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宁宁

体罚是教育界备受关注的话题，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体罚现象由来已久。在中国有“棍棒之下出孝子”“孩子不打不成器”的说法。国外也有类似的观点，例如“省了棍子，惯了孩子”。体罚是指使用不造成个体损伤的身体暴力，其目的是使孩子经历痛苦以纠正或规范孩子的行为[1]。

在过去，体罚被认为是教师贯彻师道的重要标志。有家长甚至以此作为为孩子择师的标准[2]。而现在，人们对于体罚的态度变得多元化。一部分人认为体罚有害而无益，并呼吁“禁止一切体罚”，倡导家庭体罚立法[3]。已有研究表明，小学儿童经历父母体罚的比例达63.2%，这些个体中经历严厉体罚的占49.4%[4]。和建花[5]对儿童的研究发现，个体年龄越大，受到父母体罚的比例越小。此外，大学生童年期体罚经历与其焦虑状态、自杀自残等呈正相关[6]。初中生多数处于青春期，其身心正在经历重要的变化，亲子冲突增多，因而对冲突的解决方式也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探讨初中生父母体罚的基本情况，并以自尊和攻击性为例，分析体罚与初中生心理行为的关系，以期提供实证。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对象为山东省济南市2 所中学8 个班级的初二学生，共350 人。

1.2 研究方法

体罚的测量工具采用亲子冲突策略量表中文修订版[4-7]。该量表包括非暴力管教、心理攻击和身体攻击三部分。身体攻击又分为体罚、身体虐待和严重的身体虐待，其中，体罚量表共包括6 个项目，按照严重程度分为3 个轻度体罚项目和3 个严厉体罚项目。量表采用0～7 八级评分，0～6 分别代表在最近1 年内经历项目所列行为的次数为0 次、1 次、2 次、3-5 次、6～10 次、11～20 次和20 次以上；7 代表最近1 年内没发生，但之前发生过。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8]。体罚普遍性是指个体是否经历了体罚。根据体罚量表评分标准，只要有任一题目评分不为0，则认为该个体经历了体罚。三个严厉体罚项目中，只要有任一题目评分不为0，则认为该个体经历了严厉的体罚。在计算体罚的频繁性时，需要对问卷原始得分进行转换，评分转换方式分别为0 记为0、1 记为1、2 记为2、3 记为4、4 记为8、5 记为15、6 记为25、7 记为0。转换之后的得分之和为父母体罚的频繁性。

自尊的测量工具采用罗森伯格（Rosenberg）的自尊量表。该量表是我国心理学界使用很普遍的自尊测量工具，国内研究结果表明此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9]。罗森伯格（Rosenberg）的自尊量表采用4 级评分，分别代表项目与自身情况的不同符合程度，其中1 表示很不符合、4 表示非常符合。量表由10 个项目组成，项目3、5、8、9、10 反向记分，最终的分数越高，自尊水平越高。

攻击性的测量工具采用巴斯（Buss）和佩里（Perry）攻击问卷中文版。该问卷在社区和大学生群体中信效度良好[10]，克隆巴赫α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93。量表包括5 个分量表,分别是躯体攻击分量表、言语攻击分量表、愤怒分量表、敌意分量表和自我攻击分量表。使用5 级评分方法，1 表示不符合、2 表示较少符合、3 表示一半符合、4 表示基本符合、5 表示完全符合。量表共30 个条目，最终得分越高，说明攻击性越高。

1.3 调查方法

对2 所中学8 个班级的初二学生一次性进行调查。在作答问卷前，调查员会引导学生认真阅读问卷前面的指导语，然后按要求进行作答。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5.0 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和频率表示，差异性比较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进行描述，比较用t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初中生父母体罚的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350 份，回收有效问卷303 份，问卷回收率约为86.6%。其中，男生有154 人，女生有149 人。经历体罚的初中生有140 人，受到体罚的比率为46.2%。在经历了体罚的140 名初中生中，经历过严厉体罚的有66 人，占47.1%。不同性别学生的父亲体罚普遍性存在显著性差异（χ2=19.28，P＜0.001）。相较于女孩，父亲更可能体罚男孩。在体罚的频繁性上，父亲体罚频繁性存在性别差异，具体表现为对男孩儿体罚更为频繁。见表1。

表1 父母体罚频繁性的性别差异（±s）

表1 父母体罚频繁性的性别差异（±s）

2.2 父母体罚频繁性与自尊、攻击性的关系

母亲较父亲实施更多体罚的初中生，其自尊水平更低；而在攻击性上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2 不同父母体罚频繁性初中生的自尊、攻击性对比（±s）

表2 不同父母体罚频繁性初中生的自尊、攻击性对比（±s）

2.3 父母体罚普遍性与自尊、攻击性的关系

经历了体罚的初中生攻击性显著高于未经历体罚的初中生，在自尊上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3 不同父母体罚普遍性初中生的自尊、攻击性对比（±s）

表3 不同父母体罚普遍性初中生的自尊、攻击性对比（±s）

3 讨论

3.1 初中生普遍存在父母体罚经历

已有研究发现，从全国范围来看，15～17 岁儿童有16.9%受过体罚[5]。本研究结果显示初二学生经历体罚的比例为46.2%；而王美芳等[4]研究发现小学儿童的父母体罚比例为63.2%。说明随着个体年龄的增加，父母体罚率有所降低，初中生受父母体罚的比例要低于小学儿童。年龄较小的个体认知发展还不够成熟，当他们出现不良行为或一些被父母误解为错误的行为时，个体还不能够有效地理解成人的教导，也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说教很多时候不能快速起到父母期望的纠正或规范孩子行为的作用。在亲子冲突情境中，说教如果没有为父母带来及时的正面反馈，为了更高效地解决当前的亲子矛盾，父母就会选择体罚，甚至是严厉体罚。本研究中，经历了严厉体罚的中学生在经历了体罚的个体中占47.1%，接近一半。此外，对江苏省中学生的调查发现，约1/4 的初中生遭受体罚[11]。相比本研究，江苏省中学生的受体罚率更低，说明父母体罚可能存在地域差异。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经济水平、父母受教育水平的不同，在教育孩子的观念和行为上也存在差异。在更注重说教而非体罚环境中长大的父母，耳濡目染地学会采用说教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子女；此外，经济水平较高且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在亲子冲突情境中可能会有更多的方式去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也就降低了单一说教且收效甚微时体罚行为出现的概率。

3.2 家长对于男孩的体罚更为频繁

在父亲体罚情况与孩子性别的关系中，相较于女孩，父亲更可能体罚男孩并且会对男孩儿实施更多的体罚。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似[5]。父母体罚之所以在孩子性别上存在差异可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这可能与孩子的性别特征有关。男孩通常更为顽皮和不听话，在多次教育无果时，家长为了纠正或规范孩子的行为，只能使其吃点苦头，以增强教育效果，而女孩通常更为温顺懂事，在父母指明其错误后，便会调整自己的行为；此外，女孩的身体素质整体上不如男孩，出于对这一因素的考虑，父母对女孩体罚更少。另一方面，这也与社会文化有关。人们普遍认为男孩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要有出息，要严格教育，正所谓“严父出孝子，慈母多败儿”，而女孩需要被保护，应该温柔对待，不需要对其做出严厉的要求。

3.3 “严父慈母”模式相较“严母慈父”模式更有利于初中生自尊的维护

本研究还发现母亲较父亲实施更多体罚的青少年，其自尊水平更低，说明母亲体罚对青少年自尊的负面影响更大。已有对中学生的研究也指出，母亲教养方式中的惩罚、严厉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而父亲教养方式中的惩罚、严厉与自尊不存在显著负相关[12-13]。程学超等[14]的研究也发现母亲越是倾向采用身体和情感的惩罚，越可能导致孩子较低的自尊。这些研究都显示了母亲体罚对于孩子自尊的重要影响。其原因是，在我国母亲通常是孩子的最直接养育者。母亲对孩子做出的严厉否定行为，最有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的自我价值评价，使孩子自卑。我国传统文化中教育模式多为“严父慈母”，但在当今社会，这种教育模式似乎发生了转变。然而，就初中生的自尊维护而言，“严父慈母”模式相较“严母慈父”模式更为有利，即母亲较父亲应给予孩子更多的温情与关怀。

3.4 经历了父母体罚的初中生攻击性更高

在攻击性上，经历了体罚的初中生攻击性显著高于未经历体罚的初中生。根据班杜拉（Bandura）的观察学习理论，经历体罚的青少年可能会以父母为榜样进行学习。因为模仿是个体习得行为的主要方式之一，而父母的体罚为孩子提供了模仿攻击行为的机会。父母对亲子冲突冲动性地解决，使得孩子在面对存在冲突的情况时，更可能采用不理智的解决方法，比如斗殴。以往研究结果也表明父母体罚会正向影响青少年攻击行为[15-16]。此外，遭受过体罚的个体在其成年为人父母后，很有可能延续自己从父母那里学会的教养模式，对自己的后代进行体罚，进而影响其攻击性，形成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对于初中学生，父母的体罚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且对于男孩的体罚问题更为严重。对体罚与自尊和攻击性的分析表明，体罚对于个体的心理行为存在不良影响。因此，家庭、学校和社会需要协同努力，共同发挥育人作用，改善父母体罚现状，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被试选取地域单一，样本多样性有待提高；其次，自尊测量工具只能获取个体的外显自尊，在今后可进一步测量被试者的内隐自尊，丰富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