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元凯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新兴青年群体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社会结构深入变迁而出现的新生社会力量，他们或因新职业、新业态而生，或因兴趣、聚集分布而起，在经济建设、科技创新、文化艺术和社会民生等各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党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近年来，青年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相比整个青年群体，新兴青年群体发展还相对滞后，特别是在就业创业、社会融入、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发展还面临着一定的体制机制障碍，并且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结构的调整、多元化思想冲击、新技术更新迭代、群体内部差异性增强等问题，新兴青年群体还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产生了新的问题。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以高质量发展为起点的阶段，是以实现青年全面发展为目标的阶段。新兴青年群体的新变化、面临的发展风险，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需要统筹把握，重新梳理思路。

一、新发展阶段新兴青年群体的特征变化

1.群体规模持续扩大，行业内分化更加明显

当前灵活就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特别是人工智能及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平台经济与共享经济快速发展，使得就业形式更加多元。人社部及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当前我国 灵活就业（指个体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从业人员规模在2亿人左右，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有8400万人，比2016年上升16.7%［1］［2］。这其中，80后和90后已经成为新业态从业者的主要人群，比例超过80%，新兴青年群体规模持续扩大。

此外，服务经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新消费需求，催生了行业内更多新业态，延展了产业链条，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伴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当前在服务业领域，已经横跨了200多个生活服务细分行业，出现了诸多富有特色的新工种［3］。2020年在美团平台上出现的新体验类的生活服务业新业态就多达47个［4］。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专项调查发现（2021年6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先后在北京、杭州、成都、长沙等地，采取问卷调查、一对一深度访谈、集体座谈等形式，重点围绕新兴青年思想状况、政治认同、政治参与、经济参与、社会参与、文化参与以及利益诉求等方面开展了深入调研。本次调研发放问卷2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440份。开展集体座谈8场，开展一对一深度访谈20余人。调研群体覆盖了网络作家、美术工作者、青年配音员、插花师、非遗传承人、网络主播、独立音乐人、快递小哥、新型职业农民、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电子竞技员、街头艺人等。本文的数据大部分来自本次调查，以“专项调查”列示），一些传统认知中的新兴行业因科技的发展、工序的细分、专业性的增强，而衍生出更“新”的业态。例如，除一线外卖骑手之外，外卖行业还有外卖运营规划师、社区团购团团长、平台营销师等。2019年刚被纳入新职业目录的电子竞技员，经过3年的发展已经衍生出包含电竞顾问、电竞运营师、赛场规划师、电竞经纪人、电竞教练员在内的运营、维护新职业。可见，随着行业的不断分化与重组，新兴青年群体就业链条逐渐形成了新消费、新职业、新业态、新技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良性产业生态系统。

2.民生渗透广度深度增强，基层治理参与频度力度加大

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与新体验、新消费相关的生活新业态不断涌现，新业态从业青年也因提供相关服务日益成为社会民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如快递小哥、外卖骑手、插花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疫情期间，涉及个人核酸检测、医疗咨询、家庭及公共场所消杀等医疗健康类新业态，更是直接影响了社会民生领域。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底，我国网约车、外卖餐饮、共享住宿、共享医疗在网民中的普及率已经分别达到47.4%、51.6%、9.7%、21%，比2015年分别提高了21.1、35.1、8.2和9.9个百分点［5］。并且随着数字化在生活服务领域的不断深入，新兴青年群体已经成为居民生活的“数字化新基建”以及重度垂直体验类新业态（指针对某一特定人群或特定年龄段或特定范围内容的新行业）的重要建设力量。

此外，相比传统行业，新兴行业更加注重打造基础市场稳固的用户关系和长期的用户黏性，新兴青年与社区居民接触的时间和频次逐渐增加，参与社区日常治理的力度也不断加大。如作为平台服务提供者—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他们每天走街串巷，对社区情况、居民的基本信息等十分熟悉，对于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以及维护社会平安稳定至关重要，他们是分布在城市各社区的“毛细血管”。调查发现，不少地区还通过引导新兴青年采取随手拍、快上报、提建议等方式，将社区基层发展治理的“大系统”分解为若干的微观单元，充分发挥新兴青年群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新兴青年已经开始由原来社区发展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社区发展治理的“参与者”。

3.职业身份日益明确，精耕新业态特点突出

自2016年“共享经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2018年3月“平台经济”概念也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之中。与传统行业相比，平台经济因其经济商业模式灵活、自由、新潮以及多元化吸引了大量青年进入。从就业类型来看，初期的电商平台、共享经济平台或现阶段新出现的生活新业态，从业青年大多数为兼职人员，如早期的微商、直播带货、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很多是利用休闲时间或在下班之后在平台就业，其就业目的更多是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和延续自己的兴趣爱好。但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商业模式的领域渗透度、市场认可度、行业监管度的提高，初期的平台经济发展更加成熟，也愈加规范，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职业身份出现转变并且更加明确，就业形式逐渐从以标准化就业为主、新兴行业灵活就业为辅转变为以新兴行业就业为主、兼顾标准化就业。新兴青年已经日益摆脱了原有多重社会身份并存的局面，更加愿意将热情和精力投入到新兴职业之中。

专项调查结果显示，84.1%的新兴青年群体表示这是自己唯一的一份工作。其中，生活新业态从业青年中专职工作的比例最高（90.8%），其次是新兴社会组织及其他青年（85.7%）和网络从业青年（77.3%），专职比例最低的是独立文艺青年（68.3%）。有40.6%的新兴青年表示在兼职从事现有工作之前，自己是有正式职业（标准化就业）的，很多人是受到新兴行业的吸引、转行过来的专职从业者。从社会角色来看，虽有学者提出“共享经济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斜杠青年身份凸显，不再满足于单一职业和身份的束缚，身份更加多元化”［6］，但调研发现，新兴青年是否具有斜杠青年身份或多重社会角色，与新兴业态的出现时间以及其现有工作时间自由度、在行业内所处阶层有较强的关联性。经济新业态越是萌发期，新兴青年更多是斜杠青年，在新行业内所处的阶层越高（管理者或负责人），其斜杠青年身份越突出，工作时间越自由、越灵活，其多重社会角色越明显。

4.群体成长性特征明显，工匠精神和技术主义备受推崇

新兴行业与其他灵活就业形式一样，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但新兴青年在保持自由工作时间的同时，还具有很强的自律意识，他们通过自我约束以保持收入和业内的竞争优势。访谈中，多名青年商演主持人表示，“自己的工作时间虽然自由，但我们必须自律，要不然收入就会减少，业务量也会下来，圈内就不好立足了”。在职业操守方面，新兴青年具有较强的努力、奋斗意识，并且不少人提出“把自己的事情（现从事的工作）做好，就是对（国家）最大的一个帮助”。相关调查结果显示，新兴青年座右铭中“努力”“坚持”“奋斗”等是高频词汇。

在对未来发展愿景方面，新兴青年职业认同感较高，并对自由职业发展前景非常看好，职业获得感很强。本次调查显示，86.2%的新兴青年认可自己所从事的职业，90.0%的新兴青年表示国家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也是很认可的。其他类似调查也显示，32%的新业态从业者坚守在本岗位从未换过工作，27.1%的新业态从业者工作三年以上才更换工作；15.5%的新业态从业者虽变更了职业，但依然深耕新业态［7］。也正是因为自己对职业认可度高、未来期望强烈， 新兴青年群体具有典型的成长性特征，他们对新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进修学习十分重视。调查数据显示，新兴青年中有 71.2%的从业者参加过职业培训，有些行业（如健身教练）自费参加培训已经成为“职业标配”［8］。

此外，调查发现，新兴青年除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之外，很多人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较高，并且这种专业化日益成为从业者的就业新壁垒。他们普遍认为有过硬的专业技术和手艺是优秀从业者的特征，只有向受众体现其强大的业务实力，表明自身的专业性、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才能获得更强的自我实现和社会尊重。因此，从其工作中表现出的拼搏、奋斗、坚持和励志等职业精神来看，该群体是党和政府值得托付、值得信任、大有可为的青年群体。

5.阶层及群体意识增强，政治诉求更加强烈

随着新兴职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为更好表达自身政治诉求、获得社会接纳，新兴青年开始积极尝试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和公共事务，在与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团属社会组织开展合作上表现出较高积极性，谋求政策集成给新兴青年群体发展以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数据显示，当前新兴青年群体最希望获得支持的内容中，政治吸纳的诉求排序整体高于经济诉求。其中63.4%的新兴青年表示希望党组织能更多吸纳新兴青年群体，37.3%的新兴青年则希望该群体可以扩大在各级人大/政协中的比例，36.8%的新兴青年表示各类群团组织也应该吸收更多的该群体加入。从现阶段组织吸纳角度来看，部分行业新兴青年群体已随时间变化以及组织发展的稳定性，逐渐成长为“经济新常态下的青年群体”，并在国家治理体系各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原有学界提出的“他们在体制内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参与度较低”的观点［9］，也慢慢演变为“他们有意识地开始接触并借助体制内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发展”的趋势。调查中，不少新兴青年已经是党组织成员（22.6%）、团组织成员（23.3%）、工会会员（21.6%）、志愿者协会会员（21.3%）以及兴趣社团成员（13.1%）。而在非中共党员的新兴青年中，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数比例为80.8%，想申请加入民主党派的人数比例为2.2%。

此外，部分新兴青年中的领头青年在组织吸纳的过程中，其社会群体意识、社会阶层意识不断增强，对政治安排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希望通过与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团属社会组织合作进而得到官方的认可，并在此基础上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提高自己的身份认同，在现有的政治参与制度框架内为本群体发声、代言，谋求和争取群体的利益。新兴青年群体内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行业发展越成熟，身份转变越明显；行业规模越扩大，谋求走进体制的意愿越强烈”的新特点。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引导“关键少数”在履行为群体发声公共责任的同时，做好新兴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更好地为党政部门延长工作手臂、形成工作力量。

6.群体心态整体平和，工作生活满意度较高

平和的心态对于新兴青年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判断是非对错、参与国家建设与治理至关重要。从调查结果看，新兴青年的中产阶层意识明显，认为自己属于社会中间阶层和社会中下层的占比分别为32.0%和35.0%。虽然有24.7%的新兴青年表示自己属于社会下层，但认为五年后还属于社会下层的人数比例仅有10.3%，认为五年后自己是中下阶层的比例也减少了16.8%。这表明新兴青年群体对于社会流动还是有着较高预期的。

新兴青年的心态平和还体现在对工作生活的满意度以及对社会治安程度、公平公正程度等方面。数据显示，新兴青年对工作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均分为7.68分（10分为满分），其中工作环境为8.04分，工作自由度为7.64分，未来职业前景为7.31分。此外，新兴青年对社会的信任度、宽容度、公平公正程度、总体治安程度的满意度也较高，分别达到了80.8%、86.9%、87.3%及93.7%。在群体差异上，新兴青年对我国治安程度的满意度无职业类型差异，但独立文艺青年对社会信任度和公平公正程度的满意度要低于其他职业群体，网络从业青年对社会宽容度的满意度低于其他新兴青年群体。此外，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开展的“青年躺平”行为专项调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1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调查，涉及对“躺平”现象的认知、态度、影响等方面。共计回收问卷4300余份，涉及新兴青年群体167份），也印证了新兴青年群体心态相对平和的结论。数据显示，64.8%的新兴青年现阶段没有“躺平”现象。在群体内大部分人的认知中，“躺平”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现在青年群体“躺平”更多是青年发泄压力的方式或是对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呐喊。

二、新发展阶段新兴青年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

1.市场波动及行业消费热度衰减引发职业不稳定风险

新兴行业除灵活多样的特点之外，本身还具有时效性，大量行业还处于探索阶段，其发展还要面对因市场环境变化而带来的不确定性。“新兴青年群体收入的主要来源依赖于其工作的内容生产和技术输出，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市场的变化容易对他们的职业发展和收入产生直接影响 ”［10］。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部分新兴青年，尤其是以室内空间、线下体验为主的生活新业态从业青年，其就业普遍受到影响。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57%的新兴青年表示就业受疫情影响比较大，仅有15%的人认为就业受疫情影响比较小或几乎没有影响［11］。

虽然部分领域的从业者逐渐出现由兼职向专职转化的趋势，但由于新兴经济其内部的分化组合日益成为一种常态，行业内从业青年工作流动性也不断增加，尤其是一些刚刚出现的新兴行业，青年就业的韧性相对不高，“短工化”趋势明显。即使是市场比较成熟的新经济业态，不少新兴青年也往往通过项目制工作形式获得工资收入，其工作一旦受到 市场波动或消费热度的衰减，他们的收入就会变得“青黄不接”。七成左右的被访谈者表示，“每个月的收入不太好说，要根据能接多少单，跑多少场（活动）来定，有时候一个月能有好几万，有的月份就会比较少，不是太稳定”。专项调查表明，虽然看好行业的未来发展，但受到市场风险影响，仍有超过 32.8%的新兴青年认为自己在未来6个月存在失业的风险。

2.行业标准及监管缺失带来潜在侵权和资本裹挟风险

相对于传统行业较长的发展历史，不少新兴行业还处于发展的初期，虽然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组织机构不断健全，从业青年人数也持续增加，但是很多新兴业态的行业标准还未统一，整体还缺乏相应的规范措施，使整个行业的发展面临着不少变数，也影响了从业青年的高质量发展。以网络直播带货行业为例，其产业链条十分复杂，涉及网络主播、内容发布平台、产品供应商、市场运营团队等相关参与者，由于缺乏明确的管理标准和监管机制，加之此行业的门槛低，主播素质良莠不齐，导致以次充好、品质无保障等问题凸显。2020年全国12315平台共受理“直播”投诉举报2.55万件，“直播带货”诉求占比近八成，同比增长357.74%；电商平台、游戏娱乐、在线教育培训、智能设备制造等新兴行业的投诉也逐渐增多［12］。

此外， 社会资本对新兴青年群体的从业行业控制力量不断增强，已成为社会游资投机的重要行业及领域。以网络主播行业为例，当前稍具粉丝人气的主播都会成为大型网络公司的签约艺人，并接受公司的包装与团队运营。在社会资本和流量控制大背景下，大部分新兴青年很难在现有的产业格局和市场环境中凭自身力量“突围”，更多时候新兴行业、新兴青年是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而被裹挟发展。74.2%的被调查新兴青年表示，自己以雇员或工薪收入者的身份从事新兴行业的工作。

3.政治意识和价值观教育不足存在偏离主流意识形态风险

新兴青年知识丰富、视野宽广，但部分人对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一定的逆反心理，特别是他们普遍生存于体制之外，很多时候与党团组织和政府没有联系，甚至不在党团组织和政府的治理视野之内，处于“隐身”状态，使得他们 受到正规的党的意识形态教育较少，经常性的党性教育缺乏。专项调查结果显示，28.7%的新兴青年明确表示自己所在单位没有建立党组织，还有26.3%则表示自己不太清楚。41.5%的新兴青年所在单位虽然建立了党组织，但通过访谈了解，他们所在的党组织更多是联合党支部或流动党支部，组织活动的频次相对较低，并且从党组织活动的内容来看，碎片化和形式化问题比较突出，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充分。

调查发现，不少新兴青年虽然经常参加社区组织的养老助残活动，但是党建活动以及近期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却很少参加。原因一是新兴青年群体的产生是个体化和主体性凸显的表征，其个体与组织联系本身就相对松散，没有意愿参加；二是个人缺少参与的渠道，不知道到哪里参加。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社会思潮的影响方面，虽然79.3%的新兴青年认为“各类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冲击较大”，95.9%的被调查者认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对青年健康成长非常重要”，但仍有60.6%的新兴青年表示“青年不需要相关部门的思想政治引领”，这对当前新兴青年群体的思想引领工作提出了挑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知方面，虽然96.2%的被调查者听说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能完整说出全部内容的新兴青年只有26.6%，29.3%的青年记得大部分内容，21.7%的青年只能记住小部分内容，18.6%只是听说过但不记得内容。

4.参与渠道不畅及被动参与带来群体思想及发展状况难追踪风险

作为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群体，青年政治和社会参与是衡量民主政治建设和社区建设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从调查结果看，多数新兴青年群体政治参与意愿与实际政治参与行为存在倒挂现象。比如，新兴青年群体有意愿参加村（居）委会选举的比例为64.9%，但实际参与的人数比例仅为28.9%；有意愿参加单位/社区等重大决策讨论的人数比例为65.1%，但实际参与人数比例为16.8%；有意愿参加各级民主协商会议或听证会的人数比例为62.1%，实际参与人数比例仅为9.7%。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部分新兴青年本身不愿意参加，也不愿意加入党团组织或行业组织，“不想被束缚得这么多”，特别是部分艺术创作者，片面地认为与政府挂钩的组织会政治性太强，进而影响其在“圈内”的身份，影响其艺术创作。另一方面，当前参与渠道不太通畅，新兴青年群体组织建设相对空白。调研发现，部分街道社区等没有将新兴青年纳入组织生活的范围内。比如有些很想向党组织靠拢的青年提到“不知道该向哪里提交入党申请书”。部分新兴青年虽然在城市就业，但由于公司没有基层党团组织，故他们的党团关系跟随档案留在了户籍所在地，这就造成了既难以回原籍参加组织生活，在工作地又不能被党组织所覆盖的尴尬局面。在社区参与方面，虽然84.6%的新兴青年认可自己是社区的一分子，在主观上社区融入度较高，但实际社区参与度低。访谈过程中也发现，新兴青年主动联系社区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较差，更多是依赖社区单方面联系。调查结果表明，37.2%的新兴青年表示“近一年未参与过社区活动”，而在参与过的社区活动中，多是“协同参与”，如疫情防控（41.7%）、公益志愿活动（34.8%）、社区文体活动（22.5%）等。

5.身份标签化、职业污名化带来群体社会融入难风险

调研发现，新兴青年虽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还不高，不少社会大众戴着有色眼镜来评判其职业。因此，获得社会对其身份和职业的认可日益成为新兴青年群体共同的心声。现阶段，新兴青年群体社会认可度不高的表现有两方面:

一是职业缺乏制度认可，有着职业污名化的倾向。自2019年以来人社部已正式确定56个新职业，但大量新兴领域新职业还游离在职业分类体系之外。即使有些行业已经存在于职业分类体系之中，但由于配套制度措施不完善，其社会待遇也不平等。因他们的用工模式非坐班，也没有固定工作的组织机构，其收入情况没有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信用卡、购房贷款、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等方面将比传统工作者困难。职业污名化还存在于企业和社会，访谈中不少新兴青年还指出，“在新兴行业中时间越长，重回单位（公司）就会变得困难，因为很多单位（公司）会对曾经是新兴职业（自由职业）的求职者打上不合群，交际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执行力差的标签”。 从社会公众来看，当前不少人没有对新业态与时俱进地进行价值观念的重塑与更新，更多是从字面理解新兴职业的含义和功能，认为其是不入流的行业，是相对低层次的行业，是“轻轻松松就把钱挣了”的行业，存在着对新兴职业的认知误区及娱乐化解构。

二是身份缺少社会认可，存在身份标签化的趋势。新兴青年群体是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迁的过程中出现的新生社会力量，他们期待能够实现与主流社会的有机联系，希望自己的职业可以得到家长、朋友以及主流社会的认可，进而更好地融入社会大环境之中。目前，更多的新兴青年在心理上还没有真正融入社会之中。访谈发现，很多新兴青年的家庭关系比较紧张，不少家长认为新兴职业不够稳定、不够靠谱、不够体面和光鲜，更不是什么正经的工作。来自家庭和周边亲友的不理解甚至阻挠，使其面临着就业社会支持网络断裂的风险，就业不稳定性增加。因此，社会认同度、社会融入度的提升，有赖于全社会对新兴职业青年从业者的理解和支持，有赖于对该群体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市场环境与社会氛围。

三、推动新兴青年群体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思考

1.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加大国家治理体系对群体的纳入力度

新形势下加强新兴青年群体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党管青年原则，推动其进入党政视野。首先，要强化各级党组织在各项新兴青年工作中的主体责任，始终把新兴青年工作摆在党的工作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将新兴群体发展纳入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和整体工作计划之中，采取切实措施贯彻落实青年优先发展理念，推进新兴青年群体健康成长。其次，要建立党委牵头、政府主导、共青团协调、社会力量参与的新兴青年事务协同治理机制，各部门要用好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强化横向工作协同和资源整合优化。建立人才中心、社保部门、社区、行业协会等与新兴青年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部门或组织的联动机制，及时掌握新兴青年群体的规模变化及动向，逐步完善新兴青年群体数据库。最后，要不断完善新兴青年政策保障体系，并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之中，尤其是要在强化把新兴青年纳入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同时，加大国家政治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文化治理体系等对新兴青年群体的覆盖力度，以充分回应新兴青年的普遍关切，确保把党的关心和温暖实实在在地送到青年中去。

2.结合群体特征和行业特点，提高服务新兴青年群体精准度

要结合新兴青年群体中亚群体的具体特点和实际，确定不同的工作目标、有效载体以及重点工作，通过分层分类施策，不断提高服务新兴青年群体的精准度。从群体规模以及新兴青年群体的聚集特点来看，现阶段要重点关注以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生活新业态从业青年，以全/自媒体人、网络主播、音短视频从业者等为代表的网络从业青年，以网络作家、文创青年、自由美术工作者等为代表的独立文艺青年，以社会工作者、公益志愿者等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从业青年。针对生活新业态从业青年，要从建立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入手，重点在就业创业政策体系、社会保险缴纳、劳资关系、用工纠纷以及职业培训等方面出台配套措施。针对网络从业青年，要从规范行业标准、促进网络生态持续向好发展入手，重点在价值观引领、意识形态管理、文化产品传播、社会交往等方面持续发力。针对独立文艺青年，要从打通上升渠道、营造社会氛围介入，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畅通职称评定渠道、人才培养使用、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保护文艺青年的知识产权等方面不断强化建设。针对社会组织从业青年，要从提高社会地位、提高工资收入破题，重点在完善发展的政策环境、政府购买服务及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等方面投入精力。

3.坚持底线思维，重视防范新兴青年群体发展存在的风险

新兴青年工作自由度和灵活度较高，对组织的依赖性整体较弱，因而在推动该群体不断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防范新形势下群体发展带来的风险。针对市场变化带来的职业不稳定风险，建议相关部门要做好市场风险预判，加大对新兴青年职业规划的引导，减少因市场变化而产生的经济压力和失业风险。针对行业发展不规范、管理存在漏洞的问题，建议进一步激发新兴行业的发展活力，鼓励业内“领头羊”或头部企业成立行会、协会，推动行业制定产品和服务标准，通过行业自律，规范新业态组织市场行为。针对社会资本与新兴青年黏连度高的风险，建议尽快建立以市场监管部门、网信管理部门为核心的跨部门核查模式，重点对社会资金介入的宣传、网络、科技等敏感领域进行监管。针对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风险，要突出政治引领和价值观教育，主动创新思想政治宣传形式，推出具象化、网络化、通俗化、年轻化、本土化的思想宣传文化产品。同时，持续开展话题引导，在互联网平台，常态化策划彰显新兴青年特质的线上主题活动和热点话题。针对社会融入度不高可能引发的社会治理风险，建议重点围绕党政中心大局，找准新兴青年发挥自身优势的结合点、切入点，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各领域建功新时代，引导新兴青年从“要我参与”向“我要参与”转变。针对“关键少数”青年话语权不断上升，且具有引导社会舆论走向问题，建议加大政治吸纳，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青联委员、青年社团的责任人遴选上，对部分新兴青年进行适当的政治安排，发挥政治参与作用。

4.着力健全新兴行业党群组织体系，着力扩大组织覆盖面

与传统青年归属于体制内的某个“单位”相比，新兴青年群体具有数量多、分布散、体制外、流动性大等特征，很难仅靠单一的组织形态组织凝集青年。建议强化基层各级党组织建设，探索成立行业党工委作为上级党委的派出机构，做到有党员的新兴行业党组织全覆盖。对没有党员的行业，通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联系服务，实现党的工作覆盖。要打破组织隶属、行业条线和行政区划的界限，推动在重点区域以多种形式设立青年工作共建委员会，发挥其“社区功能型青年组织”作用。针对青年社会组织注册难的问题，要尽可能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办理程序，不断加强组织对新兴青年群体的管理。要结合新兴青年群体的发展特点，优化新媒体品牌阵地，通过大数据手段打通市级平台直达新兴青年群体的传播通道，实时捕捉新兴青年动态，精准响应新兴青年诉求。

5.加强舆论引导，为群体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针对新兴青年群体社会认可度不高的现实，建议各类媒体结合公众接受习惯和信息传播规律，通过新媒体设置“新兴青年”话题专栏，引导社会各界关注新兴职业和新兴青年群体，给予新兴青年群体更多的包容与认可。“要积极做好新兴青年群体的典型推荐、人才选拔、评选表彰工作，主动将工作对象转化为工作力量，发挥其示范引领带动作用”［13］，让他们获得更多的自我认同感、职业荣誉感，激励他们创造更多价值，更好服务社会。要引导新兴青年群体加强与他人的交往，积极参与社区各类活动，通过实际行动来加深公众对该群体的印象，帮助新兴青年群体提高自我身份认同，不断提高社会融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