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凯，彭饮冰

（1.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上海 200433；2.皖江工学院基础部，安徽马鞍山 243031）

在医学上，“疗愈”是指通过干预特定的健康状态促进身体或精神自愈的过程。“卡塔西斯”（Catharsis）源于希腊语κάθαρσις，在医学领域意为“导泻或宣泄”（purgation），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用它来指借助替代性药物排出致病体液的过程。十八世纪末，德国医生塞缪尔·哈内曼（Samuel Hahnemann）把这一医疗实践命名为顺势疗法①。可见，卡塔西斯最初是与“身体疗愈”的医学实践结合在一起的。自亚里士多德以降，西方学者多以卡塔西斯对身体的导泻作用喻指文艺作品对心灵的疗愈功用。近代以来，利用卡塔西斯的疗愈作用建构心理治疗体系者亦不乏其人。卡塔西斯具备天然的治疗因素，挖掘其精神疗愈潜能，能为提升现代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做出贡献。那么，卡塔西斯的疗愈内涵有何理论依据？它又是如何完成精神疗愈的过程的？本文把卡塔西斯看作独立的研究对象，在梳理其医学上的疗愈内涵增衍变化的基础上，尝试分析悲剧理论、精神分析、戏剧疗法中与之相关的论述，探讨以精神疗愈为旨归的卡塔西斯的运行机制。笔者认为，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疗愈问题，实质上正是卡塔西斯如何顺势宣泄人内心因压抑而积蓄的心理能量的问题。悲剧、精神分析与戏剧疗法中蕴含的卡塔西斯，能够借由精神上的顺势疗法纾解身心，以一种蕴涵哲理价值的诗性智慧为人类摆脱生存困境铺就新的路径。

一 悲剧功用论的疗愈内涵

古往今来，论及“以卡塔西斯对身体的导泻作用衡量艺术社会功能”的著作灿若繁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推亚里士多德对悲剧功用问题的讨论了。悲剧功用论（tragic Catharsis），即作为悲剧功用的卡塔西斯，最早见于亚氏的《诗学》与《政治学》，从他在《诗学》第六章对悲剧的定义可知，古希腊悲剧能借助语言和人物动作摹仿一个完整的行动，借激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些情感得到卡塔西斯。可以看出：作为悲剧美学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卡塔西斯隐喻地表达了悲剧对观众情感的某种作用。然而，由于《诗学》原本的部分章节现已遗失，《政治学》中的相关论述又语焉不详，长久以来这一作用的确切涵义一直悬而未决。根据近代中西方学者的相关释证，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类：

其一指情绪的净化，即悲剧能够清除情绪中引起痛感的成分。布彻（Samuel H.Butcher）是“净化说”的代表人物，他指出：“人为激起的怜悯和恐惧可以驱除我们从生活中带来的、潜在的怜悯和恐惧，或至少驱除其中不健康的成分。”[1]391求知是令人愉快的，而作为一种求知方式，受摹仿论诗学传统指导的文艺活动，以及在这一传统下产生的文艺作品（如悲剧诗）总能引起人们天然的快感。因此，如果说悲剧通过诗的摹仿不仅引发了审美主体的怜悯、恐惧之情，还促使其对人的苦难进行沉思的话，当观众体验到悲剧英雄在与命运的斗争中所展现的强大精神力量，了解到命运可以毁灭伟大崇高的人，却不能毁灭人的伟大崇高时，伴随着亢奋的生命热情而来的，必然是对生命奥妙的觉解和人生真谛的顿悟。布彻认为这种类似求知的体验所产生的快感，能取代受现实事物或不快情绪刺激而进入怜悯与恐惧中的痛感。[1]392作为古典学家，布彻隐约地意识到现实生活与心绪紊乱之间的关系，试图像药物医治肉体病痛那样，借助悲剧驱除情绪中的致病因素。这表明悲剧的卡塔西斯对心灵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其二是指情绪的宣泄，即卡塔西斯能够释放怜悯、恐惧等情感对应的本能冲动，从而维持情绪的平衡。朱光潜吸收现代心理学成果，为“宣泄说”建立了牢固的心理学基础，他强调悲剧在观众心中唤起并宣泄的“只能是与怜悯和恐惧这两种情绪相对应的潜在的本能能量。情绪本身并没有宣泄”，它们只是“得到了表现，或只是说被感觉到了”。[2]在怜悯与恐惧得到自由表现的同时，其对应的本能冲动会外化为一系列器官与肌肉的动觉（如冒冷汗、心跳加速、哭泣等）。随着本能冲动在器官动觉中得到自然宣泄，怜悯与恐惧之情便逐渐平息下来。朱光潜重视“欲望受压抑的危害”这一现代心理学观念，认为消极情感的过度堆积像致病体液一样对精神是有害的，而悲剧的卡塔西斯是对受抑制的本能冲动的缓和性宣泄，能够使精神恢复平静。显然，“宣泄说”充分证明了卡塔西斯具有心理学意义上的疗愈特性。

其三是指道德上的教化，即凭借再现悲剧人物在面对不应遭受的苦难时所采取的高尚行动，教导观众克制自身过度的情感和欲望，从下劣变为崇高。罗念生的“陶冶说”是这类观点的代表，他把卡塔西斯理解为：“使恐惧和怜悯经过锻炼，变得适度。”[3]人的认识符合熟能生巧的规律，一种身心机能经常得到锻炼，就会逐渐增强。怜悯和恐惧也不例外，它们并不是“越用越少的积蓄，而是正像柏拉图也知道的那样，越练越强的能力。”[1]394罗念生认为悲剧情节带来的距离感可以确保观众进行细致、冷静的审美观照，由此产生的怜悯和恐惧之情大多是适度的、受理性的指导。经过悲剧艺术长时间的情感锤炼与熏陶，人们能养成适度表达感情的新习惯。等到在实际生活中再次面对苦难时，他们就有了更强的忍耐力，能把自身情感有效控制在适当的水平。适度的情感即是美德，因此可以说悲剧对提高城邦社会的道德水平是有益的。

总而言之，悲剧通过再现主人翁于逆境中奋发的坚韧品格与不屈气概，能引起审美主体强烈的情感共鸣，让进入情感外化状态的观众在剧场所提供的净化、宣泄或教化的治疗架构下远离现实束缚，摆脱内心的焦虑和痛苦。从《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到《李尔王》、再到《力士参孙》，传统悲剧塑造了众多敢于追求正义、爱情、自由、善和美等合目的性价值的英雄形象，让观众从中见识到人的意志在与外部世界的相遇中展开为知觉，见识到人本身。普罗米修斯与参孙等人物不是傀儡，也不是尽人皆知的理念或说教，而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强健生命力的外化。他们蓬勃的生命能量在同异己力量的殊死搏斗中渐次绽放，启迪观众在振奋之余去体悟人身上的光辉与脆弱、诗意与美好。这些人物的爆发与叹息引导着我们对逆境做出即时的反应，在持续不断的行动中丰满地成为自己，始终朝向那个可能的自己而活。最终让我们在对痛苦的凝思中，发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因求知而获快感、由情绪舒展而愉悦的审美体验构筑了一种层层深入的疗愈力量。经过它的洗礼，人们会带着更为纯粹的心灵，以及对世界全新的领悟返回现实，犹如重获新生。在这里，悲剧卡塔西斯的疗愈功用不仅体现在对情感的疏导上，还体现在平衡情绪与升华道德境界等方面。

二 卡塔西斯疗愈内涵的流变

在文艺史上，任何理论的诞生都有其深刻的学理基础与理论背景，悲剧功用论亦然。它的提出主要得益于卡塔西斯理论在古希腊人的祭祀、教育、娱乐、日常生活等领域的广泛影响，该理论以医学上的“宣泄”与“顺势治疗”、伦理学上的“明辨”、宗教学上的“净罪”等理念为基础，其中，医学层面的疗愈内涵对卡塔西斯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古希腊城邦对公民的健康相当重视，有名气的医生往往享有崇高的声誉，甚至能够左右城邦的文化思潮。作为当时名气最大的医生，希波克拉底有关卡塔西斯的医疗实践，极有可能对意识形态领域从事理性思辨研究（如：伦理学、人类学、文学、美学等研究）的学者产生巨大的影响。柏拉图就曾多次从医学角度谈及卡塔西斯以身体言说心灵的隐喻意义。譬如，在《智者篇》里，他探讨了明辨偏见并将之清除对于知识净化心灵的必要性。[4]230bc-d继而在《斐多篇》里，他论证了宗教仪式与优良德行对于情感的净化作用。[4]69c之后在《理想国》里，他把医生对人体的医疗导泻和僭主式政治清洗作类比，借以强调前者的科学性与积极功效。[5]可以看出，柏拉图认为这些作用都和医学上导泻的隐喻所指有关，这里的“导泻”即是卡塔西斯。反复强调这种隐喻的表达方式，说明柏拉图对卡塔西斯净化心灵的效果颇为重视。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从事学习研究长达二十余载，在长期耳濡目染的影响下，卡塔西斯医学上的独特意义自然会促使他以物度物，产生对宣泄/导泻问题与卡塔西斯心灵疗愈功用的关联性思考，从而为悲剧功用论的缘起埋下伏笔。但值得注意的是，亚氏仅仅用卡塔西斯阐述了悲剧艺术的审美规律，如果把卡塔西斯理论本身的发展作为主线，悲剧功用论只能作为主线的一个注脚。

首先，卡塔西斯并非亚氏首创。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它就已经作为通用的医学术语而存在了,“从希波克拉底开始，人们通常把腹泻、呕吐、女性行经看作是‘卡塔西斯’的过程。”[6]89希氏把卡塔西斯描述为：通过促进身体上的致病因素与大量同类因素的相互作用，把致病或过盛体液排出体外，进而驱除病症的过程。这一医疗实践正是顺势疗法的雏形。

其次，卡塔西斯也不是悲剧艺术所特有的。柏拉图曾在《智者篇》中对伦理学意义上的卡塔西斯作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这是一种明辨、甄别的技艺，可以作用于人的身体及灵魂，把目标中低劣的成分去除、优良的成分留下。[4]230b柏拉图的卡塔西斯说包含“为善去恶”的概念，与王阳明修持心性的“格物说”类似。巴克（Walter Burkert）指出，在希腊化时期的宗教传统中，卡塔西斯意指用来净化罪犯杀人罪业的医疗仪式，有“以血净血”的说法，仪式的核心部分是：待罪犯认罪后，“把献祭仔猪的血泼溅到双手沾满血污之人的身上，之后用流水洗去猪血。”[7]仪式以幻为真的象征性表达建构了足以与潜意识联结的心理暗示，极大地宣泄了因生存危机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促进个体人格的自我整合。

此外，音乐同样蕴涵卡塔西斯的功效。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八卷中写道：“有些人很容易为狂热情绪左右，当他们聆听到那些让灵魂亢奋激越的旋律，心智便从狂热状态中恢复过来，如同接受了医生治疗一般。”[8]简科（Richard Janko）把音乐的这种作用归因于顺势疗法，[9]他认为由激昂的旋律所唤起的亢奋情绪与源于宗教崇拜、深植于心的狂热情绪属性相近，在聆听音乐时前者会替代后者。演奏中止后，听众的亢奋热情也会渐渐消退，由此，在替代和遗忘的共同作用下，音乐的卡塔西斯缓解了听众的狂热情绪。

把悲剧功用论放置在原本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看到：至少从希波克拉底开始，卡塔西斯的疗愈传统就已经存在了。“顺势疗法”“宣泄”等具有医学特色的原初涵义对卡塔西斯理论人类学、伦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指向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对医学上疗愈功用的探究，正是贯穿整个卡塔西斯理论发展史的一条主线。此外，如果把这两种原初涵义看作隐喻的喻体，那么作为本体的卡塔西斯理论则经过了“身体—情绪”两种范畴的投射过程。关于悲剧诗的作用，亚氏并不认同一味用理智镇压情感的做法，受到卡塔西斯疗愈内涵的启发，他主张以情化情的艺术理念：通过顺势唤起观众的悲剧情感，借以释放身心负担、平复烦乱心绪，让人们领略一种疏朗健康的快感。这种缓释心灵的疗愈作用，必然为卡塔西斯理论的发展开启另一扇大门。

三 精神分析与戏剧疗法中卡塔西斯的疗愈作用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精神分析和戏剧治疗在临床上的应用，对卡塔西斯的诠释逐渐由情绪范畴转移到了对其精神疗愈潜能的探索上。这一转向应归功于布洛伊尔与弗洛伊德，二人在合著的《歇斯底里症研究》中开创性地提出了“精神疏泄疗法”（abreaction），即借助催眠、自由联想、考察梦境等手段，引导患者详细地把浮现在意识中的一切陈述（transfer）出来，治疗师从中发现精神创伤的根源。弗洛伊德认为，个体早年的创伤经历会阻碍心理能量在适当器官动觉中的正常疏泄，致使与挫折相关的情绪性记忆滞留于潜意识，受阻碍的心理能量随之转化为异常的躯体动觉，最终造成癔病症状。治疗癔病的关键在于解放步入迷途的情感，使缘附于患者创伤情结的心理能量沿着正常的途径进行疏泄。他们这样描述“疏泄”的过程：“唤起先前的经验记忆，借助一系列自发的、无意识的反应——从哭泣到复仇——使情感得到释放。”[10]在心理咨询过程中，治疗师把患者潜意识中的情绪性记忆和心理冲突提升到意识领域，让他们直面压抑已久的创伤情结，宣泄先前境遇中未能表达的强烈情感。随着郁积的心理能量在外化为颤抖、哭泣等器官动觉的过程中逐渐消减，患者的癔病症状便得以缓解，人格结构更趋平衡。然而，潜在的创伤性记忆越是接近意识领域，随之而来的情绪波动就越强烈。为了缓解焦虑，患者会本能地启动自我防御机制（如对咨询师的问题知而不言）来阻碍心理咨询的进程，这样就削弱了精神疏泄的效果。

谢弗（Thomas J.Scheff）认为精神疏泄疗法的核心正是卡塔西斯，但无论是催眠术还是自由联想法，都只是引导患者对创伤事件进行单一的口头描述，这种一次性的宣泄方式不足以使病人产生有效的情绪转化。那么，如何充分发挥卡塔西斯的疗愈作用呢？谢弗采用了观看喜剧的方法，他主张“创设一个适当距离化的情境，再现观众曾经遭受的挫折，使他们在重温该情境的过程中重复地进行情感释放，宣泄恐惧、悲伤、愤怒等情绪。”[6]79喜剧能够在舞台表演和作为观众的患者之间建立适当的审美距离，确保他们在对表演进行理性思索的前提下，与剧本再现的创伤场景产生情感共鸣。谢弗的疗愈喜剧与梦境类似，是对潜意识中受压抑欲望的象征性表述。本我遵循唯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在本能的驱使下尽最大努力满足人的原始欲望和冲动，因而总是被超我禁锢在潜意识的深渊之中。当本我的愿望以观看演剧的方式躲过超我的道德审察，并在预先设定的喜剧情节中得到满足时，受阻碍的心理能量便得到了疏解，使患者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

莫雷诺（Jacob.L.Moreno）在1939年发表的《心理剧中的休克疗法——解决精神障碍难题的社会计量方法》一文中指出，心理剧（psychodrama）所采用的“精神休克疗法”同样具备卡塔西斯的功效。但和谢弗把患者置于旁观者的位置不同，他专注于从表演参与者的角度探讨卡塔西斯的疗愈功效。心理剧采用团体治疗的方法，一般由治疗师根据主角（当事人）的创伤经历设计脚本，鼓励主角在与其他辅角（团体治疗的辅助人员）的互动中进行表演。这种沉浸式的参演体验，可以促使当事人发展出比被动旁观更为深刻的移情作用和带入感，并把角色戏剧化的虚拟自我与当事人的现实自我相分离，由此形成的角色差距能有效减弱个体的自我防御机制，为其重新整合自我的认知行为、摆脱戏剧再现的困境奠定了基础。同时，心理剧能够借助语言、形体与想象的自我表达唤起当事人的自发性，提高其自觉的行动力与创造力。随着剧情不断深入，当事人会逐渐觉察自身的内在冲突，而后在治疗师和辅角的接纳、帮助下，把情绪问题和内在心理冲突逐渐呈现在舞台上，创造性地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一种精神障碍代表了一个未实施的心理行动，一旦当事人通过角色的虚拟自我把这种心理行动在表演中付诸实施，现实自我深层的心理能量就会得到释放，从而带来完全的卡塔西斯，达到消除精神障碍的目的。

综上所述，随着治疗对象由谈话疗法的倾诉者变为表演的旁观者乃至参与者，患者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之间的距离逐步扩大，能够激发的潜在创造力与行动力逐渐增强，卡塔西斯的疗愈潜力也不断提高。以上三种疗法恰似精神上的顺势疗法，当往日的心理创伤在头脑中变得清晰，患者会体验到与癔症发作时大脑所受刺激属性相近的情感波动。例如，在表演规定的冲突情境时，心理剧的治疗师会指导辅角对主角进行突然袭击，使刚刚摆脱精神错乱的当事人再一次陷入癫狂状态中。莫雷诺认为如此突如其来的“震惊”感受与患者精神病发作时大脑所受的强烈刺激相类似，因此可以用它来治愈患者的精神错乱。[11]精神休克疗法与顺势疗法“同类治愈同类”的基本原理颇为相似。由此可见，在精神疗愈范畴内，精神分析与戏剧疗法的咨询师正是隐喻地借用了“顺势治疗”这一医学方法，来引导患者因创伤经历而郁积于心的本能冲动沿着正常的途径进行宣泄的。在疗愈过程中，患者可以与过去的自我进行对话，从特定的心理观照中汲取力量来摆脱负面情感的束缚，最终焕发出更为健康舒展的生命活力。

四 结语

顺势疗法以微小剂量的药物刺激人体内在的平衡机制，通过激发人自身的抵抗力促进身体自愈。从运用药物排出致病体液，到通过源自艺术或仪式的替代性审美体验以情化情，再到借助谈话或戏剧表演的心理咨询方式激发创伤情结、宣泄蓄积的心理能量，可以看到，医学上“宣泄”“顺势治疗”等具有疗愈特性的原初涵义，使卡塔西斯理论变成了一个先后从身体范畴投射到情绪与精神范畴的隐喻。人的情绪流如同江水，只要生命存在就会一直奔流不息，洪峰到来时唯有疏通河道、因势利导，才能避免浊流泛滥成灾。在后疫情时代，重新审视并挖掘卡塔西斯的疗愈功用意义尤为重大。例如，通过组织心理疏导、观看悲剧、参与心理剧等方式，可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人们摆脱恐惧、焦虑的压抑心理，减轻医护和社区工作人员由于长期体验负面情境而产生的替代性创伤。作为一种蕴涵哲理价值的诗性智慧，卡塔西斯张扬了人自身的生命力，让超越、升华的人本主义思想在情感的河流里翻腾跳跃，让人们在野性冲动中颖悟痛苦的智慧，进而回归理性静观。经过这种感性知觉的洗礼，我们会发现：内在深沉的快乐和痛苦是对立统一的；日神冲动与酒神冲动这两种原本泾渭分明的原则实则相互交织、彼此牵连，在不断地更迭中相互补充、提高，最终铸就了个体完整的生命观念。

注释：

①顺势疗法（homoeopathy），是替代医学体系的一种，其理论基础是“同类治愈同类”，即：选用一种能使健康人产生与某种疾病相同症状的药剂来治愈这种疾病。医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医疗实践是由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首创。希氏发现，服用过量的曼陀罗根会使人罹患躁狂症，但服用小剂量的曼陀罗根却能治疗躁狂症。参见Hemenway H B.Modern Homeopathy and Medical Science [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894: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