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鑫

读赵志明的《看不见的生活》，就好像在登山时被卷进了一片迷雾，做了一场黄粱之梦。他的文字贴近时间俗世，却仿佛凭空造了一片雾，遮住了攀山的人。

“我崇尚真实，因为只有真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也唯有真实反映和洞烛我们内心世界的幽暗和复杂。”他如是写道。赵志明的小说风格大致可分为两种，即“传奇”与“现实”。《看不见的生活》属于后者，在这十一篇小说中，赵志明用声色起伏的讲述包裹起生活内在的沉默，［2］可以说与标题极为相称。在写作时，赵志明并没有着重于小说情节一波三折的塑造和戏剧色彩的堆积，而是有意将他们的命运条分缕析地呈现，并深入剖析他們的内心，向读者一一展示出他们的心理世界，使一向受人忽略的他们再现于人前。所选的题材真实而平淡，却往往挖掘出更深层次的东西。

一、出走与凝望中的独行者

这十一篇小说中，围绕地域变动展开的叙述尤为突出。作为一位曾在成都、北京等地生活过的作家，写作这种类似乡恋主题的小说对赵志明来说信手拈来。乡恋心态驱使作家创作出乡土小说。但与其他乡土题材小说不同的是，他没有一味地回忆温情往事去勾勒乡愁。许是与家乡的旷别令他的文字显得格外孤独，他笔下的溧阳也并没有传统作家笔下的家乡那般朦胧动人。相反，他以一个理中客的身份，倾注了大量笔墨去描绘“在地”与“异地”的对立，去揭露游子们的心态。无论是《参与商》里的阿灿，还是《歧路亡羊》里的小蔡，主人公对于“家乡”采取的大多是一种逃避态度。《逃跑家》里塑造的尤为鲜明。主人公逃离的不仅是女上司的潜规则，更是困顿的生活。他想逃离那个家乡，为此甚至没有参加对自己有恩的姑母的丧礼；为了逃离父亲，甚至想放弃自己名下的三套门面房。当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北京，他给自己选的下一站也不是那个故乡。

如果说《逃跑家》塑造的是迫于生计在外漂泊的生活困兽，那《洞中男孩》就揭示了更深层次的悲剧——“生命的困兽”。那个在外小有成就的“他”始终没有逃离幼时那个狭窄的草垛洞。“他仰躺在又冻又烂的柿子中间，看着空中那些略显寂寥高低参差疏落有致的高挑在枝头的柿子，奇怪它们为什么恋枝。”他尝试去逃离那个带给他无尽梦魇的洞，但始终无果。他被禁锢在那年的除夕里，逃不脱，挣不开。“朋友（他）不仅是一头慌不择路的困兽，同时还是被拘禁在冬日枝头的一颗冻柿子。”他曾经迷失在一场捉迷藏游戏中，此后多年也没有走出那个迷宫。于是曾经的洞中男孩纵身一跃，如同那些终于脱离枝头的冬日柿子一般，以自由落体的方式逃离了禁锢自己一生的故乡的草垛洞。

但实际上，游子永远无法离开家乡，他们的骨血早就与故乡的经脉水乳相融。“离远了看，这个村庄真的好小，就像一个空火柴盒，里面一根火柴也没有。如果是从深圳远远看过来，那个村庄或许更小，齑粉一般，但即使化为齑粉，也是一种存在。”作家的每一次提笔都是一场再度归来，书中的主人公难以逃脱故乡。“在地”与“异地”的两重经历，令赵志明的小说叙述具备了双重视角，他既能以幼时少年的目光去感受凝视，亦同样以成年的游子视角去观望回顾。

服务于“漂泊”这一主题，赵志明在小说中倾注了一股离心力，即人物或主动或被动地受到影响，继而与大众拉开了距离，表现出格格不入的疏离感。《如果你是我》中，“我”天生是一个“傻子”而见弃于人，与常人大不相同的“我”看待这个世界也自然不同，看待事物的不同视角使得“我”具有了区分于他人的主体性。在赵志明的另一篇小说《疯女的故事》［3］中，开头如此写道：“有一个女疯子，大家都不关心她，她吃什么，穿什么，说什么，做什么，大家统统不关心。好像女疯子不是人，没有生命，没有生活的权力。”正是这股大家给予疯女的疏离，令他笔下的疯子和傻子与其他作品中相似的形象区分开来。一般意义来说，女疯子、傻子这类文学形象会以极为可怜悲惨的命运收场。这种悲惨似乎具有某一种写作公式，即傻子病死或饿死，女疯子被愚昧的村民强奸导致怀孕等。赵志明撇开了这种写法。他先写女疯子生活的自由，写有了“父亲”关爱的疯子，当读者认为人物的命运趋于稳定时，他又以雷霆一击，直接轰碎了原本勉强维持的和平。这种描绘撕裂了人间的悲欢离合，掀开了人性最冷漠的部分。一方面，这些人物的所谓缺陷使得别人主动对他们进行了疏离，别人无法看见他们的生活，甚至并未将他们当作一个人去看待；另一方面，正是上天“馈赠”给他们的这种命运令他们被迫与世界疏离开来。处于世人厌弃的目光下的他们作为浮世中的局外人，有着被迫与世界决裂开的特质。如《看不见的生活》中的小林，因为急症瞬间被浮世驱逐，在那一丝微弱的可见光的陪伴下，他以各种方式去融入世界。当他做出了种种努力并有所融入时，上天又玩笑般地收回了“时间裂缝一般镶嵌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抹光线”，自此小林被命运彻底抛弃。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企图成为槛内人的小人物去追逐隐藏在暗处的微弱光芒，以在束缚中寻求自由的主题，也正显示出了作家本身的主体疏离性。

二、月影彷徨中的自由漫步

这种疏离，与赵志明骨子里的“虚无主义”息息相关。它既表示现代人的自我沉沦和无所适从，又表示现代人在对传统的价值观的彻底厌恶和失望中转向重估一切价值，为一种增强生命活力和权力意志的价值观开辟道路。［4］这种虚无衍射到小说中，造成了人物无法逃离的悲剧命运。从那个“和落了一地的半腐烂水果躺在一起，并产生自己也是其中之一的幻觉”的洞中男孩，再到《如果你是我》中那个仰躺在田地里死在自己“儿子”铡刀下的“父亲”，人物的命运或多或少呈现出一种悲剧意味。赵志明并不刻意去干涉笔下人物的命运，他以一种叙述者的姿态，将人物的生活冷静道来。洞中男孩分明成了旁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但却始终“不断尝试和努力推开死亡的诱惑，或许是反复累积那纵身一跃的勇气”。

虚无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他写作的内容与修辞的运用。虚无主义者认为生活茫然失措、混乱无序，所有事情都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在小说中，当人物开始自我剖析时，他对于社会公序良俗的勘破就显得格外尖锐：“你看，生活是怎样平复羞辱的，那就是让羞辱一件一件源源不断地发生，有时你是被羞辱者，有时你是施加羞辱者，从而达到微妙的平衡。施加羞辱者不觉得这构成伤害，而是示好与施恩，而被羞辱者逐渐麻木，以为理所当然。”这种看似荒诞的想法实则是对现实的理性认知，而这种“法国新小说式的写实与荒诞”（贾平凹评）中透出的先锋性，正是虚无这一内核的具体体现。作为现实的题材，要形成恍然若梦的感受，就必然要求致幻的意象和特殊的修辞。“月亮”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在《深夜狗叫》中，狗的嚎叫与月光相映，当狗终于退场，月光也随之隐身，于是这场深夜中的狗叫便更富有神秘色彩。至于修辞，当那个洞中男孩朝着大山深处走去时，认为自己仿佛“谈不上喜欢却天性必须洄游的鱼类”；当他躺在山里，将自己比作冻烂的柿子；他从十八楼跳下的身影像是纷杂雨线，又像是水泥猛烈地拍在地面。这些在读者看来并不算奇异的修辞，却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人类命运的摇摇欲坠。

但赵志明身上的虚无感并不仅仅是消极的，相对应的，他并没有彻底令这些苦苦挣扎的局外人丧失希望。《歧路亡羊》便是小说集中较为特殊的温馨作品，也是极少数主人公恋家的作品。它以“车”为载体，巧妙设计了两对陌生恋人的相遇。在这一场闹剧般的绑架中，作为局外人角色的陶菊英，在绑匪“帮手”芳芳的帮助下，寻回了自己曾失去过的行走的能力。由于指甲变形造成的瘫痪，在修剪完以后成功康复而再次站起来就显得理所应当。这苦尽甘来的情节，却偏偏与绑架这场不幸紧密相连，是平淡叙事中难得的戏剧色彩。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从疏离到相互救赎，从温情赴死到迎来黎明，善与恶在一瞬间的斗争，都悄悄发生在那辆车上。那辆车好像一把重锤，将处于“失忆”“失语”的虚无怪圈中的老鲁与陶菊英救了出来。赵志明的虚无更多的是一种随遇而安的自适，如《看不见的生活》中小林在彻底失明后认为这是一件可以令他如释重负的好事。从小说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更是作家本人的处世心态。

三、结语

漂泊家的身份赋予了赵志明双重目光，纯粹的文人赤心令他的文字沉静而深刻，骨子里的虚无又为他的小说开辟了一场幻境。《看不见的生活》真正践行了赵志明自己的期望：“（个人写作风格）像一匹孤独的鲸鱼，偶尔浮泛海面，喷吐水柱，形成彩虹。我希望能匍匐在尘世的泥土中，观察我在其中的喜怒哀乐，然后谱写出人世哀歌。”于是当我合上书，萦绕眼前的迷雾被一阵风轻轻吹散，望见山顶的光影影绰绰地照了下来。

参考文献：

［1］赵志明.看不见的生活［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2］李壮.“上天入地”与巨大的不可解——赵志明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10）：73-88.

［3］赵志明.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4］张庆熊.“虚无主义”和“永恒轮回”——从尼采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一种考察［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3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