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颖 王海军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1)侯衍社:《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进入新时代，如何将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推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思考的重大课题。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对外宣传话语创新面临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加速推进，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东西方国家之间力量对比逐渐改变，“东升西降”趋势明显。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持续出现，国际上的政治变动与思想变化明显，国际话语权竞争日趋激烈，全球治理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困境。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失语就要挨骂，中国需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为主线，通过理论创新推进话语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又富有原创性贡献的对外话语，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中赓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阔步前行。面对下一个百年历史的新起点，坚持“两个相结合”论，准确把握属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对外宣传话语的理论逻辑，依据中国与世界关系不断变化的走向，探索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创新何以必要的现实逻辑，以话语实践的发展，探究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创新如何构建的实践逻辑，以积极、求真、开放和包容的中国样态，厘清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创新的价值逻辑，对打造中国特色对外宣传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逻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创新的思想根基

话语是思想的直接反映。凡思想体系，必有渊源。当代中国特色对外宣传话语创新，应该回溯到话语和“存在”的本源，探寻其思想根基。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话语的理论奠基

“话语”概念起始于现代西方哲学。但追溯马克思主义文本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诸多文献中，都谈到过“语言”(2)这里的 “语言”，亦即 “话语”，沿用了西方哲学的一贯表述。思想，形成了系统性的无产阶级的语言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1页。这表明，无产阶级的语言范畴，天然地与思想、观念、意识在一起。马克思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可以看出，话语不是简单的交流工具，其表达的是人的一种意识形式。人通过生产实践促进着交往，进而借助话语沟通的功能，在社会实践中产生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渗透。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语言的实践性，恩格斯指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1页。话语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也可以说人与世界的关系是话语实践关系，现实是话语实践建构的产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话语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统治阶级的话语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伦理立场，他们赋予话语一种特殊的意义，并形成特定的价值导向和意识形态。进而，“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9页。，掌控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现象，并将其转换为具有影响力和支配力的权力，从而在整个社会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由此可见，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话语与意识形态、社会实践、阶级密不可分，无产阶级要想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页。，必须通过一定的话语为媒介，借助“理论”的手段，“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页。，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最终获取世界无产阶级话语权。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两个彻底决裂”的观点，世界无产阶级掌握国际话语权具有一定持续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但在现阶段，要实现“两个彻底决裂”绝非易事。首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是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实现这些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其次，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借助各种举措，不断调整其所有制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延缓了这种彻底决裂的进度。第三，要完全消除传统的私有制观念，实现人的思想与传统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存在着很大的艰巨性。这要求世界无产阶级自觉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为“两个彻底决裂”思想的坚决信奉者、维护者、支持者和执行者。另外，传统具有历史继承性，世界无产阶级受到现实经济关系的制约，在短时期内还无法形成国际联合，完成世界范围内对“两个彻底决裂”思想的普遍认同和接受。由此看来，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无产阶级要做好长期性、持续性的革命斗争准备，先在宣传、教育和灌输社会主义意识上做深入探索，形成一种科学的话语表达范式，从而建构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话语体系，最终实现夺取话语权的无产阶级使命。

(二)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11)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页。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的传承和创新与中华民族寻求政治诉求历史使命是一以贯之的，形成了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的话语实践环节。在话语建构主义的视角下，话语建构的动力来源于理论，话语以理论为中介反映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新中国的诞生，向外部世界表达了一个自强的声音，新中国对外宣传话语迈向新的历史平台。此时西方国家加大对我国实施政治封锁，从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孤立中国。毛泽东客观、深入地分析国际局势，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运用革命式的话语提出“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32页。的外交宣言。同时，中国注重加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话语传播，努力打破帝国主义的话语封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动荡改组，出于外交斗争的现实需要，我国不断调整和发展对外传播体制机制，积极推动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受当时媒介技术水平的限制，我国只能依靠印刷外文杂志来实现对外宣传，对外传播活动举步维艰。为此，毛泽东指出：“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32页。同时，为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宣传，中国共产党加大对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力度，毛泽东著作的国际发行数量和发行种类不断增多。在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迅速打造对外宣传话语体系，以理论的正确性指引中国话语步入国际社会。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对外宣传主要以正面宣传中国、展示国家形象、回应西方媒体的不实报道为主要话语，这有效打击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开辟出中国对外宣传话语的崭新境界。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外宣思想，对外宣传工作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引领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逐步走向正轨，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不断加大，此时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的主要任务转变为宣传新中国，宣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世纪80年代，美苏僵持，国际局势动荡，邓小平以高度的政治敏锐，分析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和政治力量，制定了“不结盟”的外交新战略。由于中国外宣经验不足，局面被动，邓小平指出要改变不利局面，变被动为主动。他说：“对外宣传工作显得极微弱，‘打哑巴仗’的现象严重存在。”(14)《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页。同时，邓小平提出应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1974年邓小平赴美参加联合国特别大会，登上联合国舞台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做出了“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的承诺，这是新中国构建国际新形象的尝试，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转变。在对外话语上，邓小平强调“切不可过分夸张自己的成就，切不可把我们的事情说得太美满”。(15)《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2页。他指出，中国需要剔除“挑战者”“革命者”的传统形象，争取与大部分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对外宣传话语必须围绕“独立自主”做出适应性的转变，为国内的建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1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62页。这也是邓小平对外宣传话语最鲜明的特点。在这一时期，我国与苏联、美国、欧洲的关系不断改善，中国对外宣传话语充满了新生机。

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苏联解体，美国独大，“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格局逐步形成。面对西方国家图谋和平演变的压力，中国继续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主张，并提出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外交新理念。在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以特殊形式凸显。江泽民指出：“对美国的一些无理做法不能迁就，否则它就会认为你软弱可欺，就会得寸进尺，这样反而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17)《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面对西方大国肆意干涉插手他国内政的霸权行径，江泽民强调要尊重世界多样性，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他主张，各国应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江泽民敏锐地观察到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提出建设与国家地位相匹配的对外宣传机制，以让世界了解中国。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冲击，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努力拓展对外宣传话语平台，在调适和创新中维护和巩固了中国对外话语立场。

进入21世纪后，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人类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加剧，现实主义视野中的权力博弈、价值理念领域的竞争都日趋强烈。同时，中国的国际化程度逐渐加深，面临的安全挑战日益严峻。胡锦涛指出：“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没有根本改变，新闻舆论领域的斗争更趋激烈、更趋复杂。”(18)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围绕国际格局，中国主张建立多极化国际秩序。在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下，我国对外交流更加频繁，胡锦涛指出，“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19)《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18页。，并强调要以积极的姿态，主动塑造国家形象，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不要幻想西方国家给我们国际地位，要主动介绍中国，加强同国际社会的合作交流。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话语在国际上茁壮成长，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特色话语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旨归

数千年的文明演进造就了中华民族伟大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润，在对外宣传话语创新中，借助中华传统智慧解读当今中国外交事业的思想理念，引用诸子百家的名言警句阐释中国外交价值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的中国品格、中国理念和中国样态。

第一，以“协和万邦”思想打造中国品格。中国文明是一种内敛型文明，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和为贵”，是中华民族先贤在实践中孕育的智慧，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承载着“和合”哲学传统，蕴含着深厚的 “和合”文化内涵，与西方文化重差异、遵循“二元对立”思维(20)赵焱：《和谐理念与中国和平崛起》，《社科纵横》2009年第4期。截然不同。“和合”观是中华民族精神之一，强调“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异”等，显示了中国古代辩证思想和政治智慧。这些独具特色的“和合”文化价值观，对中国外交目标和风格产生直接影响，当今中国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无不蕴含着“和合”的文化思维，体现着当代中国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对外讲话中强调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理念，倡导协和万邦的国际观。(21)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5023282。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历经千年，“协和万邦”思想见证了中华民族兼爱非攻、亲仁善邻的和平志向，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构成了中国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

第二，以“义利合一”观体现中国理念。诚如儒家经典《孟子》中所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正是中国传统思想当中“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以贯之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己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41页。这句话反映出“义利合一”传统哲学理念的当代价值。中国在关注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譬如，中国政府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在国际社会“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构建合作共赢型国家间交往模式。通过“合作共赢”的共生、共享、共处之道，打造彼此关联的利益共同体，以达致和谐共生的“致中和”状态。中国倡导的“义利合一”价值理念，向国际社会推广了一种全新的义利观，这是对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以天下为先”情怀展现中国样态。古老的东方智慧有着五千多年的深厚文化积淀，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孕育着处理国际关系的中国理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无不流露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范仲淹赞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博大心胸，“以天下为先”的包容情怀，展现出中国朴素的哲学辩证思想，成为当代中国对外宣传话语创新的思想源泉。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华文明鲜有扩张的行为，中国和平发展也有别于西方大国的崛起，中国的快速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机遇。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与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一致，都促进了地区与全球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先”的包容情怀为全球整体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二、现实逻辑: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创新的时代诉求

当前，中国站在下一个百年历史的新起点，中国在保持自身高质量飞速发展的同时，更需要在国际社会维护自身权益，发出“中国声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舆论环境。

(一)新历史方位下的反思与谋新

“万国来朝”“威加海内”，是对历史中国盛世的精准描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天朝上国”的美誉响彻九州八方。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伊始，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坚船利炮”敲开了近代中国的大门，使得中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近代以来，如何摆脱“弱国无外交”的尴尬境地，推动中国在世界话语舞台大放异彩，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美好期愿。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求更为迫切，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系列中国特色新话语、新论断，为国际社会注入一股新时代清流。在政治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区别于西方的“金钱民主”，中国共产党的“以人为本”理念，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命题，超越了西方社会自私狭隘的国家观，凸显了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优势；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秉持共享共建的新发展理念，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已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牢牢掌握了自身发展进步的命运；在文化领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国际舞台，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世界人民所普遍认可；在生态领域，中国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努力打造优良的宜居环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解决世界气候难题出谋划策。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中国发展被国际社会、国际学界和世界民众津津乐道，一时间，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重点。但是，受到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制约，中国依然面临着“大国弱语”的窘境。

从国际社会来看，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充满了猜测和误读，为了维护单级霸权，其战略方向更加聚焦中国，他们在意识形态、军备竞争、地缘政治等不同领域同时发力，与中国展开了全面竞争，致使中国话语无法在多元化发展中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具体地说，西方世界为了捍卫自身利益，彰显自己在文化上的强势话语逻辑，从主导权力话语转向把控规则话语，不断攻击和贬损非西方话语，使得国际话语权的“分配”极不平衡。在“本国优先”的狭隘价值取向下，中国经常成为被剖析和辩论的对象，“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2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页。。要改变这种态势，中国就需要切实加强国际话语平台建设，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舞台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从国内社会趋势来看，随着经济一体化、信息科技化的格局呈现，我国发展的深层次阻碍因素凸显，改革原有利益格局、经济下行压力、社会与生态矛盾等问题长期制约我国的发展。与此同时，数年积累的M2货币超发，西方文明的腐朽思想沉渣泛起，一定时期内，较大的贫富差距依然存在，房价波动趋势使“只住房、不炒房”的期待还未变成现实，某些领导干部腐化堕落，部分共产党员精神懈怠等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这些都成为掣肘当前社会改革攻坚的羁绊，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的创新发展。

(二)破除西方语境下的藩篱与陷阱

当今世界，国际格局呈现多极的态势，新兴发展市场国家不断崛起，大国博弈激化并陷入僵局，国际秩序面临深刻调整。就中国自身而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话语印证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强盛的实力，中国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在国际社会拥有了构建话语和发展话语的能力。但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下，以牺牲中小国家利益为代价的规则越演越烈，国际社会的发展宗旨也越来越脱离“与人类解放相一致”的价值追求，倚靠西方经验支撑的国际治理每况愈下。在此背景下，西方世界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充满了恐惧，他们对中国的焦虑感和戒备心增强，把中国道路看作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对抗的工具。“守成超级大国”试图用“中国衰退论”“中国崩溃论”等话语唱衰中国对世界发展作出的贡献，用“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话语给中国道路贴标签，以此制衡中国崛起进程。(24)许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世界意义若干问题的探讨》，《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2期。以美国为例，自拜登上台以来，加大了对中国的防范力度，其官员频频使用“威胁”一词界定中国，称中国的“威权体制”“专制市场经济”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甚至已威胁到整个西方文明。基于此，美国对中国展开全方位的打压，在科技层面，试图以技术迭代的质量优势减弱“威胁”；在意识形态层面，大搞对华意识形态施压，企图通过强化所谓自由民主击垮“威胁”。与此同时，美国强化与盟友合作，并鼓动其欧洲盟友与美国一道“再次点亮世界的灯塔”，重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以上这些庞杂的带有敌意的话语和对华战略明显是针对中国的恶意歪曲和攻击。因此，在“西强中弱”的舆论格局下，中国需要创新先进的中国话语，用“中国贡献论”“合作共赢论”“和平发展论”和“中国机遇论”等替代西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等话语，打破西方臆造的话语体系框架，以自主掌握中国的话语权。

三、实践逻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创新的路径选择

话语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实践，离开话语，理论创新就没有了载体。中国话语创新绝不是传导和复制西方话语，作为一种知识样式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对外宣传话语创新扎根“两个相结合”论，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深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引领力。

(一)通过增强文化自信坚守话语主权

话语不仅反映现实，也构建现实，其背后承载着一定的文化、社会、历史以及政治现象。当今国际社会，争夺话语主导权是世界文化软实力竞争的主要方面。从认识论上看，话语权是维护国家核心价值、意识形态、规则规范的重要来源。从内容来看，话语权总是蕴含着文化因素，传播和实践着知识和信仰。

文化的价值在实践中证明和实现。因此，用中华优秀文化解释中国文明，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创新的重要方式。一是以文化价值增强价值认同度。文化冲突归根到底是利益冲突。在现代性世界中，文化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当文化和文明的冲突走向前台，隔阂、误解、敌对、零和博弈等狭隘和固化的思维，就会阻碍人类文化的现代转型，使得“文明化的概念”无法在现实中实践。当前，国际社会缺少共同的价值规范，变革国际体系是世界民众最迫切的诉求，国际社会需要以一种超越文化冲突和利益冲突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来引领实现人类的最高诉求。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藏的巨大哲学思想和理念，是消除文化中心主义，建立人类共存的生存体系的极佳突破口。中华文化通达古今，古为今用，其中以“大同世界”阐释全球观，以“和而不同”体现文化观，以“天人合一”表达自然观，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展示伦理观、平等观的思想，是中国大国外交理论来源的至高财富。在国际交往场合，中国国家领导人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阐明中国外交政策。“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衷共济”“行王道而非霸道”“山积而高，泽积而长”(25)人民日报海外版“学习小组”:《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7、275、268、112、263页。等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外宣传话语的阐述下焕发出新时代的容光，推动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判断。二是在文化交往中打造中国话语。话语权涉及文化和价值观念，因此，文明权力的扩张总是伴随文化的繁荣，呈现文化势差而造成文化冲突。当前文化差异及强弱对比客观存在，西方世界所推崇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文化价值观和态度，从文化权力的向度掌控国际话语权，以谋求国际谈判中利益的交换和平衡。这种西方强势文化背景下的权力较量，是文化冲突发生背后最本质的动因，也是现实主义视野中权力博弈的核心。基于此，中国主张以扩大文明交流与互鉴超越文化冲突，以合作共赢转化文化势差，以融合发展实现共享发展成果，成功打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反复阐述的“义利观”“合作共赢”“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共同发展、共赢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跨越了不同的地域和知识流派，为全球治理行动提供了规范和认识基础，创新了和谐的社会结构和共享实践，在国际社会形成了共同的利益、知识、话语和认同，激发了外国公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也为塑造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中国形象奠定了友善的舆论环境。

(二)通过增强国家实力保证理论彻底性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屋建瓴，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紧抓提升中国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不断打破西方话语神话，在国际话语舞台上，推动中国对外宣传话语创新发展。

第一，以“中国梦”话语打造全人类共同价值。福柯指出，任何话语都具有一定的价值指向，哪里有话语，哪里就有权力。从真理性来看，科学性是话语运作的支配力量，话语需要具有科学性，才能对听话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梦”理念蕴含历史观、制度观、发展观、价值观，具有丰富的学理性和科学性，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其覆盖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既反映了中国的实际需要和发展趋势，也表现出理论上的自洽性和逻辑上的周延性，体现了哲理思辨与现实关照的有机结合。从价值性来看，话语总是与一定的利益相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56页。“中国梦”的实现会给地区乃至世界带来福祉，中国提出的“永不称霸”“以邻为伴”“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亲、诚、惠、容”等对外话语，深刻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和慰藉，阐述了中国人民坚持与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从神圣性来看，中国梦以惠济天下的大国胸怀为人类美好未来指明了方向。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本着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探求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共同振兴的新途径，为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奠定了高阶基础。

第二，以经贸合作硬支撑创新命运共同体话语。当今时代，百年变局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叠加，对全球化进程造成极大冲击。与“你输我赢”的西方价值理念不同，中国更注重“共同体”的价值取向，追求“大同社会”的盛世景况。恩格斯说，“只有力量才能赢得尊重”。(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9页。经济实力是获取国际话语权的基础。提升经济领域的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推动中国话语向世界话语转变，改善中国形象“他塑”的窘困局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第一要务，在竞争中谋求合作和共赢，实现了中国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认为，“互联互通”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各国利益错综缠绕、高度交融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大势，人类命运只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最终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上反复阐述了加强经贸合作，以互利共赢为基点，共同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体现了中国人民兼善天下的胸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要把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落到实处，让各国都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中受益，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通过这种崭新的战略思维，亚洲特色合作平台、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方案落地生根，为国际社会务实合作提供了坚实保障，为世界经济创造了更多增长机遇，让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有了现实支撑。如佐利克所言，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经济全球化也会因中国经济腾飞而大放异彩。

第三，以“一带一路”话语展现全球负责任大国的格局与担当。当今世界，机遇和挑战并存。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国际形势剧烈动荡，经济全球化动力减弱，世界民众该如何应对全球和地区的挑战，是当前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的难题。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复杂博弈的世界乱局中，为疫情压力下周边各国经济的恢复注入了新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96页。在这一话语的正确指引下，中国加快了与周边国家合作共赢的步伐。2014年12月丝路基金成立，2015年6月亚投行成立，“一带一路”建设使周边国家搭上了中国发展的快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视促进周边和平、稳定、发展为己任”。(29)《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134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话语，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始终把共同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向世界民众传达了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和价值。中国强调的“追求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尊重各国人民自主的选择”话语，代表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心声，展示了负责任的和平发展大国形象。中国的“一带一路”话语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升了中国话语的全球关注度和接受度。

(三)通过规划叙事系统做好中国故事宣传

世界大变局与中国新时代相互激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昂首阔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推动今日之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迎来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在全球秩序大洗牌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深度发掘话语的多重含义，积极打造中国对外话语宣传的平台，以自主掌握中国话语的生产、建构和传播，形成同我国国力相适应的话语权。

一是以首脑外交、主场外交说明中国立场。近年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放眼全球，结合时代条件和具体现实，大力拓展“首脑外交”和“主场外交”，为提升中国话语权赢得了发展机遇。元首外交是国际交往的最高形态。据统计，中国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中国元首的出访足迹已遍及五大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主席累计出访 40次，到访71个国家。中国元首在重大外交活动中，发出“负责任的大国”声音，以和平与发展、互利共赢的合作话语，将中国理念、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传递到了世界各地，推动中国话语迈入国际舆论场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立足外交实践建构中国话语，将理论置于实践之中接受检验。主场外交是把握议程设置主动权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申请举办主场的会议或论坛，借助亚信上海峰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杭州G20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等，介绍中国立场，表达中国诉求。此外，中国领导人还充分利用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发声机会，表明中国观点、发出中国倡议，推动中国对外话语行稳致远。

二是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思想。中国和世界的交融互动，兼济天下。与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不同，中国追求互利共赢，采取负责任的外交政策，以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对外宣传话语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关注话语交流的互动性，推动话语由符号解读转变为话语权，是新时代中国话语创新发展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3页。这能更好地使中国利益国际化，打造“中国名片”和提升中国形象，向世界昭示中国外交的价值追求。譬如，在印度演讲时，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中国家喻户晓的《西游记》；在莫斯科演讲时，谈到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与日机空战的历史；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讲述了五个“坚定不移”的中国故事(31)《习近平出席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这些现实中活生生的中国故事，起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将中国的历史文明与时代语境结合，既述说了中国主张、中国文化，也推动中国方案变成国际方案，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三是构建话语媒介，传递中国价值观。中国国家领导人借助文本媒介以交流的方式表达中国话语。例如，习近平著作译本《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摆脱贫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成为国家塑造形象的主要手段之一。习近平国际讲话中的话语文本，借助中华传统文化向世界说明中国国情，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合共生”“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天下大同”等话语讲述中国理念、中国的价值观，国家之间互利共赢的相处之道，建立公平正义国际关系的重要性等。这一方式将中国理论的影响力以中国话语的形式推广到全世界，进一步增强了中国话语的开放性，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此外，中国对外话语借助影音媒介，打造中国话语的国际社会文化语码，极大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成功建构着人类的历史和文明。譬如，中国纪录片、影视片和电影成为中国领导人表述中国话语的文本之一，中国电视剧的海外热播，中国国际电视台俄语频道、西班牙语频道联合境外频道宣传十九大新闻等，这些国际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媒介，推动中国对外宣传话语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跨国界传播，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四、价值逻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创新的当代价值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在与时俱进和守正创新中，讲述中国故事、彰显中国担当、弘扬中国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赋予了鲜明的价值意蕴。

(一)从中华文化维度审视话语创新的思想价值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对外宣传话语可以反映出一个主权国家的战略意图、思维意识、价值理念及文化底蕴。中华文化是中国软实力的突出优势，凸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的中国色彩。

第一，实现民族复兴是对外宣传话语创新的核心要义。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目标和取向，所以在文化政治视角下，追求文化发展的自由与无限，可以有效化解文化冲突。在封建旧时代下，“落后”“挨打”的特殊历史经历，使中华民族越发地认识到，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的重要性。重建中国国际话语权也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全球化的继续发展，为中国日益走进国际舞台，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中国借助对外宣传话语，传播中华文化正能量，向国际社会说明自己的文化理念、核心价值与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特色话语打造全人类共同价值，化解人类文化冲突，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向前发展。

第二，贡献中国价值是对外宣传话语创新的突出优势。从实践的角度出发，话语实践是国家交往的重要形式，也是获取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方式。这意味着，谁拥有了某个议题的话语权，就能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冷战结束以后，全球性问题持续出现，由种族、文化冲突、信仰、意识形态造成的地区矛盾、竞争和纠纷，覆盖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体，各国都试图维护和光大自身话语权，以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进入新时代，中国加快了深度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积极地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推动文化交往，帮助世界了解中国的价值观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他指出，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实现中华文化的世界性交流传播，贡献中国价值。中华文化是中国外交价值理念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为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创新，要深入挖掘和提炼其中的价值精华，追求价值超越的向度，在全球治理中，拿出自己的话语成果，以中国话语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意愿，为国际价值体系建设贡献中国力量。

第三，文化兼收并蓄是对外宣传话语创新的发展根基。在世界文化的发展史中，中华文化以其包罗万象、兼收并蓄的突出特点，占有一隅之地。“大同世界”“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中华文化内蕴的哲学理念，为确立文化全球化中的中国话语，提供了精彩绝伦的文化资源。中华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流动性。从形成过程来看，中华文化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文化，也不是归哪一个民族独有，而是中国历史上和当前出现的所有民族文化的集合，中华文化不是单线条的存在体，它体现了各个时期，人类各种文明与文化交流交锋的多样形态，是充满交融性、兼容性的有机体。从历史影响来看，文化的动态性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具体来说，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东渡、马可波罗东游等文化互鉴的伟大壮举，推动了本土与异域、东方与西方文化在冲突中共存、差异中交融，从而推动中国周边文化的会通与形成，推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进步。

(二)从世界社会主义维度审视话语创新的时代价值

第一，话语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新发展注入动力。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从未停止增进人民福祉，让世界认识中国的步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宣传话语，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可以说，我们党的对外宣传话语是在长期的对外交往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再发展。从理论层面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包含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思想精髓，它不是孤立的外交行为，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涉外呈现。从实践层面来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是“存在”之门，它不仅是传导思想和文化的载体，更是社会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关键。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是超越了传统“话语霸权”模式的超阶级表达，是寻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当代诉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实践创新与发展。

第二，话语创新为复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国际话语权问题，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成为党和国家需要重点回应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立足复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深刻阐释中国成就，论证了落后国家跨越式发展的逻辑，用制度样态的鲜活性和感染力，表达了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主张，并得出建设社会主义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无直接联系的论断，彻底挫败了“历史终结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是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向世界生动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优势和成功经验的有效示范，为复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新局面。当今世界国际关系赤字问题越发严重，中国需要超越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肩负起复兴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任，为世界社会主义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以言传道、以行示范、以理相劝，既要坚持底线思维和居安思危相互协同，又要坚持推动自身发展和尖锐斗争互为支撑；既要凝聚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共识，夯实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根基，又要创造容易为国际社会理解的话语，以增强世界民众对共产主义的信心，共同打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三，话语创新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具有生生不息、鲜活丰富的动态性，其思维价值伴随着中国发展实践不断与时俱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世界之中国”的历史担当，在倡导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和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了积极功用，为提升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开辟了新境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视阈来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而中国特色、中国方案中蕴藏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解决该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理论源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亦为解决全球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经验参照。当今中国，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日渐富足，中国有义务、也有能力承载大国责任和历史使命，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复兴世界社会主义维度，同世界人民一道共同面对和解决全人类的共同难题，为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三)从人类文明维度审视话语创新的实践价值

第一，话语创新是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效举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新的历史起点和人类进步的制高点，为把握持续演变的国际秩序擘画时代蓝图，为打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准确的方法论和全局视角，为人类破解和平赤字等难题提供耳目一新的中国方案，从而开启了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时代。当前，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和综合国力，为中国拥有更多国际话语空间和国际话语影响力创造了便利条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奉行共赢的新理念，并与有关国家一起，抵制国际话语霸权，倡导改善不公正不合理的单边主义，在寻求实现多边协同治理模式层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经过中国的不懈努力，中国国际竞争筹码逐步扩大，20国集团的国际地位稳步提升，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霸权结构，正在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第二，话语创新是推动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途径。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理想，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崇高理想，也是中华文明传统的根本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推动和平发展、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参与全球治理方面谋划了新蓝图，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充足动力，中国逐渐成为推动全球持久和平与发展新道路，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规则的“领头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人类的命运不应交由少数国家把控，各国应该承担共同的责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因此，扩大各国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判断，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中国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贡献。

第三，话语创新是深入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现实要求。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效显著，中国特色发展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中国方案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一个强大的、更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已然崛起。但长居优势位阶的西方世界无法接受非西方意识形态及发展模式的存在，他们常常率先发难，不时对中国进行各种话语抹黑。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围绕人权、民主、台湾、新疆等制造虚假事件，并乐此不疲、不遗余力地大造国际舆论，形成对我强大的话语压制。中国需要清醒认识到：对外宣传话语攸关中国长远重大的国家利益，靠妥协退让、或不时叫屈申辩无法解决21世纪的国际纷争，亦无法叫停霸权国家对中国进行的各种话语遏制。因此，中国除了发展壮大自身之外，还需要化被动为主动，深入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促进国际话语格局变革，竞夺并赢得应有的国际话语权，以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和伟大目标。

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走向，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赓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判断和时代发展趋势为主线，通过理论创新推进话语创新，构建了一系列具有引领和导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话语，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阔步前行，为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民族复兴指明了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