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太平　卢泳莉　王艺霖　薛宇君

［摘 要］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人才强国战略深入部署。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振兴，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毕业生是有创新能力和理想信念的青年才俊，应引导其进行乡村创业，从而缓解当前就业难的状况，推进乡村振兴迈向美好未来。对此，文章以行为公共政策为研究视角，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大学生的乡村创业政策行为认知过程进行分析，探究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大学生乡村创业行为效应的关键要素及其实现路径，研究发现：（1）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感知变量、政策评价变量对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均有显著正向影响；（2）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大学生的乡村创业政策行为认知机制呈现出典型的政策评价部分中介效应；（3）政策目标群体是否处于粤港澳大湾区会影响政策感知对政策评价路径的作用。文章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关建议，以提升乡村振兴中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效能。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乡村创业政策；政策行为认知机制；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23）20-0131-05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国家伟大复兴、推动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需要。党的二十大强调激励大学生奋发创业，鼓励其踊跃投身乡村振興[1]。大学生是新时代的“领跑青年”，把更多青年人才引回乡村创业，让一群具有创业激情和乡土情怀的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助于缓解毕业生过剩和疫情导致经济下行带来的就业困难。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提到了要通过就业创业政策发挥带动作用，重视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相关政策，让政策深入群众[2]。广东省2023年发布了《广东青年下乡返乡兴乡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三年行动》，给南粤青年们开设了施展才干的广阔舞台。尽管政策在宏观上指明要加强对大学生的乡村就业创业的个性引导、政策激励和平台服务，帮助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但是政策实效在个体微观层面的效果仍需探究。

因此，本文从行为公共政策的视角出发，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展开调查，通过实证考察乡村创业政策感知对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的影响机制，为进一步完善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的设计提供科学化参考。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的行为认知机制及其效应

行为公共政策视角下的政策行为认知机制是一种利用行为科学研究范式，从微观行为层面解释宏观公共政策效能的循证研究（Evidence-informed）思路[3]，从政策的影响因素以及形成机制来看，其关注民众对于政策认知层面的行为，对个体选择行为的心理机制和关键认知要素进行重点评估，从而进行精准化的研究[4]。从认知心理学视角来看，人们对某一概念的认知存在两个阶段[5]。针对此，将有效途径在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和学习三个过程中进行行为科学的运用[6]。本研究通过借鉴Capano和Howlett基于社会机制性视角提出的政策设计的因果逻辑和机制，理解策略工具如何改变实施者和设计目标的行为[7]，重点关注从乡村创业政策感知—乡村创业政策评价—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的转化诠释过程，探究个体行为转化为政策效能的关键因素。

首先，在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体系和类型方面，本研究通过对网络上公开发布的55项有关大学生乡村创业的国家级、省级以及市级政策文件的整理，从政策类型、政策内容和政策出台数量进行分类，最终将不同的政策归纳为人才、财政和基础设施三类，其提及次数分别为40次、40次和36次。

其次，在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的行为效应方面开展研究。政策行为效应是指政策目标群体对于政策的认知层面变化所引起的行为方面的改变，即公共政策的成功重点在于能够有效影响与改变目标群体的态度与行为，引导公民、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按照政策目标所期望的方式采取行动，做出政策遵从行为[8]。对于大学生乡村创业的政策行为效应，美国学者Desai， Gompers和Lerner认为创业环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环境[9]。已有研究表明乡村创业教育引导机制（针对性政策）越完善，扶持政策在资金、政策、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帮助越大，大学生乡村创业的可能性和意愿越强[10-11]。但是实际中多数大学生表示因创业初期较难获得政策关怀，他们乡村创业的满意程度和行动力受到了较大影响[12]。

最后，可以将政策的行为效应评估大体分为基于成本效率效益分析的内部量化评价（即客观测量类）和基于公众感知服务质量外部定性化测量（即主观评价类）两类[13]。

综合以上，本研究根据Lars Tummers所提出的相关量表对政策行为效应进行评价，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高校大学生将乡村创业政策自觉转化为个体行为的主观意愿程度进行探究。

（二）研究假设与研究框架

本研究围绕从乡村创业政策感知—乡村创业政策评价—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的转化诠释过程构建研究框架和假设：政策感知是个体对政策文本的认知，以及对政策执行时产生的主观认知、情感态度与行为表现[3]，可以转化为个体对于政策本身的了解程度与认可程度[4-5]。政策评价是对政策文件及其实施过程和效果进行系统化、全方位的考察和分析，之后得出合理的评价[14] ，分析人们是否更愿意接受政府的政策，进行义务投资（行动）[15]。因此，理论上政策评价可以作为中介变量作用于政策感知和政策行为效应。结合本研究前期访谈的发现，提出以下四个假设：

H1：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感知与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显著相关。

H2：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评价与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显著相关。

H3：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感知与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评价显著相关。

H4：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评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行为认知模型中起到中介作用。

综上，基于乡村创业政策感知—乡村创业政策评价—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的转化诠释过程，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框架（见图1）。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变量

（一）数据来源

基于政策行为认知机制框架，以及对10份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高校大学生访谈材料和现有政策文本的梳理与归纳，课题组编制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高校大学生对于乡村创业政策认知机制的相关研究》调查问卷，共获得2000份调查样本，剔除了逻辑混乱、信息缺失的样本后共回收有效问卷847份。样本的人口学特征数据表明，男生占24.1%，女生占75.9%，从未有过创业经历的学生占91.9%，从未参与农村社会实践的学生占62%。

（二）研究变量

根据研究目的，本研究将乡村创业政策的政策感知、乡村创业政策的政策评价以及乡村创业政策的政策行为效应作为主要变量。经过检验，因子分析效果较好，所有变量信效度高。具体来看：（1）政策感知，采用Likert scale，每一维度共有5个具体选择选项。政策感知题项均值都在3.55左右，政策感知维度均值为3.55，即政策感知处在中等水平，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大学生对乡村创业政策了解程度处于中等水平；（2）政策评价，主要用于测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的心理认同以及效价预期程度，采用Likert scale，每一维度共有5个具体选择选项。从政策评价维度来看，政策评价题项均值都在3.54左右，政策评价维度均值为3.55，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大学生对乡村创业政策满意程度和认可程度处于中等水平；（3）政策行为效应，本维度题项参考由Lars Tummer 所提出的政策效应相关量表进行设计。从政策行为效应维度来看，政策行为效应题项均值基本上在2.6到3.5范围内，政策行为效应维度均值为3.15，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大学生对于将乡村创业政策自觉转化为个体行为主观意愿程度处于中等水平。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及单因素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首先，r1= 0.49，p<0.01，即乡村创业政策感知与乡村创业政策评价之间呈现显著的且正相关的关系，表明乡村创业政策感知与乡村创业政策评价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H3假设成立；其次，r2= 0.44，p<0.01，表明创业政策感知与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H1假设成立；同时，r3 =0.35，p<0.01，表明创业政策评价与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H2假设成立，适合开展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人口学变量与政策感知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0.01显著性水平下，专业、是否为独生子女、性别对政策感知的影响均不显著。人口学变量与政策评价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是否为独生子女、性别对政策评价的影响均不显著，专业、户口对政策评价的影响显著。人口学变量与政策行为效应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是否为独生子女、性别对政策行为效应的影响均不显著，专业、户口对政策行为效应的影响显著。

（二）乡村创业政策认知机制及其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知：首先，以政策感知为自变量，对因变量政策行为效应做一元回归分析，回归系数显著。其次，以政策感知为自变量，对因变量政策评价做一元回归分析，回归系数显著。最后，以政策感知、政策评价为自变量，对因变量政策行为效应做多元回归分析，回归系数显著，因此可能存在中介效应。为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本研究根据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16]设计中介效应检验。

第一步，从乡村创业政策感知对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的回归，得到回归系数βc=0.44，检验p值接近于0，可以进行第二步检验；第二步，从乡村创业政策感知对乡村创业政策评价的回归，得到检验回归系数βa=0.49，检验p值接近于0，可以进行第三步检验；第三步，从乡村创业政策感知和乡村创业政策评价对政策行为效应的回归，得到检验回归系数βb=0.17，检验p值接近于0，同时βc=0.36，检验p值接近于0，因此本研究属于部分中介效应。由此可知，乡村创业政策评价在乡村创业政策感知对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的影响作用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

为确定路径系数，研究通过 Stata15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认知机制模型及路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得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大学生乡村政策认知结构方程模型。因为较大样本值容易影响模型的卡方值，所以采用CFI、RMSEA等其他检测指标反映模型的拟合情况。根据模型的绝对适配指数、增值适配指数来完成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的拟合程度良好，说明“乡村创业政策感知—乡村创业政策评价—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 的分析模型具有解释力。

变量间的作用可以使用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行为认知模型（见图2）进行表示：首先，乡村创业政策感知对乡村创业政策评价的作用路径系数为b1=0.99， p<0.01，这表明作用路径显著；其次，乡村创业政策评价对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的作用路径系数为b2=0.066，p<0.001，这表明作用路径显著；最后，乡村创业政策感知对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的作用路径系数为b3=0.37， p<0.001，这表明作用路径显著。综上可知，乡村创业政策评价在乡村创业政策感知对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的作用过程中呈现出部分中介效应。

本研究對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与非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随机抽取同等样本，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组比较，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变量在不同组间的影响效应的差异。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组比较卡方检验结果：p接近0.001，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感知—评价—行为效应各路径系数分别为0.89、0.15、0.38，非粤港澳大湾区学生感知—评价—行为效应各路径系数分别为0.59、0.12、0.35，结果显著说明粤港澳大湾区样本与非粤港澳大湾区样本在模型结果上存在差异，即是否身处粤港澳大湾区会影响乡村创业政策的行为认知机制作用于大学生群体的结果。对于身处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的大学生而言，从政策感知到政策评价的路径作用更加明显，说明政策评价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大学生理解政策并转化为行为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政策感知、政策评价“双管齐下”

本研究对政策行为认知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通过增强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对于乡村创业政策的了解程度，能夠提升大学生对乡村创业政策的满意程度，进而有助于增强学生将乡村创业政策自觉转化为个体行为的主观意愿程度。也就是说，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策制定者不仅要使政策目标对象——大学生对政策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有所了解，还需要考虑大学生本身对于政策的认同度，要满足政府供给与大学生需求的双向互动作用。政策制定者不能只停留在政策出台的表面，更要使得政策从“被动”走向“主动”，这有助于甄别学生差异化需求，实现分类施策。在乡村创业政策出台后，政府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公众号、App等为青年提供政策解读和最新资讯，同时要及时调查受众对政策的理解和认同程度，以进行动态化反馈，力求供需匹配。

（二）依循政策感知—政策评价—政策行为效应机制

政策制定者制定与公布政策后，首先要被政策目标群体感知到，其次要让政策目标群体对政策产生不同程度的认可效应，最后当外界再次出现政策信息刺激时，政策目标群体将会响应政策号召，将政策自觉转化为个体行为，从而发挥政策的最大效能，成功打通乡村实践的“最后一公里”。因此，仅提高大学生的乡村创业政策感知程度还不足以令他们将乡村创业政策自觉转化为个体行为的主观意愿，在政策诠释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提升他们对于乡村创业政策的满意程度，从而最终达到发挥政策最大作用的目的。政府可以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知识共享，同时要善用助推型工具，简化申请流程，鼓励高校、企业和创业培训定点机构高质量发展，扩大政策覆盖面。

（三）增强青年创业激情，减少认知偏差

青年群体对政策的不同认知将影响其行为效应，如何减少认知偏差，让政策更好地指挥青年行动是政府需要改进的方向。政府应当通过与高校及创业机构合作，搭建大学生获取乡村创业信息的桥梁，提供分享平台，增强大学生对乡村创业政策的认知，减少认知偏差，激发大学生乡村创业的兴趣。政府可以协同高校及创业机构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宣传，在高校召开政策宣讲学习会、政策意见收集会等。政府应该深入挖掘政策目标群体的感知过程，从政策宣传渠道、政策内容等方面扩大政策的覆盖程度，鼓励高校组织大学生对青年创业、乡村振兴等相关政策进行学习，将政策内容渗透到思政课程、团日活动、党支部理论宣讲等活动中，让更多的青年群体了解、感知到政策内容，增强青年服务乡村的使命感。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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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