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囿杉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530004）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是建国以来最重大融危机与考验于一炉的突发公共安全卫生事件。在复盘战“疫”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精准决策的“变”展现出总书记不忘初心、科学统筹的不变之道。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蔓延，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以人民生命安全为至上追求，以建设公共卫生安全法治中国为落脚点，是构筑平安中国的战略保障和思想指引，是转危为安、创新求变、建设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提升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根本遵循。

一、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理论、历史、文化之源

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渊源可从理论、历史、文化三个维度探究，具体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实施公共卫生保健措施、法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以社会为基础理论、政党领导理论等；中国共产党百年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历史实践；“以法而治”“观俗立法”“民惟邦本”“居安思危”等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

首先，马克思主义关于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理论是理论之源。

马克思主义关于实施公共卫生保健措施、法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以社会为基础理论、政党领导理论等，是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由于回答不同时代问题所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提出系统完整的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理论，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实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实施公共卫生保健措施。马克思指出，从居民大众健康方面来看，最下层生活保障是一国居民最基本保障，如果最基本保障得到满足，才能关注健康问题。[1]8列宁进一步指出，人民保健事业方面工作的基础是采取以预防疾病蔓延为目的的广泛的保健和卫生措施，而这些措施都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不能实现的，比如制药产业收归国有、建立大型私立医院、疗养地，实行医务人员的劳动义务制。[2]423通过调整地面状况、改善水质、调节空气质量、建立公共食堂、采取预防传染病发展和蔓延办法、制定卫生方面法律法规，预防与治疗例如酒精中毒、肺结核、花柳病等传染病，保障每个人都能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接受合格药物的治疗[2]424，建立医疗膳食站以监督工人卫生状况。[3]217

保障公共卫生的法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以社会为基础。马克思指出，如果从国家本身以及人类精神一般发展了解国家形式的话，就无法了解国家本质。同样，如果民众创立的法律或者国家制定的法律没有根据特定国家社会情况定立，那么无法理解法的本质。一个国家制定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相关法律必须根植于该国家的经济关系，法律内容反映并调节经济关系，由经济关系所决定。此外，社会与法律体现出辩证统一关系，法律以社会为基础，并与社会关系的产生、发展、消亡同频共振。公共卫生保障法通过调整公共卫生事务关系，进一步调整公共卫生社会关系，从而保证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

公共卫生保障法维护阶级利益。资产阶级法律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天职，一切法律的制定毫不动摇地体现资产阶级意志。马克思举出当时英国亚麻工厂的情形来说明资产阶级的法律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助推器，现有的工厂法表明，由于合理改良超出资产阶级利益所能容忍的范围，工厂法拒绝任何改变。[4]428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公共卫生保障法体现的是无产阶级的意志，表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实质上主张的是‘以人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对‘以物为本’的价值取向的‘扬弃’。”[5]254

实行共产党领导。马克思详细研究并论述了领袖、政党、阶级与群众辩证统一关系：政党与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方面，政党是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历史活动的必要条件，没有政党的领导，很难使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另一方面，阶级是党必须要代表、依靠和服从的重要力量，而群众又是阶级必须要代表、依靠和服从的重要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把群众观点贯彻和运用到具体公共卫生保障实践中，形成了党在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防疫委员会的成立，在省、县、区三级设立的卫生部（科），大力建设的工农医院、贫民诊所和公共卫生所。也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成立劳动者先锋队，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并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管理国家的充分必要条件。[6]504因此，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明确指出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

其次，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实践是历史之源。

血吸虫病、鼠疫等流行症是危害社会发展的杀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近百年间，如何面对各种疫情，特别是各种重大疫情的严峻考验，是党必须做出正确回答的疑难考卷。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进行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实践，是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历史之源。

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群众卫生运动的口号，并在根据地和红军中开展疫情防控，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卫生防疫法制体系及机制。如《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7]44、54以及有关卫生工作的纲要、决议、法规、条例等，规定的范围不仅包括药品管理、医院及卫生机构的建立，也包括如何优待受伤官兵等社会保障服务事业等[8]791，并初步形成了预防、疫情报告、病人隔离等三步防控机制。[9]15-25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红军时期卫生防疫优良传统是进一步完善医疗卫生制度、颁布法规条例的重要基石。各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央军委总卫生部要求制定相应的卫生防疫政策。在此基础上，实施各种接种预防、疫情报告制度、隔离制度等一系列防疫机制。[9]54-58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以东北解放区防疫法治实践为例。1947年10月5日，东北防疫委员会颁布《关于防疫戒严封锁暂行办法》，分别针对疫情严重、较轻、未出现疫情地区作出处理措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实践有如下特点：其一，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条件下，领导各根据地军民开展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其他各项建设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其二，坚持卫生防疫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疫情防控得到根据地军民的衷心拥护和大力配合；其三，党和苏维埃政权从各根据地实际出发，对军民动员到位，军民广泛参与；其四，坚持“预防第一”“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指导原则，防控措施因地制宜，公共卫生相关办法、条例、纲领收效可观；其五，重视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医学优势，同时重视应用中西医两法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新中国成立伊始，疫情防控就成为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政务院迅速采取措施扑灭察哈尔省北部的鼠疫疫情，与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做斗争，基于病媒虫兽的孳生规律，开展防疫卫生运动，形成以卫生防疫、医疗服务、医疗保障三位一体的疫病防治制度体系。[9]153-157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1988年上海市“甲肝”的大暴发以及2003年“非典”疫情时，国家分别从传染病防治以及公共卫生改革、发展工作两个维度出发，制定传染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卫生改革发展规划决定等，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法律制度体系，是全民进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强大助推器。我国公共卫生筹资保障机制逐步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得到显著加强。

新中国成立70年间，党领导的重大疫情防控斗争积累了如下宝贵经验：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不断取得成绩的最根本政治保障。其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是公共卫生事业不断取得成绩的坚实群众基础。其三，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努力提升和壮大新中国的综合国力，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和科学技术的力量，是公共卫生事业不断取得成绩的可靠物质保障和硬核技术保障。其四，科学分析和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变化，是公共卫生事业不断取得成绩的重要考量。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是文化之源。

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彰显古代法治智慧，使中国古代法治文明融入了新时代元素。

汲取“以法而治”“观俗立法”思想。“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10]88，《商君书·算地》认为：统治者如果不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制定法律制度，不仅不能使国家得到大治，反而加速混乱。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是依据中国特有的公共卫生具体实际提出的，是引导国家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建设走上正确道路的思想航标，构建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制需要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国情，是完善国家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提升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强大推手。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得到弘扬。孔子仁政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取信于民。孟子则将人民作为一个国家政治治理的根本。[11]民本思想具体表现为“恭承民命”“敬天保民”的保民思想、“创生、养生、护生、成生、贵生、圆生”[12]这一天地最伟大德性的生民思想、“损上益下，民说无疆”[13]177“利益万物”[14]29的益民思想、“裒多益寡，称物平施”[15]28的惠民思想、“振民育德”“作而新之”“养而成之”[16]484的养民思想。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要义,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意蕴。

居安思危思想得到弘扬。《萃·象》云：“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周易·系辞下》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孔子解释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13]307因此，身为一国之君，虽然国家社会现在处于安定状态，也要心中时刻不忘记政权有倾覆的危险；国家政权虽然稳固，但心中时刻不忘灭亡之事；政治统治虽然得到大治，心中时刻不忘发生祸乱的可能性。[13]307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强调坚持预防与治疗两手都要硬，正是基于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考虑，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

二、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核心要义和理论精髓

公共卫生建设既是一个国家的卫生问题，又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17]287疫情严重的直接后果是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制度、体制、机制，以及有效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机制等患者救济保障制度，给予无力解决困难的群众和集体必要的保障，才能维持社会稳定，消除疫情造成的社会问题。

习总书记在应对危机、把握先机、精准决策的“变”与不忘初心、科学统筹的不变之道基础上，展望未来，比照战疫大考下的成绩单，查漏补缺，习总书记关于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体现出党中央主动创新求变，彰显出“危、机同生共存，克服危即是机”的危机意识，也是运用“备预不虞、为国常道”政治智慧的生动体现，也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理论、实践、政治、法治价值，从战“疫”大考、战“疫”复盘的伟大抗疫实践出发，着眼于社会、政府、国家三个层面均实现公共卫生法治全面建设，深刻回答了在全球抗疫形势依然严峻的大背景下为什么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怎样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指导精神旗帜鲜明、思想特质具有中国特色、思想方法综合为用、思维方式多元交叉、思想内容深刻博大。概括起来，其核心要义和理论精髓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

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指导精神：其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战略上突出人民生命健康，进一步把防护网络织密织牢。其二，依法防控、社会面管控。“制定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各类预警系统和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快速反应系统，有效动员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力量投入应急行动。”[17]267其三，携手抗疫、大国担当。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需要以国际交流合作为基础，以应对国际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工作机制为依托，以履行大国国家义务为使命担当，以国家间联防联控的抗疫力量为磅礴伟力，共筑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网。其四，反对“中国病毒”谬论。其中包括：严厉反对指责中国隐瞒疫情信息和死亡病例数据的无端谴责；反对病毒源于中国的滥调；坚定拒绝有些国家要求中国进行赔偿的无端请求；强烈反对诬蔑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有力援助是谋求地缘政治利益的说辞等。

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基本特质：其一，原创性。习总书记创造性地继承并发扬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全球抗疫严峻形势造成的危机与新机基础上，作出新判断、提出新课题、解决新问题，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作出原创性贡献，为其他国家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其二，系统性。习总书记强调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是一个系统工程，应灵活运用整体间各要素相互关系的辩证思考方式谋划、构建法治社会、政府、国家三位一体的公共卫生安全建设网。其三，时代性。睿智、聪明的人始终坚持因时而变、随事而制。面对全球性严重危机与共同挑战，习总书记勇立时代鳌头，敢发时代先声，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建设走什么路、走向哪里、实现什么目标等重大问题，在全球抗疫斗争的波澜壮阔实践中吹响了法治中国新号角。其四，人民性。始终坚持人民健康至上、生命安全至上，这是一切公共卫生法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8]173人民兼具国家真正主人与全面依法治国真正主体的双重身份，推进中国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事业进一步完善发展，必须将人民生命安全至上作为法治工作的强大力量源泉，以保护、依靠、造福人民为宗旨，以落实人民利益维护为依归。其五，实践性。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突出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特质，体现出全面建设公共卫生法治强国的战略方针，以回答并解决公共卫生法治实践难题为出发点，以解决人民身体健康、生命安全问题为落脚点，以制定出一系列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政策、路线为根本依托，确保人民是最大受益者的执政信念能够扎实落地。

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以法治眼光、法治方式、法治方法想问题办事情的法治思维、法治方法，坚持人民身体健康、生命安全至上的根本立场，坚持把握客观事物之间关系、一切从国情和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抓根本的辩证思维、既看当前又看长远的战略思维、谋主动的底线思维、把握公共卫生事业建设规律的历史思维、持经达变的创新思维等。

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本位观，科学公共卫生立法、严格公共卫生执法、公正公共卫生司法、全民公共卫生守法联动建设的系统观，科学预防与有效救治统筹推进的战略观，党领导公共卫生事业立法与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相统一的政治观，保障全民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权利观、完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体系与公共卫生系列制度体系相统一的法治观、完善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与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相统一的改革观、构建并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的全球观等。[1]

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理论精髓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其一，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公共卫生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其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卫生法治保障道路、发展道路和正确方向。其三，坚持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制度建设与公共卫生制度改革之间辩证统一关系。进一步构建公共卫生疾病防控体系，推进医疗卫生体制、医保基金监管制度改革创新。其四，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是强化公共卫生法治社会、政府、国家治国的发展目标和总抓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体系，司法体制机制以及一系列制度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政府主导、公益性主导、公立医院主导的救治体系，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安全发展体制机制，平战结合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适应现代化疾控体系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医防协同机制，人员通、信息通、资源通和监督监管相互制约的机制，早期监测预警机制等）。其五，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是全面推进我国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关键问题。应制定相关监督法律法规，以制度制约领导干部、督促领导干部合法用权，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的权力基石。其六，国内与国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制度建设协同推进，是体现大国担当、构筑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屏障的充分必要条件。

三、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重大意义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形势给我国建设完善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制机制创造了历史契机。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是结合中国公共卫生现状回答“如何建设、怎样完善我国公共卫生事业”这一时代课题的理论成果。新时代赋予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新的价值意蕴。人民性是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价值属性，实现社会主义公共卫生现代强国目标是价值指向，维护世界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是价值诉求。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因新时代而焕发生机，因中国共产党而贯彻执行，因人民旨归而力量磅礴。

首先，人民性是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价值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党的初心和使命立足于人民，服务于人民，造福于人民，体现出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人民担当[19]136，生动诠释了人民与红色江山的辩证统一关系。

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始终坚持和维护人民的主体性。把握人民立场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历史创造者是人民的科学概括，牢固树立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力量源泉来自人民的观念认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应坚持将人民利益写在心上，想民所想，思民所思，念民所念，为创造人民幸福生活而不懈奋斗。

其次，社会主义公共卫生现代化建设是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价值旨归。近代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步履维艰，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在新时代便应以实现国家公共卫生现代化强国为价值依归，承载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自觉，发挥凝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公共卫生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支柱力量。在继往开来中，以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为领航旗帜，以担当的自觉来奋进伟大的事业，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医务工作者的崇高品质。

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中“勇于涉险滩、破坚冰、攻堡垒、拔城池”的担当品格是成功开启公共卫生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金钥匙，是正确引领社会公共卫生建设朝着正确目标前进的风向标。担当品格彰显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胆气，表明新时代我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勇立时代鳌头的锐气，体现新时代我党科学谋划公共卫生事业全局、赢得国家公共卫生发展主动的政治智慧。

最后，世界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是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价值诉求。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以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价值诉求，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红十字精神和丝路精神。面对人道主义危机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威胁，红十字精神弘扬宽大博爱、无私奉献，给身处险境的无辜人民带去光明的曙光、温暖的希望。[20]506-507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被赋予世界意义，使之成为实现人类美好家园世界梦、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

未来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工作应把握“八个坚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国家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正确道路，坚持国家公共卫生安全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相统一，坚持推进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现代化和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打造法治素质过硬的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干部队伍，坚持合作与法治相统一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观。

社会主义公共卫生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与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的贯彻与引领同频同向。新形势催生“三个新”要求，贯彻习近平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论述应以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为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发扬勇立时代鳌头的开拓锐气，勇于在社会公共卫生改革事业中开新局，在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建设完善中壮体魄，引领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新型文明——社会主义[21]的航船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