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王阳明“知行合一” 思想

2023-05-30丁玉龙

今古文创 2023年16期

丁玉龙

【摘要】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历程中，“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一直备受瞩目，从先秦诸子到宋明理学家都对这一问题保持了关注，直到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才为中国哲学发展史“知”“行”关系的探讨画上了终止符。本文旨在梳理“知行合一”的思想脉络，并从理论依据、具体内涵及其实践能力三个方面来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价值进行粗略地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知行合一；王阳明；实践能力；理论价值

【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6-006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6.019

一、“知”“行”关系的历史演进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①，在承载中国哲学史的早期典籍《尚书》中就曾提到“知”与“行”的关系问题，但是由于早期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环境，人们无法对于“知”和“行”的关系进行进一步地深入探讨和分析，因此对于“知”“行”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只能停留在比较浅薄的层面，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人们只是简单地从二者难易程度来进行阐述，但是，这确实也是中国古人的智慧，不可否认的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起点”才有了之后人们对于“知”“行”关系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探讨，或者换句话讲，我们也可以认为“知易行难”的这一理解是最早对“知”与“行”概念比对的思想结论。

到了先秦诸子时期，《论语》中有记载关于“知”“行”关系的看法：“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③从《论语》中的部分对“知”“行”关系的阐述可以看到，不同于早期中国社会中对于“知”“行”关系地简单看待，孔子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对该关系进行解释的：孔子将“知”与“行”联系起来从同一层面来进行说明，在他看来，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学习，而学习的目的就是“知”，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也就是说在孔子那里，“知”和“行”的地位并不是同一的，也不是对等的，从《论语》某些句章看，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行”依旧是要重于“知”的，而也正是自此开始，中国思想家们对于“知”与“行”关系问题的探讨就一直没有停歇。

等到中国哲学史发展到宋明理学时期，二程和朱熹又对“知行关系问题”的阐述增添了许多解释和说明：例如在程颐看来，“知”的地位是远高于“行”的，也就是说“知”决定“行”，而“行”是由“知”所决定、派生的，“知”可以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行”之所以能行，是建立在“知”的基础之上的，倘若没有“知”的存在，那“行”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换句话讲，只有先知才能行得，只要知存在，自然见于行，反之，自然也并不存在知而不能行的现象，如果真出现了知之而不能行，那必然是因为没有获得“真知”，而且“知得浅”；不同于二程对于知行关系的认识角度，朱熹则是从“理”的角度来进行阐述，在朱熹那里，“知”是对自己心中固有“理”的认识，而“行”则是按照这个“理”来发生的行动，在对二者关系认识的层面上，朱熹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限于篇幅原因，这里不再展开，朱熹更是提出了“知行并进”“知行并列”等观点，但却始终没有给人具体的方法去理解二者。一直到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提出才算是为在中国社会讨论了几千年的“知”“行”关系问题画上了终止符。

二、王阳明对“知”“行”关系的总结

面对“知”与“行”关系的问题，王阳明并没有简单地按照前人的路子走，而是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新路，在合理吸收了程朱对“知行关系”问题的看法和理解，王阳明认为不应该简单地把“知”和“行”割裂开来看待，而是应当“知行合一”，唯有“知行合一”才能够合理地认识“知行关系”问题，正确地对待“知”与“行”。

（一）“知行合一”思想的理论依据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程朱对于“知行关系问题”的看法和理解，是对以往哲学家关于“知”“行”关系认识的扬弃，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探讨的一大突破。在论述“知”与“行”关系问题的时候，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的“格物说”是不符合道理的，一定要让人们践行“知行合一”的思想观念。而为什么要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王阳明自己也有所阐述：“此需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两件。固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需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心中。此是我立言宗旨。”④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大背景之下，王阳明是为了让人们摒除掉受环境影响所产生的知行分离，因此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观点，他的这一学说同朱熹与陆九渊在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同的，对于朱陆二者，他们的主张都是知先行后，而王阳明却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认为知行本一、当“求理于吾心”，因此这也就催生出其另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致良知”。湖北大学的周海春教授就认为想要理解“知行合一”就必须从“致良知”出发：“对于还原‘知行合一思想的本来面貌和进一步地补充，首要出发点就应当从王阳明‘致良知的思想出发。”⑤笔者部分认同此观点，但不同意将二者紧密结合的看法，“致良知”只能作为了解“知行合一”思想的背景，不能将二者完全混同起来，二者应当属于相互补充、相互佐证的关系。

（二）“知行合一”思想的具体内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也就是说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可分，在王阳明看来，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认知和实践是互不分开的，二者相互连接，相辅相成；另一方面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前提，借用其“良知说”来进行说明就是行为要在“致良知”的基础上，而不是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借口。当我们对其本来面目进行考究时可以看到，王阳明对于“知”与“行”的理解也是独特的，中国人民大学黄仕坤教授认为“就知行本体而言，‘知为发端，事物初显时便能有‘知；‘行则不仅包括人的意念，同时还包含着人的身形，又因为意念、身形与万物的存在都是同一的，因而‘行也就是良知的开显。”“所谓‘知行实则唯一，二者不过是‘致良知功夫的两个方面。”⑥而关于“知行合一”的具体内涵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吴光研究员也有所表述：“概而言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主要有三点：第一，知与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所谓‘过程是指理解和实践的过程。其次，‘知和‘行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知是行的起点，其指导行，实际上真正的知不仅能够行，而且已经在行了；行是知的最终结果，真正真诚的行在过程中已经有了自己自觉和感性的知……第三，在知与行的过程中‘行的根本目的是彻底克服‘不善的念，进而实现至高无上的善，这本质上是一个道德修养和实践的过程，究其根本，王阳明将‘知称为‘我良知的天理，而他所谓的‘行则是‘将我良知的天理应用于万物的道德实践。”⑦通过对两位学者的研究比较起来，可以看出无论是将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分成三部分来看，还是两部分来看，其基本内涵都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知”与“行”的统一是不变的，在王阳明这里，“知”和“行”就是不能割裂的一部分，它们是相互依存，且不可被分割的。

（三）“知行合一”思想的实践能力

东南大学陆永胜教授认为“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作为两种不同的创新形式来看，從理论上，其为‘知行合一思想的实践能力提供了一种理论的效力范围；而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其又立足于具体现实的时代生活之中。从这两个角度的意义上来看，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实践能力就体现在其有限度的实践价值上，换句话讲，其实践能力的具体表现则是既为心与事的统一，又是思想视域同势的统一。”⑧在这个基础上，想要深入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实践能力首先就要清楚其“心即理”的哲学思想及“良知说”的内容，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不再对其加以说明，因此就简要谈一下其实践能力。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朱熹基于理先气后的哲学观，强调知先重行，并提出知行互发并进，王阳明因此痛砭时弊：“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⑨王阳明强调“真行”，即是要保证行与知在德行意义与价值取向上的绝对一致性，这可体现为两个面向：一为意识层面的依知而行的自自然然，绝无将迎意必之间隔；一为实践层面的德性与德行的统一，即“行为的合法性”与“意向的道德性”的一致。从中可以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究其根本而言一方面是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在道德层面的理想实践，另一方面确实是为了矫正当时的社会学子对“知”“行”侧重看待的不一致，以保证学子们可以“知”“行”并重而不忽视其中一方，因此“知行合一”思想的实践可以说在当时是极其重要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学术氛围，让求学者、治学者不仅仅着眼于“知”或者“行”其中的一部分，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并重地看待，进而催生出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不是仅仅专注于理论或者实践的“跛脚”学生。

三、王阳明“知行关系”思想的现代价值

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有了初步认识和理解之后，立足于现当代，把握和剖析其思想的理论价值是必要的，如何吸收其思想精髓、加速社会文化发展是要点。

第一点，深入理解和践行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首先，加强创新性发展，这也就要求既要在认识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合理吸收其精华，又要立足于现代社会做出不同于往常的新诠释。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前进的方向，其注重经世致用、致知力行的方式方法对于社会道德建设等具有明显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净化社会风气、加强社会公德、个人品德，并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进行合理地扬弃，忽略掉其主观唯心主义部分，关注其面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的合理性观点“知行相互统一”，然后对其进行创造性发展，扩充“知”和“行”的内涵，以求增强文化自信。

第二点，王阳明关于“知行关系”的思考有助于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个人反思能力。例如在学习先进思想的过程中，可以借用王阳明对“知行关系”的思考结论，做到“知行合一”，一方面对所学思想的内容和内涵进行理解和认识，同时还要在内化于心的基础上外化于行，将其通过自己的行动展现出来，换言之，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正如同王阳明对“知行关系”的认识，“未有知而不行”，因此只是单纯地去学习了解所学思想的内容、知识，但是却不去实地行动、实践，这样是无法真正了解这一思想内涵的，只有在认识理解其内容的基础上去切实实践，才能够真正地把握、提升道德修为，强化实践能力，让自身在“知”与“行”合一的基础上推动其更高层次地内化于心。同理，在日常生活和学习的过程中，也可以借助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时常对自身进行反思，检查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不是纸上谈兵、夸夸其谈，在日常生活中联系“知行合一”，从“知”中去实践“行”，再反过来从“行”中去思考“知”，最后使“知行合一”，在不断的反思中进步和发展。

“知行合一”的思想是王阳明对“知行关系”问题的一大总结和对历史研究该问题的集大成，至此，中国哲学史关于“知行关系”的理解正式走向“知行合一”的途径，无论王夫之还是后世明清思想家对于知行问题的研究都没有脱离“知行合一”的范畴，但是我们也要注意的是，对该思想进行批判地继承而不是全盘吸收是必要且必须的。

四、总结

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在当今时代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此外，其中也包括不符合现实社会的弊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是基于当时的历史现状而做出的关于“知行关系”的解答和阐释，这是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存在的，而随着这一语境在当代社会的转变，“知行合一”其原初的理论效率和实践能力范围就难免要转化为当代才能够被合理地吸收和接纳，要看到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其中具有的局限性，正确地把握其思想内涵，才能够对于创新和发展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产生有利影响，只有对其思想进行合理地扬弃之后再进行吸收，如此方能真正学习理解，并以身体力行之。

注释：

①源自《尚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②杨伯俊译注：《论语·季氏篇》，《论语译注》（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③杨伯俊译注：《论语·学而篇》，《论语译注》（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④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⑤周海春、韩晓龙：《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109-117+176页。

⑥黄仕坤：《王阳明“知行合一”新论——基于心物一体存在视域的分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8-25页。

⑦吴光：《王阳明“知行合一”论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29-32页。

⑧陆永胜：《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效力与实践能力》，《江淮论坛》2020年第6期，第106-113+197页。

⑨王阳明著，吴光、钱明等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参考文献：

[1]钟俊平.“知行合一”思想的历史嬗变[J].学理论，2018，（08）：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