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秦汉篆书史实考论

2023-07-17刘镇

中国书法 2023年2期

刘镇

摘要：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是北宋金石学发轫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它为后世金石著录、研究开创了新范式。《跋尾》所及秦汉古器主要来自刘敞，考论方法、观点深受刘敞与蔡襄影响。本文认为，欧阳修创造性地采用了实物与文献互证之法，树立了敢疑、善辩、求真、重立的学术品格。

关键词：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金石学

金石学在北宋的滥觞、生成以及繁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宋初礼制纲常亟待修整，经学、新儒学研究促使疑古辨伪之风大兴，[1]凡此皆为中期官僚机构空前冗繁背景下的士大夫治学提供了契机。与宋初书坛凋敝窘状不同的是，中后期金石学研究热潮中涌现出宗室仲爰、仲忽，舍人蔡肇、祖择之，丞相吕微仲等二十余位金石研究私家学者，以及刘敞《先秦古器记》、吕大临《考古图》（40家、224器）、李公麟《古器图》（49器）等研究成果。

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是引领当时金石研究风潮的代表人物。欧阳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字永叔，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八年及进士第，后行『庆历新政』。败，出知滁州、扬州、颍州等。嘉祐二年知贡举，排抑『太学体』，使天下文风大变。嘉祐八年，他集思广益成《集古录》一千卷，蒐集『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2]考虑到聚多终散的自然规律，欧阳修『撮其大要，别为《录目》』，成《集古录跋尾》（下称《跋尾》）十卷，凡四百则。

[3]《跋尾》收录篆书跋文一百余，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从内容来看，涵盖范围广（以长安为中心）、时间跨度长（先秦至宋）。它『校雠尤为精详』，虽是『系其后』具有『滞后性』的言说，但却具有『延续性』甚至『独立性』的意义。

[4]由此切入，可窥透欧阳修金石研究的范式及学术价值。

《跋尾》所及秦汉古器之来源

欧阳修《跋尾》中秦汉古器及铭文，主要来源于身边好友：刘敞、杨南仲刘敞是欧阳修金石鉴藏活动中最为亲挚的好友，《跋尾》曾屡次『特志之』。

[5]刘敞，字原父（甫），庆历六年（一〇四六）进士，嘉祐六年（一〇六一）治长安。他藏有青铜礼器敦、尊、彝之属，另有博山香炉、周亚夫侯印及砚、贞观刀等甚多，撰有《先秦古器图碑》（佚），既图其型，又摹其文，刊刻于石。他与蔡襄、苏轼、欧阳修等交厚，是宋代金石学的开创者之一。

《跋尾》称刘敞博学好古，常常寄给欧阳修古器及铭文。在『咸、镐周秦故都』所见古奇器物，刘敞必购而藏之，『每有所得，必摹其铭文以见遗』。

[6]英宗治平二年（一〇六五），刘敞长安任满返京，古器物『所载盈车』，送给欧阳修（《见伯冏之敦》《敦铭·张仲》）两件古器。

刘敞向欧阳修提供古器拓本时，还将考订结果一并寄送，欧阳修在《跋尾》中一一标出。刘敞『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图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目的在于『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7]受其影响，欧阳修《跋尾》十分重视铭文考释之原则。如《商雒鼎铭》中，欧阳修称刘敞言『古「丁」「宁」通用』，推测『盖古字简略，以意求之则得尔』；[8]《韩城鼎铭》中，『能读古文篆籀』著称的杨南仲在释文时『阙其疑者』，与刘敞亦『时有不同』。欧阳修最终『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识君子。具之如左』。

[9]蘇轼、文同、陆经苏轼、文同、陆经等也为欧阳修提供各种古器及铭文。《跋尾》载，苏轼为凤翔府判官时得『终南古敦』，形制与宋初聂崇义所撰《三礼图》所载、当世所藏皆不同。欧阳修从形制上难以判定为『敦』，因其盖有铭文『宝尊敦』三字，遂以『敦』名之。

[10]欧阳修曾得文同游历长安时所获两件秦权。《跋尾》称『其一乃铜锾，不知为何器，其上有铭，循环刻之，乃前一铭也。其一乃铜方版，可三四寸许，所刻乃后一铭也。考其文与《家训》所载正同，然之推所见是铁称权，而同所得乃二铜器。余意秦时兹二铭刻于器物者非一也。』[11]所及『铜板』，欧阳修在陆经家亦见，『所刻与前一铭亦同，益知其然也。故并录之云』。

[12]于上可知，欧阳修作为当世政治、文学高地上的巨眼人，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展现出他在金石研究上的巨大向心力。《跋尾》中的篆书跋文作为人、物（古器物）之间的『居间』存在，使得拓本成为联结书法文学形成诗歌酬唱团体的重要载体。

秦汉铭刻与文献互文共阐

（1）厘定先秦器物名状与铭文风格。按照考古学的器物分类，《跋尾》所见先秦古器至少分为四类。乐器类：钟（《古器铭》）；食器类：敦（《敦铭》《终南古敦铭》《古器铭》《毛伯敦铭》）、鼎（《韩城鼎铭》《商雒鼎铭》）、甗（《古器铭》）、簋（《叔高父煮簋铭》）；酒器类：盉（《古器铭》）；量器类：度量衡（《秦度量铭》《秦度量铭》）。另有不详者甚多（如《张仲器铭》等）。以上可见欧阳修所及古器数量之丰赡。但需要指出地是，《跋尾》所及古器可能名同实异：吕大临《考古图》中，曾明言欧阳修至少接触过四种不同形制与铭文的『敦』。

至于铭文之书法风格，欧阳修在《韩城鼎铭》中曾专门标举蔡襄所题，赞同蔡襄『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的论调。

[13]究其原因，是因为欧阳修『不能书』篆，仅『稍识字法』[14]，『所得三代器铭，必问于杨南仲、章友直。』[15]所以，对先秦文字的『陌生』『敬畏』，终使欧阳修《跋尾》篆书跋文中屡次出现『重复记述』的现象：『赠送人→器物形制→略论（无关文字内容）』，也即模式化倾向较为明显。

[16]另一方面看，欧阳修撰写跋文始终所秉承的是史学家的严谨作风与求实品格，如《跋尾》『随其所得而录』刘敞、杨南仲、章友直、勾中正等考释文字，基本『述而不作』，常『并著二家所解，以俟博识君子』。

[17]如《商雒鼎铭》中言刘敞称古『丁』『宁』通用，但却无法回答蔡襄『十有四月者何』的追问。

[18]再如治平元年（一〇六四）二月所撰《秦昭和钟铭》跋文，欧阳修据《史记·秦本纪》梳理司马迁在《本纪》中云襄公始列为诸侯与《诸侯年表》中以秦仲为始的相悖之处。后依《年表》始秦仲之说，推断此钟为共公时作。又言『故并列之，以俟博识君子』。

[19]（2）『二重证据法』：文献与实物互证。相比之下，欧阳修对秦国及其之后的篆书铭刻较为熟悉，原因是可供互证的传世文献较多。《芝罘山刻石》中，欧阳修先将其与《峄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诏的文字内容作了比对，认为虽然言语相同，但是铭刻文字的点画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秦︿峄山刻石﹀》《邹︿峄山刻石﹀》的跋文中，他认为世间所传《峄山碑》内容，《史记》不载。碑虽为郑文宝所摹，但与自己『《集录》别藏泰山李斯所书数十字』摹本相较，『见真伪之相远也』，最终断定《泰山刻石》为李斯真正的篆书作品。

[20]欧阳修屡屡以《泰山刻石》佐证其论的底气，源于好友江邻几丰富的田野考察经验：余友江邻几谪官于奉符，尝自至泰山顶上，视秦所刻石处，云『石顽不可镌凿，不知当时何以刻也？然而四面皆无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风雨所剥，其存者才此数十字而已』。本邻几遗余也，比今俗传《峄山碑》本特为真者尔。

[21]《泰山刻石》之『真』，不惟风格，还在内容。

欧阳修将其与《史记》所载印证，称『秦始皇帝行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诏书于其旁，今皆亡矣。独泰山顶上二世诏仅在，所存数十字尔』。

[22]《集古录》成书之后，欧阳修曾再次借助文献考订《泰山刻石》的相关史实。如此，从田野考古到文献稽核，展现出欧阳修文献与实物并重的金石研究范式。

在《石鼓文》《诅楚文》的考证中，同样鲜明地展现出他对历史真实的孜孜矻矻。首先他质疑岐阳石鼓『不见称于前世』而『唐人始盛称之』的史实，评介韦应物『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韩退之『宣王之鼓』的观点，然后提出疑问。首先，从时间上推论，汉桓、灵时碑刻，『距今未及千岁，大书深刻，而摩灭者十犹八九』，反问已存千有九一四年的《石鼓文》『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其次，将其内容与同时期文本进行比较，尝试确定其成文下限。他坦言《石鼓文》『古而有法』，文辞特征与《雅》《颂》同，断言《诗》《书》之外，三代确有文章。但吊诡的是，自汉代以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缘由或是隋唐书籍粗备、学术风气不够浓厚所致。所谓『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

与以上有同工之妙地，还有欧阳修对《诅楚文》的考证。跋文伊始，欧阳修拈出其中的『熊相』一词，搜罗《史记·世家》，发现『自成王以后，王名有熊良夫、熊适、熊槐、熊元，而无熊相』。又据《世家》考索，『自成王十八世为顷襄王，而顷襄王名横，不名熊相』。再考《秦本纪》与《世家》：自楚平王娶妇于秦昭王，时吴伐楚而秦救之。其后历楚惠、简、声、悼、肃五王，皆寂不与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时，秦始侵楚。至楚怀王熊槐、顷襄王熊横，当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时，秦、楚屡相攻伐。

[23]碑文内容确与《史记》所载不合。欧阳修推断文中所载非怀王则顷襄王，但以十八世数之，当是楚怀王之子顷襄王。按常理，相之名，不宜缪，他推测《史记》所载『相』或传写为『横』。综上可见，欧阳修堪称是自觉运用『二重证据法』的第一人。

《跋尾》所及秦汉铭刻研究的学术价值

歐阳修认为先秦铭文的载体——古器材质（铜），是承担『为后世想望』的先决条件。《敦铭》称『欲存乎久远者，必托于金石而后传，其湮沉埋没、显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因此，在论证《石鼓文》时，欧阳修的着眼点首先在于『金石』，其次才是『文』：然岐阳《十鼓》今皆在，而文字剥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铭在者皆完，则石之坚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铜，取其不为燥湿寒暑所变为可贵者，以此也。

古之贤臣名见《诗》《书》者，常为后世想望，矧得其器，读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宝而藏之耶！

[24]再如《敦铭》：古之人虑远也！知夫物必有弊，而百世之后埋没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传尔。不然，何丁宁重复若此之烦也？其于一用器，为虑犹如此，则其操修施设所以垂后世者，必不苟。

[25]『丁宁重复若此之烦』、古人之『虑远』，是对垂于后世的『操修施设』——『人』的看重。正如蔡襄认为刘敞在扶风所得《叔高父煮簋铭》可正当世礼家之缪一样，[26]欧阳修对秦汉古器的体认遵循着『字书之法』→『学者余事』的先后顺序。这一过程，其载体『金石』既是幸之所托，又是有助以『传』的重要保证。欧阳修对书、文渐次重视的背后，是一种为礼、为道衡诸『君子』修为的呼唤。

[27]由是言之，欧阳修对唐代李阳冰篆书格调以及当世蔡襄、徐铉『一点一画皆有法』的推举，看似篆书史观的文献梳理，其落脚点却在『人』『称于当时』『虑于后世』之上。

[28]显然，欧阳修认为金石之『不朽』，与其说是对『子子孙孙永宝用』『存乎久远』的『后世想望』，倒不如说是借助古器对『君子』品质的一种诉求。在《敦铭》中，欧阳修基于君子修为的角度，发出长叹：

『盖其出或非其时而遇或非其人者，物有幸不幸也。今出而遭吾二人者，可谓幸矣，不可以不传。故为之书，且以为赠我之报』。

[29]故而，围绕『遇』与『幸』的探讨，成为贯穿于《跋尾》所及秦汉篆书史实考论始终的一条主线。当然，从学术价值的角度看，这种『人』与『物』的彼此依存、互文共阐之考辨，也内在地契合了欧阳修金石研究为『政治家卫道』的学术立场，呈现出一种深刻地穿透力。[30]

注释：

[1]夏超雄.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1）.

[2]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九[C].北京：中华书局，10381.

[3]集古录目序[A].欧阳修.六一题跋[C].北京：中华书局，1985：3.

[4]今人题跋研究成果繁多：《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中国历代书画题跋精粹》等。王晓骊.中国古代题跋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1.认为从行为方式看，题跋具有两大特征：滞后性、附属性，本文兹作扩充。

[5]刘原父帖[A].欧阳修.六一题跋[C].北京：中华书局，1985：37.

[6]毛伯古敦铭[A].欧阳修.六一题跋[C].北京：中华书局，1985：2.

[7]先秦古器记[A].刘敞.公是集[C].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