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琴塔娜

内容摘要：“犯中见避”艺术手法在中国古代小说上使用颇广。本文首先对“同而不同处有辨”手法溯源，并对其与“犯中见避”艺术的关系进行探微，然后在“鲁达”与“史进”的身上着眼，从“同而不同处有辨”的角度，探讨《水滸传》中人物塑造的艺术效果。“鲁达”与“史进”两个人物在性格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豪爽、重义；但相犯处又有诸多不同：鲁达性急粗莽、史进少年任气等等。“和而不同”的美学思想彰显着独特的中国民族特色，并在诸多美学领域散发光辉。

关键词：《水浒传》 “同而不同处有辨” “犯中见避” 人物塑造 美学

明代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中首次提出“同而不同处有辨”这一理论。此后金圣叹又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探讨，提出了“犯中见避法”。关于这两种理论，在学界研究领域各有发展，但尚无人将二者进行对比研究。此外，对于两种技法对《水浒传》人物塑造的研究上，主要集中于对单个人物的研究，两种人物的对比研究，尤其是“鲁达”与“史进”的对比研究，尚未出现相关论文著述。而由此引发的“和而不同”美学思想似乎也是一个新的探索维度。本文试从“同而不同处有辨”的研究角度出发，探寻其与“犯中见避法”的关系，以及在《水浒传》中对人物塑造的运用，从中西比较美学的角度看“同而不同处有辨”法，并引发出对“和而不同”美学思想的探微。

一.“同而不同处有辨”与“犯中见避”艺术

“同而不同处有辨”这一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理论，最早见于李卓吾的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三回总评：“且《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1]（p158）这是在小说中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使用的一种文学手法，意在于共性之中表现人物的个性，达到异曲同工之妙的同时又能体现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即使同一类型的人物，也要写出其同中之异来，既要体现这类人物的共性，又要细细体味其各自不同的个性。而这种关于人物必须具备个性特征的观点在明代金圣叹的评点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在《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认为：“夫才子之文，则岂惟不避而已，又必于本不相犯之处，特特故自犯之，而后从而避之。”[2]（p222）清代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读法》中说到：“《金瓶梅》妙在于善用犯笔而不犯也。……特特犯手，却又各各一款，绝不相同也。”也是对“同而不同处有辨”理念的延伸。[3]（p435）

“犯”与“避”的应用并不是在明清时期才开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使用，只是并非以文学专有名词的身份，而是作为单独的实词，应用于人类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中。《说文解字》中说：“犯，侵也”，“避，回也”。清代孙星衍辑录的《苍颉篇》也有“避，去也”的字样。《史记·廉颇蔺相如传》中有“望见廉颇，引车避匿。”文学领域中最早出现对“犯”与“避”的使用则是在刘勰的《文心雕龙·练字第三十九》中，“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这段文字意在阐述作文时遣词造句的注意事项，首次将“犯”、“避”应用在文学创作领域，并引申出文学作品的审美标准，甚至暗含了褒贬的意味。唐代司空图也曾提出“语不欲犯，思不欲痴”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金人王若虚对于“犯”有不同的见解，他的《滹南诗话》中有：“物有同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见，语义之间，岂容全不见犯哉？”这是文学家们开始对“犯”的使用思维更加辩证的表现。虽然文学家们已经意识到“犯”与“避”的运用，然只集中在诗文的创作和批评领域，而到了明清时期，“犯”与“避”才开始频繁出现在小说批评领域，并以金圣叹为代表，形成“犯中见避”的中国古代小说独特写作技法。“犯中见避”的艺术辩证法是在小说中对人物艺术形象的塑造以及情节往复的安排上所运用的一种艺术手法。这种技法不仅体现在对小说人物性格的共性与个性的问题上，还体现在作者对小说情节、场景等方面的安排上于重复中寻求变化。

“同而不同处有辨”可以说是最早意识到“犯”与“避”的巧妙应用给小说人物塑造带来艺术魅力的理论，是“犯”、“避”理论在小说领域的发展。此后的文学批评家结合诗文领域“犯”与“避”这两个术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犯中见避”的小说写作技法理论。

二.“同而不同处有辨”在《水浒传》中对人物塑造的运用

小说艺术的核心，就是抓住人物性格特点塑造不同的人物类型。《水浒传》在人物的塑造上独具造诣，容与堂本称赞其“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1]（p158）“鲁达”与“史进”在《水浒传》中是十分有可比性的两个人物，张少康在《中国批评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中写道：“鲁达和史进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作者写来完全是两个性格鲜明的不同的人。”[4]（p253-254）

“鲁达”与“史进”二人有一个共同的性格特点便是豪爽，或者说这是梁山好汉普遍具备的性格特点。他们不仅豪爽，还十分讲义气。所谓“铁肩担道义”，英雄首先必须具有正义感和担当意识。“史进”听到少华山上“有强人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消息后，他立即想到强盗“必要来薅恼村坊”，于是立即杀牛置酒，“请这当村里三四百史家庄户，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齿坐下”商议，建立起了一个“递相救护，共保村坊”机制，以此维护村庄安全。“陈达”被缚，他的兄弟“朱武”、“杨春”两个使了个苦肉计，甘愿自缚来投以便救出“陈达”，哭着我兄弟三人虽不同日生，，但求同日死！“史进”深感其义气，因而好酒好菜招待一番放他们回山。以上种种都体现了“史进”豪爽重义的一面。[5]（p8-12）

“鲁达”与“史进”初遇一面如旧，“鲁达”这样一个豪莽的汉子也十分有礼，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于是邀请“史进”去最有名气的酒楼吃酒。路上碰到“史进”的开手师父“李忠”，单是这一个原因，便足够“鲁达”拉上“李忠”一块儿前行，友人之友即是吾友，颇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味道。吃酒时为萍水相逢的金公父女抱不平，对其他二人说“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史进”、“李忠”劝了好几回才罢，又决然将身上的全部银两赠予。这里不仅写“鲁达”的急躁，他为人仗义豪爽的特点也表现的十分鲜明。[5]（p13-15）

同样是豪爽的个性，却能看出“鲁达”与“史进”的不同来。“史进”犹然带着少年的率真和任性，他听见“王进”说他的棒赢不得真好汉便大怒，喝道：“你是甚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扠一扠么？”冲着“王进”喊道：“你来！你来！怕的不算好汉！”“史进”的父亲“史太公”算得是个土地主，有一份家业，家境殷实的“史进”尚未经历江湖险恶，豪爽中还带着少年气，骄傲易怒，火气也去的快，比试输了倒头便拜，认“王进”作师父。而“鲁达”的豪爽中则透露着一股“莽”劲儿，在“鲁达”的身上能感受到大开大合的绿林之风，这点上与“李逵”正有相似之处。“鲁达”性急，去吃酒时，“李忠”想要卖了膏药再与二人同去，“鲁达”却等不及：“谁奈烦等你，去便同去。”转身便气势汹汹地赶走围观的人，高喊着“不去的洒家便打！”粗鲁急性的性格在这短短的几句对话中跃然纸上。他在酒楼吃酒时，因着是自己请客，便便一屁股坐在主位，而不是像“宋江”那样什么事都喜欢谦让一番，其豪爽不拘小节的形象跃然纸上。吃酒时被哭声所扰，他急躁的将碟子杯盏都丢在楼板上，立刻叫来酒保询问缘由。听说了“郑屠”逼迫金公父女的事情后，狠狠“呸”一声，立身就要去教训教训这个“镇关西”。高喊“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处处都能体会到“鲁达”的性急和莽劲儿。[5]（p8-15）

“鲁达”与“史进”的相犯处还有二者的一身花绣。《水浒传》一百单八好汉中，以刺青为绰号的至少有三人，其中便有“鲁达”与“史进”。刺青文化在中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摩尔根认为文身早先是原始部落图腾和氏族的标志。在隋唐之前，刺青活动主要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地区刺青习俗兴盛大约是在中晚唐时期，中唐诗人张建封《竞渡诗》有云：“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是描写竟龙舟时比赛船手们不服输，脱下上衣露出满身刺青要求再决雌雄。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卷八·黥》中也有对文身者的描写：“上都街肆恶少，率髡而肤劄，备众物形状。……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劄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可见在当时刺青艺术已经炉火纯青，能在身上绘出山水亭院、花鸟鱼虫等诸多繁复图样。刺青在古代文学作品中除了特殊的活动——如赛龙舟时据说在肉身上刺刻花纹，下水可以免受蛟龙的伤害（如《竞渡诗》），其余多在恶少等地痞流氓类的人物身上见到（如《酉阳杂俎》）。

“史进”是梁山中最早出场的人物：“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4]（p6）可谓是英俊潇洒，少年任侠。鲁智深出场却并未显出他的刺青，而是在他出家后方才有段简单描写：“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来，把两只袖子缠在腰里，露出脊背上花绣来，扇着两个膀子上山来。”[5]（p21）相较于“燕青”甚至是“史进”刺青的细致描写，“鲁达”刺身的开场描写可谓是一笔带过。在第四回，也是从杨志的视角进行侧面描写：“只见一个胖大和尚，脱的赤条条的，背上刺着花绣，坐在松树根頭乘凉。”[5]（p76）虽是写刺青，但是也侧面写出了二人的形象：同样是赤膊，“史进”是银盘似的面皮，身上是赫赫青龙；而“鲁达”是褪下直裰、袖子缠腰、树下乘凉的质朴形象，写出了“史进”的灵秀和“鲁达”的粗朴。《水浒传》给“鲁达”、“史进”安排一身花绣，是想借此彰显他们身上与普通人不同的特点，显示水浒好汉身上反叛的精神，那种浊中带清的水浒气。

“鲁达”与“史进”，他们一身花绣刺青，还有性格中的豪爽重义无疑是相同、相犯的部分，而两人性格中不同、相避之处则又在细微处体现出来。“史进”豪爽中带着少年的骄矜和不羁，还有些蠢蠢欲动的叛逆因子；“鲁达”则是豪爽中带着急性，带着些莽劲儿。

三.“同而不同处有辨”艺术手法的意义

在中西比较美学中看中国小说的“犯避”艺术，具有独特的中华民族美学特质，是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在不断发展中演变出来的，具有辩证思维的艺术理念。覃治华在《中西方小说人物艺术比较》中提到：“19世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又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方法，他们不但写个性而且展示人物气质、才能、心智、感情多方面的复杂混合及其发展过程，并展示由人物个性所形成的社会与生活，通过一个人的历史来揭示时代。”[6]（p34）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与中国古代不同，他们主张以人为本，更注重民主化、自由化、人与神的统一，因而从希腊文化开始，文学作品中人总是第一位的，他们通过人物个性的张扬来展现和揭示社会与整个世界，擅长通过细腻的心理和语言描写来展示人物的个性。而中国古代儒家大一统的观念和“中庸”、“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家更加注重集体性和共性，这便是所谓“和”。《国语·郑语》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礼记·乐记》云：“和，故万物皆化。”

古希腊先哲毕达哥拉斯认为，只有从参差相异的事物中才能产生和谐的美。“同而不同处有辨”这种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手法，与这为希腊先哲的观点颇有着殊途同归的趣味。它通过动作、语言、神态等诸多描写，描写多种小说人物的共性相“犯”处，同时又在细节描写上不吝笔墨，避开共同点，于细微处彰显人物的独特个性。这种别具一格的中国古典美学技法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深刻影响，小说人物的身份、成长环境不同，他的人物性格、处世态度和表达方式必然有其个性的特点；此外，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水浒传》这种一百八人齐聚梁山的小说背景，梁山好汉定有其互相吸引的共性存在，利用“犯中见避”的艺术手法，寓个性于共性之中，使小说人物形象更加传神逼真。

这种方法虽然在明清时期才被人们在小说批评中不断提及，但这种美学思想却由来已久，在古典园林建筑美学中体现尤为明显。汪洪澜在《月明华屋，中国古典建筑美学漫步》中提到：“中国古代建筑很早就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审美体系，其中包括许多视觉审美法则比较突出的一个形式上的特征是均衡对称。”[7]（p114）这种均衡对称的建筑美学观念应用在城池建造中，也应用在园林设计中，是中国古代“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理念的彰显。徐向阳在《中国古典园林建筑景观美学义理发微》中也指出：“中国建筑注重群体美、环境美与气韵之美。寓统一之中有灵动，变化之中有整一，是美学的基本法则。”[8]（p114）可见于共性之中表现个性，和而不同的美学思想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具有悠久的历史，并在文学、建筑等诸多领域有所发展。

参考文献

[1]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明容与堂刻水浒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林乾主编.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第3、4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3]朱一玄.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金瓶梅》资料汇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施耐庵.水浒传.[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7.

[6]覃治华.中西方小说人物艺术比较[J].青海师专学报，2008，28（06）.

[7]汪洪澜.月明华屋，中国古典建筑美学漫步[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8]徐向阳.中国古典园林建筑景观美学义理发微[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6（04）.

[9]王小轩.明清小说评点中的“避”与“犯”[D].辽宁：辽宁大学，2014：4-5.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