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 贺与诤

编者按：房伟不仅集学者、作家、教师身份于一身，他的学术兴趣、写作范围等也在历史、知识分子、网络文学等多个维度中并行。他的想象力与修辞的魅力既来源于他的阅读与研究，更源自其舒朗的个性与胸怀。真正的学者既有深耕的耐力，亦有劲道的表述，同时，也须心怀坦荡放下内心的规训与桎梏。很幸运，房伟的身上具备了这些闪光的可能性。本文旨在通过与房伟老师的对谈，了解《杭州鲁迅先生》创作兼及学者型作家的思考与创作。关注房伟老师《杭州鲁迅先生》的读者朋友，一同期待房伟老师即将出版的小说《石头城》、散文集《太湖万物生》。

房伟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够在《翠苑》杂志的支持下采访到您。今年您出版了新小说集《杭州鲁迅先生》，我想以这本小说为基点，和您谈谈学者型作家的小说创作。

贺与诤：我特别欣赏您在《杭州鲁迅先生》中的一段文字：“多年后，我时常想起那一幕。那个寒冬的下午，我不是周预才，而是周豫才，是鲁迅先生了。确切地说，是鲁迅先生的‘影子了。我仿佛被鬼魂占据肉体，只剩下没有灵魂的躯壳。”这段话不免使我们想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个著名的“午后”，时空的交叠，魂灵的暧昧，让我们看到了虚无表意之下内在的焦虑与震荡。想请问房老师一个比较“泛”的问题，您认为好的语言需要怎样的构成要素呢？

房伟：其实，单独谈文学创作的语言问题，似乎很难回答。我的理解是，文学语言是一个作家的心性的体现。一个温文尔雅的女孩，语言可能非常暗黑暴力；一个满脸胡茬的粗野大汉，也可能操持着一种温润内敛的文字。当然，这都是极端情况。古人讲“文如其人”，文学语言不等于生活语言，它更是作家思想、情感、价值观、人生观的集中性艺术升华。比如，汪曾祺就喜欢一种像“风吹树摆”般随意的散文化小说语言。这就和他的散漫天真心性有关。在我的小说语言诉求之中，我曾经非常喜欢华丽的语言，但如今却更愿意相信紧致、冷静的语言。好的小说语言，对我而来，一定是包含着强大的张力，也要包含着一种可以沟通的能力。太晦涩的语言，可能并不是好的小说语言。

贺与诤：谈及故乡，一方面，因为居住地靠近黄河，属于黄河入海口区域，有大量盐碱地和旷野的原因，使得您具备了鲁北的“荒原体验”，另一方面，多年在苏州的生活，也使得您感受到了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氛围，或许也为您的写作带来了灵感。故乡与“再故乡化”，或者说在地书写与异地书写，面对“南”与“北”的地域变动，对您的叙事与修辞产生了什么影响或思考呢？

房伟：这方面的话题，我在很多地方都谈到过。我在山东时，虽然也写作，但总量不大，感觉也未找到艺术的突破口。感谢江南锦绣之地，它部分地消除了我精神上的紧张，让我以比较放松的状态进入文学。故乡，是一个人的精神的原点，对人的影响会很大，但“第二故乡”的力量很大。比如，张承志祖籍是济南，长在北京，但草原记忆对他的影响太大了。同样，李锐也是北京籍作家，但他的笔下，更多的风景，却还是来自山西吕梁山那块贫瘠之地。我有些小说写到了江南，但总量并不大，我感觉自己骨子里还是有着鲁北荒原那种孤独感和冷峻的东西，但江南文化也成了我笔下的一个重要维度，将来也许我要以江南为题材多写东西，但肯定和南方作家笔下的风景，是有着差异性的。我去年在《十月》杂志发表了长篇小说《石头城》，写南京抗战的故事。但很多學者朋友看后，说，这不像是南京作家的风格，一看就是北方人的气息。这也并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一种气质的自然流露吧。

贺与诤：谈及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学者型作家及其创作，脑海中能够浮现出的学者型作家如格非、葛亮、於可训、王尧、黄平等。九十年代末期格非《欲望的旗帜》《蒙娜丽莎的微笑》等小说中都不乏机警的反讽、议论，精妙的譬喻等，在您看来，学者小说的创作或是大学叙事的范畴中，它们是否成为一种必然要素？

房伟：如果以类型而言，学者型作家肯定是一个特殊的，也是必要的存在。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小说中拽各类知识，作家们多看看百度和词典，就能变成乔伊斯，文本也就拥有了更多魅力。比如，钱钟书的《围城》，有很多知识性的东西，很有趣，包括知识性的修辞。但钱钟书最反对学人诗、学者作家这类称号，因为他觉得学者搞创作，很大的忌讳，就是要端着教授的架子装逼。《围城》的知识很有趣，我们看到的是“知识”，在钱钟书而言，则更看重“有趣”。所以《文艺春秋》的《围城》初版本，有很多有趣的，甚至有些恶毒和黄色的笑话与比喻，后来的版本就删除了。那个拉伯雷般热衷于恶作剧形象的顽童，可能更接近钱钟书创作时“隐含作者”形象。他并不是一个一本正经的老教授。他一生都反对这种沉闷的东西。他更多是受到了欧洲的流浪汉小说的影响，而不是《儒林外史》的熏陶，特别是他有着某种英国人的理性人生态度——他的笔下，没有真正的好人。因此，一个学者如果想从事创作，我想，他首先应该忘掉自己那些“瓶瓶罐罐”。我看到有些文学青年，本来写得很好，就是为了要提升水平，寻找深刻，装深沉，装高端，就热衷于学术化的文科知识堆砌，这其实是舍本逐末，甚至可以说，是本末倒置。

贺与诤：除今年这部小说集，我之前也有关注到您的《王小波传》与“高校知识分子”系列创作，同时，也拜读了您《“学者型作家”与“作家型学者”》的文章。您的小说写作发生有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对文学史料、作家文本等的熟知，也源于对于时代与个体命运的深入思考。在您看来，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精神互文”是否构成了学者小说的内涵呢？

房伟：史料对于我开始创作，的确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如上面的分析，我还是更喜欢在史料之中找到那些“缝隙之中”的有趣的东西。这些东西，蕴含着诸多历史的秘密与可能性，也闪现着人性的复杂的光芒。它们仿佛是沙砾之中的金子，灼灼逼人，引人注目。《杭州鲁迅先生》这个集子里的八个小说，很多就是从史料出发得到的。这种精神的互文，的确是这类作品一个重要的品相。

贺与诤：您的“大学生活”系列作品已经较多，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大学叙事”，即以大学校园为主要叙事空间，以各类大学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并由此表征出不同大学形象和精神气候的小说作品。事实上，作为探析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轨迹的载体，无论是“杭州鲁迅”还是“格陵兰博士”，或许已经不仅仅限于反映知识分子的高校生活，更透过知识分子触及了人们的精神镜像。您如何看待二十世纪以来及二十一世纪以来，由这一叙事空间所开掘出来的精神母题嬗变呢？

房伟：这个话题不太好谈，中国其实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我们更多地是某种高校知识从业者，而不是雅各比、萨义德等学者谈论的“知识分子”。我想一切可以言说的，就可能直接说，如果那些很难言说的，不妨用形象的故事讲出来。也许，很多年以后，我们的后代，看到我的小说之中的那些高校教师们很荒唐可笑，但那的确是某种曾经存在过的真实。

贺与诤：关于《余墨》和《格陵兰博士逃跑之后》，记得您在一次访谈中提及在文本中呈现了两代学人的“双葬悲剧”，同时也塑造了一类学者形象——他们并非学术天才，但热爱学术，正直善良，谋生的同时，努力通过自己的方式传达学术思考。在《杭州鲁迅先生》的后记中，您提及，“作家与死亡”的题材，借喻这人类利用文字想象自我，探索未知的可能性与限度。当故事逼近死亡，天堂与地狱的对话，仿佛就变成了人类精神至暗时刻的喃喃低语。对于历史与现实、群体与个体、网络文学与新科技等问题，种种看似悖论的存在命题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房伟：死亡是一种极端状态，在它的终极考验之下，以写人类故事而出现的作家，往往比一般人更敏锐地看到死亡对于人类的精神意义。而《余墨》更像是我这些年从事学术工作的某种心得感悟，有时很痛，有时很颓废，但有时也温暖，也有着闪亮的光和力量。

贺与诤：在读《杭州鲁迅先生》时，忽而感到小说实实在在还原了一个悲戚的精神场域。小说的故事性极强，结局又化为虚无。似乎是一场关于存在的哲学思辨，又像是对于精神文明重建的呼吁。想请问您小说集中的一个个故事是否构成了作家思辨母题的外衣？

房伟：我想，还是先有故事吧。我创作时可能更多地还是从感性出发，想寻找有意识的故事，至于其思辨意义，可能是它的自然呈现吧。

贺与诤：曾关注到您提及在过往的岁月中靠着读王小波逐步走出困境，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读了博士，成了教授和评论家，而且通过一部部文学作品成为文坛瞩目的作家。许多读者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本慰藉之书，与阅读中的精神托迹之所，可以请您谈谈您的枕边书吗？您如何看待当下语境中作家的阅读史、学术史、思想史三者之间的关系呢？

房伟：我个人的阅读趣味而言，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井上靖的《敦煌》，黑塞的《彼得卡门青德》，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鲁迅的《祝福》，都是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小说。至于说，阅读史、学术史与思想史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太大的话题，但我想持续不断地阅读是重要的，而阅读真正要为学术和思想提供帮助，就不能只看专业的书，要看得非常广泛，要有杂书的根底。大家去看看汪曾祺和友人的书信，他的阅读面非常惊人。鲁迅、周作人、沈从文等大作家身上都有着这种情况。我们很多青年作家，认为要写得深刻，就要从柏拉图读到齐泽克，想法当然有道理，但作家更应该是杂家，而真正的学者，也要有从广博处发现，从精微处深挖的眼界和能力。

贺与诤：之前有幸听您谈及撰写《王小波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感动于您在做作家传记时的严谨与专注，尤其是您谈及为探清王小波在北京的工厂生活时，赴京寻亲访友，以学术的精神来点燃研究与创作。想请您谈谈学者型作家创作的面向，更多的是专注于自身的成长经历及学术研究关注的范畴，在您看来，它的可能性还能够在哪里敞开？

房伟：其实，王小波的阅读史，就是一个很好地理解王小波的入口，而他的理工思维，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八十年代，很多学理工出身的作家，自己搞了文学，就特别文艺，非常先锋，你很难在他身上看到理工科思维的影响，比如，东南大学动力专业毕业的朱文。但王小波从不避讳在文本之中，表现出自己的理工男气息，这的确是当代文坛一个有趣的研究个案。

贺与诤：学者型作家创作往往须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在研究范式与自由书写的边界之中找寻一条融通之路。亦要警惕知识虚妄与诗性虚妄，破除学术与写作等级偏见与学科壁垒，觅得“两全其美之法”需要耐力、定力，更需要时间，面对这一问题，您的期待是什么？

房伟：我自己还远远谈不上做到这一点，我也时常处于学术与创作割裂的痛苦之中，也有很多迷茫和困惑。比如，我的生活往往是阶段性的，上半年写小说，下半年弄学术，但读书则是贯穿始终的。我想，我的狀态也在变化之中，现在高校科研考核任务重，创作也不算成绩，也许条件宽松一点，我还是想先多写点文学作品，也许哪天我感到要说的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再集中精力去钻研自己感兴趣的理论话题，也是有可能的。文学创作需要即时的热情，很多好好的想法，放了很多年，写出来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而研究则需要持续地思考和阅读，时间长了，反而有些东西，可能会变得更理性与成熟。

项目基金：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江南士风与新世纪江苏小说创作研究”（项目编号：22ZWC0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