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融入高校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思政的内涵与实践路径

2023-03-21王娟

大学教育 2023年24期

［摘要］桂林既有得天独厚的山水文化、历史悠久的廉政文化，又有被誉为“中国传统词学最后辉煌”的临桂词派，还有民俗文化和道文化等，这些资源均可用来充实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教学。教师通过课堂讲授与讨论、课外阅读与探索、文学历史现场教学等，在教学实践中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能够让学生更好地领悟古代文人的精神和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为推动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一份力量。

［关键词］地方文化；桂林；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思政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23）24-0106-0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1］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2］，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诚然，一座城市蕴含了灿烂的文化，我们应该付诸实用。面对桂林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本地高校教师应该将其当成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用传统的、特有的本土文化元素充实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思政教学该如何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讲什么，怎么讲？教师要把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提炼出来，即回答“讲什么”的问题；要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实践，从而达到凝聚思想共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进而丰富历史文化滋养的目的。

在广西桂林这块土地上，有着突出的山水文化、丰富的廉政文化，清朝末年还出现了引领全国词坛的临桂词派，以及有史料记载的民俗文化、道文化。

一、桂林山水文化

桂林山水秀甲天下，桂林山水文化基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而生成，包含山水的物理形态、山水之中传达的精神价值，和山水诗歌等共同构成一个文化体系。桂林山清、水秀、洞奇、石美，杜甫的“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韩愈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都是描述桂林的诗句。后世，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多的文人来到桂林，留下他们的印迹与诗词篇章。

（一）赞桂林整体山水之胜

北宋时期的李师中于嘉祐三年（1058年）到桂，为官四载，有诗词文多篇，其中《蒙亭记》一文赞美桂林地方美好、山奇水秀，然似被天地密藏，待人发掘。

黄庭坚于崇宁二年（1103年）因“谤国”的罪名被贬广西宜州。途经桂林时，泊舟榕湖北岸，留下《到桂州》一诗，描绘了桂林的景色和诗人的心情。

南宋时期，范成大于乾道二年（1166年）出任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市）知府，后作《桂海虞衡志》（《志岩洞》一篇中记录了读书岩、伏波岩、叠彩岩、水月洞、龙隐洞、龙隐岩等诸多景观），并在《志岩洞·序》中说：“余尝评桂山之奇，宜為天下第一。” ［4］南宋诗人刘克庄曾以“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概括桂林山水的特点。

（二）形成“二十四岩洞”“八景”景观文化

南宋赵夔曾于绍兴末年游桂林，遍访诸岩洞，写下了《二十四岩洞歌》，吟咏伏波岩、读书岩、叠彩岩等十二岩和栖霞洞、白龙洞、水月洞等十二洞，并分别予以品评，专咏桂林岩洞奇观。

元代吕思诚提出“桂林八景”，以八首诗分咏桂岭晴岚、訾洲烟雨、东渡春澜、西峰晚照、尧山冬雪、舜洞秋风、青碧上方、栖霞真境。

清代朱树德描绘了续八景（叠彩和风、阳江秋月、壶山赤霞、独秀奇峰、北岫紫岚、榕城古荫、南溪新霁和五岭夏云），并为十六景各赋五言诗一首，续八景每一景配小文，简单介绍景观风貌和人文历史。之后，他将描摹的十六幅美景和诗文汇成《桂林八景图说》。继元代老八景、清代新八景之后，当代发展成新二十四景。

（三）吟咏著名景点

桂林美景吸引了众多文人的目光，其中有些景点颇为突出，如訾洲。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在任柳州刺史期间，曾赴桂林参加桂州裴中丞主持的游宴活动，作有诗文，其《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亭记启》称赞“是亭之胜，甲于天下”［5］。后世文人题写訾州者颇多。张孝祥、刘克庄、张釜均有赞美訾州之篇章。其他如还珠洞、山风洞，文人题写也比较多。

为了更好地欣赏山水，文人政客们特意修建亭台楼阁，如逍遥楼、湘南楼等。李彦弼有《湘南楼记》，写登临气势宏伟的湘南楼就可以把桂山漓水的千姿百态尽收眼底。刘克庄有《中秋湘南楼饯张昭州》，元代伯笃鲁丁有《逍遥楼》。他们的诗篇都记载了逍遥楼这一历史名胜的魅力。

秀丽奇特的桂林山水同文人雅士的诗文一起构成了桂林的山水文化，这是桂林文化的瑰宝。

二、桂林廉政文化

桂林于奇山秀水间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中，廉政文化是极为突出的。宦游桂林诸人之中，清官廉吏辈出，他们重民、爱民，对老百姓进行文事教化、德治教化，匡正世风民俗，留下了为官清廉、为民造福的好名声。我们可以从先贤留下的文化遗产中感受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一）清廉为政、爱护百姓

唐宋时的桂林被视为蛮地，充盈着会伤人性命的瘴气。北宋名臣、龙图阁学士梅挚于景祐元年（1034年）任昭州（今广西平乐县）知府，让他对瘴气有了深刻的认识。梅挚认为，官场腐败比自然瘴气更可怕，由此写出了针砭时弊的《龙图梅公瘴说》。此文得到清廉正直的官员和有识之士的赞同，影响深远。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朱晞颜以其“深入瘴乡”的经历，深感梅挚箴言，将《龙图梅公瘴说》刻于龙隐岩，以警世人。他还写了一篇文字两倍于正文的跋文，对“五瘴说”予以阐释。他认为，即便是京畿地区之人，只要沾染“五瘴”也会死于非命；如若没有此“五瘴”，所谓瘴乡也如同中原地区。“然则岭土能瘴人耶？亦人自为瘴耶？” ［6］读者自明。

李师中在桂先后任广南西路提点刑狱等职，他在审理刑事诉讼时深感民治之重要，于是写了一篇《劝农事》，并将这篇文告刻在龙隐岩中，不仅教育民众，而且指出地方官员要对本地治安状况负责任，需以友好亲善的态度做好民众的教育和引导工作，这体现出李师中重民、爱民的思想。

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于淳熙二年（1175年）到桂林任静江知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在桂四年，颇有政声。他主张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弘扬先贤正统文化，通过教化手段来治理社会，以改变当地落后的社会风俗。他亲书孔子《论语·尧曰》“问政”一章作为座右铭，悬挂于官署厅堂之上，与官员们共勉。此外，他还大兴府学，传播理学思想。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詹仪之就任静江知府，他将张栻所书《论语·尧曰》刻石于普陀山弹子岩，意在让各级官员存念于心。

南宋名臣方信孺于宋嘉定六年（1213年）春到桂林任提点刑狱兼转运判官。其父方崧卿在此前20多年曾在广西任转运判官，多行善政，赢得了民心。为了褒扬父亲的美德、彰显父亲的功绩，也为了警示自己，方信孺请被贬谪到融州（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易祓书匾，将“世节堂”三字刻于龙隐岩和龙隐洞之间小路旁的岩壁之上，以示世代永葆节操。而此路正好是官员们出东城观稼、履行劝农公务的必经之地。方信孺在任期间，的确做到了“政简刑清，所至不扰”，不以政扰民，使百姓安居乐业。

（二）重教化、兴教育、正士风

南宋诗人范成大于乾道七年（1171年）以集英殿修撰出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乾道九年（1173年）到任。范成大主政桂林期间，修缮古迹，褒奖士类，曾在伏波山登山道上依崖临水建癸水亭，作《癸水亭记》，传递出收复失地的志向和信心。范成大注重兴教育人，以地方官身份宴请中试举子，并作《淳熙元年秋九月桂林鹿鸣燕太守范成大赋诗以劝驾云》，赞美桂林人杰地灵，夸奖新科举子们才华横溢，鼓励他们继续奋发进取，饱含父母官对举人们的殷切期望，希望广西多兴文事，教化边民以图发展。

南宋的王正功于庆元六年（1200年）赴桂任广南西路提点刑狱权知府事。次年乡试过后，在为新举人举办的鹿鸣宴上，王正功赋《鹿鸣宴劝驾诗》二首，歌颂桂林自然之美、人才之盛，并劝勉学子未来再创佳绩。而其中的“桂林山水甲天下”也成为千古绝唱。

三、桂林文学流派

自宋代江西诗派之后，地方文学流派蔚起。而文学家、文学流派的出现和成长，必须以厚实的文化土壤为依托。广西历来偏处一隅，旧时是瘴疠丛生、贬官流放之地。梁启超说：“广西崎岖山区，去文化圈绝远”［7］。况周颐也在《粤西词见·叙录》里用“地偏尘远”“地又卑湿”来评价广西。但广西人具有对开拓发展的追求。“广西地处偏远，于是有志之士更渴望走出广西、争锋中原，如此的渴望成就了在开拓中求发展的粤西精神。”［8］已得青山绿水滋养的杰出词人，在清代从临桂一隅走向全国，到晚清出现了在全国引领词坛风气的广西人王鹏运和况周颐。在二人影响下，形成了地方文学流派——临桂词派。

临桂词派在晚清民国时期兴起，因该派创始人、领袖王鹏运和主将况周颐均为广西临桂人而得名。叶恭绰曾以“桂派”称之，蔡嵩云沿用这一称呼，并给予高度评价：“清词派别，可分三期。……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余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9］

以王鹏运为首的桂派，词格“高”，词法“严”，是晚清唯一的一个词派，是当时的“词学正宗”。广西之所以在晚清出现了引领全国的词学流派，同广西这片土地以及在广西播撒过文化种子的人密切相关。这片由北回归线横贯而过的土地，峰峦清奇，江山秀丽，颜延之、元晦、柳开、柳宗元、苏轼、秦观、黄庭坚、范成大、张孝祥、解缙、王守仁、徐霞客、于成龙、康有为等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在这片土地上，出现过国家级的汉代经学家陈钦、陈元父子，出现过中国第一位著书弘扬佛教的牟子，这片土地还养育过唐代著名诗人曹邺、曹唐及历史名臣周渭、蒋冕、袁崇焕、陈宏谋。

就词体而言，唐宋元三代的广西词学创作呈沙漠化的状态。明代成化至嘉靖年间才出了一个全国闻名的人物——蒋冕。他以勋业、理学著称，官至户部尚书，也是况周颐《粤西词见》中收录的唯一一位明代词人。清代粤西词渐有起色，从乾嘉年间的谢良琦、冷昭、朱依真到道咸年间的龙启瑞、王拯、苏汝谦、周尚文，已是“派别具存”，再到晚清的王鹏运，更是“大昌词学”，临桂词派自然而然地形成，只是到王鹏运时更加壮大、成熟。广西前辈对况周颐词学之路有重要影响，“况周颐之所以会提出这样的词学理论，之所以有当时词坛翘首的地位，之所以会成为临桂词派的核心人物，就在于他是有根基的，他的词学素养、词学观是有广西地域文化渊源的”［10］。

临桂词派的产生发展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同粤西、北京、上海三地的地理空间对应。粤西是一片偏远淳朴的乡土，为临桂词派产生的渊源所在；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是临桂词派的发展壮大之地；上海作为新旧文化碰撞的前沿阵地，是临桂词派的影响延续之地。走出广西，走向全国，对王鹏运、况周颐、临桂词派意义重大［11］。

19世纪中叶，时事剧变，文化转型，传统学术和文艺通过革新、演变，亦随之转型。临桂派词人拟将歌词创作用于社会实践，跟上变革潮流，但又不脱离传统的承续。临桂词派标举重、拙、大宗旨，于突破与坚守中，增強歌词创作对于社会变革的适应性，既为传统词学创造最后的辉煌，又为传统词学的转型寻找出路。临桂词派是中国古代词学史上最后一个词学流派，代表着中国传统词学的最后辉煌，在词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12］。

四、桂林民俗文化、道文化

流觞曲水起源于中国古老的大型民俗活动——修禊。从唐代起，文人墨客南来桂林，便将这一民俗介绍到了桂林。李彦弼的《八桂堂记》记载了时任广南经略使的程节筑圃为堂、种植丹桂、兴建山水园林并命名为“八桂堂”之事，其中写到桂林绝景之一的流桂泉：“轮吸清漪，筒奔迅注，泛兰舟而载雕觞，环嘉宾而算醇醪，是为流桂泉也。”［13］文人雅士流觞曲水，平民百姓亦来此游赏胜地，参与修禊活动。

桂林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与道家的“道”紧密相连，可以成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完美注脚。桂林自宋代以来就有道教活动，以刘仙岩的道教文化最为突出。刘仙即宋代刘仲远，号大空子，在桂林南溪山修炼得道，是广西历史上流传的一位让百姓和官员顶礼膜拜的本土道教神仙。李师中、曹辅、梁子美均留下相关诗篇。宋宣和四年（1122年），广南西路提举常平吕渭在南溪山刘仙岩刻下《养气汤方》，具体记载了药方的来源、成分、用量、制法、服用方法以及疗效等，并强调药方来源于桂林得道仙人刘仲远。其后，历代桂林官员多宣扬刘仙得道之术，使之成为桂林道教文化的代表人物。

众所周知，全真教作为道教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在北方兴起，之后影响逐渐扩大到全国。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广西宣慰使史格受命于当朝平章大丞相，重修因战争而衰败的全真观。全真观的道长请寓居桂林的杨璧作《全真观记》载此盛事，并刻石于七星岩普陀山普陀岩。这是广西关于全真道教的最早记载。此后，在元代的数十年间，桂林不断有全真道观建立，从而翻开了桂林宗教史上颇具特点的一页。

还需指出的是，壮、汉、瑶、苗、侗、回6个世居民族长期在桂林繁衍生息、交融汇聚，多民族融合的地域民族文化构成了桂林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美丽山水，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交相辉映。

五、地方文化融入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既然身处地方，地方高校自然要具备文化自觉和社会使命感，传承地方文化，于教学过程中探索出将地方文化融入专业课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思政的具体做法如下：

（一）在教学中注重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讲述

在让学生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将中国古代文学史与桂林历史文化结合，注重讲好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广西故事。特别是宋代以后，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作品中与桂林相关者颇多，其中有寓桂文人、本地文人以及短暂游历文人。清人汪森早在康熙年间就编成了历代有关广西的诗歌、文章总集《粤西诗载》《粤西文载》。当代学者关于广西特别是桂林古代文学方面的论著也比较多，这些都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参考内容。

具体而言，在教学各个历史阶段的同时，解读寓桂文人、本地文人的优秀作品，分析桂林独具特色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探讨寓桂文人对于桂林文人、文学的影响，探讨地方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分析寓桂文人与本地文人共同组成的共存共荣的多元文化，这些关于桂林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均可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有益补充。

学生通过对相关桂林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于地方文学中体现出的中国精神、中国智慧、爱国主义、文人情怀以及修身之道能够有更深切的领会，从而激发他们对桂林文化的热爱，促使他们对桂林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传承、创新的意识。

（二）引导学生开展高质量的课外阅读

近两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中，笔者均将“探访宋元文学家的桂林印记”作为小组作业布置，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也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一方面，拓展了学生的课外阅读。从深度来说，学生会在广泛阅读后选择某位作家的作品进行精读，深入挖掘这个作家的相关著作；从广度来说，学生接触到的作家作品远超出了教材范围，阅读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或古籍、或碑刻、或今人著作。另一方面，有学生在此基础上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课题研究，在课堂外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三）回到文学历史现场，开展沉浸式实践教学

桂林在历史上是岭南名城，唐宋以来，李商隐、李渤、黄庭坚、王正功、范成大、张孝祥、周去非等文人流寓桂林，赋诗著文刻碑，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桂林本地文人在清代崛起，王鹏运、况周颐、唐景崧、刘福姚等人在文坛有较大影响。近两年，笔者组织学生参观了桂林市内的诸多碑刻，如月牙山龙隐岩的《劝农事碑》和《龙图梅公瘴说》、龙隐洞的“世节堂”、伏波山还珠洞的《淳熙元年秋九月桂林鹿鸣燕太守范成大赋诗以劝驾云》等。

在教学中，利用好桂林历史文化名城的地方资源，教学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带领学生回到文学历史现场，在碑刻、遗迹前进行实践教学，打破了空间的限制，凸显历史的现场感和实景化，给学生带来沉浸式体验，使之拥有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和艺术感受，有助于启发学生思考在历史、地理、人文等多重意蕴下文学与时代、乡土之间的关联，从而提升教学质量。

综上，笔者提炼出桂林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用特有的本土文化元素充实教学，通过课堂讲授与讨论、课外阅读与探索、文学历史现场教学等方式，在教学实践中将地方文化融入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让学生更好地领悟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和古代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以期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2018-08-22）[2023-09-20].https：//www.gov.cn/xinwen/2018-08/22/content_5315723.htm.

［2］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并讲话[EB/OL].（2020-09-29）[2023-09-20].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29/content_5548155.htm.

［3］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EB/OL].（2022-04-25）[2023-09-20].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5/content_56871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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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蔡嵩云.柯亭词论[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王娟.况周颐词学文献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