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典桦,王 爽

(大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

赫胥黎一直以《美丽新世界》名扬世界,但我国学术界对其另两部科幻作品《猿与本质》和《岛》却很少提及,即便是《美丽新世界》的相关研究,也大都从科幻小说外部着眼,对科幻小说内在的文学价值亦或科幻诗学理论关注不足。科幻诗学奠基人达克·苏恩文(Darko Suvin)提出了著名的科幻小说认知疏离理论,并强调无处不在的隐喻作为一个系统,是科幻小说叙事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苏恩文提出了科幻小说作为隐喻文本的三个原则,分别是一致性、丰富性和新奇性。[1]509其中,新奇性把科幻小说与非科幻小说甄别开,而一致性与丰富性可用来区分科幻小说文本的层次等级和质量水平。[1]523如果把符合以上三原则的科幻小说等同于隐喻——通过疏离设置符合认知的新关系来反馈式地批判和处理经验世界的问题[1]527,那么,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岛》和《猿与本质》作为宏大的生态隐喻,为身处人类世的人类探索生态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有效途径。

一、赫胥黎科幻小说生态隐喻的一致性

科幻小说隐喻的一致性是作者所处现实下,人类共同历史中的共同认知,即文本“阐释中合理可取的内涵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共同基础。”[1]509一致性正是使隐含读者与作者之间文化与意识形态预设的共同基础,能够连接科幻小说文本和经验世界语境,是读者阐释科幻小说文本的立足点。科幻小说中的可能世界并非被作者周密完备地描述,而是由读者根据小说的“反事实性”与指向其自身预设的事实性的反馈指涉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创造出来。[1]516为了在零度世界和可能世界间达到以上相互指涉的目的,科幻小说文本要求并在某种程度上向读者提供对于经验历史各个方面的现实认知,来实现隐喻一致性基础的构建。对于科幻小说整个隐喻文本来说,零度世界和可能世界共有的、符合认知的一致性,就是二者通过疏离策略实现丰富性和新奇性的基础,因为,苏恩文的科幻小说认知疏离框架所要呈现的效果,要让读者在科幻文本所呈现的新奇和经验背景的固有认知间摆动,获得一种疏离并可反观当前社会的视角,从而得到关于经验世界的全新的认知。

在经验世界中,人类已经步入人类世。[2]诺贝尔奖得主、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用这一概念说明人类的科技活动对地球生态施加的巨大影响。科学技术是人类世的核心。18世纪末,瓦特改造出化石燃料驱动的蒸汽机成为人类社会走向工业革命的枢纽,经验世界进入人类世的进程就开始于这一阶段。人类世是人类单一物种主导的地质时代,而人类这种主导角色以追求科技发展、推动工业进程达到支配生态的目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环境甚至与人自身开始异化。因此,人类世的进程直接简化为科技对自然的作用结果。19世纪后期,人类在不知疲倦地发展科技走向高效的核工业、快速增加的人口、无限制的能源消耗,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巨大影响已经远超自然变化的影响,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大规模占领,影响着整个地球生态的生物多样性。20世纪中叶开始,物种多样性、植被面积等状况逐渐恶化,[3]全球气候恶化、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生态问题进一步突出,人类世的种种困境正是人类试图统治地球生态的后果。人类世时代人与自然的极端关系成为赫胥黎科幻小说中生态隐喻一致性的现实经验基础。

赫胥黎在科幻文本中所映射的生态问题同克鲁岑所提出的人类世的生态状况相一致, 人类通过科技创造的人工世界与自然世界相对立。《美丽新世界》中,绵延不绝的人造电网将作为人工世界与作为自然的保留地截然分开,这一人工世界便是由生殖、教育、医疗和娱乐等科技打造的世界国。世界国通过实验室进行人工生殖、通过条件反射和睡眠教育实现意识灌输,让世界国人与科技之间建立起比与自然更为紧密的关系,此种“人为的联系”始终在科技的统摄下,“大自然是无力分开的。”[4]16人类作为生态物种之一,其面对自然生态时的被动在医学技术操控下也大大降低,即使衰老的人面色也“仍然鲜嫩并不憔悴”[4]166,甚至可以和年轻人一样玩乐。世界国民在接受教育科技管控后,骨子里涌动着对科技的虔诚信仰,无忧、无虑、无痛、无爱地生活在人工世界中。电网之外,则是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生态保存完好的保留地,郁郁葱葱的树木、奔跑的动物、因爱情结合后自然生产的人类、以亲情为纽带的家庭,当作为自然世界象征的、来自保留地的野人约翰置身于人工打造的世界国中时,起初对世界国的无限憧憬为绝望的咆哮和呐喊所取代,他要求享有“衰老、丑陋和性无能的权利、要求生梅毒、得癌症的权利、食物匮乏的权利、令人讨厌的权利、为明天担惊受怕的权利、感染伤寒的权利、遭受种种无法言说的痛苦折磨的权利”[4]200,约翰最终的自杀也宣告了这场两个世界间的激烈对决中人工世界的胜出。

在人工世界与自然世界间的持久战中,人口大幅度增长加速了人工世界向自然世界的扩张。科技发展带来的人口增长成为人类世决定性的时间尺度[5],也是小说世界与经验世界的生态隐喻一致性实现的线索。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莫蒂默(Ian Mortimer)认为:“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加剧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结束了从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农业中农民与土地的直接关系。”[6]384在大主教与普尔医生的交谈中,核灾难之前生态面临的危机局势反映为最终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断裂,“在一平方英里的产粮地里有五百人、八百人,有时甚至多达两千人——而土地正在被不良的耕作方式毁坏。到处都是侵蚀,到处都是矿物质的暴露。沙漠在蔓延,森林在减少”[7]90,自然生态的调节能力最终逐渐走向崩溃,最终自然世界开始反作用于人工世界。马尔萨斯曾指出,面对人口增长,“人类有两个选择:一是把命运交给自然,自然会以古老而熟悉的方式解决人口问题,通过饥荒、虫患和战争”[8]420。但它造成的破坏和痛苦也是巨大的,这也是《猿与本质》中加利福尼亚的命运,加利福尼亚的自然通过核战争解决了人类无节制的生殖繁衍,选择了与人工世界同归于尽。

二、 赫胥黎科幻小说生态隐喻的新奇性

赫胥黎科幻小说中生态隐喻中作为喻体的可能世界与作为本体的人类世生态相耦合,为生态隐喻的新奇性奠定了基础。虽然喻体与本体间存在一致性,但喻体需要超越或偏离本体,以呈现新奇的特性。新奇是“整体现象或者是背离作者和隐含读者的现实规范的关系”[9]71。科幻小说把读者从人类世一致性带入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奇关系中,进而使隐喻“产生新的内涵而创造出新的语境含义。”[10]43科幻小说因创造性地隐喻可以视为一个整体的宏大叙事,通过“新语境下的新关系”[11]构建出来。新奇起作用的方式是疏离,“由新奇引起的无所不包的而且至少与之相应的慰藉奥秘或异类他者之间的对抗张力”构成科幻小说的基本张力,“这种张力反过来又使隐含读者的经验性规范变得陌生起来”[9]71,科幻小说隐喻通过整体的新奇达到语言和意义同时疏离的新奇性效果,在疏离的框架下构建更加比科学理性更加复杂的认知,指向一种新的可能的历史和可能关系的实现。科幻小说隐喻并不是在机械的一致性中映射经验世界中的现象或关系,新奇的作用使得它更趋向于对经验现实的动态转换,通过描述创立一个新的、与经验世界相偏离的喻体指向的可能世界,将文本与读者经验世界充分疏离,最后使读者从可能世界与经验世界的一致性返回到经验现实,让读者形成关于历史和经验现实的更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达到新奇性作为叙述的逻辑核心的作用——批判性的目的。这种互为因果的反馈式疏离是科幻小说隐喻新奇性的作用结果。读者会在新奇引起的张力作用下产生一种洞见,即隐喻的最终指向——反思当下。因此,科幻小说隐喻的新奇性以一致性为基础,同时承接着丰富性。

赫胥黎科幻小说的生态隐喻呈现出高于人类世认知的新奇性,具体体现为与自然生态对立的人工世界之新奇、人与自然生态间关系的新奇及自然生态环境之新奇。人工世界的最令人乍舌的新奇当属生物科技在人类自身上的应用。人类胚胎在具有“最佳温度、盐浓度、黏滞度”[4]3的培养基进行培育,并且一个受精卵可以分裂出多个胚胎细胞。并为雌性胚胎注射雄性激素以限制人类的自然生殖能力。同时,卵子的成熟速度直追马、大象和母牛,以抵抗自然生态下人类发育速度对于社会生产的限制,如果埃普西隆“身体要到18岁的时候才适合工作”[4]11,对于整个世界国的生产而言“这段成长过程多余且浪费。”[4]11性别、智商和社会等级也在胚胎发育阶段便已决定,埃普西隆处于世界国底层,低智商使得他们只具有从事低级生产活动的能力,相反,阿尔法则处于社会顶层。

人类世时代人与自然生态间关系如果只是异化,世界国中二者的关系则极度错位,人对自然生态心生厌恶。由于自然环境不能刺激人们消费,从而对世界国发展科学技术和提升工业效率没有任何促进作用,世界国政府采用技术干预培养人们对自然的恐惧和厌恶,导致世界国民对自然世界始终保持着自孩童时代就已经形成的“仇恨书本和花朵的天性。”[4]16这种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厌恶,在新世界被精神药物“嗦麻”和感官电影等科技娱乐方式所强化,导致人们在看到可能世界中的其它生态物种,“麋鹿、公牛、美洲狮、豪猪、郊狼或是贪婪的土耳其兀鹫”[4]187在世界国和保留地间的人造电网下无辜丧生时,会认为它们不过是“受到了理想公正的惩罚”[4]87,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

当人与自然生态间关系极度错位时,人类会产生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错觉,错觉之下的选择便会反作用于整个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造成生态系统的新奇。生态系统的新奇发生于《猿与本质》中核战争后面目全非的加利福尼亚。核辐射导致大量畸形婴儿的出生;人的自然生殖受到限制而只能在恶魔日后的两周内集中进行交配活动,这种人为的限定完全违背了正常生态法则。除此之外,人类的自然生理欲望每时每刻都受到压制,统治者要求“女孩们还在胸部和臀部各打上一块圆形补丁”[7]46,上面赫然写着“NO”以达到禁令的效果。对科技无节制的追求使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倒退回没有科技的原始状态,自然环境的自我调节也因这些人类恶果几乎瘫痪,自然资源严重短缺、土地无法耕种、人类无法从生态自然中获取生活所需而只能依靠盗墓获得可用的资源以艰难度日。

以上种种自然生态新奇,使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间的冲突都变得难以调解,造成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新奇。世界国和恶魔统治下的加利福尼亚都排斥显露出拥有自我意识的人。世界国把各种岛屿用来驱逐影响社会稳定的人,他们“个体的自我意识太强,不适应社会生活,他们对正统不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4]188。伯纳德和赫姆霍尔兹“两个人都感觉到了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4]56而被流放冰岛,伯纳德在受到流放冰岛的威胁后“因为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意义和重要性,他欣喜若狂,激动不已。”[4]82但诺大的世界国,只有他们二人有着健全的自我意识,其他人的自我意识则全部丧失。同样,《猿与本质》中只有一位叫做卢拉的女性,感受到来自新西兰的科学家普尔博士的善良和爱意之后,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一同在这个混沌社会建立清晰的自我认知,决定成为不屈服于恶魔社会极端统治的情欲分子(Hots)去追求正常的人类社会关系,最终选择冒着被恶魔教会活埋的风险和普尔逃离加利福尼亚,到“弗雷斯诺北部的小社群”[7]101共同生活。其他人则继续在恶魔的统治下浑浑噩噩地生活。

维系人与他人关系的情感纽带也不复存在,男女之间没有了爱情、家人之间没有了亲情。世界国借用大仲马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4]61,倡导社会和谐,使每个人都以“社会集体的一部分”[4]75而存在。实际上,世界国民与人类世开启后作为科技和资产阶级奴隶、被抹杀除了作为商品之外的任何人性特点的无产阶级工人并无二致,揭示整个人类世实际上是走向个人与社会进度的完全剥离。恶魔统治下的加利福尼亚,人们彼此相互憎恨,抹杀了一切柔软美好、令人心醉神迷的美德和幸福,导致失衡的社会生态。

三、赫胥黎科幻小说生态隐喻的丰富性

科幻小说隐喻丰富性的内涵为“它充分使用了一切可使用的内涵,‘它意味着它所能意味的一切’”[9]509,以苏恩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视角来看,科幻小说以认知为前提,在文本进行疏离的思想实验达到新奇效果,使其能够成为具有丰富意义的理想乌托邦工具。在科幻小说的生态隐喻中,人类共同认知下的一致性和疏离框架下的新奇性能够相互作用,使人类能够直视自身身处人类世的种种困境、反思成因并寻找出路,因此,将赫胥黎科幻小说的生态隐喻提升至高于读者对人类世这一经验世界认知的层次上,并使读者对人类世产生疏离,从而能够从更远的距离、更清晰地审视人类世,以形成对人类世的深刻洞见,这涉及到科幻小说隐喻的丰富性。

从文本中生态隐喻中的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新奇,摆动回经验世界时,不难发现人类世时代的人们不但面临着自然生态危机,还需应对相伴而生的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困境。

自然生态层面,人们把一切亚人类生命都纳入“物”的范畴,把它们视为可以随意任人摆布的无生命物体,不再能感受到任何不可替代事物的存在,甚至是有生命的人类,都可以像《猿与本质》中那样用战争轻易抹除掉,两次世界大战足以证明现代技术对自然生态的毁灭性威胁。“人类对施加于自然和他人的力量视若无睹,这种情况又越来越诱使人们滥用这种力量。”[12]12

精神生态层面,人们丧失了自我意识,开始了与自我异化的历程。现代人普遍的感受是即便身处人群,也会被一种孤立无援的软弱感所包围。伽达默尔将这种感受归咎于“合理化制度”,或者是“一个不宽容的社会制度的绝对统治”[13]190,这种制度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和创造性以及自我意识,即便人们会像《美丽新世界》中的伯纳德或者《猿与本质》中的卢拉那样会经历自我意识的觉醒,但“绝大多数人最后都顺从了自己所不喜欢的角色”[14]115。

社会生态层面,人与他人间关系逐步疏离。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善、公正、节制、美德等伦理观念不复存在,弱势群体被边缘化。英国政治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认为穷人应当被淘汰,“自然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摆脱这样的群体,将他们从世界清除出去,从而为更好的群体腾出空间。”[15]143牛津大学学者F.H.布拉德利曾提到,疯子和患有遗传性疾病的人都应该被处死,他们的孩子也不例外。[16]217不禁让人想到《猿与本质》中畸形婴儿被大批量献祭给恶魔的骇人场景。

因此,赫胥黎极力反对弘扬理性至上的唯科学主义,这一点同苏恩文不谋而合,它认为其对科学的崇拜态度将社会推向极权主义,促使科学极端化成一种促使科学极端化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压迫系统[17]12,从而导致了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困境。但赫胥黎并未止步于批判,而是积极地探讨引领人们走出人类世困境的出路,他明确提出人类需要做的“不是解决世界,而是解决我们自己”[5],并从东方宗教文化出发处理人类世中的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和人与社会间的冲突,呈现出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的整体平衡,这种探索集中体现在《岛》中。

《岛》中,帕拉人民始终对自然生态心存敬意,各种生产活动的开展都以同自然生态的和谐统一发展为目的,彰显了中国道教“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性。帕拉人深信“‘恶因恶果’适用于我们处理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的生物关系。我们只有心怀慈悲,聪明地对待大自然,才能安逸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8]35-40。这种信仰使得他们能和自然生态和谐共生,农业生产能够因地制宜,人类世常见的人口过剩、自然生态失衡等问题在帕拉岛得到化解。与《美丽新世界》中的世界国完全相反,帕拉人想要追求比经验世界“更好、更幸福、更人性的方法”[8]119来处理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

帕拉人与自然生态间的和谐迁移、渗透到帕拉岛人的精神生态中,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人们在建立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关系之后,“善用所有你看到、听到、闻到、触摸到的事,因为这些都意味着从自身的禁锢中解放出来”[8]107,以获得精神的富足和对自我的深刻感受。帕拉岛避免了《美丽新世界》世界国放纵情欲和《猿与本质》压制情欲的两极,对人类生殖器的正视,使得帕拉岛人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在其中体会“那就是你”[8]108;帕拉岛的儿童可以通过家庭获得“一种遍布整个机体的性”[8]110的认识。成年人通过叫做“美休讷”的爱情瑜伽“使注意变得可能,在每一个感觉的层面上意识到个人的感觉和非感觉”[8]111,达到对自我的深刻认识。

平衡、富足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也造就了健康的社会生态。首先,来源于印度宗教的爱情瑜伽有效控制了人口,减少了自然生态破坏可能性的同时,确立了男人和女人间的和谐关系,达到社会生态的平衡。其次,帕拉社会始终秉持对于人性的关照,其工业发展在以壬当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威逼利诱、拉尼和穆卢干的内部策反下也没有随波逐流,“如果需要在机械效率和人类满足感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们选择后者”[8]214。罗伯特·麦克费尔医生还发出了“我们不想要军国主义,我们也不想要资本主义”[8]158的声音,作为麦克费尔家族成员和枢密院一分子,他代表着整个帕拉岛社会的愿望,也代表社会治理的根本出发点。

尽管小说以帕拉社会被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侵略为尾声,但“透过两丛竹子的间隙,只见一队车灯照射在荷花池里石雕佛像的左脸上”[8]408,足以说明东方宗教的烛照给了身处人类世的人们以无尽的希望。

总之,赫胥黎科幻小说中生态隐喻的一致性、新奇性和丰富性三个维度使其作为真正的隐喻发挥作用,它既为文本构建了形式,也提供了质料。他的科幻小说在形式上,是以与经验世界生态的共同认知为基础、以生态新奇为框架构建的可能世界,在质料上,是对经验世界的生态困境与出路的强相关指涉。形式与质料互为表里、互为目的、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赫胥黎科幻小说的美学与社会价值。其中的新奇和疏离等形式深化了隐含读者对经验世界的诠释和理解;二战后人类世面临的身体与心理、感官与精神、内在与外在等二战后与生态相关的各种失衡关系在赫胥黎的科幻文本中获得了美学表达。不存在没有质料的形式,也不存在没有形式的质料,因此,任何科幻小说的文化研究都不能脱离文学自身之美,不能脱离形式谈质料,也不能脱离质料谈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