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23-06-15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质量工程项目（2022cjrh047）

作者简介：汪发亮（1975－  ），男，安徽繁昌人，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经济贸易系副教授，硕士，华东师范大学访问学者。

DOI：10.13685/j.cnki.abc. 000714

（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系，安徽 马鞍山 243031）

摘  要：作为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组织结构演变深受文化因素的影响。组织结构演变中的路径形成与突破涉及不同层面的文化因素，现有研究中缺乏将文化分层机制与组织结构演变进行整体互动分析的视角。研究发现，文化分层与组织结构变革存在深层互动关系。当组织内外部文化环境发生变化时，组织变革领导者必须认识到各层面文化因素对组织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通过文化视域下组织结构演变机制模型，加强组织学习，积极建构高效组织结构。

关键词：文化；组织结构；演变；机制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23）04-0021-06

组织结构是有效开发社会资源的前提。[1]每个组织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机构。组织结构受组织内部因素影响，也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组织与环境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组织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结构变革已经成为一种生存常态。[2]在社会转型、变革急剧加速的当代，国内组织面临一个复杂度、不确定性很高的环境。组织如何依据自身发展水平、结合组织内外部环境采取适当的结构变革关涉组织生存发展。如何获取精进信息，摒弃不利因素，优化形成有效组织结构，成为当下各类组织生存发展的当务之急。

本文立足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基于动态“过程”视角，借鉴组织行为理论审视组织结构演变，综合中西方组织结构与文化研究成果，深度理解组织结构文化优势，尝试建立一个基于文化视角观察组织结构演化机制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一、文献回顾

國内外的组织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组织结构。卡兹和卡恩提出“组织结构，本质上就是人类设计出来的一种系统，它可能因为事故而解体，也可能超越时空的转移和生物机体的凋谢，而持续数世纪之久”[3]。戴维斯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双重现实：一方面是规范体系，另一方面是即存秩序……这两种秩序不可能完全一致，也不可能彻底的分裂”[4]。斯格特则认为组织结构是组织参与者关系的模式化和规范化[5]，他将戴维斯的两种结构

分别称为“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上述经典的组织结构言说侧重概念的可操作性和可测量化，但相对忽略了组织内行动者的真实行动结构。社会学家通过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分析，弥补了组织研究的这种缺憾。[6]正如社会学家波普诺所言，正式结构中每个成员都分担了特定的组织任务，很明确何地、何时、谁用何种方式来实施决策，成员位于组织层级中的地位，正式结构以显性的形式存在。非正式结构则是由群体成员的互动所形成的人际关系，是隐性的存在方式。可见，社会学家认定的正式结构概念与斯格特的规范结构概念相似，两者有交集且又互为彼此，然而，非正式结构概念却完全隶属行动结构的范畴内。

国内学者从自身研究角度也给出了各种定义。何波等认为组织结构是指组织内部各有机要素相互发生作用的联系方式[7]，它决定组织中职权层级数和管理者的管理幅度，确定了如何将个体组合成部门、部门再组合成组织的方式。胡河宁提出组织结构是一个组织内各构成部分及其确定的关系形式。[8]该结构是人们对组织的一种抽象认识，看不见摸不着。上述定义皆较为抽象，蕴涵了组织结构的静态和动态两面，有益于对组织研究深刻理解。为更详尽地分析探究特定问题，本文以戴维斯与斯格特的观点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新的组织结构定义。

在深度分析国内外各种组织结构概念优点与极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本文界定可操作性强的组织结构概念模型如下：规范结构包

括显性规范结构和隐性规范结构，以组织结构图为框架，包括职务岗位说明、组织规章制度等客观性范畴；行动结构是指组织中的成员实际参与的活动，既含嵌入规范结构中的规范性活动和“隐性规范”所有活动，还包括游离于规范结构之外的对组织造成影响的组织成员行动结构。[9]上述定义用图示表示如下：

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框架，它以语言为基础，通过感官系统传递至大脑，经过编码演绎，最后以有形或无形的惯习、制度、思想等方式留存。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文化是指经由教育与模仿而代代相传，并影响行为的那些知识、价值及其他因素”[1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认为德语中“文化”概念的核心是指思想、艺术、宗教，其倾向于指人所取得的成就及那些已经存在的人的产品，较为强调民族差异和群体特征。费孝通认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11]。当前是过去的投射，每个人都是过去历史的缩影。一个人身上凝聚着当前时代的特点，也投射着民族过去的生活。对于个人而言，历史不是点缀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梁漱溟指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12]。文化的本义包含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一切。中国文化以儒家道术为中心，专注于人与人的关系，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13]儒家哲学博大精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儒家至理名言无不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而流传至今。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规范等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14]在历史的发展潮流中，经过一代代先哲们的实践沉淀、思考提升、扬弃创新而最后定格为一个民族的特征。组织文化是当地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反映，会进一步发展当地文化和民族文化。

从人的思维到社会制度及各种人造物等多个层面，人类生活在文化中也被文化形塑。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以促进组织结构完善，提升组织绩效为旨归，本文对文化进行以下三个层面界定。其一是理念文化，指以实现组织目标为导向，组织中大多数人尤其组织内外各级管理者及核心决策者关于组织发展的认识、构想及价值取向。其二是制度文化，指影响组织发展的组织内外各层次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管理等明文制度及风俗习惯等非明文制度。其三是器物文化，指为实现组织目标所需配备的各种器物，即包括生产组织产品所需器物，也包括提升组织人员生产组织产品能力所需器物。

二、组织结构与器物文化互动机制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就认为文化系统是社会生活中秩序与模式的主要来源。作为组织秩序与模式表征的组织结构，其外在表现首先是由其器物文化体现出来的。

（一）器物文化的演进与扩张促使组织结构不断更新换代

从古到今，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无论国与国还是人与人之间，器物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先进器物的发明与推广促使各地组织结构不断更新换代。

从古代历史来看，人们往往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器物文化解读还原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各地区社会组织结构之间的联系。如人们通过对各朝代墓葬的发掘獲得墓志铭、陪葬品及墓室构造等大批量器物文化资料，在深度解读的基础上进行各时期的纵向与横向比较分析，可还原出大量的政治、经济、家族等组织结构及其演进机制模型。

从近代历史来看，几乎每一项重大器物文化的出现都会促发社会组织结构的巨大变革，如瓦特蒸汽机等近代器物的发明与推广大大促进了近现代工业组织的发展，使得大批农民转变身份而成为工人，进而促进城市化发展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导致国家政府结构的资本主义化与乡村传统宗族结构的解体。在企业组织层面，蒸汽动力轮船的大规模应用与推广促进了远洋贸易的兴起，一批跨国企业组织结构不断出现。此外，在先进器物文化支撑下，近代西方列强通过国际贸易、殖民战争等方式在全世界掠夺资源，客观上输出了先进器物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诸多地区的社会组织结构变革，如日本明治维新便是在西方先进器物文化的冲击与震撼下采取了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促成了政府、学校等一系列社会组织结构的更新换代。

进入现代社会，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等器物文化的大规模出现与使用，促进了电商组织结构、虚拟企业组织结构等多种组织结构的蓬勃发展。

在微观层面，器物文化对各种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无处不在。每当一个能提高组织生产力、有利于促进组织目标实现的器物出现，在市场竞争压力下，便能很快在组织间推广，对组织结构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比如，自从网络购票系统上线以后，窗口售票部门规模被大大压缩，国内铁路系统根据需要增设了信息化部和规模庞大的客服部门。在阿里巴巴、京东等现代电子商务模式的冲击下，国美、苏宁开始成立电商网站部门。

组织结构中受到器物文化影响最大的便是其显性规范结构。当我们进入一个组织，便能从组织的门牌了解组织的业务范围，从组织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等了解其显性规范结构的各个方面。

总的来说，器物反映显性规范结构，显性规范结构配置应有器物。

（二）组织结构对器物文化激发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有组织要实现自身的目标都离不开对器物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运用，而器物文化资源的配置都是按照组织结构的框架进行的。比如中央通过文件方式对各直属机关事业单位的显性规范组织结构进行规划设置，并按照组织结构设定的等级对各级职员的办公用房、公车、参与考察培训级别及待遇等一系列器物文化资源进行配置。

除了显性规范结构外，隐性规范结构对器物文化资源也具有重要配置作用。这种配置差异性，一方面来源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差异，另一方面，在特定组织、个人层面则来源于社会关系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核心资源的差异性。我国儒家文化讲究人伦观念，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这也导致社会关系资本的差异成为器物文化资源分配的隐形规范结构之一，并由此衍生了“跑部钱进”等社会现象。此外，在社会经济效益引导下，名主任医师、名教授专家等文化资本雄厚者也普遍在所供职组织内外获得相对同级别普通同事更多的器物文化资源。

与时俱进的组织结构将会激发器物文化的使用与创新。如央视纪录片《公司，公司！》指出，在西方，80%的发明创造都是由创新型公司实现的。从家庭作坊、家长制公司、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职业经理人制公司，每一次公司治理组织结构的更新都会激发一轮新的器物文化资源大发展。

（三）器物文化视域下组织结构演变宏观动力学模型图示

可构建器物文化视域下组织结构演变宏观动力学模型图示如下：

三、组织结构与制度文化互动机制

组织是为利用社会机会而被创造出来的。随着时间推移，组织会在制度引导下不停演化，其演化结果会不断反馈到制度制定者手中，进而影响到下一步制度的调整与重置。

（一）制度文化结构化机制分析

组织因制度化机会而生，制度在提供组织发展机会的同时往往普遍附带着对组织显性规范结构的要求。如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成立股东大会，其由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组成。此外，公司必须按照法律要求成立显性规范结构，否则将面临制度化惩罚。在延续几千年传统集权制国家管理体系下，国内各种资源大都按照行政级别采用自上而下的分配方式，作为分配主要指针的制度文化体系普遍对所辖组织显性规范结构有具体的要求。如我国中央、省、市、县（区）各级政府组成部门除了级别和规模不同以外，其他基本一样，体现着一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制度化结构逻辑。

我国民族众多、幅员辽阔，各地风俗习惯差异很大。在传统儒家文化里，人民普遍按照差序格局原则指导自身的行为习惯，在明文制度化文化建构组织显性规范结构之外，实际运行的更多是围绕权力核心构筑的以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工具性关系三类人群组成的同心圆式组织隐性规范结构。基于传统非明文制度化风俗习惯构筑的组织隐性规范结构在社会尤其是乡村与熟人社会中规范着大家的生活，人们遇事总习惯于按照村规民约解决问题而非诉诸工具性的法律制度。

传统制度化文化影响非止于乡村社会，随着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村委会蜕变成了社区居委会。传统血缘社区的疏离在城里得到异样的重构，同乡会、商会、同学会、校友会，情感性或混合性

关系得以重建，传统制度文化持续建构着人们的行动结构。

随着时间推移，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逐步释放，有为的政治经济组织领导者总是习惯于在既有的制度框架边缘寻求突破，以求得市场竞争优势。在这一进程中，曾经对组织生产性活动效率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逐渐落后于组织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甚至成为组织发展的障碍。至此，明文制度文化对组织实际行动结构的约束力渐趋势弱，非明文制度文化开始主导组织行动结构演化进程，进而在特定时期促使明文制度发生变迁，即促使制度制定者顺应社会需求把非明文制度的合理性加以显性化，进而带动隐性规范组织结构的显性化。

（二）组织结构制度化机制分析

制度是一种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塑造组织或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促成了组织或人们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里交换的激励。组织效益的增长来源于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及其增值性溢价交换。在依法治国、治理组织的行为假设下，明文制度文化的创新有赖于调整创新承载具体功能的组织结构。如为推进全国不动产登记管理工作，自然资源部调整组织结构设置，增设不动产登记局。

无论集体决策抑或个人独断，遵循“合法性原则”的明文制度调整与创新均以组织结构特定模块之名做出，并以组织结构各模块内嵌功能及处理流程来兑现制度实施的形式与有效性。从顶层制定到基层实施，组织结构对制度化文化影响无处不在，抑或延伸、抑或阐释、抑或修正，流变的组织结构造就了流变的制度化文化。

（三）制度文化视域下组织结构演变宏观动力学模型图示

可构建制度文化视域下组织结构演变宏观动力学模型图示如下：

四、组织结构与理念文化互动机制

何为理念文化？从文化系统化、层次性的角度而言，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公式：文化=理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如果把文化比作一栋雄伟的建筑，理念文化相当于建筑设计方案，制度文化相当于建筑施工图及施工相关管理制度，器物文化则相当于建筑施工材料。无论身居庙堂之上，还是地处江湖之远，理念文化与组织结构耦合互动不断。

（一）理念文化结构化机制分析

理念文化根植于三类对组织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员之中，拥有组织资源者如总经理、机关事业单位一把手，拥有经济资源者如上市公司重要股东，拥有文化资源者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库专家学者。他们基于各自地位、价值观从不同层面对组织结构演变机制产生影响。

组织资源拥有者理念文化的执行与兑现将对组织结构尤其现行规范结构产生直接影响。如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的“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一反腐败理念。为有效执行这一理念，国家对各级纪委的领导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一是改为垂直管理为主，二是提升纪委书记在各级党委地位，三是增设纪委办案科室、增强办案力量。

文化资源拥有者的理念文化对组织结构演变起着决策参谋作用。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信息爆炸时代，大中型组织决策者制定合适组织结构所需信息量越来越大，为此，普遍配置参谋机构或参谋人员，这些人员普遍凭借自身在特定领域的专业优势提供专业意见，在不同时期对组织结构演变产生影响。此外，一些学者通过著书立说方式广泛传播自身理念文化，进而对国家、社会、企业等组织结构产生影响。如日本商业之父涩泽荣一通过撰写《論语与算盘》这一经典著作并印刷过千万册，在日本社会广泛传播其思想，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社会轻商、贱商的传统思想，进而从思想上大大推进了日本社会各组织结构的巨大变革。这种源自以促进思想认同为导向的信息传播方式，首先会改变受传者所在组织的隐性规范结构，进而产生大量内嵌于隐性规范结构中的隐性规范行动。随着时间推移，根植于合理性逻辑的隐性规范结构得以在市场竞争机制引导下大规模扩散，进而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终至于在特定时点完成合法化进程，上升为显性规范结构及其主导下的显性规范行动。

经济资源拥有者对组织结构演变的影响来源于维护及拓展所获经济资源的理性需求。鉴于组织结构对资源的层级配置及导向作用，经济资源拥有者一方面对自身所掌控组织的结构进行建构，如公司大股东对公司组织结构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会对外围上层组织结构进行渗透，如西方大公司股东对国会议员和总统选举进行资助甚至自身参选以便在顶层设计层面维护及拓展所获经济资源的社会组织结构。近代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当代如诸多商界巨子纷纷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莫不如此。

（二）组织结构理念化机制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里“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理念文化影响深远，普遍规范着人们生活中的语言与行为。长幼有序体现着血缘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家谱为典型范例。尊卑有别则更多体现社会地位的差异，这种差异宏观上以基于各种资源占有量多寡的社会分层组织结构，微观上以组织内部的组织结构形式体现出来。从出生时进入血缘社会组织结构到上学、工作后进入社会分层组织结构及工作单位内部组织结构，人们的理念文化得以在结构规范中生成。

理念文化是一种手段，其价值在于提供拥有者得以求生的手段。当我们从出生到会记事起，便融入血缘社会的组织结构中，通过父母亲朋的教育和自身的观察摸索渐渐明了自身在该组织结构中的位置及相应的行为言语规范。此外，通过与该组织结构中其他位置人员直接或间接的持续性接触与观察，习得各结点之间的言语行为规范。基于血缘结构的长期稳定性，这些行为规范得以反复强化，进而深度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构成人们理念文化的初始重要组成部分。

（三）理念文化视域下组织结构演变宏观动力学模型图示

可构建理念文化视域下组织结构演变宏观动力学模型图示见图4。

当人们进入学校、加入社团等，便开始步入各种社会化组织结构之中，开始体会一种新的结构分层划分标准及结构中各节点的行为言语规范。有赖于血缘社会组织结构的传导机制，孩子们在老师和家长的表扬批评、各种荣誉的发放及违规惩罚的现象中渐渐习得组织结构的运作机制及价值导向，进而形成教育组织结构化的理念文化，并以该理念文化指导自身在社会组织结构中的行为言语规范。

畢业后，人们陆续进入工作岗位，开始体验竞争性社会组织结构的多样性。在工作岗位上，一开始人们会较单纯地按照显性规范结构要求行事，亦步亦趋，形成自身初步工作理念文化。随着时间推移，大家便慢慢感受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隐性规范结构的现实及其各种价值观的多样化及评价方式的多元化。至此，人们开始知道从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组织结构的巨大差异中习得“入乡随俗”“随机应变”等理念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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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

Wang Falian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Trade， Maansh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Maanshan Anhui 243031）

Abstract： As the core issue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research， the 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cultural factors. The formation and breakthrough of paths in the 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volve different levels of cultural factors， and the existing studies lack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ultural stratification mechan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is a deep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stratif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hange. Wh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changes， the leaders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ust recogniz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mpact of cultural factors at all levels on the organization， strength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rough the mechanism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volution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and actively build an effici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Key words： Cultur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Evolution;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