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媛

(韶关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韶关，512005)

在中国现代诗学研究领域，钱钟书即使不算是最注重文本的学人，至少也得算是最注重文本的学人之一。他曾经对自己的诗学研究动机作过如是说明：“我的原始兴趣所在是文学作品；具体作品引起了一些问题，导使我去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1)钱钟书：《作为美学家的自述》，《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39页。在他看来，解决文学问题靠的不是建立在既定命题之上的逻辑推理，而是大量彼此关联、承续相通的具体文本分析，应该用事实去演绎事实，用材料去证明材料，用细节去沟通细节。在钱钟书的诗学论著中，涉及理论的地方固然不少，但是，他所有的理论思考都离不开对具体文本的阐释。别具特色的文本研究不仅开创了鲜活灵动的话语空间，造就了钱钟书诗学思想的独特魅力，而且可以推动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理应得到学术界的重视。遗憾的是，尽管部分学者已经谈到了钱钟书所创辟的现象学式的话语空间(2)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页。和断片式的述学文体(3)吴子林：《“毕达哥拉斯文体”——维特根斯坦与钱钟书的对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但是，就总体而言，作为其诗学魅力重要来源的文本研究特色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系统的阐释。所以，本文拟从钱钟书著作中的具体文本分析入手，围绕钱钟书突破经典局限的研究范围、写在人生边上的研究态度、以“文章之美”为研究重心、以文化反思为研究旨归等文本研究特色展开集中、深入的论述，以期在推进钱钟书诗学思想研究的同时，为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研究范围：突破经典局限

翻开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等皇皇巨著，不难发现，其中所涉及的文本，除了若干古今传诵的名家大作，还有许多素来少人问津的生僻材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很多学者将此归结为钱钟书学富五车且以炫耀学问为乐。显然，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钱钟书的广博学识举世公认，但是，人们普遍关注的文本和学说他反而没有提及，可见，重视生僻材料并不是钱钟书炫学、矜才的无意识表现，而是其突破经典局限的自觉诗学选择。

就深层动因而言，钱钟书的这一诗学选择是和他的个人化文艺观联系在一起的。诗人的敏感和学者的睿智使钱钟书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生机和活力就在于它的个人化性质，这种个人化性质一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就会面临着被集体意识同化、沦为固定创作模式的危险。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这种文艺观的投影。在该文中，钱钟书对周作人将晚明“性灵”文学神圣化为革命文学的做法颇多微词，并借此深入分析了革命文学之中所蕴含的“遵命”性质。周作人认为，晚明公安派、竟陵派所倡导的“‘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是辛亥革命以来文学革命运动的先声，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钱钟书针锋相对地提出，任何一种以“革命”为初衷的文学现象在成功之后，就会被定格为新的文学经典，只能衍生出“遵命”的文学。可见，钱钟书之所以不满于周作人对晚明“性灵”文学的推崇，并不是基于对晚明“性灵”文学自身缺陷性的认识，而是担心周作人不遗余力地提倡这种文学。这种提倡所导致的“性灵”文学经典化，会将“性灵”这种“单一的模型(pattern)”(4)钱钟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87页。推而广之，使其成为一种僵化且强制他人服从自身标准的存在，这与钱钟书的个人化文艺观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才会遭到他的强烈反对。

在个人化文艺观的指引下，钱钟书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经典的局限性。在他看来，作为经历了各个历史阶段冲击之后存留下来的文学精华，文学经典固然积淀着极其深刻的文学创作体验、蕴含着非常重要的诗学理论资源，但是，长时间的反复阅读检验也造成了对经典的种种固定化阐释，直接导致了经典生存状态的简单化和理论内涵的空疏化。所以，在从事诗学研究时，突破经典局限就成了丰富诗学理论的必要前提。

为了突破原有的经典局限，钱钟书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在谈文衡艺时，解构那些关于名家大作的权威性论断和习惯性认识，将已被经典化了的前贤旧说逐下圣坛，另外标举出人意表的独特见解。他对袁枚《随园诗话》的论说便是一例。

乾嘉年间，文人普遍热衷于繁琐的考据注疏之学，诗人也大多以复古为宗，喜欢在创作中堆砌典故、炫耀学问。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的诗学大家袁枚力排众议，一心追求“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的作诗和论诗境界，在《随园诗话》中不遗余力地提倡浑然天成、平易自然的诗风，强调作诗须直抒性灵、不受束缚、去除依傍、“诗有天籁最妙”，并进一步指出：“口头话，说得出便是天籁”。(5)袁枚：《随园诗话》，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78、408、366页。凭着不同流俗的鲜活议论和洒脱形象，袁枚成了清代诗坛上备受关注的特殊存在，名气之大唯有此前的王士禛才可比拟，正如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所概括的那样，“其议论主张足以为一代之中心”(6)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56页。。尽管曾经受到道学阵营和经学阵营的指责和讥讽，但是，袁枚及其“性灵说”还是对当时的创作潮流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引领作用，并直接影响到了晚清龚自珍等人的诗歌创作。

20世纪以后，随着文以载道观念的日渐式微和白话文运动的全面铺开，袁枚那些强调真情、提倡口语、主张率性的言论被提炼成了具有叛逆色彩的诗学观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譬如，杨鸿烈在1920年代撰写的《袁枚评传》一书中，就曾根据袁枚思想中的叛逆因素，将其奉为文学革命倡导者的同道甚至先驱，认为袁枚的观点与陈独秀、胡适之、顾颉刚等人的新文学观念异曲同工，所倡导的都是直抒性灵、富有真情的新诗。(7)杨鸿烈：《袁枚评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91-292页。与这种流行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钱钟书从袁枚的诗歌创作实际出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彻底突破了时人所设定的经典局限。

应该说，钱钟书对袁枚及其《随园诗话》还是颇为重视的，否则就不会在《谈艺录》中用大量篇幅分析阐释其诗学观点。然而，重视并不等于盲从。尽管一代又一代的认可和赞扬已经使袁枚的“性灵说”走向经典化，但是评价《随园诗话》时，钱钟书还是运用具体的事实分析轻松解构了前贤旧说的拘囿，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袁枚过于专注于对“性灵”的强调，忽视了对“学力”的阐释，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完全舍弃后者，但是却极易给学诗者造成创作诗歌只需前者无需后者的印象，这势必会对后世创作产生不良的影响。过分强调“记闻”，当然有“汩没性灵”之嫌，但是，“性灵”的形成，也离不开“记闻”的滋养。袁枚将“性灵”武断地置于“学问”的对立面，甚至主张荒废学问方可激活“性灵”，这本身就是对自身创作经验的无视。某些后世学诗者只看到了袁枚的“性灵”主张，却没有注意到袁枚那些成功的“性灵”诗作，基本都离不开他自身的成熟学力的支撑。一味崇信《随园诗话》中的“性灵”之说，只能导致“粗浮浅率，自信能诗”的不良创作倾向。(8)钱钟书：《钱钟书集: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97-665、522、520页。

其二，扩大研究视野，将目光投向那些原本被人忽视的“小家别子”“幺弦孤张”(9)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9页。之作，从中钩稽发掘内涵深刻的诗学观念，使其焕发出丝毫不亚于名家大作的耀目光彩。

对生僻文本材料的重视和研究昭示着钱钟书对“谈艺之特识先觉”的强调和认识。在他看来，只围绕着世人公认的名家大作和“艺事之宏纲要旨”(10)钱钟书：《钱钟书集:管锥编(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248页。发表议论，难免会产生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的“陈言加空话”(11)钱钟书：《读〈拉奥孔〉》，《钱钟书集: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5页。。“风尘草泽之中”会有遗世英雄，“牝牡骊黄以外”会有未被发现的骐骥。(12)钱钟书：《钱钟书集:管锥编(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248页。较之备受关注的名家大作和“宏纲要旨”，那些较为生僻的文本材料尚未经过集体意识的同化和程式化的阐释，往往更具活力与潜能。所以，眼光敏锐的批评家应该致力于探微钩幽，从那些默默无闻的“小家别子”(13)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9页。之作中发掘奇才、标举新说。

同时，钱钟书重视“小家别子”的诗学选择亦取决于他对文学批评的清醒认识。钱钟书坚持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中，他曾经对二者间的显著区别作过这样的论述：“……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体制悬殊。一作者也，文学史载记其承邅(genetic)之显迹，以著位置之重轻(historical importance)；文学批评阐扬其创辟之特长，以著艺术之优劣(aesthetic worth)。”所谓文学史，往往会在注重实际影响的前提下，将那些能够起到引领文学潮流作用的灯塔航标式的作品置于显著之处；而文学批评，则更加重视那些具有艺术个性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前者属于事实研究，后者属于鉴赏研究，二者“相辅而行，各有本位”。从事文学史研究时，应将文学作品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依据，哪怕作品本身并不优秀甚至有浪盗虚名之嫌，但是，只要其确实得到了虚名，研究者就必须尊重其得到虚名的事实，赋予其与虚名相称的文学史地位；与之相反，从事文学批评时，则应将鉴赏领会的结果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依据。只要作品具有“惬心悦目”之处或是“创辟之特长”，就可以被视为具有研究价值，即便它只是“名字寂寥”的“小家别子”的“幺弦孤张”之作。(14)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9页。在具体的诗学研究中，钱钟书所关注的并不是宏大的文学史体系建构，而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15)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钱钟书集: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7页。。所以，较之那些“浪盗虚名”“开宗立派”(16)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9页。之作，他更愿意将值得鉴赏品味的名不见经传之作视为自己的关注对象。

二、研究态度：写在人生边上

钱钟书一向反对那种争当人类导师的行为，“露天传道式”(17)钱钟书：《谈教训》，《钱钟书集:写在人生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1页。的文章是钱钟书最鄙弃的。在他看来，著书撰文时，与其做一个正言厉色教训人的传道者，倒不如做一个从容自在的随感记录者，在人生的边上随手加上一些兴之所至的批注。

基于对随感记录者的赞赏之情，钱钟书在从事研究和著述时，不仅对“新民启智”等宏大的时代主题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而且多以思想片段的形式来呈现自己灵光一闪的心得体会。正如杨绛在《钱钟书集》的总序中所说的那样，《管锥编》和《谈艺录》等众人眼中的皇皇巨著，其中所记的其实都是钱钟书的“读书心得”(18)杨绛：《钱钟书对〈钱钟书集〉的态度(代序)》，钱钟书：《钱钟书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序第2页。。在研究学问时，钱钟书常用的是中国古代的批注研究法，这种方法的优势是：可以不拘一格，借题发挥，将个人知识积累之中的一切都当作诗学研究的资源而加以利用。具体做法是，以诗人的慧眼从文化典籍中抽取出某一文本材料(可以是一种现象或是说法，也可以是一个句式甚至字眼)，随文批注，连类引警，将古今中外的相关文本材料“非历史性地捉置一处……推源溯流、交互映照”(19)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钟书的生平与学术》，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61页。，生发构筑妙趣横生的话语空间。在这一个个话语空间中，我们非但找不到严密、整饬的理论体系，甚至也找不到作者热心经营的概念和范畴，只能看到只言片语的独到点评和一系列貌似零散实则相互引发、相互参证的文本材料。如果说灵活简练又启人心智的独到点评好似交响曲中时隐时现的主导动机，那么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文本材料就是联翩、纷披的音乐场景，在主导动机的作用和指引下，这些音乐场景相互链接、相互碰撞，共同交汇成和谐、绵密的旋律。钱钟书灵心妙运的各个话语空间，好似需要我们用灵魂去倾听和体会的乐曲。其中虽无缜密恢宏的长篇大论，却流动着足以令人耳目一新的奇思妙想，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琐屑材料一经奇思妙想点染，就会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交相辉映，纵横交错，融为一体。

有人曾经批评钱钟书的诗学研究缺乏体系性，认为《谈艺录》《管锥编》等诗学论著的最大失误在于一味推崇片段的思想见解和简短的诗话形式，没有建立起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其实，解构理论体系的神圣性和自足性是钱钟书一贯的诗学选择。进入现代以后，中国学术的发展深受西方理论言说方式的影响，诗话、评点、札记等松散自由的文学研究形态遭到普遍的扬弃，建构规模宏大、逻辑严整、条理分明的理论体系成了大多数学者的普遍选择。然而，在钱钟书看来，有体系、成系统并不是诗学理论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更不是诗学研究的最高旨归。相反，在从事学术研究时，若是过度执着于体系的完整，就有可能使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遭遇阉割和简化、使飞扬灵动的诗性思维受到束缚和压抑，从而丧失诗学研究的真意。现象的多变和体系的整一是永恒的矛盾，理论体系越是宏大完整，就越不易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当整体性的系统和框架垮塌之后，能够保持生命力的就只剩下那些零零星星的片段思想。这些片段思想不仅经得起“时间的推排销蚀”，而且可以成为新的“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所以，对于诗学研究者来说，与其将精力花在经营和捍卫宏大体系上，还不如多关注一下那些具体文本中极易被忽视和被遗忘的片段思想，对其加以演绎，这样做反而能够对文艺理论作出更多的贡献。(20)钱钟书：《读〈拉奥孔〉》，《钱钟书集: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6、35页。可以断定，钱钟书对宏大体系的排斥并非出于推崇诗话形式的需要，而是源自对体系自身局限性的清醒认识，正如乐黛云所概括的那样：“他认为不必用很多精力去建立什么庞大体系，以为可以用它来限制和约束客观世界，实际却无法做到。他认为应着重在深邃、鲜明的个人真实体验。”(21)乐黛云：《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庞大体系”预设的是既定概念和范畴的封闭集合，无法真正涵盖或有效诠释瞬息万变的具体存在，只有解构已有的认识模式，才能恢复现象和体验的本来面目。就这一意义而言，钱钟书精彩纷呈、灵活多样的札记式诗学话语就是突破体系和程式束缚、回到现象和体验本身这一认知范式的生动体现。

体系的隐退并不意味着思想的缺席。正如钱钟书自己所说，在表达思想时，废话一吨不如微言一克。(22)钱钟书：《读〈拉奥孔〉》，《钱钟书集:七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6页。钱氏诗学虽然没有宏大严整的体系构造，但是却处处体现着专注于“写在人生边上”的思想者所特有的睿智明达和警拔超绝，言说时只需寥寥数语，即可切中问题的关键点，将来自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大量文本材料聚合成一个动态开放的意义场。在这个意义场中，只有不断生成和凸显的思想见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定答案，读者可以在思考和回味中去自由地体悟个中深意，从而进入人类文化反思的更高境界。

三、研究重心：文章之美

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中，钱钟书曾就文学价值和文学定义等问题作过明确的论述：文学重在“移情动魄”，其定义方式和其他学科的定义方式迥然不同，其他学科的定义都围绕着自身的“内容”，文学的定义则是以言说“功用”为核心。对于文学而言，要实现“移情动魄”，就必须具备“文章之美”。钱钟书这样认为：“樊川所谓‘杜诗韩笔’，有识共赏，不待寻虚逐微，立为定义，始得欣会其文章之美，是则文学虽无定义，固有定指焉(definite without being definable)。”(23)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8页。

在钱钟书看来，文学价值的内涵是多种多样的，文学定义的方式也是见仁见智的，不必强求一律，徒惹争端。但是，无论何时何地，能够“移情动魄”的“文章之美”都应该是文学定义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和文学价值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据他自陈，《谈艺录》这部诗学论著的产生基础即是“余雅喜谈艺”(24)钱钟书：《钱钟书集: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页。。诗学研究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谈艺者，作为谈艺者，理当立足于具体的文学文本，“考论行文之美，与夫立言之妙”，将文学的艺术审美特质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面对一部作品时，如果说史家的首要职责在于“考其述作之真赝”，哲人的首要职责在于“辨其议论之是非”，那么谈艺者的首要职责就在于“定其文章之美恶”。至于“题材之大小新陈”等问题，并不是谈艺者的主要关注对象。(25)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6、38、36页。

尽管“文章之美”是文学所应具备的基本特质，然而遗憾的是，相当多的学者却欠缺对“文章之美”的起码鉴别力。在《释文盲》一文中，钱钟书对那种没有文学欣赏能力和鉴别能力的文艺“价值盲”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在他看来，只有那些真正具备文学鉴别力、能够体味“文章之美”的研究者才有能力深入到各种文学创作现象之中，通过文本细读法和联类比照法勾玄取奥，挖掘和凸显不同作品的艺术特性和审美价值，对其加以分析和判断，从中提取发人深省的艺术理论和审美观念。而那些不辨“诗文的美丑高低”的所谓研究者则只能停留在描述自我感受的层面，永远无法窥见文学鉴赏的堂奥，在文学鉴赏的领域里，他们实际上与文盲无异。但可悲的是，正因为他们缺乏欣赏美和鉴别美的能力，所以面对文本时才显得格外大胆，毫无顾忌地脱离作品实际，根据一己感受凭空虚构，什么离谱的话都敢说，任何没有根据的议论都敢发，还将其美其名曰是一种自我创造和自我表现的批评鉴赏。钱钟书敏锐地意识到，就其本质而言，文学鉴赏上的文盲，实际上是“价值盲的一种”。(26)钱钟书：《释文盲》，《钱钟书集:写在人生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0、41、43页。这些“价值盲”之所以会在缺乏鉴别力的情况下信口开河地谈论文学，是因为他们往往从个人化的经验和感受出发，以一己嗜好判定文学价值。钱钟书坚持认为，“文章之美” 属于艺术价值领域，决不能等同于接受者的感觉经验。在《〈美的生理学〉》一文中，钱钟书曾对西惠儿的“文艺的欣赏不过是conditioned reflex”的观点进行过批评，指出“定性反应并不能解释文学的‘美’”。(27)钱钟书：《〈美的生理学〉》，《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06、207页。这种从纯粹感觉出发判断艺术美学价值的做法是荒唐的。

作为艺术价值，“文章之美”的核心要义并不在于读者的主观反应，而是在于语言文字的特殊魅力。因为，文学的根本是语言，“诗借文字语言，安身立命”(28)钱钟书：《钱钟书集: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38页。。作为文学必需的物质载体和唯一的表现形式，语言文字在文学审美价值的生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作者在进行写作时，“断不可忽略字句推敲、修饰的技巧”(29)钱钟书：《〈落日颂〉》，《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48页。，以确保语言文字获得最佳的审美表现力。关于文字语言审美特质的具体表现，钱钟书至少作过两方面的论述：

其一，得力。讲究推敲和修饰的技巧，不是为了追求个别字句的华美，而是旨在实现文章整体的协调，较之新奇超拔，安排得力才是锤炼字句的真正目标。“法国布瓦洛(Boileau)有句云：‘一字安排深得力’……盖策动于一字者，初非只字偏善，孤标翘出，而须安排具美，配合协同。一字得力，正缘一字得所也。”钱钟书坚持认为，“得力”的内涵在于文字被安排得得其所哉，“位置贴适”，“此一字与句中乃至篇中他字相处无间，相得益彰”。(30)钱钟书：《钱钟书集: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6、44页。与“周遭的诗景，相烘(intensify)相托(contrast)，圆融成活的一片，不使读者觉到丝毫突兀”(31)钱钟书：《〈落日颂〉》，《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48页。。那些“孤标翘出”、没有妥帖位置的佳词丽藻，纵使奇巧无比，对于周遭诗景而言，也只似生客闯座、金屑入眼罢了。

其二，耐读。耐读是文学作品区别于非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志。钱钟书所理解的耐读，是以“咿唔不厌”(32)钱钟书：《〈落日颂〉》，《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47页。为基本特征的。结合钱钟书的诸多论述，不难发现，能够让接受者“咿唔不厌”的文字，至少应该具备两个特点。第一，声音和谐。诗歌语言自不必论，就连散文和小说语言也不能忽略“声音之道”，即：“近世福楼拜倡言……属词构句，韵谐节雅……。复云：‘意义确切之字必亦为声音和美之字’。”第二，意味无穷。耐人寻味的文学语言必须具有难以穷尽的意味。正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所说，“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 是“神韵盎然出焉”的前提条件。(33)钱钟书：《钱钟书集:谈艺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6、110页。有了无穷无尽的韵味，文学作品才能经得起一品再品、一读再读。

在强调“文章之美”的基础上，钱钟书进一步指出，辨别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的关键不是看它是否具有文学“体制之名”，而是看它是否“工于语言”、是否“刻意为文，流露所谓‘造艺意愿’”。譬如，《焦氏易林》虽为记载卦辞爻辞以示吉凶的占卜之书，但是其中处处可见奇幻的想象和美妙的譬喻，可以说，这部占卜之书已经表现出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对文学审美价值的自觉追求，其体式之精美已经跨越了“经部韵言”的界限，抵达了“诗”的领域 ，“几与《三百篇》并为四言诗矩矱焉”。又如，《水经注》本为记录水道情况的地理文献，但是在“模山范水”时，该书却锤炼出影响后世文学创作的绝妙文字，其“刻划景物佳处”不仅“足并吴均《与朱元思书》而下启柳宗元诸游记”，而且有些地方似乎更胜一筹。(34)钱钟书：《钱钟书集:管锥编(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816、817、813、817页。例如，描写水质清澈见底、游鱼历历可见的美景时，《与朱元思书》写道：“水皆漂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水经注》则这样描写：“绿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矣”。对此，钱钟书评论道：“‘空’即‘无碍’，而以‘空’状鱼之‘游’较以‘无碍’状人之‘视’，更进一解。”相形之下，《水经注》的意境显然更为高妙，故“郦《注》‘游鱼若乘空’之喻，最为后世词人乐道”，王维的“素鲔如游空”、柳宗元的“鱼可百许头，皆若空行无所依”、苏舜钦的“鱼戏空中日共明”均属此例。(35)钱钟书：《钱钟书集:管锥编(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263、2264、2265页。在钱钟书看来，《焦氏易林》《水经注》虽然不具备文学的体制，却体现出审美的精义与文学的价值，影响到后世的文学创作，理应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

本着捍卫“文章之美”的原则，钱钟书对当时流行的文学俗语化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危机愈演愈烈，具有时代责任感的先进知识分子基于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需要，大力倡导文学创作走向通俗化和平民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主张得到了强化，在文学革命先驱的大力宣传下，“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36)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原载《新青年》1917年1月1日第2卷第5号，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页。“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37)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原载《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号，见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72页。等理论主张渐渐被视为新文学界的创作纲领。这些主张对于强化文学的社会价值具有毋庸置疑的积极意义，但是，如将其作为必须遵循的创作纲领，则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这些主张的立论前提是将文学等同于改良政治和启蒙思想的武器，对其进行过度强调势必会在无形中限制和窄化文学所应具备的广泛内涵，影响新文学在审美维度上的建构和发展。钱钟书敏锐地意识到了文学俗语化倾向所存在的隐患，指出在面对文学作品时，固然不必唯雅是从，但是也绝对不能唯俗是举，判定文学作品优劣的准则并不在于其采用的是雅言还是俗语，而在于其是否具有“文章之美”，那种“不顾美丑”，将“民间之俗语读物”都归入文学之列的做法绝非“谭艺之士”所为。凡是具备“文章之美”的作品，无论采用的是雅言还是俗语，文言还是白话，都必定有着意味无穷的耐读之处：“至精之艺，至高之美，不论文体之雅俗，非好学深思者，勿克心领神会；素人(amateur)俗子(philistine)，均不足与于此事，更何有于‘平民’(the court chaplains of king Demos)”。(38)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2、43页。“谭艺”是清代文人的常用语，意指深谙文艺之人谈论文章艺术。钱钟书的这一论断固然具有以经典文学为标尺去衡量平民文学之嫌，但是他对“文章之美”的强调还是切中了俗语文学倡导者一味片面强调的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而忽视文学自身审美特性的要害，这对于文学俗语化倾向的过度泛滥无疑具有一定的警醒和纠偏作用。

四、研究旨归：文化反思

毋庸置疑，“文章之美”是钱钟书文本研究的重心，但是，钱钟书的文本研究并没有停留在阐释“文章之美”的层面上，而是以文化反思为旨归。作为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自然地负载着某种文化意义。所谓的文学创作，就是借助文学语言将特定的历史文化情状融入艺术审美世界的过程。钱钟书将文学研究提升到文化反思层面上的价值在于，使得文学研究抵达人类文化的深层结构、全面把握和深入阐释人的存在问题，将文学回归到“人学”的本体位置。

钱钟书在谈文论艺中引入文化反思维度的做法是和他的跨学科观念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主要致力于阐明生命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尽管人文学科内部各个学科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各有侧重，但是，其最终的研究都指向与人类经验有关的精神意识和文化追求。因此，各学科之间存在着先天的一致性和彼此沟通的可能性。作为人文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的要旨在于：通过诠释人的经验、观念和情感，揭示人所面临的现实局限和所承载的精神重负，探索符合人类本质需要的生命价值理想，使个体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超越现实的局限，摆脱精神的重负，实现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和把握。文学研究应该建立在对文学这一人文特点的深刻体认之上，其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具体琐碎的知识，而是为了反思人类精神的发展轨迹，实现一种更加美妙和崇高的精神追求。所以，钱钟书认为，文学研究要真正将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潜在优势发挥出来，就必须冲破狭隘的学科疆界，在更宽广的人文视野中实现现实关怀与文化反思。

基于跨学科的研究思路，钱钟书的文本分析在注重文学自身审美特性的同时，也致力于将文学与民俗学、神话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其他以人类精神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联系起来，相互印证，彼此打通，以文化观照文学，以文学反思文化。而且，在进行文化观照和文化反思的过程中，钱钟书有意舍弃了宏大议论，专注于发掘文学文本的具体细节，洞幽烛微，从个别中发现普遍，以达到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的研究效果，从而彻底规避了那种将文化现象概念化的不良倾向。例如，作为重要的文学名著和文化典籍的《诗经》，一直是学者进行文化研究的重点对象。但是，在从事研究时，很多学者往往会将来自现代的抽象文化符码作为对其进行文化阐释的依据，这就很难对《诗经》的文化内涵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钱钟书则致力于发掘《诗经》的文本细节，借助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丰富细腻的文学感受，深入揭示文本细节中所蕴含的世俗感情内涵和历史文化基质。试举两例。

例如，《邶风·谷风》中有一细节描写：“宴尔新婚，如兄如弟”。《毛诗正义》对其所作的解释是：“爱汝之新婚，恩如兄弟。”即新婚夫妻非常恩爱，感情深得好像亲兄弟一样。若用现代眼光审视这一文本细节，就会陷入困惑：夫妻关系较兄弟关系更为密切，夫妻之爱也理应远甚于兄弟之爱，即：“言夫妇相暱而喻之兄弟，似欲密而反疏矣。”为了解决这一困惑，钱钟书旁征博引，将这一文本细节与其他相关的中西文本并置一处，通过互证互释互补发掘出其中所潜含的文化意蕴。钱钟书写道：“莎士比亚剧中一人闻妻死耗，旁人慰之曰：‘故衣敝矣(old robes are worn out),世多裁缝(the tailors of the earth)，可制新好者’；又一剧中夫过听谗言，遣人杀妻，妻叹曰：‘我乃故衣(a garment out of fashion)，宜遭扯裂(ripped)’；亦谓妻如衣服耳。约翰·唐(John Donne)说教云：‘妻不过夫之辅佐而已，人无重其拄杖如其胫股者’。”在莎士比亚生活的那个年代，女子大多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全靠依附男子生活，身为男子，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觉得妻子只是自己的附属品，纵然失去，也不会伤筋动骨，所以，中西方都有将妻子比作随身衣物或其他可替代物品的说法。但是，较之西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往往更注重在夫妻关系与兄弟关系间进行对比，以凸显出后者的重要。譬如，《三国演义》中，刘备曾经有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元曲《神奴儿》中的李德仁亦云：“在那里别寻一个同胞兄弟，媳妇儿是墙上泥皮。”在古代中国，宗族血缘结构是国家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血亲力量在家庭成员维持共同生存的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对于男子而言，血缘关系要比婚姻关系重要得多，“就血胤论之，兄弟、天伦也，夫妇则人伦耳”，兄弟之间的“骨肉之亲”理应胜过夫妻之间的“室家之好”。钱钟书又写道：“观《小雅·常棣》，‘兄弟’之先于‘妻子’，较然可识。常得志《兄弟论》云：‘若以骨肉远而为疏，则手足无心腹之用；判合近而为重，则衣衾为血属之亲’……正谓兄弟当亲于妻室。”因此，可以看出，宴尔“新婚，如兄如弟”这一文本细节所反映的就是中国先民对“血族”关系的重视。正如：“《正义》：‘以夫妇有兄弟之义’。盖初民重‘血族’(kin)之遗意也。……新婚而‘如兄如弟’，是结发而如连枝，人合而如天亲也”。(39)钱钟书：《钱钟书集:管锥编(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42、144、143、144、143页。夫妻之爱的最高境界不外乎血亲式的恩爱，男子对女子最深挚的感情表现就是将其视作和自己血脉相连的“兄弟”。

又如，在对《卫风·氓》进行分析时，钱钟书从微观解读出发，将《卫风·氓》与《孔雀东南飞》的文本细节置于一处进行比照。在深入体察叙述主体忧伤叹惋之情的基础上，结合着自己在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所进行的文化思考，对二者的差异作出了深入的分析。尽管《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和《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有同样的弃妇身份，但是，被丈夫休弃回家后，二者在家人那里引起的反应却迥然不同。“彼见而惊，此闻则笑”，即：兰芝的母亲对兰芝的归来报以惊讶的拊掌，“不图子自归”，“‘不图’者，意计不及，深惜之也”，明显表现出信其无辜、怜其无助之意。而《卫风·氓》中女主人公的兄弟则对女主人公的不幸给予无情的嘲笑，“兄弟不知，咥其笑矣”，“‘不知’者，体会不及，漠置之也”，大有责其咎由自取之态。两种态度的不同，固然与母亲和兄弟的不同身份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家人乃至社会对二者婚姻的不同看法所致。西周以后，文化礼仪制度日趋完备，建立在宗族伦常秩序之上的礼法不仅是统治者规范百姓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而且已经内化成普通民众的集体无意识，是否守礼不单单是衡量个体道德优劣的重要标尺，更是决定个体行为能否获得家庭乃至社会认可的关键所在。在这种情况下，鬼神祭祀、婚丧嫁娶乃至衣食住行都受制于日渐严密的礼法约束，具体到婚姻层面，只有合乎礼法的聘娶成婚才能得到社会乃至家人的承认、尊重和祝福。在《孔雀东南飞》中，刘母“十七遣汝嫁，不图子自归”的叙说和感慨明确昭示出，刘兰芝的出嫁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所以刘母才会觉得自己女儿的婚姻完全合乎礼法制度和社会准则，不应该遭遇这样的结局。相形之下，《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与氓的成婚过程虽然也经历了纳采(“匪我愆期，子无良媒”)、问名、纳吉(“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亲迎(“以尔车来，以我贿迁”)等基本婚仪步骤，但是，婚仪步骤的完备改变不了私许成婚的实质。“将子无怒，秋以为期”明显是女主人公自己和氓的约定，她的出嫁行为也是与氓两情相悦、倾心相爱之后的自主选择，凡此种种，即使在兄弟等家人的眼中，也丢掉了女子应该珍视的“自重”品质，颇有不合礼仪和令人不齿之处。所以，被氓无情休弃之后，女主人公非但没有得到家人的同情抚慰，反而被兄弟视为不守妇道、自作自受的笑柄。亲人尚且如此。外人的歧视和冷眼更是可想而知：“以私许始，以被弃终，初不自重，卒被人轻。”(40)钱钟书：《钱钟书集:管锥编(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62页。作为弃妇，女主人公遭遇的不只是丈夫的变心和婚姻的失意，更是社会的讨伐和责难，必然会面临着比刘兰芝更加凄凉痛苦的处境。

由此可以看出，自觉的文化反思意识催生了钱钟书通观圆览的学术眼光和偏重理性的学术兴趣，使他的文本研究既立足于真切感悟又依托于理性判断，能够穿越纷繁的文学现象，在浩大的心灵空间中展开与时代、社会、历史的深刻对话，从而大大促进了其诗学思想的发展和深化。

结语

通过对研究范围、研究态度、研究重心、研究旨归这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钱钟书文本研究的独特性。在钱钟书看来，构筑理论大厦不是诗学研究的要旨，发现和解决现实存在的文学问题才是诗学研究的基本价值所在。要发现和解决现实存在的文学问题，就必须专注于具体文本研究，他对文学问题的深入理解和精见卓识就建立在对具体文本的探寻和阐释之上。真正代表钱钟书诗学研究水平的，不是他对一般文学原理的论说，而是《谈艺录》《管锥编》中俯拾即是的文本个案研究。别具特色的文本研究不仅构成了钱钟书诗学思想的魅力之源，而且至少从三个方面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其一，拒绝了密不透风的宏大体系和概念演绎的思维模式，使文艺理论研究回归理论的本质属性。其二，在审美维度和文化维度的双向拓展中实现了文学研究的内外融通，优化了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思路。其三，超越了西方逻辑学范式所规定的论证秩序，以评点感悟、连类征引、生动流转的言说方式凸显了中华诗性智慧的思想活力，谱写了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理论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