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婷婷 叶贵琳 姜琦 黄颖

收稿日期：2023-07-02

基金项目：福建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FJ2021C017）；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基础研究青年项目（FJ2021C017）； 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JAS20508）

作者简介：庄婷婷（1990－  ），女，福建厦门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会计与金融学院讲师，硕士。

DOI：10.13685/j.cnki.abc. 000715

摘  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回应人民对于民生福祉的诉求，同时推动劳动力高质量就业的实现。基于我国2010—2019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民生财政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首先，民生财政对就业质量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作用在中部地区和高城镇化水平地区更为明显；其次，民生财政的增长不利于就业数量的提高，并且经由就业数量弱化了就业质量；最后，在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和人力资本供需冲突的作用下，存在“民生财政增加-人力资本下降”以及“人力资本上升-就业质量下降”两个负反馈机制。未来需要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进教育和医卫投入回报，以及完善人才培养布局等来提升民生财政对于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生财政；就业质量；就业数量；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812.2；F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23）04-0037-08

一、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开始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型，而高质量发展需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创新的基石是人，当前社会的就业形势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务院在2021年印发了《“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该规划指出“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为主要目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有利于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就业问题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而实现高质量就业则是进一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应有之义。

在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过程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政府需要面对和满足的主要需求，增加新时代民生福祉也就成为政府财政活动的主要内容。具体而言民生财政支出是指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公共服务的供给。[1] 要实现就业质量的提高，市场机制以外政府的支持和扶助必不可少。那么，地方政府民生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是否有利于地方就业质量的改善呢？这一问题在民生财政支出规模逐渐上涨的大背景下亟待厘清。

已有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和教育水平改善是影响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兴经济模式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改善劳动报酬和劳动保障，优化了就业环境和就业能力[2-4]；另一方面，教育水平可以正向影响就业质量。技能

培训、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和教育匹配都是实现教育公平和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途径。[5]而受到教育水平提高影响，就业质量的改善具体表现为工作收入增加且工作时间减少，就业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率同步提升[6-7]。而财政领域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则一般聚焦在财政压力和财政政策的影响上。针对高质量就业相关的财政激励政策有助于促进就业质量的提高，但其他领域支出增加导致的财政压力则可能通过增强税收负担而弱化当地的就业质量[8-11]。综上所述，少有学者关注民生财政支出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关系。在经济发展新时代，面对人民对于民生福祉的新要求，分析政府民生财政支出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因此是本文的首要研究目标。

本文采用了我国2010—2019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民生财政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梳理了影响机制。和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创新点如下：（1）关注民生财政支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就业质量的维度出发对地方政府提供民生公共产品和服务提出建议，是现有民生财政支出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2）从就业质量的角度对就业问题深度分析，同時将其与民生财政支出相联系，为高质量就业机制的健全提供财政视角的有效理论支持；（3）在新时代背景下，厘清了“民生财政增长—就业数量减少”“民生财政增长—人力资本减少”“人力资本增长—就业质量减少”这三条效应机理，

从财政支出结构和人力资本供求视角对就业数量和人力资本的作用进行了重新解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民生财政与就业质量

本文主要关注宏观领域的就业质量，即指的是反映整个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情况之优劣程度的综合性范畴。[12]民生财政是指地方政府为了满足人民民生性需求而提供的相关公共产品和服务，具体而言指的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保与就业等方面的财政支出。[13]

首先，教育方面的民生财政支出有助于强化教育实力，从而提高就业质量。[14]此外，教育民生财政支出的累积还有助于实现教育层次发展的多元化：（1）对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的深度扶持，有助于增长农村居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为其更高层次就业，实现收入提升埋下基础[15]；（2）对高等教育的资金补助有利于提升一地的科研创新能力，再经由产研融合和高层次劳动力的传输，带动企业技术进步[16]，从而促进劳动力收入增长和就业环境改善；（3）对职业技能教育的财政扶持则可以弥补劳动力市场技能工人的短缺，促进低层次劳动力收入的提升，实现产业的优化和技术的转型。[17]其次，医疗卫生方面的财政支出有助于改善劳动力的健康水平。改善劳动者健康水平，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和生产率，促使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增加。[18]同时，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劳动力队伍的患病风险。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有助于增加疾病预防和治疗公共服务的提供数量和提供质量，从而降低劳动者患病就医的金钱和时间成本，提升劳动者的职业竞争力，对就业有显著的短期促进效应。[19]最后，地方政府在社保和就业支出的增加为相应的职业培训与指导提供支持资金，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实现就业环境和质量的改善。

也就是说，民生财政主要经由对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保与就业等方面对就业质量产生正向影响。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待检验的假说：

H1：民生财政对就业质量有促进作用。

（二）就业数量

民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效应。[20]在民生财政支出规模较小的时期，经济增长可以实现一地就业机会增加和收入改善，从而导致就业岗位的增加。但伴随着民生财政支出规模的上升，其对于经济的抑制作用会逐渐凸显。在有限的财政预算中，民生财政的支出比重上升会削弱生产性支出的比重，从而弱化地方财政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进而降低就业数量。这种情况在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压力时尤为凸显，大部分地方政府在面临收支缺口扩大时一般都通过削减经济支出以保证民生支出的足额供应。[21]而经济增速的放缓又反过来抑制了地方政府财力的增长，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进一步诱导了地方政府保民生支出，放弃经济支出的行为，形成负向循环。同时，老龄化社会下养老和医疗负担的加剧也会强化民生财政支出对生产性支出产生的“挤出效应”。[13]此外，社会保障相关制度建设的投入会对企业形成更强的制度规制，增加用人成本，从而削弱劳动力相对于机器的比较优势，导致企业增加物质资本的投入，进而减少就业数量[22]，并且这种影响在女性、老年、低教育水平、低健康水平群体中更为明显。[23]

充分就业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前提条件。充分就业的实现，一方面可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另一方面能提升劳动者的工作获得感和成就感，实现自我价值。即就业数量提升能够显著改善就业质量。因此，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民生财政支出的提升会抑制就业数量的上涨，也就是说存在“民生财政支出增加—就业数量减少—就业质量下降”的影响机制。考虑到民生财政对于就业质量存在直接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就业数量在民生财政影响就业质量的路径中起到遮掩效应。

（三）人力资本

民生财政对于人力资本的影响主要经由对于教育的投入展开。过往研究表明，劳动者受教育年限越长，就业质量就越高。[24]但由于财政投入结构失衡的原因，教育投入对于人力资本的正向效应正逐渐衰减。首先，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过分削减生产性支出以保证民生支出的财政支出结构加剧了就业岗位的流失，导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流出，一地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的下降。以经济增速较低的西部地区为例，在西部地区的民生性支出中，教育方面的投入比重最大，但高人力资本劳动力存在最高的外流效应，降低了地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25]其次，教育财政支出本身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投入重量而不重质，学生培养上“严进宽出”，劳动者增加了受教育年限但却未积累相应的人力资本。刘爱生和王文利的调研就发现学生未能从本科阶段的学习中获得应有的专业知识。[26]另一方面，财政投入对于职业教育重视不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职业教育需求，从而限制了相关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最后，除了教育外，健康也是人力资本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存在“重医轻卫”的失衡结构。[27]勞动力对自我健康保障意识的缺乏，导致健康人力资本水平不断下降。这又强化了对于治疗性公共产品的需求，导致财政支出“重医轻卫”的倾向进一步加剧，形成了支出增长但健康人力资本未有提高的不利局面。综上所述，在经济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由于财政投入结构失衡，民生财政投入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正向效应逐年减弱，甚至存在负面影响。

人力资本存在结构失衡、高端不高，以及低端锁定的问题[28]，导致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于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同样弱化。首先，从宏观上来看，人力资本积累已经超过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一问题从微观个体的角度可以表述为个体劳动力过度教育的问题。当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过高不适合当前岗位时，其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会降低，从而导致就业质量的下降。更具体地说，高等教育带来的就业收入增长随时间推移在逐渐减少。其次，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严进宽出”导致高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拥有相同学历，学历作为人力资本的信号失灵。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下，岗位与人力资本错配加剧，高人力资本劳动力被迫离开或接受低要求的岗位，从而降低了相应人群的就业质量。[29]最后，人才培养模式脱离社会需求导致人力资本提高与就业质量改善脱节。一方面，在高人力资本人群中，高等教育在办学上存在明显“同质化”和“平均化”倾向[28]，与社会对于个性化劳动力的需求脱节。另一方面，在低人力资本人群中，社会需要的职业教育相关人力资本投入不足。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在民生财政支出不断扩张的大背景下，财政支出结构失衡以及人力资本供求冲突导致了“民生财政增加—人力资本下降”和“人力资本上升—就业质量下降”两个负向影响效应，即人力资本在民生财政影响就业质量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效应。具体，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人力资本在民生财政影响就业质量的路径中起到中介效应。

三、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一）实证模型构建

首先，为了检验假设1民生财政对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1）进行检验：

（1）

其中，为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为核心解释变量民生财政；为控制变量；为个体固定效应；为时间固定效应；为误差项。

其次，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立如下模型以检验就业数量与人力资本在民生财政影响就业质量中所起到的中介效应。

（2）

（3）

其中，为中介变量就业数量（Num）及人力资本（Hum）。本文参照温忠麟和叶宝娟[30]的研究，使用逐步回归法，检验的具体流程如下：第一步，先检验方程（1）的系数。第二步，依次检验方程（2）的系数和方程（3）的系数的显著性，如果两个都显著，则间接效应显著。第三步，检验方程（3）的系数。如果显著，即直接效应显著，进行第四步。第四步，比较和的符号。如果同号，属于部分中介效应，报告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如果异号，属于遮掩效应，报告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例的绝对值。

（二）指标选取

被解释变量为就业质量（EQ）。我们从工作收入、就业环境、社会保障及自我实现等四个方面构建省际就业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31]：（1）工作收入是衡量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最基础指标，以所有在岗职工实际平均工资来衡量；（2）就业环境可以体现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水平和就业情况，以各地区每年劳动纠纷案件受理的数量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两个指标来进行衡量；（3）政府为劳动者提供的社会保障是确保劳动者就业质量的一个最低标准，以养老保险参与率、医疗保险参与率和生育保险参与率三个指标来进行衡量；（4）劳动者个人的自我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各地区劳动者对提高自我实现能力的意愿和水平，以各地区每年职业技术培训机构的数量来衡量。具体的衡量指标如表1所示。最后，对上述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用熵值法计算得出就业质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民生财政（Fin）。此处借鉴姜扬的做法[13]，将这四项支出相加，以民生性财政支出占地方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进行衡量。

中介变量为就业数量（Num）和人力资本（Hum）。一方面，从就业供需和就业结构两个维度构建就业数量的综合评价指标。[31]从就业供需维度了解劳动者的就业充分度，再经由就业结构分析劳动者的就业平衡度，具体衡量指标如表2所示，此后采用熵值法测算出具体数值。另一方面，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32]，具体计算公式为：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文化程度人数×6+初中文化程度人数×9+高中文化程度人数×12+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19）/总人数。

参考已有研究，选取了如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2， 9， 33-35]：（1）地区财力水平（Gov），以地区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地区财力进行衡量；（2）产业结构（Ind），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进行衡量；（3）外商投资规模（FDI），以外商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4）老龄化程度（Elderly），以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

（三）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为了排除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选取我国2010—2019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因数据获取缺失，不含西藏、港澳台）。大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地方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社会大数据研究平台和锐思数据库，少数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法补齐。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双侧1%的缩尾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1．基准回归

为了提高面板回归估计的精确度，采用了同时控制省份和时间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报告在表4列（1）中。民生财政（Fin）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民生财政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主要原因在于，民生财政可以通过改进地区教育水平、多元化教育层次、完善医疗卫生公共服务、提供社会保障、完善职业风险应对能力等方面促进就业环境和就业质量的改善。

2．内生性检验

为了避免模型中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的存在，引入民生财政支出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进行2SLS回归。[36]从表4列（2）可见：首先，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中F值显著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其次，工具变量与可能的内生变量个数相同，不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最后，使用工具变量法之后，民生财政支出的系数依旧保持显著为正，同时系数值相对于基准回归结果明显上升，进一步印证了民生财政支出对于就业质量的正面促进作用。

3．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

为了避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问题，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对基准模型重新进行回归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列（3）所示。重新回归后，核心解释变量民生财政支出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一致。

4．替换解释变量

以人均民生财政支出的对数值（Fin_p）替换原解释变量民生财政支出（Fin）[37]，重新进行回归以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列（4），替换了解释变量后模型中大部分变量的显著性与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均未发生明显的变化。

5．添加遗漏变量

为了避免存在可能的遗漏变量导致实证结果存在偏误，本文进一步添加了固定资产投资（Inv）并对其取对数作为新的控制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反映一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潜力，而较好的基建水平和发展潜力有助于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形成对于劳动力就业的正向吸引力。[38]添加上述遗漏变量后，检验结果如表4列（5）所示，民生财政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依旧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6．添加滞后变量

考虑民生财政投入的效果具有时滞性，在支出当年可能无法观察到它对就业质量的明显效果，我们将核心解释变量和所有的控制变量全部取滞后一期，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列（6）所示。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民生财政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但显著性水平明显提高。这既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也说明了民生财政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性。

（二）异质性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

从区域差异角度看，就业质量呈现出地区差距扩大、两极或多极分化的明显趋势。[39]因此，为了厘清民生财政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是否也存在相同的区域异质性，我们进一步将样本按照省份所在地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然后分別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在表5列（1）-（3）中进行报告。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民生财政对就业质量在5%水平上呈显著的负向影响，中部地区民生财政在1%水平上对就业质量显著为正，而西部地区民生财政对就业质量没有影响。主要原因在于：（1）东部地区相比于中西部地区民生基础设施建设趋于饱和，其民生财政支出边际效益减弱。在相对有限的财政支出中，增加民生财政支出会挤出生产性支出，造成经济减速和就业机会减少，从而导致就业质量的下降。[9]（2）相较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民生相关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尚未饱和，其对于就业质量仍表现出正向的促进作用。（3）西部地区主要受制于经济增速较慢，民生财政支出规模提升会对当地劳动者形成较强的税负压力，从而弱化其对于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因此西部地区民生财政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系数为负值且不显著。

2．城镇化

城镇化进程的推动有助于创造就业岗位、提升就业层次，从而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收入。因此，我们进一步考虑民生财政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是否因城镇化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根据各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率，将城镇化水平高于均值的地区划入“城镇化水平高”的组，其余划入“城镇化水平低”的组，然后进行分组回归。从表5列（4）和（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民生财政对就业质量仅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和大型医院一般密集分布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支出更多地以高校和医院为支出对象，从而向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倾斜，造成民生财政支出对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在该类地区更为显著。此外，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当地生产要素的集中度越高。[32]受此影响，企业甚至产业形成高度集聚，有利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相关的财政支出发挥出更大规模效应，进而对就业质量形成正向传导。

（三）机制分析

1．就业数量

就业数量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6列（1）和（2）所示。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民生财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就业数量，但就业数量在1%的显著水平上有利促进了就业质量的抬升，两者符号相反。前者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增速放缓的时代背景下，民生财政支出的增加挤出了生产性财政支出，进一步抑制了经济增长，从而使得就业数量下降。这种下降趋势会被老龄化进程加深和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替代进一步放大。后者则因为就业数量增长可以提高社会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率，并且增长劳动力个体的就业成就感，从而促进就业质量的增长。同时列（2）中，民生财政对于就业质量的直接效应显著，因此就业数量在民生财政影响就业质量的路径中起到遮掩效应，效应强度为16.52%。也就是说民生财政由于对就业数量存在一定负面影响，间接弱化了它对于就业质量的正向改进，即就业数量在民生财政影响就业质量的过程中起到了遮掩效应，假设2得到验证。

2．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中介机制估计结果如表6列（3）和（4）所示。可以观察到：列（3）中民生财政对于人力资本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主要原因在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首先，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的增长挤压了生产性财政支出，导致就业数量减少，从而驱使劳动力外流而减少地区人力资本积累；其次，教育财政支出内部用于高等教育的支出比重过高，职业教育比重过低，前者投入上“重量不重质”导致劳动力在教育年限内未完成应有的人力资本积累，后者则导致职业教育相关人力资本供不应求；最后，医疗卫生财政支出“重医轻卫”，高强度工作压力又对社会健康人力资本形成较大的负面冲击。列（4）中的人力资本同样也对就业质量存在负向效应，主要原因在于人力资本存在供需结构失衡，过度教育使得劳动力从高等教育中获得的边际收益逐年递减。学历作为高端人力资本的信号失灵加剧人力资本和岗位的错配，高等教育培养同质化的同时职业教育缺失导致就业质量并未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而增加。上述两个系数的符号之积为正，且列（4）中民生财政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显著为正，人力资本对于民生财政影响就业质量起到的是部分中介效应，效应强度为19.01%。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人力资本在民生财政影响就业质量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效应，但该效应是由“民生财政增加—人力资本下降”，以及“人力资本上升—就业质量下降”两个负向影响机制叠加实现的。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我国2010—2019年30个省市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民生财政对于就业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论如下所示：（1）民生财政对于就业质量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这种正向影响在中部地区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强烈；（2）就业数量在民生财政影响就业质量的过程中起到了遮掩效应。在经济增长放缓和老龄化趋势加深的背景下，民生财政支出会挤压生产性财政支出，加速企业使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导致就业数量减少，进而负向冲击就业质量；（3）人力资本在民生财政影响就业质量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效应，但该效应是由“民生财政增加—人力资本下降”，以及“人力资本上升—就业质量下降”两个负向影响叠加实现。前者主要由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引起，后者则主要受到人力资本供需冲突的影响。

据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密切关注财政压力变化，合理把控民生财政支出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平衡生产性支出与民生性支出的比重，有效发挥不同类型财政支出对就业质量的积极作用，弱化挤出效应。（2）优化民生财政投入结构，改进教育财政投入的产出回报率，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实现量质并举。完善疾病预防方向的卫生投入，减少财政资金的浪费。（3）优化人才培养布局，在保障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提供的同时，根据社会需求完善相关的职业技能教育，大力培养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型、技术型人才，为市场输送合适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人力资本的供需平衡。

参考文献：

[1]伍海泉，陈荣赓，李天峰.财政压力会影响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政科学，2023（4）：124-139.

[2]李敏，吳丽兰，吴晓霜.平台经济发展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J].工业技术经济，2021（10）：62-69.

[3]刘强，李泽锦.消费升级、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J].数理统计与管理，2021（6）：951-964.

[4]何苗，任保平.中国数字经济与就业质量的协调发展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3（1）：6-20.

[5]张顺，李诗扬.教育代际流动与就业质量：动态效应与作用路径[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23（6）：77-92.

[6]王胜今，刘末.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J].人口学刊，2023（3）：49-62.

[7]梁海艳.中国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J]. 人口与发展，2019（4）：44-52.

[8]孙慧玲，金向鑫，李万涛.高质量就业与财政政策激励效应——基于2010-2019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商业研究，2022（1）：85-94.

[9]田丹.财政压力如何影响就业质量——基于地方政府收支行为视角的实证研究[J].学习与实践，2022（10）：78-86.

[10]王镓利.推动实现高质量就业的财政政策探讨——以浙江为例[J].地方财政研究，2022（12）：66-70.

[11]王智烜，邓秋云，陈丽.减税降费与促进高质量就业——基于PVAR模型的研究[J].税务研究，2018 （6）：102-8.

[12]刘素华.就业质量：概念、内容及其对就业数量的影响[J].人口与计划生育，2005（7）：29-31.

[13]姜扬.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2021（6）：97-106.

[14]刘涛，王德政.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 [J].人口研究，2021（4）：85-99.

[15]朱峰，蔡伟贤. 义务教育免费化改变了农村居民的就业选择吗？[J].经济科学，2019（6）：117-28.

[16]时浩楠.中国省域高等教育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23（6）90-102.

[17]周东洋，吴愈晓.职业培训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力资本和收入差距[J].江苏社会科学，2019（5）：114-23+259.

[18]朱超，王戎.健康冲击下的劳动力供给——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J].现代经济探讨，2022（3）：1-13.

[19]Demetriades P O， Mamuneas T P. Intertemporal Output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Capital： Evidence from 12 OECD Economies [J].The Economic Journal， 2000（465）：687-712

[20]刘欢.民生财政支出、人口流动与经济增长——基于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8（1）：13-24.

[21]马海涛，秦士坤.财政压力如何影响民生支出[J]. 经济学动态，2022（10）：42-60.

[22]唐珏，封进.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以21世纪初省级养老保险征收机构变更为例[J].经济研究，2019（11）：87-101.

[23]韩华为.农村低保会引致负向就业激励吗？——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人口学刊，2019（6）：89-102.

[24]李文华，李桂荣.教育匹配的就业质量效应研究[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2（4）：69-80.

[25]鲁华裕.教育回报率视角下劳动力空间流动研究[D].杭州：浙江财经大学，2022.

[26]刘爱生，王文利.大学生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态度——来自浙江省某重点高校大四学生的调查[J].高教探索， 2019（8）：78-83.

[27]谢丹夏，赵魏一，刘培林，等.公共卫生体系改革的经济学分析——预防和治疗资源最优配置的机制与政策设计[J/OL].经济学报：1-32[2023-06-30].

[28]史秋衡，黄洁琼.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发展议题省思[J].江苏高教，2023（6）：12-7.

[29]张青根，沈红.“一纸文凭”究竟价值几许？——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6（3）：26-35.

[30]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5）：731-45.

[31]张抗私，韩佳乐.就业质量协调發展：评价指数与实证分析[J].宏观质量研究，2022（5）：49-66.

[32]白阳，王雅丽，王江宁.城镇化、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中国商论， 2022（19）：58-60.

[33]丁一，贾敬全.民生财政支出、居民消费与劳动就业——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2021（2）：55-62.

[34]桑海云.财政转移支付、就业机会与相对贫困缓解[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9）：124-8.

[35]李莺莉，王开玉， 孙一平. 东道国视角下的FDI就业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2014（12）：94-103.

[36]钟辉勇，陆铭.财政转移支付如何影响了地方政府债务？[J]. 金融研究， 2015（9）：1-16.

[37]蒋团标，张亚萍.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机理[J].华东经济管理， 2021（12）：1-9.

[38]原新，刘旭阳，赵玮.青年流动人才城市选择的影响因素——基于不同规模城市的比较研究[J].人口学刊，2021（2）：48-60.

[39]张菡冰，张新洁，张务伟.新世纪以来中国就业质量空间非均衡演进的实证研究[J].东岳论丛，2022（6）：89-101+92.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realizing high-quality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elihood public finance

Zhuang Tingting， Ye Guilin， Jiang Qi， Huang Ying

（School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Tan Kah Kee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105）

Abstract：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demands a commitment to a "people-centered" strategy that responds to the populace's aspirations for well-being while advancing high-quality employment for the labor force.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19，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livelihood finance on employment quality are empirically examined through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irstl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f livelihood finance on employment quality， and this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areas with high urbanization level; secondly， the growth of livelihood finance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increase of employment quality， besides weakening it by the employment quantity; finally， there are two negative feedback mechanisms： "an increase in financing for livelihood leading to a decrease in human capital" and "an increase in human capital leading to a decrease in employment quality"， resulting from the imbalance in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expenditure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future， there is a need to improve the role of livelihood finance in promoting employment quality， which can be achieved by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increasing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and improving talent training layout.

Key Words： Livelihood public finance; Employment quality; Employment quantity; Human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