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薇薇

近几年在农村调研发现，陪读现象日益普遍且愈演愈烈。据统计，2012年甘肃全省陪读家长约10万人，接受陪读的学生中，小学生占42.2%，初中生占21.1%，高中生占25.8%，平均达27.1%，超过总学生人数1/4［1］。

陪读是指家长以子女教育为目标，进入孩子就读学校所在城镇陪伴孩子学习和照顾孩子生活的社会现象。陪读分为隔代陪读和亲代陪读两种，隔代陪读是指祖父母进入孩子就读学校所在城镇陪读，亲代陪读指父母进入孩子就读学校所在城镇陪读，二者共同组成城镇庞大的陪读大军。随着智能手机、网络游戏的触手可及以及社会环境的变迁，隔代教育日益成为问题［2］，亲代成为家庭陪读责任的主要承担者［3］，亲代陪读又主要是以母亲陪读为主。那么，现实中母亲陪读现象兴起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1.文献综述

陪读作为一种新兴现象，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既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讨论农村陪读现象。

一是从国家宏观政策研究陪读现象。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之下，义务教育阶段设置的“城市优先”的教育倾向，构筑了城镇与乡村之间的教育鸿沟［4］。进入21世纪后，农村公共教育资源的上移［5］，进一步加速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大量农村儿童进入城镇读书。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城镇化和本地经济发展，通过教育政策推动学校、优秀老师和优秀学生进城，使得进城上学成为农村学生和家长不得已的选择［6］。为了让子女获得相同水平的教育，经济条件差的家庭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租房陪读，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新的教育不公平［7］。

二是从家庭角度研究陪读现象。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农民家庭发展目标逐渐从“经济利益最大化”转向“以教育为核心的综合收益最大化”［8］。教育日益成为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的策略性选择［9］，成为实现农民家庭阶层流动的重要机制，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迅速卷入获取优质教育机会的竞争行列中，进城陪读是农民家庭实现教育抱负，参与教育场域竞争的一种体现［10］。但农民家庭由于缺乏资本能力和教育能力，以至于他们陪读式教育投入风险性极高，改变底层地位的可能性却非常低［11］。

三是从个体视角研究陪读现象。受传统性别分工影响，以及隔代教育面临的家庭缺位矛盾［12］，母亲成为家庭陪读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成为城镇陪读大军中的主力。陪读不仅重塑和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而且导致农村妇女走出家庭、再次就业困难重重［13］。妇女被固化在无酬照料劳动中，为劳动力市场所排斥，更依赖孩子成绩决定其在生产劳动中的价值，不仅严重影响妇女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且阻碍了性别平等和社会发展［14］。学界关于隔代陪读中的老人研究相对较少，主要讨论陪读老人如何适应陪读角色和城市生活［15］。此外，计划生育政策带来农民家庭的少子化，使父母对子女需求和发展高度重视［16］，不愿意让孩子获得比同龄孩子更差的教育［17］，也在推动着陪读现象日益膨胀。

既有研究丰富了对陪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母亲陪读与县域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然而现有研究大多将教育变迁作为一个背景，而没有从县域教育本身对其进行分析，因此本文试图引入县域教育“供给-需求”匹配作为分析框架，对母亲陪读现象进行解读。

2.分析框架：教育“供给-需求”匹配视角

打工经济兴起后，农民家庭依靠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18］，通过年轻人进入大城市打工，老人在农村种地顺便照顾孙辈生活和上学，实现家庭劳动力最大化配置和家庭收益最大化。然而近10年，年轻母亲返乡陪读打破了代际分工平衡，形成以教育为目标、夫妻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陪”，年轻男性进入大城市打工，年轻女性留在乡镇或县城专职陪读，老人留在农村种地。“半工半陪”家庭分工模式一方面导致年轻女性劳动力价值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孩子和年轻女性进入城镇生活成本提高，经济开支增加，导致农民家庭经济压力增大和家庭再生产成本提高。

根据教育“供给-需求”匹配的理论视角，农村家庭年轻妇女之所以会返乡陪读，与县域教育公共品供给与农民家庭对教育的需求不匹配有关。县域教育“供给-需求”匹配理论有以下要点:

一是县域教育供给是否与农民家庭的教育目标相匹配。农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目标不断提高，对基础教育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县乡村尤其是乡村中小学的教学管理、教学质量等是否能够同步提高至关重要。如果乡村中小学教育质量停滞乃至降低，就与农民家庭的教育需求不匹配，农民家庭就会到城镇给孩子选择更好教育质量的学校，此时就可能需要中小学生父母一方返乡陪读。

二是县域教育供给是否与农民家庭的劳动力分工相匹配。广大中西部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分工是“半工半耕”，与该劳动力匹配的学校教育供给包括知识传授、作业管理、规则教育、手游管控、住宿条件、校车接送等。如果学校将这些责任都让渡给家庭或者供给不足，而农村中老年人又无法承担这些责任，就会造成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分工的矛盾，就需要年轻夫妇中的一方来承接这些责任。

三是县域教育供给是否与农民家庭的教育支付能力相匹配。在“半工半耕”的生计收入模式下，农民家庭的教育支付能力相对有限，大部分农民家庭依赖县域公立教育供给，无法负担高昂的私立教育成本。但是，当乡村公立教育无法满足农民教育目标和适配农民家庭分工，而农民家庭又无法在市场上购买教育资源时，就可能由年轻妇女返乡陪读，以弥补乡村公立教育供给的不足。

3.方法与田野

本研究主要以安徽省东至县Y镇的调查作为具体分析案例。笔者于2021年7月在安徽东至县Y镇展开了为期20天的田野调研，重点关注当地陪读现象。笔者及所在团队采取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对农民家计模式、家庭分工方式、收入状况、中小学陪读情况、高中陪读情况、农民的陪读态度等进行了全面调查。

Y镇位于安徽省东至县东部，距离县城25公里。2007年G乡与Y镇合并，成立了现在的Y镇，现下辖14个行政村，常住人口3.2万多人，小学11所（3所完小、5所初小、3个教学点），共有学生1352人；中学1所（由G乡中学和Y镇中学合并），学生600人。

Y镇属于农业型乡镇，农民家庭经济以打工经济为主。20世纪80年代末，当地农民开始外出务工，打工地集中在浙江、上海、江苏等地，以从事服装加工、建筑、装潢等行业为主。2008年以后，长三角低端产业向当地转移，镇域开始发展工业。目前，全镇已经有20多家工厂，以家庭作坊为主，规模在10～50人，分别为3家服装加工厂、10多家箱包加工厂、3家狗链厂、1家拉链厂等。工厂工人为留守在村的中老年人和少部分因家庭原因无法外出的年轻人，工厂工资按件计算，普通工人每月工资2000～3000元。

乡镇工业发展给留守在村的中老年人带来了就业机会，形成中老年人在当地务工和照顾孙辈、年轻夫妻外出务工的家庭分工模式，实现家庭劳动力充分就业和家庭经济收入最大化。然而，近几年随着陪读的兴起，大量年轻妇女从务工地返乡陪读，形成年轻男性在外务工、年轻妇女留在乡镇或县城陪读、老人留在农村的一家分三地的家庭形态。

二、乡村教育转型与母亲陪读的兴起

Y镇的陪读现象在10年前已经出现，但早期的陪读只存在于少数家庭，没有形成陪读氛围。近几年随着陪读队伍持续不断壮大，陪读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将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卷入其中。为了给孩子陪读，年轻父母中的一方需要离开打工地返回家乡，基于家庭理性选择通常以年轻母亲返乡陪读为主［19］。陪读母亲进入城镇以后，条件一般的家庭租房陪读，她们一般租住在中小学附近、价格相对便宜的破旧居民楼或私人民房，随着陪读家长队伍不断壮大，这些旧居民楼、民房非常紧俏，房租价格连连上涨。陪读母亲们的时间和生活安排围绕着孩子的学习生活展开，很少与城镇居民交往，互动的对象也是租住在一起的陪读母亲群体；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在城镇买房陪读，但她们的生活状态与租房陪读的母亲并没有太大差别。据调查，Y镇当地陪读现象经历了以下演进和变化。

1.从精英陪读向大众陪读转变

早期陪读只存在于少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知识文化水平较高和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陪读是为了给孩子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是家庭发展的理性选择，对家庭经济收入影响不大，不会给家庭带来经济压力，不影响家庭整体安排和发展。然而，近几年随着陪读逐渐走向大众化，不管家庭条件好坏、家长知识文化水平高低、重视孩子的教育与否，大家都会选择陪读。原来农村的老弱组合，现在只剩下老人，孩子被母亲带到城镇上学去了。

2.从阶段性陪读向全周期陪读转变

早期的陪读是阶段性和选择性的，陪读主要在高三阶段，而且孩子必须上重点高中、学习成绩好、有希望考上大学，家长才会选择回来陪读。阶段性陪读周期短，对劳动力再次投入劳动市场的影响不大，一般在孩子高考结束后，陪读家长可以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对整个家庭经济收入和发展影响不大。然而，当前的陪读是全周期性的，许多家长从小学阶段就开始陪读，初中和高中阶段更是必陪阶段，不管孩子学校重点与否、成绩好坏家长必须陪读。这种全周期性的陪读，不仅周期长，而且投入成本高，对家庭经济收入和发展都会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导致家庭中的一个壮劳力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影响陪读家长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长期陪读导致家长与劳动力市场长期脱节，同时陪读结束后家长年龄比较大，再回到劳动力市场已经失去竞争优势和能力，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全周期陪读对整个农民家庭收入、发展都产生巨大影响。

3.从隔代陪读向亲代陪读转变

早期陪读主要是隔代陪读，奶奶在城镇租房全职陪读或边陪读边打零工，爷爷在农村种地、打零工。近几年，返乡陪读的母亲越来越多，逐渐成为当地陪读大军中的主力，她们倾向于将孩子送到教育质量更好的县城读书，因此陪读母亲主要集中在县城陪读。

质言之，陪读将所有家庭卷入其中，即使有许多人对陪读表示怀疑和不满［20］，但所有人又不得不加入其中，从而不断推动“陪读”现象的扩大和再生产。

三、县城教育“供给-需求”不匹配：母亲陪读兴起的结构性原因

中国基础教育属于大众教育，普通农民家庭高度依赖于县域公共教育供给，县域公共教育供给影响着农民家庭教育决策和安排。随着农民家庭经济条件的日益改善，农民教育期望和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然而，绝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县域教育供给，不仅跟不上农民不断提升的教育期待和需求，而且明显滞后于农民家庭发展需要，并且与农民家庭分工和教育能力不相匹配。陪读是农民家庭应对县域教育供给与家庭发展需求之间张力的无奈选择。

1.乡村教育衰败与农民家庭教育发展预期不匹配

当前，处于学龄阶段儿童的父母以80后和90后为主，他们身上有三种特点:一是他们是大众教育的产物。他们绝大多数都接受过初中及以上教育，甚至接受过高中或大专教育，他们对教育的理解和认知程度比上一辈农民更深刻。二是他们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的成长过程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同步，初中、高中毕业后进入城市打工是他们的主要选择，而现代化工业体系对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工人更友好，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生存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三是他们正面临着城市化。城市化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他们经历着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也面临着中国快速城镇化。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21］，一方面他们的生活预期在城市，对子女的未来预期也在城市，他们按照城市工业体系人才需求标准培养子女，只有具备一定知识文化水平才能较好地在城市生存。另一方面他们融入城市的积极性、主动性更强，主动学习吸收城市文化价值观念，城市人重视教育的观念和态度，也会对他们产生一定影响。总而言之，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期待比上一辈农民工更高，更重视子女的教育。

然而，乡村教育不仅没有随着农民教育期待的提高而提高，反而呈现出极速衰败的趋势。

一是盲目撤点并校。2001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策》，提出因地制宜地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撤点并校在中西部农村地区拉开序幕。撤点并校的实施导致短时间内大量的乡村学校消失，加剧乡村学校的凋零和乡村社会的荒芜化［22］。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城市化率，借助撤点并校政策，迫使学生向县城集中，乡村学校迅速走向衰败，家长不得不将孩子送往城镇上学。各地撤点并校并不只是源于生源减少，因为从全国数据来看，各地撤并速度与生源减少速度存在较大差异，学校数量减幅远大于在校生减幅。例如，2007年全国小学数量较1996年就减少了50.4%，而小学生生源仅减少了22.4%。另外，2000年全国县域内有小学52.14万所，到2009年仅剩26.39万所，十年共减少25.75万所，减幅49.39%。其中县镇小学由2000年的 8.12万所减少到2009年的2.97万所，减幅63.42%，净减少5.15万所，占县域内小学总较少量的20%；农村小学由2000年的44.02万所减少到2009年的23.42万所，减幅46.8%，净减少20.6万所，占县域内小学减少量的80%［23］。另有数据也表明，2000—2012年全国小学数量从55.36万所下降到22.86万所，下降率高达59%，远高于同期在校学生20%的下降率［24］。2001—2012年全国乡村小学数量从44万所下降到15.5万所，减少幅度高达65%［25］。

二是教师队伍的流失。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进城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普遍共识和追求，作为乡村知识精英的乡村老师也面临着城镇化。一些优秀的、年轻的和有社会关系的老师通过选拔、考试和走关系的方式流向城镇，留下来是年纪大、业务水平不高以及因各种原因无法进城的老师。于是，在乡村教师队伍中和家长中形成一种负向评价，认为只有教育水平不高、能力不强的老师才会留在乡村，从而进一步导致有能力的老师不愿意留在农村教书，形成一种负面循环效应，导致教师队伍不稳定、流动性大，年轻老师满服务期后通过各种方式调到城里。“乡村学校成为教师队伍培训基地”，某乡小学校长发出自嘲。优秀老师的流失和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对学校教学秩序产生不良影响，进一步影响学校教学质量。

三是生源大量流失。生源是学校教学的基础，影响着学校的学习氛围和老师的教学积极性。近几年，农村大量学生流失，第一，私立学校和县城公立学校通过各种方式，对农村学校学生的“掐尖”，致使大量的农村优质生源流向城镇；第二，经济较好的家庭为了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将孩子送到城镇上学；第三，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父母，将孩子带到打工地上学等。乡村学校学生大量流失，严重破坏学校教育生态系统，从而影响教育质量。

撤点并校、教师的流失和生源的流失都在不断加速乡村学校走向没落、衰败和凋零，乡村学校不仅在快速消失，而且教学质量也在不断下降，与城镇学校差距不断拉大，这与农民家庭不断提升的教育预期形成巨大的反差和冲突。不管是因为乡村学校的撤并带来的乡村学校的衰败和消失，还是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家长都不得不将孩子送往城镇上学，一些年轻母亲因此返乡陪读。

2.县域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民家庭劳动力分工不匹配

打工经济兴起后，农民家庭逐渐形成以代际分工为主导的家庭分工模式，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子代进入城市打工，不具备竞争优势的父代留守在农村种地、照顾孙辈生活和上学，从而实现家庭劳动力最优化配置和家庭经济收入的最大化。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工模式是农民家庭解决温饱问题，逐渐走向富裕生活的密码。那时，乡村学校还大量存在，学校教学质量也不错，大部分孩子在村里学校上学，比较方便、安全，年轻夫妻可以安心地把孩子交给老人外出打工。

2001年以来在撤点并校政策的影响下，许多地方政府采取激进、粗暴的方式快速推动撤点并校政策，导致短时间内大量的农村学校消失，农村学生向城镇学校集中。然而，短时间内大量农村学生向城镇集中，导致城镇学校普遍面临着教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和欠缺的问题。

一是，无法提供教育配套公共服务。在许多中西部地区城镇中小学，因为地方财政能力有限、短时间内大量的农村学生到城镇学校，学校没有或没有及时配备食堂、宿舍、校车等公共服务等。撤点并校后小学服务半径增幅为43%，平均达到4.23公里，特别是西部地区270个县的小学服务半径增幅达59%，平均达到6.09公里［26］。因为学校没有相应的配套服务，居住在距离城镇较远的农村学生，每天上学需要家长接送。电动车、三轮车是绝大部分农村老人接送孙辈上下学的重要交通工具，但每天骑车接送孩子上下学对于年纪较大的老人来说极其不方便，尤其是下雨下雪天，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农村因老人接送孩子上学出现交通事故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农民家庭少子化的今天，年轻父母普遍比较疼爱自己的孩子，老人每天骑车接送孩子，存在较大的风险意外，年轻父母不放心在外工作，一般母亲会返乡陪读。

二是，教育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限。一些学校虽然能够提供住宿、餐饮等公共服务，但管理水平、服务能力都非常有限。首先是饭菜质量差的问题。随着农民家庭经济水平、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非常注重孩子的饮食营养健康，同时在物质丰富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对餐饮的要求也比较高。但许多学校为了减少管理上的成本和开支，将学校食堂承包给市场经营主体，通过市场的方式解决餐饮服务，但市场化餐饮供应服务追求利润最大化，市场主体通过降低食材的质量和分量降低成本，导致学校食堂普遍存在“质量差、不好吃”等问题［27］。其次是生活管理能力有限。大量的学生在学校住宿，但许多学校并没有配备相应的生活管理老师，即使有生活管理老师也普遍存在管理松散等问题，学生在宿舍打架斗殴、钱包被偷、东西丢失是常有的事。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吃不好、被人欺凌、被人带坏，而选择在外租房陪读。

大量的乡村学校消失，农村学生向城镇集中，需要学校提供相应的教育配套公共服务，解决农村学生进入城镇上学难的问题。然而，县域教育体系在县域教育格局的变化情况下，并没有根据农民家庭劳动力分工需求，提供相应的教育公共服务，需要农民家庭自己应对和解决教育格局变迁，母亲返乡陪读是家庭根据教育变迁做出的相应调整。

3.学校教育责任转移与农民家庭教育能力不匹配

最近十年，我国基础教育面临着全面转型，其一是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培养德智体美劳综合性人才，减轻学生学习压力，学生课外时间丰富；其二是从学校主导向家校合作转变，家长逐渐被融入到孩子的学校教育中；其三是教育中的互联网运用日益普遍，上网课、网上布置作业等。整个教育转型不断强化家庭在教育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学生校外时间长增加农民家庭负担。2021年7月14日，国家出台《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出台后在公立学校迅速推行，学校通过不布置作业、少布置作业的方式，减轻学生学习压力，增加学生课外活动时间，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该政策具有巨大的正面积极意义。针对“双减”政策给孩子带来的课外时间的增加，城市家庭迅速做出调整，一种是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如画画、轮滑、舞蹈等，一种是家长监督、陪伴孩子一起学习，这两种方式保证学生课外时间被充分利用。“双减”及课后服务政策的出台，延长了在校时间，对农村学生具有一定积极效应，但是，由于农村缺乏适儿化公共空间、公共活动、看护举措等，农村学生的校外时间如何有效度过，依然是个问题。农村家庭普遍经济条件有限，也缺少培养孩子兴趣爱好的意识，鲜有家长将孩子送到兴趣班培训，而爷爷奶奶仅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他们不懂怎么陪伴孩子，也没有工夫陪伴孩子，因此农村学生课外时间通常是空闲和无所事事的。同时，考虑到孩子的安全问题，家长一般不愿意让孩子独自外出玩耍，孩子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待在家里无聊就看电视、玩手机。手机因内容的丰富性吸引着孩子们的注意力，成为农村儿童打发课外时间的主要方式。而对于孙辈玩手机，爷爷奶奶要么采取放任不管，甚至主动递手机给孙子玩，要么根本管不了，导致手机成瘾现象在农村中小学生中非常普遍。于是对于学生校外时间的管理责任就必然落在父母尤其是母亲身上。

二是家长逐渐被拉入到学校教育中。近几年，学校教育日益重视家庭教育在学生教育中的作用，并通过不断强调家校合作、亲子互动、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等方式，逐渐将家长拉入到学校教育体系中，承担越来越多的教育责任。如学校布置各种活动需要家长共同参与完成。然而，大部分农村爷爷奶奶文化素质不高，让他们参与学校布置的各项任务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调研发现，有因爷爷奶奶无法协助孙辈完成学校布置的各项任务，学校老师要求学生父母返乡陪读的案例；也有爷爷奶奶因孙辈没有完成家庭作业，而经常被老师批评、指责，老人无法忍受而不愿意带孙子的案例；还有年轻母亲考虑到孩子的教育而主动选择回来；等等。

三是互联网在教学中的普遍使用。互联网在教育中的普遍使用极大方便了家校之间的沟通，丰富了学校的教学模式，但也提高了对家长能力素质的要求，进一步强化了家庭的教育责任。目前学校的重要消息、家庭作业、教学课程等都是通过手机微信等方式通知、布置、完成，因此需要家长一方面能够熟练地操作手机、电脑等现代技术设备；另一方面高度参与学校的各项任务，手机微信等现代通讯工具具有即时性特点，能够让家长及时、直接获得信息，方便学校与家长及时沟通，但家长也被高度纳入到学校的教学体系安排中。如一些网课需要家长监督孩子共同完成。现代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是发展进步的表现，也是必然趋势，但这对家长的能力和素质要求更高，显然爷爷奶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化的教育环境。调研中经常听到因爷爷奶奶不懂用手机，孙子上网课时偷偷玩游戏，爷爷奶奶不知道，导致孩子学习成绩下降的案例。

随着教育制度的改革，学校教育责任逐渐向家庭转移，家庭承担的教育责任越来越重，并且被不断强化。而教育本身属于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学校教育责任向家庭的转移，意味着对家长的教育能力、投入时间、知识水平、理解能力等提出更高要求，隔代教育显然已经无法应对当前教育变革，从而倒逼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回来陪读。

四、母亲返乡陪读产生的影响

中国教育属于大众教育，大部分家庭依然高度依赖公共教育供给，因此公共教育制度、政策、供给方式影响农民家庭的教育决策。陪读是农民家庭教育期待与县域教育供给互动的结果，是农民家庭无奈的选择。陪读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对农民家庭和整个社会都带来了深刻而显著的影响。

1.对家庭的影响

陪读主要集中在城镇，因此形成年轻男性在大城市务工、年轻女性在城镇陪读、爷爷奶奶留守农村种地生活的局面，农民家庭被拆分成三个单位。而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县城和乡镇“非工非农”的特点［28］，使得陪读母亲进入城镇陪读期间很难获得工作机会，因此陪读纯粹是一种消费行为，给农民家庭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

一是增加家庭经济开支。在城镇陪读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租房陪读，经济条件差的家庭租房陪读，租房成为陪读的一项重要开支，在普通中西部乡镇租房一年需要几千元，在县城租房需要1万多元。另外，城镇生活的开支比较大，米、菜、水、燃气都需要花钱买，比农村的生活成本高很多。一种是买房陪读，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在城镇买房陪读，很少有家庭能拿出全款买房，绝大部分家庭通过贷款买房，因此每年需要偿还贷款，这对于农民家庭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再加上在城镇陪读的生活费用，一年的开支非常大。因此，在农村只要有孩子上学的家庭，家庭经济压力都非常大，经济收入仅够维持家庭基本运转，很难有存款。二是降低经济收入。陪读不仅花钱多，而且因为母亲陪读导致家庭一个壮劳力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家庭经济收入还在减少，从而大大增加了家庭经济压力。

2.对社会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当陪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改变了农民的家庭形态，而且对整个社会也产生较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将大量劳动力束缚在家庭。陪读在中西部农村极其普遍，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据统计，2012年甘肃全省陪读家长已达到10万人左右［29］，那么占据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中西部地区将会有多少陪读家长？在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经济收入以打工经济为主，大量的壮劳动力进入沿海发达地区务工，为沿海发达地区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从而促进沿海工业快速发展。然而，近几年随着母亲陪读的兴起，意味着家庭必须抽出一个主要劳动力来陪读，一方面既减少农民家庭经济收入，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意味着大量的年轻女性劳动力被束缚在家庭，对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二是降低农民生育意愿。一方面陪读导致农民家庭经济压力变大。在城镇陪读不仅经济开支较大，而且家庭经济收入减少，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年轻男性，绝大部分家庭几乎很难有存款，抵御风险的能力非常弱，一旦家庭主要劳动力失去工作机会或劳动能力，家庭便陷入困顿中，无法正常运转。“感觉被生活推着走，不敢停下来”，一位年轻丈夫说。

另一方面女性无法实现自我价值。陪读让女性无法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生活围绕着孩子转，没有自己的收入、没有自己的朋友，孩子的学习成绩的好坏成为她们获得价值感的唯一途径。当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时，她会失去价值感和意义感，产生自我怀疑和否定。“陪读不是一般人做的，天天洗衣做饭，过着重复无聊的生活”，“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自己的朋友，整天围绕着孩子转，有时候真的会抑郁”。

陪读提高了生育、抚育、教育成本，增加农民家庭再生产成本，加重农民家庭经济负担和压力，降低了生活幸福感，从而导致农民不敢生、不愿生、不能生，对二孩三孩望而却步。

三是加剧教育焦虑与竞争。以前陪读是阶段性，主要集中在高中阶段，家长投入的时间、精力有限，教育焦虑主要产生在高中阶段。然而，随着从阶段性陪读逐渐走向全周期陪读，陪读时间提前到小学阶段，孩子每一个学习阶段都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一旦孩子学习成绩不好，那些在小学、初中阶段没有陪读的母亲，会认为是因为自己某个阶段没有陪读，所以导致孩子的成绩不好，因此充满自责和内疚。于是，家长会重视孩子的每一个学习阶段，从而导致家长教育焦虑提前、教育焦虑时间延长。此外，陪读母亲集中在城镇陪读，会进一步加强教育竞争。陪读母亲的主要职责是陪读，孩子的学习成绩成为陪读母亲的主要价值来源，所有的陪读母亲都希望自己孩子取得好的成绩，通过加强对孩子时间上的管理和教育投入，提升孩子学习成绩，从而形成一种高度竞争的教育生态，加剧县域教育竞争压力。

五、推动县域教育供给与农民教育需求匹配

中国有2000多个县，容纳全国50%以上学生［30］，县域教育仍然是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关系到中国未来的人才培养，也关系到千万农民家庭的教育需求，更涉及教育公平问题，因此县域教育规划、供给和布局极为重要。

然而，大规模盲目的乡村撤点并校，一方面加速乡村学校衰败和凋零；另一方面县域教育资源不断向城镇集中。随着农民家庭脱贫和少子化，农民教育期待不断提升。为了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及在县域教育布局的影响下，农民家庭不得不将孩子送到城镇上学，大量的农村学生涌向城镇。而中西部县城、乡镇学校因为地方财政等原因，并没有或无法形成相应教育公共配套服务，如宿舍、食堂、公共交通等，导致农村学生上学难问题。同时，随着教育制度改革，学校的教育责任有弱化趋势，学校越来越成为仅仅传授知识的场域，而家庭教育责任被不断强化。但是，在教育环境复杂化的今天，传统的隔代教育已经无法应对教育环境的变迁。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也就纷纷选择返乡陪读。

县域教育不同于大城市教育，它的服务主体主要是广大农民家庭，应契合农民家庭的发展需求、教育预期及收入、劳动力分工等特点，办农民满意的教育。当前陪读母亲的兴起，本质上是县域教育供给与农民家庭发展、教育预期、劳动力分工不相匹配，农民家庭不得不做出的相应调整。而母亲陪读不仅增加农民家庭经济负担，还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束缚在家庭中，不利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

县域教育供给应该回应农民家庭发展需求、教育预期，并与半工半耕的农民家庭分工模式相适应，充分释放农民家庭劳动力。为此，县域教育供给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应该着力办好乡镇教育。我国处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依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无法进城，或正在为进城做准备，通过办好乡镇中小学，为农民家庭提供成本低、质量相对高的就近教育，从而减少家庭开支、减轻家庭经济压力，促进农民家庭渐进城镇化。相比较而言，在村一级办学学生数量太少，导致教育资源低效利用，许多农村学校硬件设施高端、教学设备齐全，但整个学校只有几个学生；村小因为学生少、不成规模、缺乏梯度，无法形成良性的“比学赶帮超”的学习和教学氛围，影响学生和教师两个积极性，也无法举办各种集体活动，对于孩子的学习和人格发育都不太好。而乡镇人口比较集中，位置也属于各行政村中心，办好乡镇中小学，既有利于教育资源的集中，也能够满足无法进城农民子女低成本接受教育的诉求。

其次，加大教育公共服务配套供给。学生向城镇集中的同时，也要配备相应的教育公共服务，为距离学校远、不方便的学生提供公共交通工具、餐饮或住宿，方便学生上学。

最后，要让教育回归学校。教育高度专业化，绝大部分农民受教育水平有限，他们并不懂教育。学校将一部分教育责任转向农民家庭，不仅会增加家庭教育负担，还会增加家庭教育焦虑，使他们不得不将大量精力和注意力放在教育上，增加家长负担。应该让教育回归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