焦高等教育校园文化建设的“大学化”,最终落实要靠办学主体主动性与办学主体多元化;没有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主要靠国家财力的投入,很难确保可持续性,也不能更好地激活高等教育办学活力,前三个方面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这四个方面是密切关联的整体,最终统一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这是我们借鉴、吸收墨子教育思想的根本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