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雪銮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 广东·广州）

［提要］ 在老龄化、少子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本文梳理家庭老年照料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并从政府、企业、被照料者角度给出相关建议。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 年的67.26 岁，上涨至2019 年的76.91 岁，总生育率（平均每名女性生育数）从1981 年的2.55 个下降至2019 年的1.7 个。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和生育率的低下，使得我国从2001 年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并快速向“老龄社会”演进。我国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2001 年的7.1%，上涨至2020 年的13.5%，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步加深。以往学者更多地关注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直接冲击，忽略了为老年人提供家庭照料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我国老年抚养比自2001 年以来一直保持上升态势，2020年老年抚养比为19.7%，相较2001 年的10.1%翻了近一番，这意味着原来一个老年人的赡养由10 个劳动力负责，现减少至5 个劳动力。2018 年，中国老年健康调查（CLHLS）针对分布在全国22 个省市自治区500 多样本点地区约16，000 名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进行访问调查，成功收集了受访者的人口统计信息、饮食习惯、行为及生活方式等。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85.4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2 年。数据显示，80.37%的受访者与家人共同居住，15.93%的受访者独居，仅有3.69%的受访者在养老机构居住。有37.41%的受访者因为健康方面的问题在日常生活活动中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其中有13.63%的受访者受到很大的限制，受限程度与年龄成正相关。当受访者需要他人帮助时，27.95%的受访者表示儿子是其主要的提供者，配偶、儿媳、女儿均在13%左右，社会服务只有2.44%，高达16.47%的受访者表示无人帮助。在我国日益增长的老年照料需求与未完善的养老体系冲突下，家庭成员仍是中国老年人照料的主要提供者。2018 年CLHLS 数据显示，一周内，亲属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照料的时间平均为27.2 小时。一方面为满足被照料老年人的需要而花费的时间、劳力会减少照料者的劳动供给；另一方面被照料老年人通过照顾儿童、家庭维护和修理或繁重的家务等行为进行反馈，减轻照料者的任务，对照料者的劳动供给有溢出效应。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背景下，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分析家庭老年照料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意见。

一、家庭老年照料对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

（一）家庭老年照料挤占劳动供给数量。由于时间约束，照料者减少劳动供给。Casado 等（2007）采用1994～2001 年欧洲社区家庭调查西班牙子样本，研究发现与受照料者同住的照料者，在放弃就业方面存在不可忽视的成本。国内通过以子女为受访者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以老年人为访问对象的CLHL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数据库，也对家庭照料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进行探讨。刘柏惠（2014）借助2002～2005年CLHLS 数据，发现家庭老年照料对子女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消极影响。基于2009 年CHNS 数据，陈璐和范红丽（2016）发现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系数为-12.46%，在统计水平下显著。

但有学者认为家庭老年照料只有强度高、持续时间长的情况下，才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负面影响。Carmichael 和Charles（1998）认为家庭老年照料强度较低时，子女会倾向于提供更多的劳动，避免收入减少；当照料强度较大时，子女难以兼顾劳动和照料责任，家庭照料与劳动参与决策呈负相关，甚至可能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基于1991～2011 年CHNS 数据，陈璐等（2016）发现不考虑提供照护强度情况下，提供家庭老年照料的女性相较于没有提供家庭老年照料的女性，其劳动参与率表现更加积极。但在每周提供时间超过10 小时后，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照料提供者开始产生负面影响；超过每周20 小时后，劳动参与率将显著下降7.31%。基于1991～2009 年CHNS 数据，黄枫（2012）发现每周提供20 小时以上家庭老年照料对城镇女性劳动参与决策影响更大，其影响系数为-69.5%，在统计水平下显著。柴化敏等（2021）发现高强度照料是非农就业率显著下降的主要因素，使得女性和男性非农就业率分别显著下降53.7%和4.8%，且随着照料强度增加，这一负面影响分别提高到77.4%和5.8%。上述研究均支持Carmichael 和Charles（1998）的观点。

针对工作时间长度方面，学者们也进行了相关探讨。Ettner（1995）发现，为年长的父母提供非住院护理也会对妇女的工作时间和劳动供应产生负面影响，但对男子的每小时供应没有影响。国内蒋承、赵晓军（2009）利用2005 年CLHLS 数据，构建父母及子女配对的数据库，研究发现，家庭老年照料使子女每周工作时间减少1.4 小时。上述研究均支持高强度的家庭照料会减少劳动供给，尤其是承担更多家庭照料的女性。

（二）家庭老年照料降低劳动供给质量。多数研究表明，照料活动使得照料者面临睡眠不足和疲劳感增加、体育锻炼和社交活动变少、相对收入的降低等问题。照料者健康水平的下降不仅会直接影响照料活动的可持续性和照料质量，同时也会影响照料者的劳动供给数量和质量。Northouse 等（2012）认为照料老人对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照料者的自评健康状况也明显低于非照料者。陈璐和范红丽（2016）发现提供家庭老年照料的女性其自评健康状况“一般”和“差”的概率相较于未提供家庭老年照料的女性高出0.24%和0.10%。相较于男性，女性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老年照料活动，学者们更加关注女性群体。袁笛、陈滔（2021）发现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健康有显著负面影响，高强度照料者、持续照料者健康情况最差。宋丽敏和宋丽华（2021）发现提供家庭老年照料使女性的患病概率显著增大。

二、家庭老年照料对劳动供给的溢出效应

尽管上述研究从家庭老年照料的时间占用、健康损害等方面解释了家庭老年照料对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但一些研究也揭示了家庭老年照料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

（一）代际间的互惠行为促进劳动供给。2018 年CLHLS中，87.82%的受访者表示，主要照料者愿意并能提供较好照料；52.34%的受访者会参加家务（做饭、带小孩等），其中79%的受访者（占全部受访者41.27%）几乎每天都会帮忙做家务。被照料者通过帮助料理家务、带小孩、经济支持等行为，实现对照料者的回馈或相互支持，使得照料者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拥有更多地时间。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照料者。沈可等（2012）、谷晶双（2021）等研究发现与多代同堂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积极影响，尤其是已婚女性。在隔代照料方面，邹红等（2018）、孙继圣和周亚虹（2019）、卢洪友等（2017）等研究发现祖辈提供的隔代照料，缓解子女带小孩的压力，显著提高了子女的劳动供给，尤其是已婚女性。邹红等（2018）发现祖辈隔代照料对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但2018 年CLHLS 中，不参加家务活动的受访者平均年龄为91.67 岁，每天都参加家务活动的受访者平均年龄为79.12 岁。家庭老年照料对劳动供给的溢出效应会随着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年龄的上涨而减小。

（二）精神满足提高劳动供给质量。家庭老年照料者需要完成老年照料任务、小孩照料任务、社交活动、工作活动等多项活动，各项任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冲突，照料者会面临由于角色冲突或角色超载，带来的角色紧张倾向。Sieber（1974）从角色特权、提高地位以及人格的丰富和自我满足等角度解释，角色积累的好处会抵消或远远超过它可能带来的压力，从而产生净满足感，促使照料者输出更高质量的劳动供给。

三、结论与建议

在老龄化、少子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家庭老年照料可能进一步抑制劳动供给。照料者收入减少、健康影响等都可能导致家庭照料的不可持续。而劳动供给的减少也将减少所得税收入，对一系列经济活动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政府应继续推进和落实相关政策。目前，子女带薪护理假、喘息服务、专项附加扣除税等政策先后出台。福建率先出台独生子女带薪护理假，广西、海南、广州等16 个省份或城市紧随其后，广州、四川等地将非独生子女纳入申请范围；各地护理假期时长规定有所区别，从不超过5 天至大于等于20 天不等；地方推进喘息服务；专项附加扣除税规定纳税人赡养60 岁（含）以上父母的，按照每月2，000 元标准定额扣除等，这些政策在时间和经济方面给予家庭照料者更多的保障。但作为老年人的主要照料供给者，家庭成员承担着较大的照料压力。Arno（1999）估计1997 年美国非正式照料的经济价值为1，960 亿美元，远远超出国家在正规家庭保健（320 亿美元）和家庭护理（830 亿美元）上的支出。吕明阳（2021）测算，城镇老年人家庭照料机会成本为1，762.75 元/月，农村老年人家庭照料机会成本为328.83 元/月。政府应继续加大相关政策推进和落实力度，支持家庭老年照料及照料者的劳动供给。

（二）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积极推进落实子女带薪护理假。子女带薪护理假有助于雇员完成养老责任，提高生产率和工作质量，降低雇员流动率，但带薪休假会给雇主造成一定的经济成本。

（三）鼓励全民运动，培养锻炼习惯。2018 年CLHL 显示，有经常锻炼的受访者其自我健康报告较没有经常锻炼的受访者要好。仅有29.9%的受访者有经常进行锻炼（如散步、打球、跑步等），有31.26%的受访者过去经常进行锻炼。我们可以看到，14.48%的受访者锻炼习惯发生了改变，其中6.25%的受访者开始有运动，7.57%的受访者不再经常进行锻炼，这可能是因为受访者时间更加充裕了，或是健康需要，或是身体机能不允许，使得其锻炼习惯发生了改变，但绝大部分受访者的锻炼习惯是固定的。因此，我们要更加鼓励全民运动，培养锻炼习惯，推进健康养老，减少高强度的照料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