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颖 李光贞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250358)

1928年5月爆发的“济南惨案”，被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1)李家振:《济南惨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前言第1页。，对近代中日关系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惨案发生后，中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并出版多种专刊对日军的暴行进行揭露，其中的记录和报道，已经成为今天学术界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依据和佐证材料。而在当时的日本国内，惨案的发生亦引起新闻媒体的强烈关注，除报界的密集跟踪报道外，日本的期刊特别是一些政论性杂志，也围绕着该惨案发生前后的背景及影响展开了深度分析与激烈讨论。这些分析和讨论，基本能反映当时日本社会对“济南惨案”的认知和态度。然而囿于语言等原因，目前学术界对“济南惨案”当时日本方面舆论的相关报道、史料解读和研究还十分薄弱，只有4篇相关研究论文(2)4篇论文分别为陈清清:《日本人眼中的济南惨案》，《浙江档案》2003年第5期；李泰衡、田武雄:《从歪曲事实到揭露真相：日中双方围绕济南事件的舆论战》，《山东工会论坛》2018年第4期；杨宇翔、马冰洁:《“济南惨案”后日本报界对中国反日运动的报道、宣传与形塑》,《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俞凡、石尚上:《“济南惨案”中的中日舆论战》,《新闻传播与研究》2021年第3期。，其中两篇论文主要是研究报界相关报道，另两篇研究的是中日两国在舆论方面展开的论战。事实上，媒体作为宣传的重要阵地，“是资讯的主要提供者，是公共舆论的主要发起者和引导者，因为媒体不仅公开‘销售事实’，还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销售观点’。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世人对‘现实’的构建是以媒体为中介”。特别是“就中日关系而言，媒体一方面是反映两国关系的晴雨表或瞭望台，另一方面在两国关系发展中扮演着成败攸关的角色”(3)马新明:《日本媒体涉华报道同质现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年，第191、2页。。因此，本文在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当时在日本颇具影响力的《外交时报》杂志自1928年5月到1929年6月一年多时间内对“济南惨案”的相关报道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探究当时日本国内社会因此而引发的舆论以及对当时的田中内阁外交政策、中国国内反日运动等问题的认知和态度，力争客观地还原当时日本社会在全面侵华战争前的舆论导向。

一、《外交时报》：当时日本“外交论坛的中心所在”

《外交时报》创刊于1898年2月。创刊人为日本近代著名外交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有贺长雄(1860-1921)。《外交时报》为半月刊，每年24期，从1898年2月创办至1998年9月停刊，历时百年，共发行1351期。关于该刊的创办宗旨，有贺长雄在《外交时报创刊要旨》中指出，该刊创于“外交风云急聚远东天地”之时，因“列国观察我国国情极细致，我国却对列国形势颇为无知。……故本刊发行目的即为代公众研究列国外交的过去与现在，审视其与远东外交的关系，并为我国确定对外态度提供资料”(4)[日本]有贺长雄:《外交时报创刊要旨》，《外交时报》1898年第1期。笔者译。本稿未注明译者的日译汉均为笔者译，不再一一注明。。可以看出，《外交时报》的办刊宗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传递信息，引导日本国内公众舆论；二是反映日本各界声音，为日本政府制定决策提供参考。这样的办刊宗旨，也凸显出该刊物作为政论性杂志，与日本政治密切相关的特点。

日本的政论性杂志背后往往有不同党派集团的支撑和支持，呈现出较强的倾向性。如政论性杂志《政友》和《民政》分别为当时的执政党政友会和在野党民政党的机关刊物，前者一贯肯定政府决议，后者则多持反对意见；《日本及日本人》由国粹主义思想集团政教社创办，在外交问题的表达上，常具有较激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改造》由改造社创办，多关注劳工问题和社会问题，刊登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章；等等。反观《外交时报》在创办之初，有贺长雄为了追求现代办刊精神，将杂志定位为呈现言论的全面性，明确表示《外交时报》“无论何种题材的文章都不以获取利益为目的，绝不与国内外政府或政党有所牵涉”(5)[日本]有贺长雄:《外交时报创刊要旨》，《外交时报》1898年第1期。。因此，该杂志当时的刊文标准，不过度拘泥于某种立场，以期呈现出多种政治思想倾向，凸显该杂志与其他杂志的不同。虽然该杂志定位为“呈现言论的全面性”，却不刊登左翼稿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该杂志并非是无倾向性的。

1911年10月，有贺长雄卸任《外交时报》主编职位，其后至1945年日本战败前，历届主编为大庭景秋(1911.11-1914.04)、上原好雄(1914.05-1920.12)、半泽玉城(1921.01-1945.04)。这几个主编继任者与日本政府特别是日本军方均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例如任职时间最长的半泽玉城，原来是《东京日日新闻》记者，与日本近代陆军奠基人山县有朋、“一战”期间的日本首相寺内正毅、日本侵华时期侵占中国东北的“满铁”实际开创者后藤新平等人均有密切往来。半泽玉城执掌《外交时报》后，于1925年设立“外交时报社北京支局”，加大对中国方面的报道。一方面，半泽玉城仍然坚持“本刊与官方及一切政治势力没有任何关联”(6)[日本]伊藤信哉:《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日本外交论坛与〈外交时报〉(五)》，《松山大学论集》2009年第20卷第1号。的所谓中立性宗旨，与当时的其他刊物相比，刊登文章限制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容许各种观点的碰撞。另一方面，该刊撰稿人愈发倾向于日本政、商、官、学、军以及评论界的上层人士，例如高桥是清、斋藤实、近卫文麿、阿部信行、米内光政、东条英机等这些后来做过日本首相的人，均在该杂志发表过文章。中国方面，如1922年6月开始担任驻日本公使的汪荣宝，以及“伪满洲国”第一任外交部总长谢介石也都为该刊撰写过文章。该杂志除与中日两国高层人士保持着密切往来外，为了扩大在一般读者中的影响力，半泽玉城还积极举办活动促进与读者的互动交流，如1923年8月该刊举办了“外交问答”活动，征集日本读者在外交方面的问题并给予解答，该活动持续近两年时间。“外交问答”活动结束后，他们先后在1924年、1926年、1931年举办三届外交专题有奖征文活动，读者纷纷参与，形成了大批拥簇，使该刊“在当时的‘外交论坛’上构筑了扎实、稳固的地位”(7)[日本]伊藤信哉:《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日本外交论坛与〈外交时报〉(五)》，《松山大学论集》2009年第20卷第1号。。这样，在日本以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为主题的众多政论性杂志中，《外交时报》凭借对日本外交事务的巨大影响力，成为当时“外交论坛的中心所在”(8)[日本]伊藤信哉:《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日本外交论坛与〈外交时报〉(一)》，《松山大学论集》2008年第20卷第1号。。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该刊积极跟进，发表大量相关文章。因此，对该杂志所刊登的有关“济南惨案”文章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能够了解当时日本国内的对华认识以及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社会基础，对深刻揭露日本出兵山东的侵略本质，能够提供客观详实的佐证材料。

二、从发文量看《外交时报》对“济南惨案”的关注

“济南惨案”发生后，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当时半泽玉城为主编的《外交时报》也持续跟踪报道。自1928年5月3日惨案发生至1929年5月20日入侵山东的日军全部撤退，“济南惨案”相关事宜才告结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外交时报》共发表67篇文章，以平均每期达到约2.6篇之多的频率持续跟踪报道和评论，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文章主要集中在1928年5月15日发行的第563期至1929年6月1日发行的第588期上，分布在“中国时事”“时评”“论丛”和“研究”四个栏目中，“济南惨案”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占了这四个栏目文章总和的近14%。从内容来看，四个栏目各不相同。“中国时事”栏目的文章多为新闻通讯，一般没有作者署名，只是对当时日本政府发布的“济南惨案”相关公文公告进行归纳总结，对惨案的发生及其后的交涉过程进行跟踪报道。而“时评”“论丛”和“研究”三个栏目中的文章则主要围绕着“济南惨案”本身进行深度分析和评论，表达意见和引导读者，文章篇幅较长，多篇文章达到10个版面以上。从各栏目的撰稿人身份来看，来自各行各业，立场也较为多样化，除主编半泽玉城发表多篇文章外，其他撰文者还有：日本内阁外务参与官植原悦二郎、众议院议员一宫房治郎及柏田忠一、资深外交官内田定槌及本多熊太郎、著名学者兼记者安冈秀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成为自由撰稿人的“中国通”长野朗、经济学博士木村增太郎、贵族院议员兼法学家山川端夫、汉学家安冈正笃、曾任外务省客卿和“伪满洲建国大学”教授的学者中山优等各界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因为撰稿人中有相当的部分是政界人士，所以其文章观点颇能代表当时日本政府在制定方针时的主张。

日本一般将“济南惨案”称之为“济南事件(済南事件)”。1928年5月3日发生的该惨案，在5月15日出版的《外交时报》第563期上，已经出现了相关报道。主要刊登在“中国时事”专栏，当时该专栏中共有6篇文章，其中4篇为“济南惨案”相关报道文章：《济南的日中两军冲突事件》《济南事件与世界舆论》《与第二次出兵山东相关的日中交换公文》《北伐军占领山东》。这些新闻除报道惨案的发生及引发的国际舆论外，还指出“这将成为日中间的重大问题”(9)[日本]《济南的日中两军冲突事件》，《外交时报》1928年第563期。。此后，该杂志又发表多篇相关新闻通讯，例如6月1日发行的第564期中，有《济南事件的真相》《帝国的第三次出兵山东》《济南事件善后措施》3篇报道，6月15日发行的第565期中有《济南事件与国际联盟》报道。这些报道对“济南惨案”的叙述多引用日本军方的报告，把责任完全推于北伐军，只报告日方损失，渲染北伐军的“残虐”，丝毫不提日军对中国平民造成的伤亡。由此来看，《外交时报》的报道立场并非其宣传的那样“客观”，而和当时在日本军部统一宣传口径后的朝日系等各主流报纸的报道一样，倾向性明显，很大程度上蒙蔽了世人耳目，考虑到《外交时报》的地位和影响力，实际上是鼓动了日本国内的反华浪潮。

6月后，随着中日间“济南惨案”的进一步交涉，《外交时报》相关报道文章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特别是“济南惨案”交涉过程中的缓慢与胶着、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日运动带来的日商恐慌，进一步激发了日本国内对田中外交政策的质疑，日本国内普遍认为田中内阁能力不足，惨案的发生与处理损害了日本在华的“利益”。此时《外交时报》也在第564期、565期、567期上连续发表《对济南事件的批判和解决》《出兵济南与对满政策》《币原外交的失败与田中外交的失态》等评论文章，对田中内阁对华外交政策展开猛烈批评；而在第580期、581期上发表的《日趋严峻的反日实情及其对策》《中国的日货抵制及对华贸易策略的转换》等文章中，则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国内的反日运动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此外，在第577、586期上的《不断背离的日中国民感情》《“济南事件解决”之后》等文章中，中国未来局势发展以及中日关系走向等，也成为该刊讨论的话题之一。

该刊在这期间对“济南惨案”发表大量相关报道和文章，最多是1928年6月出版的第564期，达到6篇之多。梳理《外交时报》中与“济南惨案”相关的报道与评论，特别是“时评”“论丛”“研究”栏目中的深度评论文章，可以看出这些文章里的各类观点主张既呈现多样化，也有其内在的相通性，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日本国内对“济南惨案”的认知倾向和态度。对这些文章的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对于我们审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侵华政策、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和认识等，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重要的意义。

三、《外交时报》对“济南惨案”的主要观点

《外交时报》刊登的67篇相关报道文章，从其内容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对“济南惨案”的发生及惨案后对中日交涉过程持续跟进的报道；第二类是对“济南惨案”引发的各类后续，例如对田中内阁处理此事的分析、中国国内反日运动及给此后日本经济所带来影响等的分析评论。其中，第一类报道因为其文章内容和观点大多依据日本军方报告而来，没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第二类报道文章和评论文章，依据其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田中内阁解决“济南惨案”中拖沓的外交政策不满

“济南惨案”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同时将日军暴行向国际社会披露，中日双方开始交涉解决此事。但缓慢拖沓的解决过程，使日本国内对田中内阁的外交政策多有不满，他们认为应该尽快解决此事，进入下一步计划，久拖不决，会影响日本企业在华利益。梳理《外交时报》中的相关报道，可以看出批评意见居多，概括来说，《外交时报》的撰稿者们认为田中内阁在“济南惨案”交涉过程中存在三处重大“失误”。

首先，不满其错过了解决该案的最佳时机。撰稿者普遍认为惨案的解决越快越好。例如，中山优在第575期发表的《我看日中交涉——田中外交没落之一斑》一文中指出：“济南事件的解决，若是错过了其印象鲜明之时，则难以自然解决。济南事件刚发生之时，首先日本国民愤慨之情充沛；其次，中国自身承认其责任所在，同时在实现北伐的目的下，国民政府本身也意图快速解决；再者，列国在情感上也都支持日本。”(10)[日本]中山优:《我看日中交涉——田中外交没落之一斑》，《外交时报》1928年第575期。该文在歪曲事实的基础上，希望日本能在“快速”交涉中获取最大利益。

其次，批评其在交涉过程中不够灵活，特别是一些关键时刻未能抓住时机与南京国民政府修复关系。1928年7月起，南京国民政府相继与美、英、德等国家重新签订关税条约，开始逐步收回关税自主权。南京国民政府也照会尚未就关税问题与中国谈判修约的日本，声明1896年签订的《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1903年的《中日通商行船续约》期满，在新约未订前，将施行临时办法。然而田中内阁依然奉行对华强硬政策，不与中方配合，并行抵制。对此，《外交时报》上也有文章进行批评。一宫房治郎在第574期上发表《对田中外交的总清算》一文，评论此事乃日中外交停滞时的“救济福音”，理应借此机会“以积极态度回复，实施条约改定的交涉，顺应新事态建立新的国际关系”，而田中内阁却对南京政府“施以轻视之态，对中方声明不加理睬，以至于今日日中关系完全陷入停顿状态，我国亦饱尝被孤立之悲哀”(11)[日本]一宫房治郎:《对田中外交的总清算》，《外交时报》1928年第574期。。该文批评田中内阁错失“良机”，不仅因此影响日中关系，还使日本丧失了国际支持。

再次，对田中内阁外交政策的不统一提出质疑。“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国内乃至南洋地区都掀起了轰轰烈烈以抵制日货为主要内容的反日运动。眼看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将大受损失，日本国内对田中内阁的不满之声越加高涨。美、英、法等国对日本长期驻兵山东的疑忌与不满愈盛。在多重因素夹击下，田中内阁在“济南惨案”交涉中的态度从强硬走向软化，开始加快与中方谈判的步伐。对此，山川端夫在第578期上发表文章《对华外交的严正批判》，认为这固然是一种顺势而为，但“如此一来，中方就会觉察到只要对日外交采取强硬态度，日本就会屈服。……会被中国这种善于利用对方弱点的对手所钳制”。他将田中内阁的政策变化总结为“朝令夕改”，“最初伪装强硬，稍遇反对即刻软化，……政府没有固定的方针，没有信念，没有手腕”(12)[日本]山川端夫:《对华外交的严正批判》，《外交时报》1929年第578期。。该文虽然是批评田中内阁，但其核心仍然是担心日本会丧失在山东乃至中国的利益。

此外，该刊记者松本钅仓吉于1929年2月初至3月下旬来山东实地调查后，在第585期发表的《对从济南撤兵后的山东之想象》一文中做出如下结论：田中内阁的外交政策在多个阶段出现失误，拖延了“济南惨案”的解决进程，导致最终虽签订解决协议，日军却陷入了撤与不撤进退两难的境地。同时，该文认为：“当田中内阁的派遣军完成了事实上的山东占领后，却由保护侨民的正道踏入了‘为有利于解决济南事件而驻军’的邪道。其狼狈之态引人嘲笑，无能之举令人震惊。”(13)[日本]松本钅仓吉:《对从济南撤兵后的山东之想象》，《外交时报》1929年第585期。而实际上，无论是所谓的“保护侨民”还是所谓的“驻军”，其本质都是日本侵华的一种恶劣行径。

对于造成上述“失误”的原因，《外交时报》的撰稿者们认为主要有四点：一是田中内阁的对华外交有局限性，缺乏放眼全中国的整体性眼光与策略，“将重点过度置于中国南北新旧军阀各巨头的消长沉浮中，为彼等势力的变化所牵引，而逸失了根本的着眼点”(14)[日本]半泽玉城:《田中外交以来的一年半》，《外交时报》1928年第572期。，因之阻碍了中国意欲统一的大势，引发了干涉中国内政的疑忌。二是认为田中内阁对南京政府认识不足，“值南京国民军北伐再开之际，只是冷笑观之。……并无视其强烈反感，出兵山东。……南北统一后，仍有人预测南京政府如砂上楼阁早晚崩塌。……此等对国民政府的误解，导致了对华外交的根本谬误”(15)[日本]一宫房治郎:《对田中外交的总清算》，《外交时报》1928年第574期。。认为这种轻视之情，使其在交涉中无意积极配合，致使日中关系极度恶化，币原内阁时期已逐渐消减的中国国内反日情绪复又日盛。三是认为田中内阁人事处理极为不当。“济南惨案”爆发时，权力过度下放给驻军司令官福田彦助，“将如此重大时局的应对交付于一介武夫的驻屯军司令官，而毫无伴随出兵所应有的外交准备”(16)[日本]一宫房治郎:《对田中外交的总清算》，《外交时报》1928年第574期。，致使没有外交经验的武将错误处理与北伐军的关系，扩大了“事件”规模，延误了解决时机。四是在惨案交涉过程中，没有任命“优秀称职”的外交人员。而田中本人原为陆军大臣，外交谋略不足，外交才能欠缺，“总理本身兼外务大臣最为不适。人各有长短，田中就任外务省恰恰呈现出了其最短处”(17)[日本]内田定槌:《关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外交时报》1929年第579期。。“济南惨案”的发生及处理过程大大打击了田中内阁在日本国内的威信，“世界舆论沸腾，国内怨声载道，最终导致田中外交的终结”(18)王升:《试论北伐战争时期日本对华政策演变的原因》，《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可以说，日本国内普遍的“不满”之舆论为田中内阁之后的倒台埋下了伏笔。

1927年4月，日本原陆军大臣田中义一组阁担任首相，6月田中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加速侵华步伐和实行武装侵华的方针。他主张对华强硬，出兵山东干涉中国革命，策划“满蒙独立运动”，与其他列强积极争夺在华利益。但“济南惨案”发生后，日本国内却对田中内阁对华政策的讨论甚嚣尘上，当然这种讨论并非是制止其侵略政策，而是在不断“督促”政府要积极抢夺其在中国的利益。《外交时报》也参与其中，除批评田中内阁在“济南惨案”交涉过程中的所谓“失误点”外，还就出兵山东是否有必要、“济南惨案”对日本在“满蒙权益”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二)“出兵派”与“撤侨派”之争

早在日军打着“护侨”旗号要第二次出兵山东之时，日本国内就已有高涨的反对之声。1928年5月9日的第三次出兵，也大多被认为是超出了保护侨民的行为。《外交时报》对于争论激烈的“出兵派”和“撤侨派”的两种观点都做了收录。

植原悦二郎、安冈秀夫等出兵派的辩护理由主要集中在强调出兵的正当性和撤侨的局限性两方面。他们首先咬定出兵的目的仅止于护侨，借口参照英美做法，护侨不能被认为是干涉他国内政。如植原悦二郎在第565期发表《我国对华政策的根本观念》称：“类似于干涉中国内政之事，是绝对要避免的。……就中国的现状来说，作为实权者的南北军阀，若无法保护我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出于自卫，我国就必须保护。”其次从放弃权益上强调撤侨的弊端，辩称：撤侨虽能保障人身安全，却意味着侨民多年经营的固定资产，以及胶济铁路沿线的日资工厂、矿业等也将落入北伐军之手，日后想要重建几无可能，“如果这样做，就必须决心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既得权益。不仅是中国本土，也要有放弃在满州的特殊权益，乃至放弃台湾和朝鲜的心理准备”(19)[日本]植原悦二郎:《我国对华政策的根本观念》，《外交时报》1928年第565期。。此外，出兵派还斥责主张撤侨的在野党对华采取“迎合政策”，如安冈秀夫就在第580期的《日本的政争与中国》一文中称这是“将中国问题视为‘打倒田中内阁’的手段与武器”(20)[日本]安冈秀夫:《日本的政争与中国》，《外交时报》1929年第580期。。而半泽玉城作为折中主义者，认为“济南惨案”既已发生，就应“认同出兵政策的合理性，努力引导出有利的结果”(21)[日本]半泽玉城:《济南事件与满洲政策》，《外交时报》1928年第564期。，勿使外交内争化。

然而彼时的济南，日侨仅2000余人，但田中内阁却先后派遣军队共近3万人入侵山东。浩大的声势和远超撤侨所花费用的高昂军费，都使出兵派的辩解苍白无力，引发了撤侨派的强烈反对。一宫房治郎在《对田中外交的总清算》一文中指出，首先济南日侨数量相对较少，出兵所带来的牺牲过大；其次，会引发干涉中国内政的嫌疑，“导致中国民众的反感”；再次，“引来列强的误解”，最终成为“济南惨案”爆发的导火索，损失远大于获益。妥当的做法应是撤侨至青岛，由驻青日本海军保护侨民，或派兵在青岛加强防备：“对于我国在天津、上海、或是青岛等有重大权益及众多侨民的对华经济发展根据地，出兵保护极有必要，绝不落于人后。”(22)[日本]一宫房治郎:《对田中外交的总清算》，《外交时报》1928年第574期。

此外，对于田中内阁出兵山东的真实目的，《外交时报》的撰稿者们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中山优认为，出兵山东会引发日中间战争，反而不利于“满洲的安定”，“田中内阁主导的这次出兵，不仅导致了要面对济南事件这种惨剧，其对于出兵一事的思维方式，就极为局限，缺乏对将来的洞察和持久性的思考”(23)[日本]中山优:《对济南事件的批判和解决》，《外交时报》1928年第564期。。一宫房治郎提议：“日本若想对欧美列国表达没有占领山东的意图，那最重要的不是粉饰体面，而是不要错过撤兵的时机。”(24)[日本]一宫房治郎:《出兵济南与对满政策》，《外交时报》1928年第565期。松本钅仓吉也批评出兵：“由最初的单纯护侨，在中途变质为政略上的保护兼事实上的占领山东，而所有的祸根皆由此滋生。”(25)[日本]松本钅仓吉:《对从济南撤兵后的山东之想象》，《外交时报》1929年第585期。这些观点都在客观上对日本以护侨为名却想借机侵占山东，意指“满蒙”的真实目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本国内大多数“撤侨派”其对出兵山东的不满，是基于“济南惨案”对日侨及日军造成的所谓损失、产生的大量军费，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和对日本所谓的“负面”国际舆论。如记者布施胜治在第565期发表的《过于相信北伐军，招致济南事件》一文中认为，教训在于“轻信中国军队的安全保证而放松警惕”以及“干涉外国政争，扶持一方，则必招致另一方的怨恨”。(26)[日本]布施胜治:《过于相信北伐军，招致济南事件》，《外交时报》1928年第565期。但对于驻兵他国的侵略行径，却少见批判。如一宫房治郎主张撤侨强于派兵，但对既成事实的入侵山东，仍为其正当化进行辩解：“中国当下未有统一政府，过去对外国人的保护也不周全。……此种情况下，为护侨而出兵当地，绝非干涉内政，只是行使了国家自卫权而已。”(27)[日本]一宫房治郎:《出兵济南与对满政策》，《外交时报》1928年第565期。这其实也与前述“出兵派”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言论不谋而合。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对田中内阁“满蒙政策”的不满和批评

侵占“满蒙地区”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内容之一。日俄战争后，日本从帝俄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各种权益，并企望以此为据点，最终独霸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华盛顿会议虽然暂时钳制了日本的计划，但丝毫没有减弱其意图吞并“满蒙”的步伐。1924年6月担任外相的币原喜重郎倡导国际协调外交，由露骨的干涉转为经济渗透和背后支持张作霖的浸透式侵略。之后的田中内阁则主张对华实行强硬外交，意图将整个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置于自己的统治下。所以，日本出兵山东，阻止北伐的更重要目的即为“维护”所谓的“满蒙安全”，以保证日本在该地的“权益”。对此，虽然有安冈秀夫等人的个别言论表示支持，但基于“济南惨案”的爆发，《外交时报》的大部分观点对该政策的激进性表示不满。

一宫房治郎在其文章中大致认同前币原外交政策，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日本不可能独占“满蒙”，而应维护现有权益，田中内阁高调出兵山东的举动破坏了与各国之间的平衡，他在第565期上的《出兵济南与对满政策》一文中指出：“从济南事件的发展来看，其很有可能成为日中之间的肿瘤，必须要极力避免。而解决的第一步就是撤兵，……将满洲政策的中心放在维护现存利益上。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消极的，但其实才是真正积极合理的做法。(田中的)积极政策过于高调，会在心理上产生排斥倾向，引发列国不安。……所谓积极政策，实质上破坏与列国间的协调，反而呈现消极的后果，并有可能引发日中关系的全面恶化。”(28)[日本]一宫房治郎:《出兵济南与对满政策》，《外交时报》1928年第565期。

半泽玉城、本多熊太郎等人也都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了“满蒙地区”对日本的重要性，认为该地区“不仅是国防的第一线，还与帝国的生存，国民的经济生活有着紧密难分的关系”(29)[日本]本多熊太郎:《币原外交的失败与田中外交的失态》，《外交时报》1928年第567期。。同时，他们认为田中内阁的强硬政策在处理“满蒙问题”上不够有策略性，易引发像“济南惨案”这样不利于日本的意外事态。如半泽玉城在第564期发表《济南事件与满洲政策》一文，认为应该强调日本对“满蒙地区”的“贡献”，以证明日本出兵的必要性：“满洲的安定及能够保持长足的进步与繁荣，皆在于日本的开发与努力。因此日本企盼此地的和平，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采取特殊的努力，是极为自然也是必要的。”(30)[日本]半泽玉城:《济南事件与满洲政策》，《外交时报》1928年第564期。本多熊太郎则认为日本应采取灵活手段，如用“先礼后兵”的方式，就不会在舆论上陷入被动状态，在第567期上的《币原外交的失败与田中外交的失态》中，他献计道：“在出兵前应先对中国的南北方军队掌权者予以劝告‘为了终息连年的战乱，请南北双方都付出真诚的努力以获取和平的结局’……中国答应了则罢，若是不答应，帝国即可以作为自卫措施出兵山东，进一步再为护卫京津满洲地方出兵。……如此这般充分进行后再行出兵，则不仅是中国，列强诸国也断不能对帝国的出兵有所非议。”(31)[日本]本多熊太郎:《币原外交的失败与田中外交的失态》，《外交时报》1928年第567期。

日本对“满蒙地区”利益的争夺萌生于明治末期，绵延至昭和初期达到顶峰。期间历届内阁在政策上不尽相同，这些分歧，“虽然在不同时期内反映了日本政府、军部、党派之间，在实施大陆政策的具体方法和时机选择等方面，相互意见有不尽一致之处，而在蓄意侵略和霸占中国的基本国策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并且越来越具体，越来越露骨”(32)高书全、孙继武、顾民:《中日关系史》(第2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83页。。《外交时报》中围绕该问题对田中政策的讨论，其本质也是温和派与激烈派的对抗。虽然立场不同，视角有异，但实际上其本质精神与“东方会议”中确定的侵华策略并无不同。只是在达成方式上认为不可以冒进，纷纷在表面妥协、舆论处理、法律援助等方面“献计献策”。其实“济南惨案”没能阻止国民政府北伐的步伐，还加深了张作霖与日本的对抗，所引发的国际舆论对日本出兵的谴责以及延及东北地区的反日浪潮，才是温和派们批评田中政策的契机之所在。在各方思想深层统一，又有方式手段分歧的背景之下，日本决策层一方面坚定了继续蚕食“满蒙地区”的野心，另一方面又囿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自身实力，暂时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虽然在“济南惨案”后不久即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但却未敢实施立即出兵占领中国东北的阴谋。

(四)对因“济南惨案”所引发的中国反日热潮的评析

近代以来，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带来了中日关系的恶化和民族矛盾的加深。“济南惨案”也再次引发了全国乃至华侨世界的反日、抵制日货风潮。《外交时报》对此有不少专门论述，侧重点主要集中于分析反日运动发生的原因、主导者、经济影响和对应之策等方面。

对于反日运动的原因，众议院议员柏田忠一在第577期的文章《不断背离的日中国民感情》中，对于中国人民这种由于外侮而激发的愤慨之情，却谬称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实行的反日教育和中国人固有的“来源于自尊心的排外情绪”所造成，并极力诋毁，将“济南惨案”的发生归罪于“因某种契机而唤起这种民族特性时，所引发的可怖的残忍性”(33)[日本]柏田忠一:《不断背离的日中国民感情》，《外交时报》1928年第577期。。此类倒果为因的言论呼应了日本军部对“济南惨案”爆发责任的嫁祸，加深了日本媒体对中国形象的恶劣塑形。

长野朗在第580期的《日趋严峻的反日实情及其对策》一文中，将这次反日运动的主导者及其目的总结为三类：一是南京政府及其党部，包括其中的左派及亲共人士，称其目的除了“试图利用反日获取‘济南惨案’交涉中的主动权，迫使日本让步”之外，还“借以扩大自身势力，扩展在全国的影响”；二是职业反日家，“把所有的运动当成吃饭的手段，……他们打扮成爱国者大肆敛财……”；三是部分民族资本家，“以中国的产业振兴为目的，以反日为机会，进行种种策划”。这些说法将反日运动的推动力量一味归结于政治目的、党派之争、他人教唆和利益争夺，而轻视中国人民在此过程中自然喷涌的爱国情怀与正义诉求，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反日运动的起因和日军的侵略行径对中国人民的伤害。

长野朗还在文中表达了不能小觑这次反日运动的态度。如对运动范围扩大的忧惧：“以前是局部反日，一地反日可持货去另一地，并无多大痛痒。如今以上海全国反日会为中心，各地都成立反日会，全国同步十分棘手。”再如以偏概全，对运动中的一些措施进行负面渲染：“中方除本国所需报刊用纸及煤炭外，对其他物品的引进也时有缓和，或是征收费用作为救国基金，施行部分进口。民众需求虽常有不足但亦能忍受，反日机构也以救国基金获取活动经费。日货因政策或松或紧而滞销、价格下降，中国商人则趁机大肆收购。中方各方面都得利好，只日方蒙受损失。”(34)[日本]长野朗:《日趋严峻的反日实情及其对策》，《外交时报》1929年第580期。这些报道披露了反日运动所取得的部分成果，同时也宣扬了荒诞扭曲的逻辑，通过强调所受经济损失，将日本置于“受害者”地位，为反日运动强加了“以不公平手段迫害日本对华贸易”的“加害者”责任。

这些文章通过对新闻素材的歪曲性报道，或竭力展现中国反日运动的某些“缺点”，塑造“盲从、无知”的中国民众形象，或强调日本经济“受害者”的地位，以达到配合日本当局对华继续采取强硬措施，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压取缔中国的反日运动，以及对内争取日本民意支持，对外博取国际同情的目的，由此极大地扭曲了“济南惨案”的真相，为日本侵略扩张作舆论准备。

对于如何应对反日热潮，《外交时报》撰稿者中的部分强硬派要求当局对南京政府施压，取缔中国的反日运动，甚至有激进分子认为，不妨使用武力手段进行镇压，如木内捨巳在第579期的《从日中交涉到床次会见》文中写道：“如果中国仍以种种借口继续反日，或是以建设之名巧施破坏，又或借款不还，欲行欠账，则应该采取出兵一类强硬措施。不知幸与不幸，(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就在长江沿岸。若论强硬程度究竟如何，或可派四五艘军舰，让南京死灰一片。”(35)[日本]木内捨巳:《从日中交涉到床次会见》，《外交时报》1929年第579期。但也有人主张应采取温和手段，如经济学博士木村增太郎在第581期的《中国的日货抵制与对华贸易策略的转换》文中表示，日本应致力于对中国整体经济态势的改造，“我国对华贸易的根本策略，今后必须要有所转换。不能像以往那样只热衷于我国产品的卖出，而应首先筹划利用中国的物资。对于中国物资的利用，目的在于让中国变富从而培养其购买能力，这才是为我国商品打开销路的捷径。”他还称：“中国藏有丰富的物资，研究如何将这些物资用于人类的生活，是我国的一大使命。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我国才能居于东洋经济的支配者地位。”(36)[日本]木村增太郎:《中国的日货抵制与对华贸易策略的转换》，《外交时报》1929年第581期。

无论是“武力打击”的设想，还是“经济改造”的策略，其中都宣扬了中国应依附于日本，“无论基于地理、历史还是现实的考虑，日中关联都无比紧密，……正确理解中国，尽心尽力为中国的唯有日本”(37)[日本]山川端夫:《对华外交的严正批判》，《外交时报》1929年第578期。的谬论。又如安冈正笃在第581期的《对华结论》文中谈及反日运动时，建议日本今后不要总是和中国谈政治和经济，“必须更进一步富有人情味的从道义上、思想上、艺术上、学问上增强交往”。然而，他所谓的“交往”却并未将中国置于平等地位，而是充斥着优越感地妄称日本在天津、汉口、旅顺、大连等建立的租借地为中国人带来了“安宁秩序”，“只有在日本人势力的支配之处，才成为一片乐土。”(38)[日本]安冈正笃:《对华结论》，《外交时报》1929年第581期。因之他才认为比起经济，更应从文化上深度融合，以达到形成“紧密关系”，为日本能够在这些地区“正当”行使“自卫权”的目的作舆论动员。

《外交时报》中这些以亚洲领导者自居、意图对中国在军政经及思想文化方面实施指导以建立“良好日中关系”的主张，不难看出其中隐藏的20世纪初日本思想家冈仓天心提出的“亚洲一体论”实质。即利用历史渊源和地理关系，制造亚洲各国间的情感纽带，形成联盟，建立起抵抗西方的共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与其他亚洲民族，尤其是与中国的冲突便逐步消融于东方对抗西方、同仇敌忾的意志之中”(39)张芝瑾:《石原莞尔的中国认识与亚洲观》，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心，2010年，第63页，转引杜小军、闫晓艳：《从世界主义到天皇制——冈仓天心“亚洲一体化”渊源与流变探微》，《史志学刊》2019年第1期。。同时，日本要实现其领导权，需要内张纲纪，外振威信,“最终指向的是服务于日本一国侵略扩张的利益”(40)杜小军、闫晓艳:《从世界主义到天皇制——冈仓天心“亚洲一体论”渊源与流变探微》，《史志学刊》2019年第1期。。“亚洲一体论”在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期间，被军国主义势力发展为“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舆论武器，使日本在武力侵略他国的歧路上越走越远。而这一点，在“济南惨案”交涉期间的《外交时报》上已得到了显现。

四、《外交时报》中“济南惨案”相关报道特点及影响

《外交时报》中的“济南惨案”报道视点相对广泛，观点态度也较为多样。几乎包含了当时具有话语权的各领域人士的声音，基本上能够反映当时日本各个阶层的多种观点。

对该刊物文章中所出现的这些观点进行总结分析可以发现其特点如下：首先，“济南惨案”的发生给田中内阁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其推动大陆政策的急迫性遭到了较多的反对声音，但反对之声的背后难掩对侵略扩张的渴望。日本国内舆论普遍认为田中内阁的步子迈得太快，应该稳打稳扎地侵略中国。更显著的是在各种意见，乃至对政府批评之声的背后，呈现出的一种基于日本本位主义的认知统一性。即一切从日本的利益出发，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要以实现日本的利益为优先：“若要确保东洋的和平、我国的发展和亚洲民族的世界地位，则首先需规划中国的发展，保全我国在朝鲜及台湾等地的领土，保护在满洲的既得权益。”(41)[日本]植原悦二郎:《我国对华政策的根本观念》，《外交时报》1928年第565期。即使这种利益超越了国家发展的正当需求，以对他国的侵犯掠夺为代价，也可以在高举日本国家利益旗帜下践踏公理。“亚洲一体论”等充斥着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侵华思想理论，成为日本政府的决策依据和精神支柱，也渗透并影响着日本社会的各个阶层。尽管日本政府、军部、各党派之间，在对华政策的具体实施办法和时机选择方面，意见不一，甚至分歧较大，但将中国视为侵略扩张的最佳对象，用以转移国内政治、经济矛盾，篡取更大利益方面则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外交时报》部分报道在分析事件时，以偏概全，惯以局部的事例代替整体的真相；对某些细节进行高度渲染，而无视细节背后所蕴含的情绪和成因。如用“暴虐至极的国民军虐杀侨民”(42)这是《外交时报》1928年第563期中《济南的日中两军冲突事件》一文的副标题。作为新闻通讯的副标题，颠倒了事件的因果关系，略去了日军制造惨案的侵略行径在先的历史事实，强化报道“济南惨案”造成的日侨伤亡，却刻意忽略日军枪弹下中国军民更为惨烈的牺牲；片面强调反日运动中中国人民的激烈情绪，却避讳寻求反日运动形成的真正原因，或是以“近年来，中国的无知民众中不断被鼓吹入仇视日本的思想，导致日中亲善难以保持”(43)[日本]木村增太郎:《中国的日货抵制与对华贸易策略的转换》，《外交时报》1929年第581期。之类的言论倒果为因，混淆是非。这种无视背景、罔顾事实的报道，或基于此所阐述的观点具有很大的煽动性，“严重地影响了受众对反日运动的理解和认知的客观性，只会加剧民众对立”(44)杨宇翔、马冰洁:《“济南惨案”后日本报界对中国反日运动的报道、宣传与形塑》，《中华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致使日本舆论走上了仇视中国的不归路。

再者，很多报道中体现出了日本所谓的精英阶层的对华优越感和“蔑华观”。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东方的蚕食扩张使深具“岛国心态”的日本，在“新旧思想、东西方文化激烈冲突，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动荡”(45)崔颖：《论志贺直哉文学创作中的“审父”意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里孕育出更为强烈的危机感和排他性，对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发展形成畸形追求；“耻感文化”又造成其缺乏自省意识和理性认知；古代中国灿烂传统文化的对日输出和近代的衰弱落后，中日两国国力此消彼长所带来的心态上的变化和疏远等，种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的综合因素掺杂其中，使日本人的“主流对华观完成了从‘仰慕’中国到‘蔑视’中国的逆转”(46)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济南惨案”报道中的中国，不再是往昔值得学习的文明古国与礼仪之邦，而成了落后愚昧排外的代名词。因为《外交时报》的撰稿人队伍中有的直接处于政策的制定及执行者位置，有的在政策的提议上有着极大的权力，有的在媒体界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这些话语权掌握者的观点必将成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华战略时的重要参考，其言论倾向本身也可看作对华政策的风向标。他们形成的舆论推动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态度解决“济南惨案”，威逼利诱国民党政府压制反日运动。各个阶层对侵华策略的深层共鸣，对中国权益的集体无视，昭示了在当时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已开始泛滥，侵略扩张成为一切重大政策的出发点。虽然田中内阁于1929年7月倒台，但日本的侵华步伐丝毫没有停止。我国研究者这样指出：“历史证明：‘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正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实施分割‘满蒙’，征服中国，兼并亚洲，称霸世界这一东方会议所确定的征服计划的侵略历程。而‘济南惨案’，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序幕。”(47)李家振:《济南惨案之国际法观》，《齐鲁文史》2005年第1期。转引自孙兴杰：《济南惨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对于日本民众，这些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蒙蔽真相、煽动情绪、灌输思想的作用。而《外交时报》对非左翼各种观点的兼收并蓄，使田中内阁的代言者可以通过媒体平台对出兵山东、侵占济南、制造惨案等一系列行径进行辩解，并美化其侵华政策；所谓反对派的批评意见不触及侵略实质，无法给读者以真相的揭示，让人误以为“济南惨案”的发生源于日本出兵形式、时机不当；其过度扭曲事实，塑造日中“美丑”两极分化形象，培植了日本民众的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加重了两国民间情感的对立和误解，定型固化了“蔑华观”，“为日本继续制定侵华政策提供了社会基础，并演化为长期实施侵华政策的认识诱因”(48)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由此可见，虽然《外交时报》一直鼓吹自己“中立”，但实际上在侵华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手”作用。

五、结语

通过对《外交时报》中“济南惨案”相关报道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的决策层和部分知识分子虽然对于大陆政策的具体实施时机、方法手段、获取利益的形式等还存在分歧；中国国内的反日运动、国际舆论等尚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行动的掣肘，但在冲出孤岛、侵占中国东北、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并以此为据点伺机进一步扩张的总体战略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上，各界基本达成了一致，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已在日本抬头的事实。随着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发展，日本军国主义野心进一步膨胀，大陆政策得到了狂热追捧，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步伐因之加快，最终走向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不归路。“战争乍一看是偶然发生的，但这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49)李光贞：《中日两国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研究述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可以说，“济南惨案”的发生绝不是偶然，它是日本大陆政策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外交时报》中“济南惨案”的相关报道，可以看到以其为代表的日本政论性杂志，在推动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实施，促进大陆政策在日本的推行，以及营造侵华舆论、误导民意、加强侵略扩张思想在日本各界渗透的深入性等方面，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