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君

[提要]文章梳理了存世西夏文文献的情况，特别对近年陆续出土与出现在拍卖行的西夏文献及其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就西夏文献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趋势进行了归纳与总结，指出了今后西夏文献研究应注重“四行对译”和语法标注，并贯彻“因声求义”等训诂学方法，使西夏文献解读成果与历史语言学、文献语言学研究接轨，为藏缅语、古代汉语通语和方言的研究提供素材；西夏文献的阐释应服务于敦煌学、“大国学”研究，着力强调了黑水城出土文献是中国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是中华民族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存世西夏文文献概述

西夏遗存文献主要发现于河西故地，最大宗的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1909年，科兹洛夫(П.К.Козлов)率领的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在黑水城发掘了一座藏经塔，获得了大量文献，现存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据初步估计，黑水城出土文献有9000多件，其中约374种佛经，60余种世俗文献，1500件文书。1914年，斯坦因(A.Stein)又在黑水城进行了搜集，构成了现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西夏文特藏的主体部分，大概有7000个编号。之后，内蒙古考古队也对黑水城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些文献。

1917年，宁夏灵武县修城墙时，发现了五个瓦坛，里面装满了西夏文佛经。这批佛经的主要部分后来入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概有9000余折的西夏文文献，佛经124卷。其余经卷有些落入国内收藏家之手，比较大宗的有张思温旧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五卷(卷11-15)，现藏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罗雪樵旧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三卷(卷26、57、76)，现藏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有些经卷被倒卖到了日本，如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西夏文《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后附八思巴所撰颂赞《出有坏无量寿智莲华鬘赞叹》，款署“癸巳年(1293)神足月十五日”，译自藏文本①[4](P.206-207)。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藏有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卷77。灵武出土的有些佛经卷首存有元代皇帝刊经祝赞，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顺正理论》《悲华经》《经律异相》等卷首存西夏文祝赞4面，款题可译作[5](P.2852-2854):“1.当今皇帝圣寿万岁。奉大元国天下一统现世独尊福智名德集聚(皇帝)诏，总大藏经刻印传行。2.当今皇帝圣寿万岁。3.太后皇后睿算齐年。4.皇太子长寿千秋。奉诏于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印大藏经五十部传行。”可知这些佛经大部分是元代大德十一年(1307)印施的《河西藏》零本。

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西夏文碑铭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种:

(1)1962年9月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刻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的西夏文经幢《胜相幢》，后移至保定市内莲池公园[6]。

(2)6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发现西夏文刻本《高王观世音经》[6]，刊刻于“大明朝壬子宣德五年(1430)正月十五日”，曾为近代著名的书画家和鉴藏家周肇祥(1880-1945)所收藏，是目前所知刊刻时间最晚的西夏文文献。

(3)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残片，80年代初发现于西安市文管处[7]。

(4)1989年武威新华乡亥母洞石窟出土的泥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等佛经，现藏武威市博物馆。

(5)1991年内蒙古额济纳旗绿城发现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顶尊相胜总持功德依经录》《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佛说消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慈悲道场忏罪法》《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等，现分藏于内蒙古博物院、额济纳旗文物保管所等处。

(6)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等西夏文文献，199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所在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废墟上发掘所得。

21世纪以来，西夏文文献又有新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

(2)2013年在河北省邯郸大名县出土小李钤部墓志，现藏大名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体育旅游局文物陈列室[9]。该碑镌刻时间是1278年，正面用西夏文记录了墓主人夫妇的名字，背面用汉文记录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和家族情况，首行题“宣差大名路达鲁花赤小李钤部公墓志”。墓主人小李钤部(1189-1258)即《元史》卷122记载的大名路总管“昔里钤部”，是元代西夏遗民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⑤。

(3)西夏文《择要常传同名杂字》[10]、[11]，首见于2014年12月北京第四季度德宝拍卖会，卷首有“序言”，并附两叶草书与楷书偏旁对照表。正文为西夏文“杂字”，每一字下并附同音字，是服务于西夏文佛经阅读与校勘的《龙龛手镜》类字典。

(4)宁夏银川佑啟堂收藏的一批西夏文文献，目前已知的有《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金光明最胜王经》《金刚经》《三才杂字》《贤智集》等残片[12]。

(5)西夏文《喜金刚现证如意宝》上卷，2017年6月4日泰和嘉成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善本·金石碑版”专场拍品，编号2368。元刊本，卷子装，为元帝师八思巴同名著作的西夏文译本[13]。

(6)西夏文《佛说圣曜母陀罗尼经》《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佛说金轮佛顶炽盛光大威德如来陀罗尼经》三种佛经合刊本，2019年7月存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款署大朝国庚午年(1270)十月二十五日梁慧安管勾雕版，讹播法师发愿印施。卷首有佛说法图扉画，卷尾有兰山一行沙门慧觉所撰《炽盛光圣曜母等经弘传序》[14]。

(7)西夏文《五公经》，2019年4月存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译自已佚汉文本，正文是一篇歌谣，以“七言+五言”组成一句。开头叙述经文的缘起，抱怨当今的世道不好，并预言在寅年和卯年会有圣明的君主出现。正文后附有分别代表那五个圣公的五道符箓。大概译于13世纪中叶，比存世汉文本早出500余年[15]。

(8)西夏文《佛说阎罗王预修十王经》，2021年9月存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元刊本，经折装，译自藏文本。首有版画2折、序言5折。序言述死者还阳故事及抄经利益，其间经题另作“[阎罗王]成佛授记经”。尾有款题“番本译者座主衣绯迷宁慧海造”。正文可与俄藏Инв.№ 819号勘同。

西夏遗存文献绝大多数都是从汉文、藏文书籍翻译过去的，内容涵盖中原典籍的经、史、子、集各个部类，以及大量藏传佛教后弘期早期的密法仪轨，其丰富程度为中古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之最。其中译自中原的大量的儒家经典和参考汉文编写的蒙书曾被广泛地用来教化百姓。此外，还有一些模仿汉文、藏文的诗文作品。一直以来，西夏文献研究的重点、热点是文献的考释解读、文献所反映的民族语特点与汉语方言特点研究、文献所蕴含的历史文化阐释等。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藏、英藏、法藏、日本藏、瑞典藏西夏文献得以陆续刊布，截止2022年，《俄藏黑水城文献》已经出版到第31册，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传和藏传佛经的代表性种类基本得到刊布。这些资料对于西夏历史和文明的重建、对于宋、辽、金、元历史文化的研究、对于吐蕃和回鹘佛教的传播研究、对于包括敦煌文化在内的“丝绸之路”古代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等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现。学界借助这些源源不断的研究养料，不仅产出了层出不穷的释读和研究成果，而且培养了为数不少的硕、博士生，西夏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正因如此，本世纪的20多年也被学界戏称为“西夏学的大航海时代”。

二、西夏文献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趋势

在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上，西夏文献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进展和创新趋势。

1.借鉴清儒的考据学方法，考释西夏文献，系统梳理百年来西夏文献的研究成果，总结研究理论与方法。十年来，聂鸿音先生先后出版了《西夏文献论稿》[16]《打开西夏文字之门》[17]《西夏佛经序跋译注》[18]《西夏文字和语言研究导论》[19]等，释读了西夏文佛经的序跋和诸多零本佛经，深入讨论了文献中所蕴含的西夏语文问题，系统梳理了西夏文献的发现、保存、刊布、整理等过程。在《西夏文字和语言研究导论》一书中，系统介绍了西夏文字的构成、文字的应用、文献的解读、西夏语语音、词汇、词法和句法，以及语言的类型和系属等。在这一系列堪称西夏语文研究的教科书中，聂先生始终如一地借鉴清儒的考据学方法，为把西夏文字文献纳入传统“古典文献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大系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此外，孙颖新把传统训诂学“因声求义”方法运用到西夏文献的研究中，重点阐释了西夏文献中的“通假”现象，指出西夏文献中的通假不仅有基于西夏语内部音同、音近字的通假，还有译自汉文的西夏文献中出现的基于汉语读音相同而造成的两个读音、词义均不同的西夏字之间的通假[20]。

2.广泛搜集整理西夏文字文献所记录的语言事实，为分析汉语的通语与方言的语音变化提供实证。20世纪20年代开始，罗常培等学者着意把日译汉音、越南译音、藏-汉对音等材料汇入古汉语语音研究，80年代以来，王静如、龚煌城、聂鸿音、沈钟伟、孙伯君、傅林、王为民等学者又进一步把夏-汉对音、回鹘-汉对音、契丹-汉对音、八思巴-汉对音、满-汉对音等材料汇入，使得唐五代以来汉语西北方音与北方话的诸多声韵规律和音值更加明确。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古代汉语的通语和方言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中古时期的番汉对音资料对汉语西北方音和宋元时期北方话的研究尤为珍贵。利用西夏文献材料研究西北方音的代表性论文有聂鸿音《12世纪党项方音考略》[21]，该文在全面整理西夏文献中的汉语译音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译音系联法”，归纳了西夏境内通行汉语口语的声韵规律，并对前人在党项语声韵格局框架下构拟的宋代西北方音进行了系统检讨，充分再现了党项式汉语口语的实情。理论与方法上的主要创新有:(1)运用“译音系联法”，抛开西夏语声韵构拟的干扰，完全从译音资料内部归纳了党项方言的声韵系统。(2)西夏时期在党项音韵系统制约下的汉语，是一种出现了若干变异的特殊“方言”，这种方言内部也呈现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3)此前，学界已经认识到党项方音的主要特征反映了晋语的早期面貌，但缺乏具体实例，该文所整理的译音字例及相关分析，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实证，并进一步证明党项方言与现代晋方言的关系要比学界此前预期的密切得多。

3.文献释读注重“四行对译”、语法标注和语言学研究，西夏文献释读朝着为历史语言学研究提供语料、为大国学研究提供素材这一方向发展。近百年来，西夏文献释读经过了由识字到服务于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初期阶段，学者解读文献的目标主要是“识字”，基本格式和方法是利用《番汉合时掌中珠》查出每个字的汉义，同时参照汉文原本调整语序和补充字义，以罗福成对《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西夏文佛经的解读为代表[22]。第二阶段，李范文《夏汉字典》的出版，为理解西夏字义提供了的重要参考，极大地推进了西夏文献的释读，学者或在原件照片之下直接给出汉文译文，或标定西夏字在《夏汉字典》中的序号代替文字给出释义，以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为代表[23]。第三阶段，索夫洛诺夫(M.V.Sofronov)、西田龙雄、龚煌城等对西夏字读音的系统拟定成果发表，以及西夏文电脑字库的出现，使得学界可以使用录文来代替原件照片，并进行逐字对译、标音，形成了典型的“四行对译”格式。不过，由于学界对西夏语助词的语法意义还不甚明晰，这一阶段对汉语中没有的西夏语助词还用△来标记，对其具体用法则在注释中加以描述，以林英津《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为代表[24]。第四阶段，借助与藏语、羌语支语言的对比，学界对西夏语语法的认识有很大进步，聂鸿音、林英津、荒川慎太郎、张珮琪、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等在西田龙雄、索夫洛诺夫(M.V.Sofronov)、克平(K.B.Keping)、龚煌城、马忠建、孙宏开研究的基础上，对西夏语助词、黏着成分与曲折形式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均有系统地发现与阐释；根据译自藏文文献的例句，段玉泉、胡进杉等也对这些成分的用法做了许多考释。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使得过去用△标记的西夏语助词的语法作用越来越明晰，向柏霖、荒川慎太郎等遂倡导运用“语法标注”体例揭示文献中的西夏语信息。早在《新集慈孝记》一书中，向柏霖就借用“莱比锡标注法”，对西夏文《新集慈孝记》进行了语法标注，他把西夏语语法标记设定为以下11个⑥[25]:

在《党项语历史音韵和形态论纲》第三章“形态比较”中[26]，向柏霖还进一步论述了西夏语的名词变格、动词变位、动词派生、连读音变以及复合动词的结构，第四章“分类”中，更是从词汇和形态两方面对党项语所属的语支进行了综合论证。荒川慎太郎在《西夏文〈金刚经〉的研究》“研究编”中[27]，不仅对学界此前有关西夏语语法形式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还用“语法标注”体例对所举西夏语例句进行了语法分析，把对西夏语法的系统诠释在所举例证中加以呈现。最近，麻晓芳《西夏文佛典文献语法研究》[28]、段玉泉《西夏语言志》[29]等在向柏霖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了西夏的语法标记体例。

4.西夏学界发现了诸多白云宗祖师和元代帝师八思巴著作的西夏文译刊本，为学界了解西夏后裔在推动汉文《大藏经》的编刊，以及藏传佛教，尤其是萨迦派教义向河西地区与中原传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从21世纪初开始，索罗宁、孙伯君等学者陆续在黑水城出土文献中发现了西夏文《正行集》《三代相照文集》《三观九门枢钥》和《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中所附“承袭图”等与白云宗祖师清觉及其作品的种种关联，进而把西夏文资料放在中国佛教史框架下加以综合分析，考证了《河西藏》的编订过程、慧照大师和管主八的身份，梳理了存世《河西藏》的文本，厘清了西夏后裔发起刊刻《普宁藏》，并融通“河西走廊”与内地佛教，把西夏遗僧新译的一些经典纂集刊入《河西藏》的过程[30]。这为证明西夏语文在元代仍有旺盛的活力，认识西夏后裔在汉文《大藏经》的编刊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明确黑水城文献的性质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5.藏传佛教文本注重藏-夏文本对勘与阐释，考释西夏语助词的语法功能，总结出一批本专业特有词语的夏-汉-藏对当关系，摸清西夏人对这些文献的理解方式和翻译手法，并结合藏文史料，揭示12世纪西夏所传各种修法与西藏本土各个宗派的关联，认识早期藏传佛教的总体面貌，弥补藏文佛教史料记载的缺失。属于这一系列的论著有段玉泉《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34]，该书全文释读了《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并运用藏-夏文本的对勘，考释了很多西夏语助词的语法功能，总结出一批本专业特有词语的夏-汉-藏对当关系。胡进杉《西夏佛典探微》[35]，该书主要探讨了几种西夏译汉文、西夏文佛典与藏文原典的对应关系，并运用藏-夏文本的对勘以及藏传佛教义理，考释了很多西夏语词语，探讨了七十余幅西夏佛经扉画。孙昌盛《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整理研究》[36]，该书借助藏文本《真实相应大本续》，对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进行了全文释读，总结了一批藏传佛教专有词语的夏-汉-藏对应关系。索罗宁《大鹏展翅:藏传新旧密咒在西夏的传播》[37]，该书在释读藏传佛教诸文本的基础上，对藏传新旧密教经典在西夏的传播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呈现了西夏藏传佛教的总体面貌。

除了这些研究著作，近五年索罗宁培养的博士撰写的毕业论文也值得关注，如李梦溪《西夏文〈显明圣金刚能断至胜慧彼岸大经义·灯炬记〉研究》[38]，该文对照藏、汉文本，对西夏文《金刚经》注疏本《灯炬记》进行了释读，并进一步探讨了文本背后的佛教义理和西夏的宗教面貌。同时，该文结合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金刚经》注疏诸本，认为《灯炬记》受到八、九世纪敦煌流行的藏译印度莲花戒《金刚经广释》和汉文昙旷《金刚般若经旨赞》的较大影响，从而进一步认为敦煌到黑水城的宗教信仰具有延续性。谢皓玥《黑水城出土之“发菩提心”系列文本及其思想源流分析》[39]，该文在全面搜集黑水城出土“发菩提心”汉、夏文本的基础上，对文献中所呈现的西夏“发菩提心”仪轨及其信仰背景进行了综合分析，结合对汉文和藏文原本的对照研究，指出译自藏文的核心文本与藏传佛教中的宁玛、噶当有所关联。同时联系敦煌文献所呈现的河西地区的民间传承，认为西夏的藏传佛教文本体现了汉、藏佛教的融通。喻晓刚《光明甚深:俄藏黑水城汉藏佛教与俄藏黑水城那若六法(nā ro chos drug)类文献》[40]，该文通过对俄藏黑水城文献所见西夏文“那若六法”与《大乘要道密集》汉文本、存世藏文本的对勘比较，认为西夏时期所传“大手印”文本，可能属于藏传“大手印(phyag rgya chen po)、大圆满(rdzogschen)、道果法(lam ’bras)”新、旧译系列修法文本。西夏所传“那若六法”分属喇嘛祥与帕竹系统，而西夏文《究竟道要门》与《六法自体要门》同属于由冈波巴系衍生出来的“喇嘛祥六法-大手印”文本系统。张永富《文本传译与文化交流——夏、藏、汉文〈真实名经〉对勘与研究》[41]，该文通过对《真实名经》夏、汉、藏诸文本的对勘，讨论了存世西夏文诸文本与汉、藏诸本之间的传译关系，认为两个西夏文本(Инв.№0728和Инв.№7578)直接译自不同的藏文本，与敦煌藏文本较为接近。同时，在对勘中，作者还识别出40余处通假字，明确了诸多西夏语词语的具体意义。

此外，李雷博士论文《西夏文〈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卷一〉整理与研究》[42]，运用“四行对译法”，首次对俄藏黑水城出土藏传佛教早期法本《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卷一进行了录文、标音和校勘，并与《大乘要道密集》所收汉文本进行对照释读，系统整理了该文本所涉词语的藏、夏对译关系，为进一步说明元代中原所传藏传佛教“道果”法早期法本与西夏的渊源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该论文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

6.西夏文献与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等壁画相结合，深入考察西夏文化与敦煌文化的关联，为深入阐释西夏文化与唐五代以来“河西走廊”历史文化的继承关系提供了实证。如素有“小藏经洞”之称的莫高窟第464窟壁画的研究。该窟由前、后两室构成，前室南北壁和后室窟顶与壁面绘有精美的壁画，多幅壁画题有回鹘文榜题。前室南北壁39幅屏风式方格连环画表现的是《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内容；后室壁画主要表现的是观音现身说法的内容，其中南面东起下排第一格绘有一幅莲花冠上师像。谢继胜曾在《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一文中通过对上师所戴冠帽样式与文殊山万佛洞、榆林窟第27窟、第29窟、东千佛洞第4窟、第5窟、黑水城唐卡、拜寺沟方塔等上师所戴冠帽的对比分析，确认上师所戴冠帽是西夏上师的典型冠帽，为藏传佛教宁玛派的莲花帽，从而确认了该壁画绘制于西夏前期[43]。最近沙武田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西夏绘画风格，进一步认为后室壁画绘制于西夏，前室为元代所重绘[44][45]。杨富学则认为该窟后室壁画绘制于元代早期，而前室则为元代末期豳王家族所重绘[46]。笔者则结合黑水城出土文献认为后室莲花冠上师及其随从的服饰的整体风格基本还是汉地的，可据以推测这位上师可能出自西夏本土。而据藏文史籍和西夏文献记载，从西夏仁宗皇帝(1139-1193在位)即位开始，藏传佛教始盛行于西夏境内，早期被封为国师的多为西夏本土僧人，后期多为来自西藏的喇嘛。仁宗皇帝早期最著名的僧人非鲜卑宝源莫属。存世鲜卑宝源翻译的汉文本《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是西夏藏传佛教观音信仰最重要的经典，其“心咒”即“六字真言”，符合第464窟壁画观音菩萨信仰主题。而宝源文集《贤智集》卷首木刻版画的装束和构图风格也与第464窟所绘莲花冠上师、诸沙弥像与伞盖非常相像。种种迹象表明，莫高窟第464窟中的莲花冠上师为西夏国师鲜卑宝源，他就是该窟壁画所展现藏传佛教观音信仰内容的传译者、功德主[47]。

近年来，学界在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和张掖、酒泉、武威周边的石窟绘画与塑像中发现了多处西夏文题记和西夏元素，如2021年5月至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建联合考古队，对张掖金塔寺石窟进行调查时，发现东窟塔柱正面残存多处西夏文墨书题记。这些题记题写于早期塑像旁侧，内容为阿弥陀佛的十种化身名号。这一发现不仅补证了西夏时期曾对原初塑像装銮施彩，而且说明西夏还曾将原有十方诸佛塑像名称改为阿弥陀佛各种化身名号，重新建构了塔柱原有造像布局，进一步佐证了净土信仰曾盛行于西夏境内[48]。这些包含在“河西走廊”文物遗存中的西夏文题记和西夏元素，是揭示敦煌文化、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社会经济文化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需要结合西夏文献加以阐释。

三、西夏文献研究的未来

尽管经过百余年的历程，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综合来看，西夏文献研究目前还存在很多问题。今后西夏文献研究应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1.推进西夏文字文献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今后的西夏文献研究方向应该朝着为历史语言学研究提供语料这一方向发展，注重“四行对译”和语法标注，避免低水平的重复解读。从前，汉语与民族文字研究之间壁垒森严，民族文字研究者很少借鉴清儒考据学方法，汉语研究者很少重视民族文字和民族语资料，近些年来有所改观。今后的西夏文献研究，应该着力贯彻“因声求义”等训诂学方法，使文献解读成果与文献语言学接轨，促进西夏语与同语族语言的比较，促进汉藏语历史语言学研究。同时，利用西夏文献来补充汉语资料的不足，为古代汉语通语和方言的研究提供素材，使西夏文献真正服务于“大国学”研究。

2.推进多文种文献资料的关联研究，构建大文献、大历史的学科视野。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与汉文文献的互证代表了当前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二十五史”是用汉文书写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民族古文字文献则是用民族文字书写的中华民族历史。民族文字文献可以与汉文史料互证，从“他者”的视角呈现少数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西夏文献大多译自汉文，内容广涉经、史、子、集各个部类，有的典籍为中原已经佚失的孤本。西夏文献的内容不仅能够为构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提供参考，而且能够为研究唐五代以后中原、“河西走廊”多民族共建的经济历史文化提供重要的参考。今后的研究应着力强调黑水城出土文献是中华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是中华民族宝贵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3.把西夏文献与“河西走廊”的文物遗存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入阐释西夏文化如何上承敦煌、下启元代，西夏如何吸收中原文化，建章立制，并借助藏传佛教把青藏高原、河湟地区与“河西走廊”、贺兰山一带连成一体，使各民族最终融入中华一体。众多文献证明，西夏全面吸收唐宋以来的典章制度，继承唐五代以来“河西走廊”流行的民间信仰，仁宗中后期又进一步崇尚西藏本土盛行的藏传佛教。西夏时期和元代西夏遗民曾经对莫高窟、榆林窟和张掖、武威等石窟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修复与营建，可以说西夏文化是敦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学界应该着力借助西夏文献进一步深入阐释“河西走廊”文物遗存的内涵，进而分析宋元时期“丝绸之路”社会经济文化的特质，为敦煌文化和古代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研究提供支撑。

4.利用西夏文本与藏文本的对勘，进一步释读西夏翻译的藏传佛教文本，揭示12世纪西夏所传各种密法与西藏本土各个宗派的关联，弥补藏文佛教史料记载的缺失，并深入阐释蒙元时期流行的藏传佛教与西夏的关联，揭示西夏遗僧在元代为推动敦煌文化向中原内地传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藏文本独立于经文，款署’phags-pa zhes bya bas sa pho:stag gi(《zha》《lu》rtaí)lo dbyu guí zla baí tshes brgyad la sbyar baó，可译作“八思巴于阳土马年(1258)娄宿月(藏历9月)八日造”。

⑤关于“钤部”的语源历来争议颇多，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四七认为“钤部”来自藏语的btsan-po(君主)，还推测来自蒙古语的baatur(勇士)。墓志中对译“钤部”的两个西夏字见于《番汉合时掌中珠》，读作“遏暮”(ga-mbu)，汉译为“统军”，可确定“钤部”实为西夏语“统军”的音译，解决了《元史》学界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

⑥在文献的实际解读中，向柏霖还使用了“Plurie”(名词复数词缀)、“Suffixe”(动词后缀)等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