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冬云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老人与海》(TheOldManandtheSea,1952)是海明威的代表作，叙述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1)《老人与海》的不同中译本对主人公老渔夫的名字有不同译法。中国香港中一出版社1952年版范思平(张爱玲笔名)译本译作“山蒂埃戈”，《译文》1956年第12期海观译本译作“桑提亚哥”，中国台湾重光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余光中译本译作“桑地雅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李继宏译本译作“圣迭戈”，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张炽恒译本译作“桑地亚哥”。考虑到小说的叙事空间为西班牙语国家，英文中的男子名Santiago源自西班牙语，笔者根据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的《西班牙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78页)，在行文中取其西班牙语中文译名“圣地亚哥”，中译本引文则采用该译本的译名。经历84天钓不到鱼的失败后，第85天钓到大鱼又失去大鱼的悲壮故事。一般读者感动于圣地亚哥败而不馁钓大鱼、失去大鱼仍不失人的尊严的硬汉精神，少有人追问：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的故乡在哪里？为何他每天晚上都在做同一个梦，梦乡都在西北非海岸？作家海明威本人与老渔夫捕鱼为生的古巴、老渔夫的故乡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西北非海岸之间又有一番怎样的深层纠缠？笔者翻遍《老人与海》文本内外的相关叙述细节、书信、传记、史料，发现古巴和西北非海岸两个叙事空间一实一虚，既彰显出西班牙移民圣地亚哥的身份认同的多重性，也透视出海明威本人在前现代与现代、“美国性”与“他者性”之间的身份认同的多元复杂性。圣地亚哥梦中的西北非海岸，是海明威通过文学书写建构的审美乌托邦，借以寓托他内心深处对前现代世界的眷恋，抵制美国现代化、都市化对个体的同一性操控和异化。

一、圣地亚哥的西班牙移民身份与海明威的西班牙情结

在美国学者于连·沃尔夫莱《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一书中，关于身份的关键词是以“我/身份(I/DENTITY)”做标题的。沃尔夫莱以“我”和“身份”之间插入的斜杠表明，身份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包括个人和非个人的历史、文本、话语、信仰、文化前提和意识形态的召唤”(2)[美]于连·沃尔夫莱：《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2页。。在沃尔夫莱看来，身份从来都不是自治完整的，“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但却又有无数的踪迹令人感到身份是稳定的……一个人的身份并不是每天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所以必然有一个变化缓慢的包裹，包含着(而且抑制着)交替变化的自律。这个包裹就是叙事。身份叙事的出现需要独特身份的记号和踪迹的某些重复”(3)[美]于连·沃尔夫莱：《批评关键词：文学与文化理论》，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5页。。以沃尔夫莱的身份建构性特质和身份叙事理论为进路，重新阅读海明威的经典文本《老人与海》，笔者以为，圣地亚哥的身份叙事与海明威本人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绝非止于钓鱼“冠军”与文学“冠军”的身份重合，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个人与历史、时代、文化、政治、信仰等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多重纠缠。只有潜入海明威关于钓鱼冠军圣地亚哥84天钓不到鱼—第85天钓到大鱼—第87天失去大鱼的故事深处，才能洞见那停留在文本表层不易察觉的八分之七深意(4)海明威称自己根据冰山原理去写作，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八分之七是藏在水面之下的。[美]海明威：《死在午后》，金绍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93页。，即古巴渔夫圣地亚哥的西班牙移民身份、海明威的身份认同以及二者之间的复杂关联。

《老人与海》于1952年9月出版后大获成功。1953年2月20号，海明威在从古巴哈瓦那附近的瞭望山庄写给《纽约客》记者莉莲·罗斯(Lillian Ross，1918—2017)的信中特意提到圣地亚哥的身份问题：“在我的小说中，老人是个出生在加那利群岛中的兰扎罗塔岛的天主教徒。当然，除了天主教，他还相信很多别的东西。我认为，福克纳并没有读懂我的书。老人说话时像一个改换了信仰的人，或者说像一个惧怕死亡的人。”(5)Baker, Carlos, ed., Ernest Hemingway: Selected Letters, 1917-1961,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1, p.807.海明威在信件中涉及圣地亚哥的故乡、信仰，为笔者辨识圣地亚哥的身份记号、身份变化踪迹提供了线索。

与圣地亚哥身份有关的另一条线索是其主人公生活原型的西班牙移民身份。根据著名传记作家杰弗里·迈耶斯在《海明威传》中的叙述，《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的生活原型是古巴渔夫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1930年，海明威出海钓鱼时遭遇风暴，困在德赖托图格斯附近的海域，遇上驾船技术了得的古巴渔夫格雷戈里奥，被搭救才幸免于难。之后，两人成为一生的朋友。1938年，海明威邀请他接替另一个古巴渔夫卡洛斯，做了“比拉尔号”船上的船长。而格雷戈里奥于1888年出生于加那利群岛的兰扎罗塔岛，与《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的家乡一致。(6)[美]杰弗里·迈耶斯：《海明威传》，萧耀先等译，北京：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第277页。

对照上述两条线索，细读小说文本就会发现，海明威在多处细节中嵌入了圣地亚哥的身份记号和身份建构踪迹。比如，在《老人与海》开头，有一段关于圣地亚哥的外貌描写：

他这人处处显老，唯独两只眼睛跟海水一个颜色，透出挺开朗，打不垮的神气。(7)[美]海明威：《老人与海》，董衡巽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8页。本文《老人与海》中译本引文皆出自董衡巽译本，只在行文中加括号标注页码，不再一一作注。

海明威特别强调圣地亚哥的眼睛是蓝色的，而蓝色眼睛的古巴人主要来自欧洲。接下来，在圣地亚哥与马诺林关于美国棒球职业联赛的对话中，海明威暗示读者，老渔夫圣地亚哥22岁时离开故乡做了水手，跟一艘船到了非洲海岸：

“大球星西斯勒的爸爸从来都不穷，他爸爸像我这么大时就参加职业大联盟比赛了。”

“我像你这么大时当上了水手，跟着一艘横帆船到了非洲。傍晚时，我还看到了海滩上那些狮子。”(8)Hemingway, Ernest,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Illustrated Edi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2.p.25. 本文《老人与海》英文本引文皆出自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1952年版插图本，只在行文中加括号标注页码，不再一一作注。

19世纪中后期以来，棒球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职业大联盟的大球星在美国更是家喻户晓。海明威依据冰山叙事原理，省略了他和读者都熟稔于心的棒球明星常识，以大明星的年龄暗示小说人物的年龄。上述对话中提到的“大球星西斯勒”是指狄克·西斯勒(Dick Sisler，1920—1998)，他的爸爸是乔治·哈罗德·西斯勒(George Harold Sisler，1893—1973)，父子都是美国棒球运动史上著名的大球星。1915年，美国圣路易斯联盟队的老板巴尼·德莱弗斯(Barney Dreyfuss，1865—1932)以700美元的月薪与乔治·西斯勒签约，由此开启了他的职业大联盟运动生涯。(9)Huhn, Rick, The Sizzler: George Sisler, Baseball’s Forgotten Great.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4,pp.45,46.这一年，乔治·西斯勒的年龄是22岁。据此来推演，在《老人与海》中，马诺林的年龄是22岁，圣地亚哥则是在22岁时离开故乡做了水手。他先是跟一艘船到了非洲，后又到中美洲尼加拉瓜东海岸的莫斯基托(Mosquito)，捉了很多年海龟(英文插图本P.16.)，之后才移民并定居古巴，以打鱼为生。

海明威还以重复手段先后三次叙述圣地亚哥的梦，描述他第一次离开故乡乘船到达西北非海岸时所见到的情景。而在小说开头部分，第一次写圣地亚哥的梦境时，就提到“他梦见加那利群岛那些港口和锚地”(英文插图本P.29.)，暗示他的故乡正是与西北非海岸隔海相望的西班牙加那利群岛。海明威虽然没有明确交代圣地亚哥具体是哪一年移民到古巴做了渔夫，但是，上述记号和痕迹足以表明老人是22岁成年后移民古巴的西班牙裔古巴人。巧合的是，海明威告别美国赴法国巴黎追求文学梦时的年龄也是22岁。为何小说主人公圣地亚哥与作家本人告别故乡时的年龄完全一致，这一设计想必是一种别有用心的身份缝合。

20世纪20年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的美国进入工商业繁华兴盛的“爵士时代”。“商业消费风尚导致包括艺术在内的美国文化也染上了商业化色彩。尽管参战作家在欧洲培养起了与消费时尚相合的消费道德，但他们鄙视庸俗的、没有灵魂的商业文化。再加上他们快乐的消费自由总是受到清教徒父母的束缚，于是，他们在失意和伤感中，做出了个性化反叛和艺术拯救的选择。”(10)于冬云：《海明威与现代性的悖论》，济南：齐鲁书社，2019年，第14页。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一书中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知识青年的巴黎流放寻梦之旅作出了解释。他说，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艺术家只要离开本国，去住在巴黎、卡普里岛和法国南部，就能打碎清教主义的枷锁，就能畅饮，就能自由地生活，就能充满创造力”(11)[美]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张承谟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4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2岁的海明威于1921年12月告别芝加哥附近的家乡橡树园，奔赴艺术之都巴黎，开启了他的文学追梦之旅。

海明威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旅居巴黎期间，曾多次去西班牙看斗牛、钓鱼，并爱上了西班牙,甚至以自己喜欢的斗牛士名字来给自己的儿子取名约翰·哈德莉·尼卡诺。在他看来，内战之前的西班牙与现代化的美国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这里有原始美丽的自然风光，有将生与死完美地融为一体的生命艺术——斗牛。他声称，“除了我的祖国外，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比这一个更叫我热爱了”(12)[美]海明威：《危险的夏天》，主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页。。海明威将他对西班牙风景、西班牙斗牛的热爱写进了包括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1926)在内的多部小说中，还出版过一部有关西班牙斗牛的专著《死在午后》(1932)。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海明威前往西班牙报道内战进展情况，支持共和政府和西班牙人民。1939年4月，西班牙内战以佛朗哥军事独裁统治告终，此后海明威连续15年没有进入西班牙。直到1953年美国和西班牙恢复外交关系，他才得以再赴西班牙看斗牛。1951年，海明威在西班牙前殖民地古巴开始写作《老人与海》时，西班牙正是他内心深处魂牵梦绕的诗意栖居地，是他回不去的文学乡愁。或许，正是缘于这一西班牙情结，海明威才在文本的世界中安排圣地亚哥在22岁时告别家乡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跨过大西洋到前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打造自己的“冠军”形象。(13)圣地亚哥在与大马林鱼海上相持较量的第二个夜晚，回忆起他与黑人大汉扳手腕相持一天一夜获胜的情景，从此以后，人人都叫他“冠军”。见英文插图本 pp.77-78.而在文本外的现实世界中，海明威本人自从22岁告别家乡橡树园后，始终选择与现代化、商业化的美国保持距离，在异国他乡或美国大都市以外的边缘空间中生活和写作，并将自己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转化为文学作品。

二、移民圣地亚哥的身份认同

致力于日裔美国移民文学研究的日本学者日比嘉高曾经指出，“从跨越国界时开始，跨越者的身份认同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在迁出国的社会文化中所构建的身份认同在异国他乡的社会文化中开始重组”。“移民并非完全是从旧关系跨越到新关系的行为。相反移民是在以某种形式保留了旧关系的基础上叠加了新的关系”。(14)[日本]日比嘉高：《日裔美国移民日语文学研究的现状与课题》，魏晨译，《日语学习与研究》2022年第2期。圣地亚哥成年后移民古巴，在职业生存、文化认同、信仰等多个层面都陷入与西班牙、古巴、美国不同程度的或认同或疏离或无奈甚至幻灭的铰接纠缠中，身份归属呈现出复杂的多重性叠加与内部撕裂特质。圣地亚哥身份认同的复杂多重性的背后是古巴与西班牙、与美国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从古巴的历史来看，1511年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古巴，随后，古巴成为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语成为古巴的官方语言，天主教也进入古巴。从地理位置来看，古巴与美国隔海相望，扼守加勒比海门户，是美国从大西洋经由巴拿马运河进入太平洋的必经之路。在资本主义经济羽翼未丰时，美国宁愿让古巴继续留在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版图上，而不愿让英法占领古巴。伴随着美国经济、军事力量的上升，侵吞古巴成为美国全球扩张战略的重要一环。1823年4月23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在写给美国驻马德里公使休·尼尔森(Hugh Nelson)的信中，毫不掩饰地明确了美国取代西班牙占领古巴的霸权扩张目标：“在该岛和我们这个国家的利益之间，无论是地理的、商业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关系都是自然形成的，历经了一段时间，现在趋于成熟。毋庸置疑的是，大约再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吞并古巴就会成为联邦继续发展和维持完整性的必要措施……这里，政治上的规律和现实的吸引力同时存在。如果一个苹果被暴风雨从它原来的树上打下来，它别无选择，只能落地。古巴通过武力脱离它同西班牙并非天然的关系，是无法自立的，只能投向北美联邦，因为按照同样的自然规律，古巴也无法摆脱它赖以生存的空间。”(15)[英]理查德·戈特：《古巴史》，徐家玲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第441-442页。这就是美国侵吞古巴依据的所谓“熟果论”出处。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取得对古巴的控制权。1901年3月，美国总统麦金莱签署通过了“普拉特修正案”(PlattAmendment)(16)参见徐世澄、贺钦编著：《古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63-64页。，把古巴变成了美国的保护国。同年6月，古巴政府被迫通过该修正案，并将其作为附录写入古巴宪法。1934年，罗斯福总统虽然废止了“普拉特修正案”，根据该法案租借的关塔那摩却一直是美国的军事基地。1901年，美国操纵古巴选举并扶持傀儡组织政府。1902年，古巴在美国扶植下成立共和国。古巴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是埃斯特拉达·帕尔马(Estrada Palma,1835—1908)，一个在美国生活长达30年的美籍古巴人。此后，美国一直保留对古巴内政的干涉权，直到1959年卡斯特罗率领革命军在古巴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将《老人与海》置于上述古巴、西班牙和美国的关系史中，就会理解西班牙移民圣地亚哥到古巴以后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多重性和孤独感。

首先，圣地亚哥的渔夫职业角色与20世纪50年代古巴的政治经济现实密切相关。从现实的政治经济层面看，关于圣地亚哥的钓鱼职业叙事在两个维度展开，一个是深陷贫困的钓鱼生计，另一个是凸显男子汉英雄气概的钓大鱼竞技。在美国现代化工业经济、旅游产业全面操控古巴的现实语境中，很显然，这两种钓鱼活动本应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据史料记载，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控制了古巴蔗糖业的40%，铁路的50%，电力的90%，外贸的70%， 100%的镍矿和90%铁矿”(17)徐世澄：《美国和古巴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3页。。除此之外，包括金融、电话、烟草、罐头等工业也都在美国资本的掌控下。美国游客也纷纷到古巴休闲度假，成为古巴旅游产业的支撑。上述背景折射在《老人与海》有关圣地亚哥的钓鱼职业叙事中，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钓鱼境遇。

圣地亚哥的钓鱼生计无法与美国资本操控的现代化经济产业对接，只能在社会边缘处艰难求生。根据小说中提到的餐馆名称Terrace，圣地亚哥居住的村子就是海明威居住在古巴时经常光顾的渔村柯希玛尔(Cojimar)，他的渔船“比拉尔号”就停泊在那里。在海明威写作《老人与海》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柯希玛尔渔村处处可见美国经济的影响。小说开篇写道：

他是独个儿摇只小船在湾流打鱼的老汉，已经八十四天没钓着一条鱼了。头四十天，有个男孩跟他一块儿。可是过了四十天一条鱼都没捞着，孩子的爸妈便对他说，老汉现在准是彻底Salao,就是说倒霉透了，所以孩子照爸妈吩咐跟了另外一只船，它第一个星期就捉了三条好鱼。

他的船帆用面口袋补过，看上去像一面老打败仗的旗子。(中译本第7页)

与圣地亚哥的钓鱼困境截然不同，那些捕捞顺利的渔民们捕鱼用汽艇和现代化浮标。他们捕到的大马林鱼由现代化的冷藏运输车运到哈瓦那市场，鲨鱼则运到现代化鲨鱼加工厂。他们的生计之顺利令笔者联想到美国资本操控下的罐头加工厂和鱼油产业。相比之下，坚持以传统钓鱼方式讨生计的圣地亚哥却生活得越来越贫困。他的住处是简陋的小屋，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泥地上有个用炭火烧饭的地方，晚上没有灯。他每天都与马诺林重复讲的食物“一锅黄米饭就鱼吃”是虚构的：

“您有什么吃的呢？”孩子问。

“一锅黄米饭就鱼吃，给你来点儿好吗？”

“不用，我回家吃。要不要我生火？”

“不用，回头我来生，不然我吃冷饭也行。”

“我可以用一下快网吗？”

“当然可以。” (中译本第12-13页)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快网，孩子还记得他们俩是几时卖了网的呢。但两人天天都要这么胡诌一遍。什么一锅黄米饭啦，鱼啦，其实都没有，孩子也知道。

小说中还提到，圣地亚哥的衬衣就像他那缀满补丁的船帆，缝补次数已经数不清，风吹日晒，补丁的颜色也看不清。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帕特里夏·邓拉维·瓦伦蒂教授(Patricia Dunlavy Valenti)在《〈老人与海〉解读》(UnderstandingTheOldManandtheSea)一书中，引用了她对阿林·穆勒(Arlyn Moeller)医生的一段访谈来讨论圣地亚哥的贫困生活和身体状况之间的关系。穆勒是一名专治老年病的内科医生，他本人不仅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流中钓过鱼，还阅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他以医生检查病人身体病症的眼光来审视小说中圣地亚哥的身体状况。穆勒指出，根据小说中对圣地亚哥身体的描述，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他是一位因长期食物摄入不足而营养不良的老年人。他在海上与大马林鱼相持期间的身体不良反应，像左手剧烈抽筋，是因为严重缺钙所导致。到了第三天，在大马林鱼浮出水面后，圣地亚哥眼前发黑，一再眩晕。他调动全身力气叉死大鱼后，更是晕得难受，眼睛看不清东西。穆勒医生认为，这是身体脱水症状。(18)[美]帕特里夏·邓拉维·瓦伦蒂(Patricia Dunlavy Valenti)：《〈老人与海〉解读》(Understanding The Old Man and the Sea)，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4-65页。因此，瓦伦蒂教授质疑：一个营养不良的老人，在海上没有任何人帮助他，也没有任何遮阳措施(时值9月份)，只带了一瓶水，吞吃难以下咽的生鱼补充体能，是他的身体能与大马林鱼相持三天，还是他早就昏迷过去了，哪一种说法更令人信服？穆勒医生对瓦伦蒂教授的质疑作出的医学解答是，圣地亚哥只是在肾上腺素的冲劲作用下短暂发力，但不可能连续发力。看到鲨鱼吃掉他的大马林鱼肉后，圣地亚哥的真实感受应该是愤怒、沮丧和崩溃。小说结尾处，完全虚脱的他回到窝棚中，除了昏睡，再也没有力气做任何事情。医生认为，如果是在真实的生活中，此时的圣地亚哥应该输液治疗。但是，在小说中，古巴渔夫圣地亚哥醒来后，只有马诺林为他送上放了足够多牛奶和糖的一罐热咖啡。回顾小说开头，圣地亚哥连续84天没有钓到一条鱼，也是马诺林为他送来黑豆、米饭、炸香蕉、炖菜和两瓶啤酒，还说只要他在就不能让圣地亚哥饿着肚子出海钓鱼。问题是，一位经常食物匮乏、身体营养不良的穷困渔夫，以何来维系他屡败困境中钓鱼技艺过人的自信？以何来支持他独自征服一条足够大、足够漂亮、足够高尚的大马林鱼的自豪感？以超出常人的钓鱼技艺征服大马林鱼的骄傲自豪感觉，叠加在一位吃不饱、穿不暖、连续84天没有钓到一条鱼、身体状况糟糕的古巴老渔夫身上，两种钓鱼感受的现实错位不言而喻。前者是穷苦的钓鱼生计，后者是海洋上钓大鱼的酷炫快乐竞技。海明威以缝合政治经济现实差异的文学叙事，将存在难以弥合裂隙的两种钓鱼境遇整合在一个“老人”与“大海”的文学文本中，打造出一个屡败不馁、技艺过人、意志坚韧的圣地亚哥形象。

但是，笔者细读文本，发现海明威对贫困的钓鱼生计与自豪的海上钓鱼竞技的叙事篇幅分配是极不均衡的，他把绝大部分笔墨分给了后者。以1952年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第一版为统计依据(19)Hemingway, Ernest,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2.，全书总计140页，其中，第30—133页叙述圣地亚哥独自一人在海上钓大马林鱼的过程，总计104个页码。这种篇幅分配充分表明，海明威更关注圣地亚哥在海上钓大鱼、斗鲨鱼的过程，无意以文学叙事深度介入古巴贫穷渔夫艰难的钓鱼讨生计的日常生活细节。海明威对圣地亚哥钓大鱼故事的生活素材的文学加工和典型化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海明威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董衡巽于1980年编选出版了一本资料汇编《海明威研究》，他为第一篇译文《海明威的生平》加了一条注释，介绍《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钓大鱼故事的素材：

一个老人独自在加巴尼斯港口外的海面上打鱼，他钓到一条马林鱼，那条鱼拽着沉重的钓丝把小船拖到很远的海上。两天以后，渔民们在朝东方向六十哩的地方找到了这个老人，马林鱼的头和上半身绑在船边上。剩下的鱼肉还不到一半，有八百磅重。鱼在深水里游，拖着船，老人跟着它一天、一夜、又一天、又一夜。鱼泛到海面上，老人驾船过去钩住它。鲨鱼游到船边袭击那条鱼，老人一个人在湾流的小船上对付鲨鱼，用浆打、戳、刺，累得他精疲力尽，鲨鱼却把能吃到的鱼肉统统吃掉。渔民们找到他的时候，老人正在船上哭，损失了鱼，他快气疯了，鲨鱼还在船的周围打转。(20)董衡巽编选：《海明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4页。

在董衡巽编选的《海明威研究》出版后，国内众多学者一致认为，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将通讯中钓大鱼的普通老渔夫塑造成了一个打不垮的硬汉形象。笔者利用中国知网数据库高级搜索中的句子搜索功能，将 “《老人与海》”和“硬汉”设定为同一段话中同时出现的关键词，搜索结果显示1981—2022年间有3976篇文章、13本图书讨论《老人与海》中的硬汉形象、硬汉精神或硬汉性格等问题。(21)https://yc10.sdnu.edu.cn/s/net/cnki/kns/G.https/kns8/AdvSearch，2022年5月4日。有别于学界和一般读者对圣地亚哥硬汉形象的肯定和赞美，陆建德在《大写的渔夫与“做作的男子气概”——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一文中对硬汉形象持不同观点。他指出，“现实生活中的渔夫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圣地亚哥是截然不同的人物”。“通讯中的渔夫以捕鱼为业……当这故事被海明威提炼成小说后，捕鱼的谋生目的已经淡出”。“圣地亚哥一贫如洗，海明威却让他生活在比通讯中的渔夫高得多的层面上”。(22)陆建德：《大写的渔夫与“做作的男子气概”——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1年7月。陆建德认为，从现实中的普通渔夫到小说中带有“做作的男子气概”(self-conscious virility)(23)Virginia Woolf,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s. 9 October 1927, From Jeffrey Meyers ed., Hemingway: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2, p.105.的“大写的渔夫”，其中奥秘是海明威式英雄的自信与骄傲。其实，如果将《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的钓鱼活动追溯到董衡巽注释中提到的那篇通讯全文，而非限定在从一篇长文中摘出的一小段文字，再联系海明威本人从20世纪30年代直至《老人与海》发表之前的生活与写作状况，就能理解“硬汉形象”“大写的渔夫”的生活原型另有阶层归属，而非古巴现实社会中钓鱼讨生计的贫困渔夫。

董衡巽注释中提到的通讯《在蓝色的大海上》(OntheBlueWater)于1936年4月1日发表在美国杂志《时尚先生》(Esquire)上(24)Esquire，董衡巽译作《绅士》，也有人译作《君子》。1999年中国《时尚先生》与Esquire版权合作，发行中文版《时尚先生Esquire》。 Esquire 1933年10月第1期在芝加哥发行，后总部迁至纽约。至今，该杂志已经在包括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墨西哥、日本、新加坡、新西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中文版《时尚先生Esquire》官方网站的介绍如下：“时尚先生网引导中国精英男士生活方式，描述男性理想、兴趣、好奇心以及热情，为有品位和渴望品位的男人们提供全球最前沿的时尚资讯和最具实用价值的生活消费指导。” 引自网址http://www.esquire.com.cn。。《时尚先生》预设的读者群体是成熟男人。根据该期杂志封面底端的文字，所设栏目主要包括“小说”“体育”“幽默”“服装”“艺术”“漫画”等。除了虚构性的“小说”，其余内容都是成熟男人感兴趣的时尚话题，在文类划分上大多归入“articles”，接近我国新闻界所说的特稿。1934至1936年间，海明威除了在该杂志上发表过小说，还发表了23篇叙述、谈论狩猎和钓鱼的特稿，《在蓝色的大海上》就是其中的一篇。(25)董衡巽编选：《海明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0页。这篇特稿有一个副标题为“一封墨西哥湾流来信”，全文有3424个单词，叙述老渔夫钓到大鱼失去大鱼而哭泣的那一段只有185个单词。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海明威与朋友谈论在墨西哥湾流中钓大鱼的海上冒险征服之乐，而非贫穷渔夫的钓鱼生计。文章以海明威的朋友谈论在非洲追猎大象的冒险刺激之乐切入话题，继而，海明威本人谈论为何由非洲猎大象转场到墨西哥湾流深海处钓大鱼。他写道：

因为墨西哥湾流是一片尚未开发的海域，渔民只在靠近海岸线区域捕鱼，而在数千英里的洋流中至少有十几处水域，没有人知道那里生活着什么鱼，它们有多大，甚至不知道在不同深度生活着什么样的鱼和海洋生物。当你漂流在看不见陆地的大海上，投下六十英寻、八十英寻、一百英寻和一百五十英寻四根钓绳，在七百英寻深的水下，你永远不知道会是什么来咬住你的金枪鱼钓饵。……在大海上，在一条大鱼未知的野性中，潜藏着一种巨大的快乐；在一个小时内，大鱼的生死由你的力量所掌控。大鱼统治着它生活的海洋，征服大鱼的过程有一种满足感。

在这篇文章中，还插入了海明威与他的“比拉尔号”船长古巴渔夫卡洛斯·古铁雷斯的对话：

“渔夫总是很穷。”

“不。看看你。你很有钱。”

“见鬼，”你说。“我钓鱼的时间越长，我就越穷。我最终会和你一起划一艘小船去钓鱼卖鱼为生。”(26)https://classic.esquire.com/article/1936/4/1/on-the-blue-water/。

通读全文就会发现，海明威的特稿《在蓝色的大海上》提到了两类钓鱼活动：第一类是有钱的绅士到人迹罕至的深海处征服大鱼的竞技之乐，就像他们到非洲去追猎大象的冒险之乐一样。第二类是以钓鱼讨生计。而以钓鱼讨生计的渔夫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因钓鱼技艺高超而受雇于有钱人的古巴渔夫卡洛斯们，他们给享受消遣性钓鱼之乐的美国人当船长，并向他们传授钓鱼技巧。海明威于1934年5月购买了一艘专门为深海钓鱼设计的渔船“比拉尔号”，先是雇佣古巴渔夫卡洛斯作船长，1938年后由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接替。卡洛斯、富恩特斯受雇于享受钓鱼征服之乐的美国人后，再也不必靠钓鱼讨生计过穷日子。在美国操控古巴政治经济的20世纪上半叶，古巴成为美国人度假休闲的天堂，卡洛斯、富恩特斯们也得以跻身旅游服务行业而摆脱贫困。富恩特斯更是因邂逅海明威，先是受聘做“比拉尔号”船长，后又在海明威离开古巴后管理瞭望山庄，直至104岁去世。(27)[美]希拉里·海明威、卡伦娜·布伦南：《海明威在古巴》，王增澄、唐考先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9-161页。另一类是完全靠钓鱼卖鱼讨生计的古巴渔夫，他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钓到大鱼而又失去大鱼后会沮丧地哭泣。

以上述目标迥异的钓鱼活动为参照，再来读《老人与海》中的两种钓鱼叙事，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独自驾小船到看不到陆地的大海深处，“寻求大鱼，寻求征服，寻求自我”(28)陆建德：《大写的渔夫与“做作的男子气概”——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汪义群主编：《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的圣地亚哥，更像是热衷于在墨西哥湾流深海水域追逐征服大鱼之乐的海明威及其美国朋友们的文学代言人。他们到深海处钓鱼无关生计，而是专注于征服大鱼的冒险娱乐和满足感。只有跟足够大的大鱼较量，才能凸显圣地亚哥的男子汉气概。“兄弟，我从来没见过什么东西比你更大、更漂亮、更沉着、更高尚了，快来弄死我吧。究竟是谁弄死谁，我不在乎。”(中译本第63页)在这段独白之后，圣地亚哥叉死大马林鱼的胜利才显得英雄气概十足。

总之，从现实政治经济维度来读《老人与海》，在美国操控下的古巴现代化捕鱼产业、旅游产业背景中，西班牙移民老渔夫圣地亚哥无法融入古巴主流生活，独居于渔村Cojimar村头，其社会身份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底层人。海明威将在墨西哥湾流深海处钓大鱼、征服大鱼、与大鲨鱼搏斗终失去大鱼仍不失“重压下的优雅”(grace under pressure)风度的英雄与贫穷的底层人圣地亚哥缝合在同一个渔夫形象中，两者现实身份难以弥合的阶层裂隙注定了人物身份的内部撕裂及其文学叙事细微处的生拉硬扯、做作矫情。比如，关于圣地亚哥年轻时与身体最棒的黑人码头工扳手腕的叙述就过度夸张。比赛从星期天早上开始，到星期一早上才决出胜负。比赛进行了8个小时之后，每隔4个小时就换一个裁判，好让裁判睡觉，而两个扳手腕者却一直彼此盯着对方的手和前臂，连手指甲都出了血，最终结果是圣地亚哥为自己赢得了“冠军”称号。在这次一天一夜的大战之后，圣地亚哥“拿稳只要他真的想胜，不管是谁他都能打败” 。(中译本第49页)如此打不败的男子汉气概，由一个衣食无着的穷困渔夫来承载，其身份内部的撕裂与夸张矫情不言而喻。

其次，就小说中与圣地亚哥的文化认同相关的叙述来看，也隐含着移民跨界重构过程中的文化身份复杂性。耐人寻味的是，海明威对圣地亚哥移民身份的交代极为模糊，整个文本中只有一次提到他“梦见群岛上那些白色山峰宛然拔海而起，又梦见加那利群岛的大小港口和锚地”(英文本P.29.),至于说他对家乡加那利群岛有哪些文化记忆，小说中只字未提。圣地亚哥在古巴的家庭关系叙事则压缩进妻子的遗物——一幅耶稣圣心的彩图和一幅科夫雷童贞圣母像，以及棚屋角落里一张搁在架子上的妻子的照片。他与村子里其他人的交往叙事仅限于与马诺林的对话，而他们交流最多的话题是棒球。

何以美国的棒球文化会成为圣地亚哥与古巴年轻人马诺林之间的共同话题？笔者在前文提到，19世纪中后期以来，棒球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而在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则盛行斗牛运动。据说，在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独立运动中，一位领导人认为斗牛太血腥，且与西班牙殖民历史有密切关联，力主以美国的棒球运动取而代之。在古巴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斗争的历史进程中，来自美国的棒球运动与美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干预力量几乎是一同进入古巴的。古巴人对棒球的热情与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民族激情是合体的，而古巴的棒球文化与美国对古巴的操控也难脱干系。在《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和马诺林聊起美国棒球队、棒球明星、棒球教练如数家珍，他们在聊天中提到洋基队、底特律的猛虎队、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辛辛那提的红队、芝加哥的白短袜队，大球星狄马吉欧、狄克·西斯勒、约翰·J·麦格罗，著名棒球教练德洛歇、卢克、迈克·贡萨雷斯等人。两人谈及大球星时更是表现出一种粉丝对偶像的崇拜之情：

“你还记得有一阵子他(狄克·西斯勒)常上餐馆来吗？当时我很想陪他去打鱼，可是我胆子小，不敢开口。后来我让你去邀他，你也怕生。”

“我知道。那可太错啦。他本来或许会跟咱们一起去的。那咱们就会一辈子记得了。”

“我很想陪大明星狄马吉欧去打鱼”老汉说，“人家讲他爹是个打鱼的，说不定他从前跟咱们一样穷，所以会懂得咱们的。”(中译本第17、18页)

圣地亚哥和马诺林崇拜的狄马吉欧是美国的棒球巨星，其在棒球生涯中三次荣膺MVP。1952年，狄马吉欧退休一年后与好莱坞明星梦露一见钟情，并于1954年缔结了一段仅维系9个月的婚姻。狄马吉欧对梦露的爱情终生未改。1962年梦露去世后，狄马吉欧以前夫身份主持葬礼。海明威让美国体育文化巨星狄马吉欧作为精神榜样深度介入圣地亚哥的文化身份认同中，以至于他在海上与马林鱼较量的艰难孤独中呼唤狄马吉欧给自己鼓劲，他叉死大马林鱼后，想到的第一个人也是狄马吉欧，他说：“大棒球明星狄马吉欧今儿想必会为我得意的。”(中译本第67页)这些细节表明，在强势的美国文化面前，西班牙移民圣地亚哥不过是一个以美国文化为身份归化参照的他者，而文本中的这些细节出处则是海明威的美国文化立场。

如果说海明威与他塑造的人物圣地亚哥在政治经济、文化维度的身份认同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体认错位，那么，在职业劳动信仰的维度上，二者却高度契合。在小说开头，马诺林到海滩上来迎接连续84天没有钓到鱼的圣地亚哥，他们两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记得吧，你曾经连续87天没有钓到一条鱼，接下来，咱们俩一连三个星期，天天都钓到大鱼。”

“我记着呢，”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怀疑我(doubted)离开的。”

“是爸爸让我离开的，我还年轻，得服从他。”

“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

“他不太有信念(faith)。”

“是的，”老人说，“但是，我们有。是吗？” (英文插图本pp.12,13.)

海明威在圣地亚哥与马诺林的对话中使用了“faith”和“doubted”这两个词，将圣地亚哥和普通人对渔夫职业的理解区分开来。普通人关注捕鱼的世俗收益，圣地亚哥对渔夫职业的理解关乎信仰，且不容怀疑。他对渔夫职业劳动的理解契合马克斯·韦伯阐述的“天职”劳动救赎观念。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讨论路德的“职业”概念时指出，“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上帝应许的惟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任务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29)[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58-59页。以韦伯讨论的“天职”劳动观念为依据来审视圣地亚哥对渔夫职业的坚守，就会发现，他对自己的渔夫角色责任的理解，与美国前现代社会中新教徒恪守的劳动救赎伦理有内在的一致性。正是在此意义上，圣地亚哥钓鱼的最终目的不在于世俗利益的获得还是失去，而是信仰维度的劳动救赎。无论是遭遇连续87天钓不到一条鱼还是连续84天钓不到一条鱼，无论是钓到大马林鱼还是大马林鱼被鲨鱼吃掉，圣地亚哥的渔夫职业劳动信仰都始终如一，从未动摇过。

在职业劳动信仰维度上，圣地亚哥与海明威此前小说中塑造的“准则英雄”(codehero)们观念一致。致力于海明威研究的美国学者菲利普·扬在评价海明威的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TheSunAlsoRises,1926)时，以是否坚守新教劳动伦理准则为依据来评估、划分小说中男性形象的类属。他认为，小说中的美国记者杰克·巴恩斯和西班牙斗牛士罗梅罗是有准则的人，“他们懂得有些事情要遵循既有的准则，也有一些事情的准则还没有固定下来。是否懂得这个道理，是区分小说人物类属的依据”(30)Young, Philip, Ernest Hemingwa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3, p.13.。菲利普·扬把遵循既有准则的男性形象称作“准则英雄”(codehero)，他们对职业角色责任的理解，与新教徒应神召、尽“天职”的劳动美德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一般读者认定的海明威小说男主人公的所谓硬汉精神，其内核正是前现代美国社会中新教徒信奉的职业劳动伦理。海明威自从1921年告别现代化大都市芝加哥附近的橡树园，一直旅居在美国主流社会以外的异域或边缘，并以异域或边缘为叙事空间，通过颂扬某一种前现代职业技艺(skill)了得、忠于职业角色责任的“准则英雄”(codehero)，对抗现代技术(technique)所导致的劳动异化，找回被现代化、都市化淹没的劳动愉悦和指向救赎的心灵宁静。

圣地亚哥虽然延续了海明威此前小说中的“准则英雄”特质，但是，与《太阳照常升起》中在巴黎做记者、到西班牙看斗牛找到心灵净土的杰克不同，与斗牛技艺高超、内心意志坚定、人民所喜爱的西班牙斗牛英雄罗梅罗不同，与《丧钟为谁而鸣》(ForWhomtheBellTolls, 1940)中为西班牙共和国完成炸桥任务并从容迎接死亡的美国志愿者乔丹不同，他们在远离美国现代化侵染的空间中坚守自己认同的职业角色责任，老渔夫圣地亚哥却生活在美国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操控下的古巴。作为来自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移民，他对前现代特质的渔夫职业的坚守，在被美国式现代化操控下的古巴，注定是边缘化的、孤独的、失败的。马诺林说：“您还记得吧，您曾经连续87天没有钓到一条鱼，接下来，咱们俩一连三个星期，天天都钓到大鱼。”(英文插图本p.12.)圣地亚哥却清楚，“那样的事不会有第二回的”。他在第85天钓到大鱼后，第87天失去大鱼，无人见证他与大马林鱼相持较量最终获胜的高超技艺。夜晚，他带着一条大鱼骨架返回港湾，村里人已经入睡，无人分担他与大鲨鱼艰苦搏斗最终失去胜利果实的痛惜无奈。在小说结尾处，渔民们丈量了大鱼骨架有18英尺长后，对胜者无所得的老渔夫满怀同情。一位美国女游客指着一堆垃圾中等待潮水冲走的大鱼骨架，问餐馆侍者“那是什么”，侍者先是以西班牙语回答说“Tiburon”，紧接着又用带古巴口音的英语说“Eshark”，美国游客则用英语回应“我此前不知道sharks有这么漂亮、迷人的尾巴”。(31)“Tiburon” 是鲨鱼的西班牙语叫法，“Eshark”则是讲西班牙语的侍者说英语“shark”时，在前面加了一个“E”。美国女游客的回应将“shark”后加了一个“s”，将此处被误解的这一条大马林鱼骨架泛化为普通鲨鱼骨架之一，而非圣地亚哥打不败的“重压下的优雅”精神气质的见证。海明威在此处巧妙地运用“Tiburon”“Eshark”和“sharks”三种不同的词语形式来指代大马林鱼骨架，表明普通古巴人、美国游客都是观看者，圣地亚哥则是一个被看的陌生“他者”。他们不理解他的钓鱼方式、他的职业准则、他的钓大鱼斗鲨鱼的故事。从结尾处的这段叙述来看，圣地亚哥在被美国操控下的古巴坚守前现代劳动“天职”信仰，不仅孤独、失败，而且有一种幻灭悲凉的色彩。

一直认定圣地亚哥是位了不起的渔夫的，只有马诺林。在小说的开篇，马诺林说他5岁时就跟随圣地亚哥出海学习钓鱼技艺。推算下来，马诺林与老渔夫的师徒关系已经有17年了。但在小说的整个叙事进程中，这种师徒关系更倾向于一种心理层面的情感认同，既不能改写圣地亚哥职业生存现实中的孤独境遇，也不能传承发扬他在现代化世界中坚守的传统钓鱼技艺。就像小说开头，师徒二人谈论钓鱼职业信仰时，圣地亚哥先是说马诺林的爸爸没有，继而说“我们有”时，又追加了一个问号。圣地亚哥的疑问源自他和古巴青年人马诺林缺少深层的“天职”劳动共识，他们之间的师徒关系十分脆弱。当圣地亚哥连续40天没有捕到一条鱼时，马诺林就顺从父母的命令(orders)离开了师傅，去追随另一条能捕到很多鱼的船。圣地亚哥在海上与大马林鱼相持过程中，海明威让他先后以虚拟语气重复念叨了9次“要是小伙子在这里就好了”(见英文插图本PP.52,55,57,59,64,69,91.)。这种重复出现了9次的殷殷召唤，更凸显出圣地亚哥的孤独。圣地亚哥失去大马林鱼回到岸上后，马诺林来看他。海明威在这段叙述中先后5次运用哭泣(cry，crying)来表达马诺林对老人的感情。尽管马诺林表示自己还要向他学习很多东西，还要和他一起去钓鱼，但他情感脆弱，哭哭啼啼，并非是能够传承圣地亚哥传统钓鱼技艺的好徒弟，更无力改写圣地亚哥的传统钓鱼技艺在美国操控下的古巴不再走运的现实。圣地亚哥的传统渔夫职业的挫败困境和情感孤独，折射出海明威本人写作《老人与海》时盛名之下的身份焦虑。

三、海明威的作家身份焦虑与审美乌托邦

1939年，海明威来到古巴哈瓦那，在那里开始写作西班牙内战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10月，小说出版后销路非常好。同年12月，海明威买下哈瓦那郊区的瞭望山庄，在这里一直住到去世前一年。在出版《丧钟为谁而鸣》后，海明威连续10年没有发表作品。1950年，《过河入林》(AcrosstheRiverandintotheTrees, 1950)出版。小说叙述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美国陆军老上校坎特韦尔重访意大利，在威尼斯猎野鸭，对年轻美貌的干女儿伯爵小姐雷娜塔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英勇经历。海明威借用美国内战时期著名的南方将军斯通沃尔·杰克逊临死前说的一句话“让我们蹚水过河，到树荫下休息”， 给小说取名为《过河入林》，试图表达一种男子汉坦然接受死亡、视死亡如到树荫下休息的无畏精神。但是，在小说的整个叙事进程中，读者看到的却是一位廉颇老矣的硬汉吃着该死的救心药丸，品味着葡萄酒，酒后躺在床上，如情人般将干女儿年轻美丽的身体拥在怀中，梦呓般地述说着如今不再的昔日勇猛。小说结尾处，当坎特韦尔上校心脏病突然发作，在死亡来临前仍奋力背诵杰克逊的名言“让我们蹚水过河，到树荫下休息”。小说出版后，美国文学界对海明威十年磨一剑锤炼出的《过河入林》大失所望，评论家更是频频摇头。著名批评家莫顿·道温·扎贝尔(Morton Dauwen Zabel, 1901—1964)在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国家》(Nation)发表书评，犀利地指出《过河入林》表明海明威正在走下坡路。他在文章最后写道：“尽管无法抹杀海明威在至少两部长篇小说和一系列精彩的短篇小说中所取得的成就，但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几年里，他的文学才能将要遭遇一些严苛的重新评判……《过河入林》(标题严重破坏了斯通沃尔·杰克逊临终遗言的优美节奏)令人极度沮丧。但是，作者承诺我们很快就会读到另一本小说。我们得等等。走着瞧吧。”(32)Zabel, Morton Dauwen, Nation. 9 September 1950, From Meyers, Jeffrey, eds., Hemingway: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2, p.377.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文学评论界赞同扎贝尔观点的大有人在。海明威自从以《太阳照常升起》一书成名后，越来越专注于在边缘异域的文学叙事空间中打造西班牙斗牛士罗梅罗式的“准则英雄”：一个体能强大、职业技艺了得、意志坚定、忠于职业角色责任的硬汉子，他们在远离美国工业化、都市化商业文明污染的前现代空间中，在打猎、斗牛、钓鱼、拳击、战争等行动中，勇敢地直面一切重压，以自己强有力的生命能量和职业技艺书写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兑现个体生命的主体意义。而海明威本人也人如其书，在现实生活中，将自己打造成一个行走在美国的主流商业文明世界之外的边缘异域空间中，集猎猛兽、钓大鱼和斗牛迷、拳击冠军、战争英雄、情场酷男以及具有独树一帜的现代叙事技巧等诸多现代技艺为一身的美国英雄。就1940年以后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一方面他那种融男性气概与简洁凝练含蓄的叙事技艺为一体的自我建构与文学书写与复杂的美国现代社会之间的裂隙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他又始终不放弃在远离现代社会的边缘或异域为他的自我建构和文学书写寻求理想的表达空间。《过河入林》表明，他独创的文学话语已经渐趋僵硬，不仅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现实，即使是在介入外国的文化空间时，读者看到的也是一个越来越执着于自己的男性气概，陶醉于纯粹的现代散文叙事技巧和钓鱼、打猎、斗牛技艺的海明威式英雄。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意大利、非洲，都不过是他打造自我、打造海明威式文学话语的理想空间而已。毋庸讳言，海明威的文学话语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创造，但是，这种伟大的艺术独创长于表现“准则英雄”的行动技艺和外部生活体验，拙于装载现代生活的复杂构成和人性的丰富多样性。因此，海明威越是以宗教般的虔诚来坚守他独创的文学话语，他的文学话语与变幻复杂的现实世界之间的裂隙也越来越大。文学批评界对《过河入林》的一致差评，使得海明威陷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作家身份焦虑中。这种焦虑与圣地亚哥在海上的孤独是一致的。

或许，正是上述作家身份焦虑催生出《老人与海》中圣地亚哥每晚都要独自重温的梦境：

不多久他便入睡了，梦见他年轻时的非洲，梦见那长长的金海滩、银海滩，银海滩亮得晃眼。梦见那高高的岬角和褐色的群山。现在每个夜晚他都回到那一带海岸，梦里还听见一阵阵浪潮咆哮，看见一只只当地小船穿浪驶来。就那样睡着，他闻到甲板上沥青和麻絮的气味，闻到清晨陆上微风吹来的非洲气息……梦见群岛上那些白色山峰宛然拔海而起，又梦见加那利群岛的大小港口和锚地。

他再也不会梦见风暴，女人，大事，大鱼，搏斗，竞赛。再也没有梦见他的妻子。他现在只梦见他去过的那些地方和沙滩上那些狮子。在暮色中，它们像小猫一样地玩耍，他爱它们，就像他爱那个小伙子。他从来没有梦见过那个小伙子。(英文插图本pp.28,29.)

同样的梦景还出现在老人独自在海上与大马林鱼较量的第二个夜晚：

过后，他开始梦见那长长的黄沙滩。在薄暮中，他看到第一群狮子来到沙滩上，后面还有狮子接二连三地来。从岸上来的晚风轻轻地吹拂着停在那里的大船，他把下巴颏搁在船头的木板上，等着看还有没有更多的狮子要来。他觉得很开心。(英文插图本pp.89,90.)

在小说结尾处，最后一句话：

“老人正梦见那些狮子”。(英文插图本p.138.)

海明威给圣地亚哥的梦设计了两个地理空间，远处的家乡加那利群岛和他22岁时第一次抵达的西北非海岸，而梦里的风景总是定格停留在西北非海岸：长长的金海滩、银海滩，暖暖的暮色中像小猫一样玩耍的狮群，还有下巴颏搁在船头木板上满心快乐的青年圣地亚哥。细究圣地亚哥梦里的两处风景，其意义指涉还是有区别的。加那利群岛是他再也回不去的故乡。即使是在梦里，群岛上那些宛然拔海而起的白色山峰，那些大小港口和锚地，他也只能与她隔海相望。美国人文主义地理学学者段义孚曾经指出，“对故乡的依恋是人类的一种共同情感……人们之所以会出现潜意识性质的却深沉的依恋是因为熟悉和放心，是因为抚育和安全的保证，是因为对声音和味道的记忆，是因为对随时间积累起来的公共活动和家庭欢乐的记忆。这种恬淡类型的依恋是难以阐释清楚的”(33)[美]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0-131页。。以此来看，圣地亚哥梦中的加那利群岛源自他深刻在潜意识里的故乡依恋。海明威是否借此寓托他对故乡密歇根湖畔橡树园的依恋？

更值得深究的是圣地亚哥梦里西北非海岸的和谐美景，“现在每个夜晚他都回到那一带海岸”。海明威将圣地亚哥梦中的风景与他在古巴的现实生活划上了一道分界线。风暴、女人、大事、大鱼、搏斗、竞赛、他的妻子、马诺林，这一切都是圣地亚哥告别故乡加那利群岛后的现实生活内容，包括他的渔夫职业角色、家庭关系、师徒关系，这一切都不曾进入他的梦乡，他的梦境总是定格在风景、动物、人和谐共处的西北非海岸。也就是说，移民圣地亚哥在美国操控下的古巴现实社会中遭遇到的多重身份困扰、撕裂都被屏蔽在梦境之外，梦里的西北非海岸是属于他个人心灵的诗化栖居地。就此而言，海明威对圣地亚哥心灵的审美救赎书写，与德国学者威廉·沃斯坎普在《论文学乌托邦的诗学》一文中所持的观点高度契合。沃斯坎普认为，从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来看，“所有文学乌托邦最核心和最主要的诗学性质，就是其否定性”(34)[德]威廉·沃斯坎普：《论文学乌托邦的诗学》，[德]约恩·吕森主编：《思考乌托邦》，张文涛、甄小东、王邵励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7页。。这种关于文学乌托邦的历史现实否定性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反向性艺术话语建构诗学，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现代性否定性美学原则及艺术的救赎功能主张的传承发扬。以此来审视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为圣地亚哥设计的西北非海岸和谐梦境，不难发现，西北非海岸不仅是圣地亚哥规避古巴现实困境、弥合多重身份撕裂的心灵栖居地，也是海明威本人以文学书写建构的审美乌托邦。欧洲乌托邦研究会前任主席露丝·莱维塔斯(Ruth Levitas)在《乌托邦概念》一书中指出：“乌托邦作为一个以想象建构出来的世界，在不同的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把我们从现实困境中解脱出来。”(35)Levitas, Ruth, The Concept of Utopia. Bern: Peter Lang A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0, p.1.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将文学乌托邦的地理空间设置在圣地亚哥22岁时第一次抵达的诗和远方西北非海岸，同时又能远望故乡加那利群岛上拔海而起的白色山峰，借此寓托他内心深处对西班牙“白象似的群山”(36)海明威发表过一篇西班牙题材的短篇小说，题目是《白象似的群山》。见[美]海明威：《海明威文集·短篇小说全集(上)》，陈良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306-312页。、巴斯克农民、斗牛士等文学意象或文学形象所代表的前现代世界的眷恋，抵制美国现代化都市化对个体自由的同一性操控和异化。

然而，以西北非的殖民历史与民族独立后国家和地区边界领土争端频仍的现实为参照(37)杨勉、田斌：《影响西北非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边界领土争端因素》，《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再来细品圣地亚哥睡梦中的西北非海岸和谐美景，是不是还要进一步思考：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建构的文学审美乌托邦，在屏蔽现代社会中个体身份多重性、复杂性和内部撕裂性的同时，这种背向复杂历史与现实的审美救赎是否有一种虚无悲凉的怀旧意味？作为身处现代化、全球化时代的现代人，在“享受怀旧乌托邦美梦，憧憬未来乌托邦愿景”(38)Levitas, Ruth, The Concept of Utopia. Bern: Peter Lang A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ublishers, 2010, p.1.的同时，是不是还要对形态各异、逃避现实的前现代或后现代审美乌托邦幻象诱惑保持审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