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笑一

摘 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李东阳《自书诗卷》书于明正德年间，曾赠予宋灏。宋灏以其精湛的刻工技艺享誉山右，朱奇源曾嘱刻《宝贤堂集古法帖》，与李东阳、乔宇、张潜等人交往甚密，任广平通判后，又镌刻《杜少陵集》。宋灏的事迹打破了刻工仅作为工匠的传统观念，展现了刻工手艺对于官员成长的影响，同时又表现出官员身份对于刻工声名的提升作用等。

关键词：李东阳 宋灏 刻工

《自书诗卷》全卷分引首、正文、拖尾三部分。引首周天球题『西涯遗翰』，存印两方，分别为『周氏公暇』与『止园居士』。正文诗前印七方，分别为『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养心殿鉴藏宝』『听雨堂印』『长沙』『乾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

正文诗一首，八十四字，诗后题写『芍药始萌，为鹤所啄，戏成三绝。酒半纵笔为孟清通判书之，西涯翁识。』正文尾部印三方：『宾之』『休宁朱之赤珍藏图书』『七十一峰深处』。拖尾为文徵明跋，跋文尾印两方：『文徵明印』『雁门世家』；卷尾印一方『朱卧庵收藏印』。

『孟清通判』考略

《自书诗卷》诗后题『酒半纵笔为孟清通判书之』，知此诗是赠予他人之作。『酒半纵笔』可为线索。『酒半』意为『犹酒次』，即宴饮数巡的时候。换言之，此帖是李东阳在较为放松的状态下书写。由此笔者假设，『孟清通判』可能是李东阳亲近之人，且官职为通判。《怀麓堂集》中记载：『太原宋生灏手刻先君字法手稿，赠之以诗，时生已授广平通判矣，正德三年（一五〇八）十二月三日。』[1]宋灏被授予广平通判一职，具备了『孟清通判』的可能性。

进一步考证可确认『孟清通判』是宋灏。《泾州重修儒学记》言：『有明正德十六年，泾州知州太原宋灏孟清修复泾州庙学……』[2]，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任泾州知州亦符合情理，又『泾州知州太原宋灏孟清』推知宋灏，字孟清。《泾州志》载『正德十四年，知州宋灏增修西城。』又载『宋灏，山西太原监生，（正德）十五年任（知州），增修學宫西城。』[3]故知『孟清通判』指山西宋灏任广平通判时的称谓。

宋灏的刻工手艺与官场交往事迹

宋灏在与达官显贵的交往中，其刻工手艺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是改变了宋灏的一生。虽然宋灏相关记载甚少，亦难见到此人与他人之间的书信往来，但是正如古人信奉书法刻石存之不朽，宋灏的名字留在了他经手的石刻上。宋灏扬名便源于《宝贤堂集古法帖》。

经历了元代刻帖的消沉与低迷之后，明廷更重视文治，刻帖也逐步复苏，迎来宋以后刻帖的又一高峰。由于明代帝王没有刊行官帖，因此藩王刻帖已有很高地位。其中周王府所刻《东书堂集古法帖》（俗称《汴帖》）、肃王府所刻《肃府本淳化阁帖》（俗称《肃帖》）以及晋王府《宝贤堂集古法帖》是当时藩王府集刻的三大丛帖。明初藩王刻帖，底本多来自王府内库，较为珍贵。《宝贤堂集古法帖》是晋庄王朱钟铉令世子朱奇源采集旧藏制成。据朱奇源序中载：『因取《淳化》《绛帖》《大观太清楼》《宝晋》诸帖，并我朝以书著名者，不下十数家，暇日同参政王进、副使杨光溥，佥事胡汉、杨文卿，择其最者，命生员宋灏、刘瑀摹勒上石，厘为十二卷。』[4]此帖于弘治二年（一四八九）完成，集《淳化》《绛帖》《大观太清楼》《宝晋》诸帖之精华摹刻而成。

朱奇源在序言中谈到晋王府倾尽全府之力，找寻上乘刻本，优质的刻石以及极为考究的摹勒镌刻工艺。具有高超技艺的刻工在当时应该不只此一位，而宋灏能够担任此等重要、耗时难度的任务，盖不仅仅是因为其摹刻技艺之高，还因其生员身份。生员身份的刻工，本就较一般刻工不同，笔者推测其在当时已经有一定的名气。朱奇源在序言中将宋灏列出，是藩王对宋灏的肯定和重视，可谓殊荣。这时的宋灏身兼生员身份和高超的刻工手艺，又因此受到藩王府的重视，其所刻成品受到皇帝喜爱，使得宋灏凭借手艺脱颖而出。这也为其与更多权贵和文人的交往埋下伏笔。

乔宇（一四六四—一五三一），先师杨一清，后师李东阳，文学上『全自李长沙派流出，书法当亦是』，曾在礼部、户部、吏部任职，《明史》有传[5]。乔宇《游晋祠》：『初七日起行，过太原城西，以太原人国子生宋灏，善篆而镵石，遂与偕行。』『予与宋生谈于柳荫之下，佳景逸发。余为诗，俾宋生篆刻于祠内之石。』[6]乔宇本是山西人，对宋灏并不陌生，知其『善篆而镵石』，同行游晋祠，并作诗刻于祠内。由此可见，宋灏摹刻技艺在山西不仅受到藩王朱奇源的青睐，同乡官员有摹刻事宜时，也会邀请宋灏作为自己的随行刻工，进行刻石制作。足见宋灏此时已名扬三晋。

成化二十二年（一四八六），李东阳父亲李淳逝于京城。李淳精通楷书，曾学僧人李溥光，著有《大字结构八十四法》。李东阳不忍遗作损毁失传，便根据庄简公所藏修复补订，请人将父亲的遗墨镌刻成稿，并撰文三篇记录了手稿找寻、补修、镌刻，最终以完成稿祭奠先考的全过程。《书先府君遗墨后》云：『越十余年，属国子生太原宋灏者，摹勒大字势式，而论例字少又多残缺，东阳乃手录于石，而篆题其额曰：﹁憩庵府君字法手稿﹂，并刻焉。』[7]李东阳修补后，嘱托宋灏进行镌刻。李东阳又作《刻字法手稿成告先考墓文》言：『乃属太原宋灏，摹勒大字，风神体格，幸免遗讹。东阳仍取全编，手自誊写，统令上石，数月而成。』[8]文稿中的大字，先行令宋灏摹勒，风神体格接近原作，没有讹误。剩下部分则李东阳亲自整理誊写于石上，再命人摹勒镌刻，经过数月才制作结束。《先府君墓焚新刻手稿，感而有述，示兆蕃》云：『有生妙镌刻，铁笔随指爪。经时历冬夏，计日通酉卯。编成众所叹，艺绝今应少。』[9]『有生』则指宋灏，李东阳诗中称赞其『铁笔随指爪』，众人也认为镌刻技艺高超，着实罕见。从中不难看出，宋灏凭借刻工技艺从诸多官员中脱颖而出，得到李东阳垂青，为其父镌刻，进而与李东阳交往频繁，并由此得到诸官员认可。

李东阳为感谢宋灏镌刻父亲手稿，特意作诗，其中言『摹朱勒石不辞劳，细入秋毫大盈尺。』『当其腕指所至时，意匠心师两无迹。长安俗工不解意，仅有形模少风格。』[10]诗中充满感激并对其技艺颇多赞许，认为宋氏镌刻残篇断楮，手稿原意与其刻出来的并无二致，较完整地还原原作风神。此外，还将宋氏与京城刻工比较，指出京城刻工仅能描摹外形，无法领会书者想表达的意思，从侧面烘托出宋灏不仅镌刻技艺超群，对于书法亦颇有造诣。另外，此诗还涉及宋灏被授予『广平通判』一事。宋灏『秋闱累举不一荐，三入长安人未识』，三次进京赶考都未中地，而今终于步入官场，值得庆贺。作为内阁首辅的李东阳在宋灏授予官职之后，写诗感谢庆贺，其中用意值得玩味。刻工完成工作，主人感谢自是情理，然一般形式多是给钱或者物。李东阳专门写一首诗感谢宋灏，不仅仅其因手艺超群，更多的是宋灏身份适合以诗文来感谢。

正德三年，宋灏被任命为广平府通判。张潜于正德四年（一五〇九）升任广平府知府，重修府文庙。宋灏上京师请纪成绩，李东阳撰写《修建广平府庙学记》载：『灏亦通字学，手自书刻树于学宫，以俟后之君子。』[11]获得官职后的宋灏遇到官方书刻事务，亲自镌刻，不假手他人。此时的宋氏虽有官职，却绝非官方刻工。正德七年（一五一二），宋灏参与张潜编《杜少陵集》的校刻工作，『广平太守张侯用昭……判府宋君孟清实定讹焉……孟清名灏则吾邦之愽能士也。[12]

此版本以诗体编次，校订甚精，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可见，宋灏刻工技艺不仅使其在山西乡党、朝堂高官中如鱼得水，在其日常工作中也起到联系上级的作用。

此外，《唐曜重刻夏承碑》载：『予向官京师时，广平通判山西宋孟清为予言，府学后有一碑，字与此类，予益疑焉。』成化十五年（一四七九），广平知府发现此碑后，建『爱古轩』，并将其置于内，下半截一百一十多个字已经毁坏。宋灏任广平通判时，亦发现此碑，并告知唐曜。唐曜依遗留下来的拓片，重刻夏承碑置于亭中。宋氏不仅长于镌刻技艺，对于碑刻字体、年代、特点等也有一定的辨识能力。这从侧面说明，这位具有官员身份刻工知识结构较为完备，其技艺已经完全突破手艺的范畴，绝非一般刻工能达到。

官员刻工的特殊性

通过上述梳理得知，宋灏结交友人至少包括三类：一为藩王，即皇家雇主，给藩王制作的刻帖奠定了其日后结识官员的基础；二为李东阳一脉，李东阳学生乔宇、张潜以及康海、李梦阳等的文人团体；三是为官后，与上司之间的交往，跟随知府张潜修校《杜少陵集》，向知府唐曜提供夏承碑信息。从其刻石工艺来看，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手艺精湛，参与完成的石刻种类多。大至碑志，如修庙学或与乔宇游，篆刻于祠内之石；小至刻帖，如《宝贤堂集古丛帖》摹刻或李东阳父亲的字法手稿之镌刻，宋灏皆能完成。刻帖与石刻相比，更为重视镌字中点画细节的表现，对刻工技艺要求更高，这也突出体现宋灏对于技艺把握的全面。

第二，刻石活动地域广泛。据文献记载梳理出宋灏刻石的地域轨迹：生员时期的山西、通判时期的河北、知州时期的甘肃。完成一件刻石，需要撰、书、采石、摹勒、刻字、检校等过程，通过前文列举来看，宋灏可完成摹勒、刻字、检校等大部分任务，也就是说镌刻过程不受其他人掣肘，使其去往各地独自完成镌刻任务成为可能。另外一方面，『古代刻石技艺往往父子相传，刻石往往成为一种世袭的职业。』[13]现存记录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宋灏是子承父业的刻工，也未体现其后人承袭祖业，即宋灏并非像吴门刻工、苏州刻工那样是『家族企业』，不以地域为限制，这也是其可以灵活进行镌刻活动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服务群体较为特殊。宋灏制作石刻的对象包括藩王、官员、文人、州府庙学等，镌刻内容从藩王府丛帖到官员、文人私人刻本、刻石，与一般刻工所刻墓志、碑石有一定区别。其次，所作石刻性质亦属个人、私人行为，于博《明代藩王刻帖性质考辩》中指出《宝贤堂集古法帖》的刻工宋灏非官员、非官署刻工，此刻帖为私人性质。[14]

笔者窃以为是，即使在拥有官职后，所作石刻仍属私人范畴。

第四，做官前后均亲自镌刻，不认为从事刻工活动有失体面。『宋以后的刻工，除了少数任职于官署并有专任职衔外，一般都是平民。宋以后有职衔的官员，除任职于刻石官署者外，一般不再亲操刻石之役。』[15]宋灏获得官衔，此职衔也非官署刻工官衔，但仍亲自操刀进行镌刻活动。此外，对于宋氏的官衔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平常的民间刻工是社会底层，想获得一官半职是十分困难的，在给朱奇源制作宝贤堂集古法帖时只是一个生员，后又成为李东阳的『专属』刻工，前程亦平步青云，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宋氏官衔的获得与藩王或李东阳有直接关系，但是不能否认这个官职为宋氏提供了更多与权贵、文人交往的途径。

第五，手艺和学养相得益彰，赞誉不断。宋氏给藩王、官员等制作刻石、刻帖，实质是刻工与雇主的关系，却又不仅仅是雇佣关系，更多的是像友人一样的交往。李东阳曾赞宋灏『铁笔随指爪』，『铁笔』、『石笔』这些题署，是『刻工有意通过石上刻字有如纸上行笔的比喻，突出镌刻与书法之间的联系。』[16]而一般负责摹勒的也往往是精能书法者，或本身即是书法家[17]，由此可见，宋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精通书法的，即使给藩王、官员当刻工，也是受到礼遇的，并未被看轻。书法也作为他与当时文人交往的媒介，李东阳能将父亲的字法手稿交给宋氏完成，亦能说明其对宋氏书法认可和镌刻技艺的信任。

明代丛帖之风兴盛宋朝，刻工数量更胜于前朝，石刻数量激增。由于宋灏没有家族传承和支持，仅凭一己之力，加之年代久远，留有的石刻数量十分有限；其次，宋灏所处地域是北方，而非刻帖繁盛的南方，亦非人才聚集的江浙地区，虽然北方刻帖出现早于南方，但在质量上远低于南方，又因宋灏官职较低，非官方刻工，这是宋灏没有得到较多关注的原因。但是，从镌刻技艺、身份、交游等方面来看，宋氏极具特殊性，既异于官方刻工，又与私人刻工不同，笔者推测与宋灏相似的刻工应有相当的数量，值得继续发掘，丰富刻工研究的面向。

注释：

[1][7][8][9][10][11]（明）李东阳撰，周寅宾，钱振民校点.李东阳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8：1611，1123，1134，815，1611，1042.

[2]（明）康海撰，贾三强，余春柯点校.康对山先生集[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463.

[3]（清）张延福著.姜子英校注·泾州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57.

[4]阳曲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阳曲县志[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806.

[5]（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九四·乔宇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5131-5134.

[6] 林邦钧.历代游记选[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364-365.

[12]（明）王云凤.杜少陵集·序（原本残缺，藏于成都杜甫草堂）[G]//可参见张忠纲，赵睿才，孙微等编著.杜集叙录.济南：齐鲁书社，2008：150.

[13][15][16][17]程章灿.石刻刻工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6，63，52，33.

[14]于博. 明代藩王刻帖性質考辨[ J ] . 文艺争鸣，2017（1）：207.本文为福建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渡台书家在台高等院校任职研究』（项目编号：JAS2109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师范学院

本文责编：王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