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媚 梁新荣

内容摘要：许地山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对五四运动有着清醒的认识，汲取了五四文学精神资源。在社会实践与文学创作中均能见出许地山贯穿始终的爱国精神、人道主义的显现与理性的宗教意识。“五四”文学精神与许地山的理想信仰是相融相通的，许地山从中获得了对国家、人民、现实人生的深入思考，形成了独特的理想信念与创作基调，表现出丰富的精神意蕴与文化内涵。

关键词：“五四”文学精神 许地山 爱国精神 人道主义 宗教意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意义深远的大事件，从中形成的“五四”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五四”精神蕴含着丰富的内涵：爱国、民主、科学、进步、自由等思想，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当今社会都产生巨大的影响。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1916年易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他在文章中首次提出“科学”与“人权”这两个名词，树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新青年》杂志迁到北京后，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纷纷加入杂志编辑部发表切中时病的文章，这些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所感所想与五四精神融合，以文学方式表现当时社会环境、创作心理及人生意蕴，形成“五四”文学精神。五四作家们在这一精神的引领下，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并创作大量文学作品，他们从行动上表现了爱国、自由、人道及民主和科学的“五四”文学精神内涵。

作为一名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许地山就是在“五四”中成长起来的。1917年在燕京大学学习的许地山受到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的影响，加入《新社会》编辑部发表时事改革的论文，并参与“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进一步开启文学创作。在这些经历中，“五四”文学精神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早年的民族危难、孤独漂泊，培育了他爱国主义思想；在新旧思想交替的冲突中，又从爱国主义滋生出人道主义和平民主义思想，从反对封建束缚到接受个性解放，许地山在作品中更多关注下层妇女“爱”与“美”的展现。另一方面因早年在福建、缅甸中学任教时种下了宗教的意识，以宗教外衣来思考社会人生问题。“五四”的民主、科学、人道、个性解放等文学精神在许地山身上完美体现，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帜的作家。

一.贯穿始终的爱国精神

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更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传承。晚清以来，许多文人志士都在反对外来者的侵略，追求中国的独立富强。1919年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典型代表，认为“爱国之心为立国之要素”，高举“爱国”这一伟大旗帜，以为国家寻找出路为己任，在国内青年中引起巨大反响。青年许地山深受影响，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许地山幼年生长于一个台湾爱国者的家庭，其父亲许南英在中日甲午战败后，决然弃笔从戎，担任筹防局统领据守台南，抗击日寇入侵，之后又因战争携全家迁到福建龙溪。许地山自幼年以来就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途中他目睹了中国人民的苦难，留下了深刻影响。之后为了反对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卖国行为，学生许地山在游行队伍中手持标语旗，高喊口号，冲到先锋队伍，与广大青年一起向旧社会和封建传统礼教发出猛烈攻击。1918年前后，他与郑振铎、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发表各类文章讨论社会革命，宣扬爱国精神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在《强奸》中许地山对当时社会现象进行独到分析，直指问题深处，认为动物本性自然，绝不能任意侵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爆发，全民族抗日形势严峻，当时燕京大学新旧学联斗争激烈，许地山因与校方意见不合而辞职，后经友人介绍赴香港大学任文学院教授，有志于传播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到香港，不断写文章、做演讲唤醒民众的爱国之心，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许地山在五四运动中怀着爱国激情参加斗阵行列的同时，也通过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精神。其作品中蕴含着争取民主民权，抨击丑恶的社会现实，坚持爱国与反帝反封建的思想。1921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命命鸟》以佛教为背景，描述了敏明与加陵两人在受到家人的阻拦去反抗封建礼法的决心和忠贞的爱情。1928年写的《在费总理底客厅里》，他一改前期宗教意识的书写转变到对现实冷酷揭示，以辛辣讽刺的笔墨，通过“慈善大家”与“沾满鲜血”对比，有力地抨击当时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人非人》设置迷雾，从头到尾都没明确点出陈情的真实身份，而是通过单位同事可为一步一步地揭开：陈情作为革命女同志，白天是社会局的同事，晚上却做着“非人”的生意来救济战友的家庭，从而表现出社会对革命者的不重视，对革命者的深切同情。1941年发表小说《铁鱼底鳃》写出知识分子雷先生满怀爱国热情，一生都在为改善国防武器研制潜艇模型，却在旧社会报国无门跳海而亡，抒发了作者真挚的爱国之情。之后的《街头巷尾之伦理》与鲁迅笔下的“看客”有异曲同工之妙。瞎子在小巷被叔叔打骂时，各个阶级的人纷纷来凑热闹，无视瞎子的大声呼救。人们的麻木冷漠成为这个病态社会中最不幸的，这也是许地山对旧社会的批判，对人性缺失的正视。与前期专注于悲观的出世哲学不同，许地山的爱国作品大多是后期形成的，表现出作者痛恨残害他人以自肥的败类，对青年人盲目崇拜英雄习气的唾弃。

许地山始终是一位不倦的前行者，一生都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高举爱国旗帜，用文字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作为一个处在“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他对于国民命运的思考是深刻独到的，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生活的挑战。

二.人道主义精神的显现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明确地提出要重视妇女和儿童，把他们当作独立人格。许地山对这一观点认同，在《强奸》中称赞“我想尊敬雌虫是动物界底天真”，认为最接近自然的是妇女、儿童。同时发表《劳动底究竟》这篇文章，赞扬了社会底层人们的劳动：“劳动必须要有创造的和灵智的；凡没有创造和灵智的能力的劳动，须要排斥它”。[1]1921年許地山和周作人、郑振铎等人一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主要标榜“为人生”和“写实主义”，并将人道主义引入《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此外许地山自幼年就目睹苦难的社会现实，关注贫苦百姓的生活。在港期间经常参加儿童福利活动，给他们讲述童话故事，采取和蔼可亲地说服教育。他一直致力于人格平等、互相尊重的道德原则，将人道主义精神贯穿始终。

许地山始终是以平民的身份来写真实的生活，他像“花生”一样，具有讲求实际、埋头实干的品质。求学期间，在与泰戈尔交往中了解到了“美”与“善”的核心，创造了“爱”与“美”的文学基调。他笔下并没有什么大英雄形象，大都是生活在平凡世界中的底层人士，而是要“为那环境幽暗者作明灯，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2]他的作品更多是对现实人生的正视，对被凌辱被压迫者的同情，充分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商人妇》中的惜官本与丈夫过着幸福生活，但丈夫去新加坡做生意后就另娶妻室，并将她卖与他人，命运实苦的惜官逃离苦难后，淡然看待人生的安排，得出“要把眼前的事情看开才好”的人生哲学。《醍醐天女》引用印度神话故事，描写了一个女人在丈夫受伤后勇敢坚强地去寻找帮助，为自己的丈夫撑起一片天。《人非人》通过男同事视角，写出陈姑娘为了帮助革命者的家庭，每天进行着职业变换，却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后期现实主义作品《春桃》也写出了底层劳动女性在生活中并不依靠男性生存，对正常的封建伦理提出挑战，争取独立的人生境界。童话《桃金娘》中村子里的人都觉得桃金娘不详，对她怨恨至极，就连姑母也讨厌她。但桃金娘并没有怀恨在心，而是当人们有难时尽心帮助，得到了人们的喜爱与赞美。许地山笔下的女性人物都默默地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身上都有佛道教的慈悲与基督的博爱，平静地迎接每一个挑战。

他的人道主义不仅体现在小说中，在散文中也有所体现。《愿》中通过夫妻对话，引出济世的愿望——丈夫愿做调味底精盐，把自己底形骸融入，“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债》中寄居在岳母家的书生正是人道主义的化身。书生关注人民的苦难，认为“我欠了所有的债，看不得贫苦的人们过着更加艰难的生活；如果自己呆在舒适的环境中，而社会上有人却吃不饱足时，自己也断不能在这里安心享受”。许地山从创作之始把文学分为“怡情文学”和“养性文学”，他更重视“养性文学”，认为“它是活动的，是对于人间种种底不平发出底轰天雷，作者着实把人性在受压迫底状态下怎样挣扎情形写出来，为的是教读者能把更坚定底性格培养出来”。[3]他的作品论证了这一观点，将下层妇女形象搬上舞台，真切地描绘她们的生活状态和悲剧命运，更多地触及她们内心深处。尽管女性形象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人物都具有逆来顺受、宿命论的观点，却也蕴藏着令人肃然起敬的坚强性格和生活意志。茅盾曾在《落花生论》中对他笔下人物表达敬意，“命运观里蕴含着奋斗不懈的精神，甚至可以作为治疗青年消沉颓唐的血清注射的精辟论断”。[4]这正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

许地山善于在具有崇高品质的劳动人民身上寻找精神寄托，将人道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立场，秉持“爱”与“美”的创作风格，使笔下的人物在生活中有直面人生惨淡的勇气，这是许地山对人性道德的美好构建和向往。

三.理性的宗教意识

众所周知，许地山身上有着浓厚的宗教意识。许地山自中学毕业后前往缅甸仰光的华侨中学教书，异国环境、宗教风情对他的生活影响极大，并对佛学产生极大兴趣。1916年许地山回国在中学做教师时，曾经加入伦敦会基督教会，但他逐渐对教会中宣扬的教义理论不赞同，他所追求的是宗教之外的人道与自由，并不专对一个宗教进行研究，而是扩展其他领域系统研究。1920年获得燕京大学文学学位后，进入神学院研究宗教。之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等学科。他认为揭示宗教神秘的面纱是十分有趣的，要为宗教研究开辟新纪元。

五四期间，中国爆发了一场非基督教运动，知识分子高举“科学”大旗，反对封建迷信的宗教观念和外来文化的侵略。当时社会宣扬的都是以科学代替宗教，主张把宗教排除在外。在这一潮流中，只有周作人、钱玄同等人采取理性的宗教态度，在《晨报》上联名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宣传“信仰自由”和“理性自由”。许地山也参与其中，发表《宗教的生长与灭亡》一文指出“宗教乃人类对于生活一切思维，一切造作，所持或显示底正常态度……。”[5]对宗教进行理性分析，认为宗教在一些方面可以达到调和的效果。1923年许地山又在《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中论述我国的宗教与其他的教义并不相通，指出必须要用理性的态度，客观冷静地分析宗教的特点、性质及各个时期中国排教缘由，协调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与理性判断。

许地山用宗教作为文学作品的底色，创造风格不同于“五四”其他作家。沈从文评价其作品“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绪毫不牵强地调和在一起”。[6]作品中蕴含着大量的宗教观念，体现出“入世”和“出世”的人生哲学。同时整体格调上又蕴藏浪漫情趣，将自我思想情感融入作品中，形成独具一格的创作基调。如《命命鸟》中将佛教意象融合于爱情故事中，在作品中表现出对现实人生本苦的思考和实现自我人格价值的超越。《商人妇》与《命命鸟》相比，更多地是对苦难的理性态度，有着“在希望的鼓励下承受着更多地艰难”的精神内涵。惜官在苦难中并没有以死求解脱，作者设计偶然，让惜官接触基督教义，从中保持一种积极的宿命观，。在《东野先生》中塑造了一位圣人形象，东野先生不顾革命暴力，提倡用教育改革社会制度并扶养烈士遗孤，表现对道德之爱的肯定。《玉官》不同以往的宗教浪漫情调，而是将现实主义与宗教色彩相合，体现出从利己主义走向无私奉献的利他主义的赞扬，认为宗教是造福人类的美好思想。此外散文《愿》、《香》等也体现出宗教文化，借助各类意象来表现对现实人生的情感抒发与理性思考。

许地山一生与宗教结下不解之缘，在各种宗教领域都有所建树。作为“五四”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的他另辟蹊径，通过宗教意识来书写现实人生，合理运用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各种宗教精神来重建国民的价值信仰，始终站在理性立场分析宗教道义，表现出对生命的独特思考。

作为生活在“五四”精神氛围下的现代知识分子，许地山身上自始至终带有爱国、民主、科学、人道和自由等文学精神。虽是“五四”时期创作大军中的一员骁将，但他有别于辛辣讽刺，对社会绝望的鲁迅，不同于冰心的超人哲学和对“爱”与“美”的美好憧憬，也不同于廬隐笔下的沉郁苦闷，而是通过作品表现出宗教色彩和异域风情，抒发人性至善的理想信念。许地山的人生观是在实践中认识真理并运用到文学创作中，他有对时代变革的警觉，其理想信念、创作基调都传达出“爱”的核心，完成了从理想主义者到现实主义者的蜕变，是知识分子从彷徨、苦闷走向坚定积极的一种典型。

参考文献

[1]周俟松、杜汝森.许地山研究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91.

[3]沈从文.论落花生[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19.

[4]安春华.“耶稣就像落花生”——论许地山小说中的宗教情结与入世情怀[J].名作欣赏，2009（04）：61-63.

[5]文学武、丁晓萍.汪曾祺与五四文学精神[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03）：175-182.

注 释

[1]许地山.劳动底究竟[J].新社会，1920（17）.

[2]周俟松、杜汝森.许地山研究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166.

[3]周俟松、杜汝森.许地山研究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167.

[4]周俟松、杜汝森.许地山研究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185.

[5]许地山.宗教的生长与灭亡[J].东方杂志，1922（19）.

[6]沈从文.论落花生[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19.

（作者单位：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