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炜 刘 培

(1.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2.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山东 济南，250100)

建炎元年(1127)秋，高宗迫于金兵侵犯，以巡幸东南为借口,最终以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而开启南宋一朝。南宋立朝153年，深受金兵、蒙军困扰，民族矛盾是南宋一朝的主要矛盾。因此，在面对宋金、宋蒙的和战问题上，朝廷上下主张各异。虽然南宋士人经历国破家亡、南迁流离失所之痛后多显露出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但还有其他情况尚待分析。因士人受战争形势、身处不同派系等因素影响，笔下便呈现出不同姿态。本文将从辞赋创作的视角分析南宋初期士人的心态。

一、南宋初期的时局与文化环境

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南下破汴州，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南宋虽偏安江左，但金人凌厉的侵扰并未停歇。高宗建炎三年(1129)至四年(1130)，以金兀术为首的金兵，自燕、云等地起兵，一路南下，占领楚州(今江苏淮安)。由北入南的士人想起徽、钦二帝在靖康之乱中丧失气节的表现，感到无限怅惋和凄凉，陈与义举酒感叹：“万事莫论兵动后，一杯当及菊残时。”(1)陈与义：《陈与义集校笺》(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81页。《忆菁山赋》是葛立方避乱至景山作的一篇赋，赋中描写了避乱途中的慌乱情景，赋曰：“己酉之秋，羯胡入寇，饮马于江，衣冠震詟，奔遁僻壤。我乃流岩越佚，孤蓬夜驰，辞山墩之衡茅，棲景山之招提，远兵戈之骚屑，蓊林峦之幽奇。”(2)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562页。赋中还描写了葛氏虽逃离在这郁葱山林之中，但胸中依然充盈着对故地的眷恋和对战乱不止的担忧：“于是西阳含山，东林射里，伤去櫂之悤悤，悼郊墟之徧徙。方兵躔于紫微，谅绎骚之未已。”(3)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562页。赋中描写的日落西山的景象，充斥着压抑和阴郁的气息，转述出战乱四起不休的事实。清人王夫之在《宋论》中以“宋自南渡以后，所争者和与战耳”(4)王夫之、舒士彦点校：《宋论》，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34页。来概括南宋小朝廷面对时局的内部纷争，朝廷内部大致划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南宋初期的文人将信心投放在高宗一朝，他们企盼高宗可以率军北上，完成收复大业。实际上，南渡后的士人们仍因袭北宋后期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党争。他们在和与战的问题上，通过采用不同政见来达到攻讦对手的目的。南宋初期的党争较北宋后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突如其来的“靖康之难”成为朋党争论的焦点，围绕着和与战的士人内心被激烈的党争填充，他们以朋比倾轧为落脚点选择立场。建炎元年(1127)六月，宰辅李纲临危受命。他认为此时的南宋朝廷并没有能力抵抗外敌，提请以守为策，曰：“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5)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16页。在李纲看来，与金人一战是必不可少的，眼前最重要的是养精蓄锐，在《论建中兴之功札子》奏议中，李纲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场：“臣以固陋，自靖康以来，与闻国论，独持战守之策，不敢以和议为然。”(6)李纲：《李纲全集》(中)，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916页。以汪伯彦、黄潜善为代表持主和意见的政敌对李纲的主张进行疯狂诬陷和攻击，汪、黄二人以攀附之劳，“及召李纲于外，二人不悦，遂与纲忤”(7)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615页。。黄潜善在宗泽镇守襄阳期间，向朝廷提出议和之策。李纲、宗泽等人的被排挤多少是因为和蔡京这样的权臣有关系而遭到旧党攻击。旧党在清算王安石的过程中，借新党作品在朝堂上见缝插针，以小见大，露出阴险狠毒的面目。他们抨击王安石的《明妃曲》含有向金人投拜之意，有坏天下人心之势，并且将王安石与秦桧等同，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国家分裂。凡此种种，皆是士人在和与战这层外衣下进行汹涌澎湃党争的表现，新旧两党几近于势不两立。因此，经历了亡国之痛与流离失所的文人们，其参政热情逐渐消退，他们开始打开精神世界的大门，观察所处世界，用诗文来表现国家现实和个人际遇。在时局动荡下，缺失了高雅精神家园的文人们变得庸俗且世故，故南宋初期的辞赋中多了一些迎合当道者的意味，甚至在绍兴年间成为文学的主流。

南宋初期的文人们在经历“靖康之难”后，面对国家危局，想要展现出恳切的爱国热情。但受具有残酷性党争、长袖善舞的秦桧和热衷权术的领导者高宗的影响,文人们积极参政的热情不得不转向内敛，变得更为深沉，南宋士风持续北宋后期的低迷不振作，因此，南宋初期辞赋中的爱国热情蕴含着隐晦与悲凉之意。南宋偏安一隅，其统辖范围较之前的朝代小了很多，但爱国思想仍成为空前绝后的一股力量，关系着朝中士人的一举一动。同时，爱国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战派北伐的出发点。赵宋王朝建立以来，就通过讨论政权的合法性、书写自我与他人的历史以及如何从传统与经典中获得支持这三个问题来确立赵宋王朝的正统地位。中国是世界中心、文明中心的想法远绍战国时期，中国古人认为统治者居住的地方是中心，认为四周会围绕着中心不断延伸。距离中心越近的地方，文明开化程度越高；反之，则文明开化程度越低。在不断分辨中，于是就有了文明中心—华夏—夷敌的划分，因此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形成了与夷敌对应的“中国”的概念。“古代中国人的‘中国’常常是一个关于文明的观念，而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国界的政治地理观念。”(8)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所以，古代中国人确信他们的文化是与别国文化不同且具有独特魅力的存在，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且这种文化被统一于王朝内，不会随政权更迭而瓦解，可以一直传续。这种薄弱的国界观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从唐代中后期的衰落开始，在宋代发生了剧烈变化。面对蒙、金外敌侵扰，朝廷欲从军事上抵抗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与之协商，于是出现了外敌与宋同有帝王，并且宋朝向外敌进贡的情形。宋廷统辖范围日渐缩小，直至高宗南下定都。于是，在不断冲突中，国与国间的边境界线逐渐明晰并确定下来，随之而来的是宋代士人从道统出发，他们认为自己有延续华夏文化的责任，从而在文化上加强了“华夷之辨”。这为后来宋廷支持主战的朝臣们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华夷之辨”在《春秋》学中是强调区分华夏文明与蛮夷文化。南宋初期乃国难当头之际，《春秋》之学应势而兴。著有《春秋胡氏传》的胡安国是当时推行《春秋》学最有力之人，当时最流行的是胡氏春秋学。他对《春秋》的主旨大纲与微词奥义袭自北宋程颐、程颢。“颐于《春秋》发明大有功，至胡安国遂广其说，而《春秋》之义明矣。”(9)李明复：《春秋集义》，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页。理学家张九成梳理二者关系：“近世《春秋》之学，伊川开其端，刘质夫广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说大明。”(10)朱彝尊撰、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90页。他继承了“二程”《春秋》中将忠君与爱国联系起来的思想，立足于南宋当时的实况，进一步阐发《春秋》蕴含的“内中国，外夷敌”的思想，“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复宝图，使乱臣贼子惧而不作，莫若储心仲尼之经，则南面之术尽在是矣”(11)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98页。。面对夷敌进犯，胡氏希望当朝君王能够承担起天子该承担的责任，遵循“《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谨于华夷之辨”(12)胡安国：《春秋传》，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51页。的理念，起到传承华夏文明的作用，从而通过宣发《春秋》大义，凝结民众爱国情绪，立志北伐，恢复中原，挽救民族危机。

总的来说，南宋一朝出于承续华夏文明传统的需要，将学术思想与靖康之祸产生的收复北地的情绪相融合，不断激发士人的爱国热情。士人心态在辞赋中的表现大致朝着以下几种路径发展：一是寄希望于高宗一朝，希望可以尽收失地，完成统一；二是论证南宋政权的正统性；三是表达遭遇靖康之祸后的郁愤情绪。

二、士人对高宗一朝的希冀

南宋政权因金兵侵犯而建立，士人们寄希望于新朝，希望高宗可以延续正统，迎还二圣，率兵北伐，收复北地。朱熹在乾道元年(1165)六月《戊午谠议序》一文中对高宗朝前期取得的效果概括，颇能代表当时士人对高宗复兴国家的企盼心情：“太上皇帝受命中兴，誓血父兄之辱。……至于绍兴之初，贤才并用，纲纪复张，诸将之兵屡以捷告，恢复之势盖已十八九成矣。”(13)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18页。不得不说，人们将新朝中兴的美好向往寄托在高宗身上，哪怕当前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人们对它仍抱有希望，它承载着士人对天下一统的美好愿景。

南宋士人挖掘能够与国家兴旺、振兴朝廷联系的事件、祥瑞等表现对新朝复兴的期待心态。迁都临安、自金迎显仁韦皇后是南宋初期最为瞩目的国事，不少辞赋作品将这些事件囊括其中。约作于绍兴八年(1138)前后的《南都赋》，是傅共仿效张衡《南都赋》针对高宗定杭州为行都所作。他将高宗迁都之行径类比汉光武帝发迹南阳，以圆机先生、客人和公子间的答问形式来突出高宗南迁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表达了他对未来国家兴旺的信心，序云：“臣切观主上驻跸吴邦，建立行宫，累载于斯矣。……今皇帝德侔天地，奄宅九有，威声所加，广被六合。际天所覆，孰非吾土？食土之毛，孰非吾臣？岂有彼此疆界之异哉！臣辄以臆见，谓今行宫宜号南都，亦若光武之南阳也。”(14)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11页。针对这一事件，高衮于绍兴十五年(1145)上《二都赋》，施谔于十七年(1147)上《行都赋》，今二赋皆佚。(15)刘培主编：《中国辞赋编年史·宋代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56、259页。尽管这两篇赋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推测赋作的主题应是对高宗定都杭州的宣扬，尽管可能会有一丝阿谀，甚至可能是谄媚的意味，却也深深地表达出了士人内心渴望国家兴旺的迫切心态。

靖康之祸对赵宋一代来说无疑是一场耻辱，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不少士兵、百姓成为金人俘虏，且途中遭到惨无人寰的对待，史料记载北上俘虏共14000人，至燕、云之地，男十存四，女十存七。(16)参见确庵、耐庵编，崔文印笺证：《靖康稗史笺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44页。南宋政权建立后，为了尽快减轻耻辱感，迎还被虏的皇亲国戚就成为与金沟通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经多次谈判，终获金主首肯，答应还梓宫及太后于朝。绍兴十一年(1141)皇帝下旨遣使请还梓宫太母天眷，曹勋以接伴使身份在临安迎接太后。他以一篇《迎銮赋》记录此事，赋中小标题详细记录了至显仁皇后回銮的经过——《受命》《启行》《见接》《北渡》《传命》《许还》《回銮》《上接》《身退》《闲居》。曹勋在赋中颂赞当道者，赋云：“兹蒙委使，仰讬圣孝，洎天威所临，使事必济。……天地助顺，必如圣心。愿承圣略，奉以周旋。”(17)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510-3511页。他认为高宗这一做法承续正统，承接天意，符合民意。在辞赋创作中，这样的想法表达得极其充分。王仲言《慈宁殿赋》将高宗孝悌之行与圣人联系起来，为高宗王位传承提供学理依据，赋云：“繇古以来圣人之盛，莫过尧舜。而孟子以为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恭惟皇帝陛下，继大人之照，宜日中之丰。体尧迈舜，宪古明王。以治天下，发为号令典诰庙谟宸断，亲仁善邻，开物成务者，莫不以孝为首。”(18)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453页。迎还太后在文人们眼中是皇帝在维护正统、践行孝悌的做法，是国家变强的一种可能，人们大肆称颂，也从侧面看出人们对国家强大的渴望。

高宗赵构在应天即位，象征着新王权的开始，即当时士人认为的“中兴”之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二“起建炎元年七月尽九月”条，载中书舍人刘珏之言：“陛下中兴，亦既数月矣。”(19)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66页。随着政权的运行，人们赋予中兴新的内蕴——收复故地。建炎三年(1129)，马扩曾献言：“若必欲见中兴恢复之功，则非处巴蜀恃三峡之天险，用陆路之壮士则不可也。”(20)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二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03页。当时，高宗已然完成即位，但朝臣仍以“中兴恢复之功”概括高宗一朝的奋斗目标。李纲在绍兴五年(1135)，赋予“中兴”更多重的含义，《论中兴札子》曰：“陛下应天顺人，缵承大统，十年于今，励精图治，枕戈尝胆，欲勘大憝，迎还两宫，绥安区宇，则夫克致中兴，如周、汉、唐，有不难也。”(21)李纲：《李纲全集》(中),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818页。可见，高宗朝除了要完成运行政权外，还需要迎还二圣、恢复故地等未完成之任务。事实上，南宋到灭亡之时，上述的任务仍没有完成，因此，“中兴”一词就成为了整个南宋一朝的热门词汇。围绕着“中兴”，士人们爱国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将偏安一隅的南宋朝的经历类比汉光武帝，李纲《议巡幸第一札子》曰：“虽古创业中兴之主，如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过也。”(22)李纲：《李纲全集》(中),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671页。具体地讲，他希望高宗可以由内向外地做到：“外御疆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作士气，择帅臣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迎还二圣。”(23)脱脱等：《宋史》(第3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254页。因此，士人们希望高宗能恢复旧疆，实现统一。

这种思想在辞赋创作中的表现之一就是文人们通过凭吊、咏颂光武时期的旧迹来表达对“中兴”的期冀。如朱翌的《钓台赋》是为严子陵而作，序云：“此汉严先生子陵之所从钓鱼者也。”(24)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423页。在他看来，高风亮节的严子陵是一个值得让人敬佩的隐士，他的品格在这方天地中显得那么孤傲与清冷，让人忍不住再三拜祭。这样一位隐士也影响了寓居严陵的朱翌，赋中这样写道：“嗟世路之愈迫，怅弋人之慕鸿。终结茅以为邻，日香火之是供。清泉白石，闻此言于乐天；晓猿野鹤，计不怨于周颙也。”(25)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424页。他希望高宗能如汉光武帝一样重用有才之士，恢复伟大基业。此外，陈岩肖的《钓台赋》抒发了作者想要为中兴而报效国家的愿望。因此，南宋初期出现了一些凭吊古代名臣事迹的辞赋，如王灼的《吊屈原赋》对屈原的才智及品性充满赞美：“邈先生之修能兮，踔群曹而特异。奉渥德以专衡兮，原委质而自试。……辱及身而国阽兮，惛不识其所措。既前王之不谏兮，尚后王之可追。郁中情之纾兮，负玷黜以长违。托叮咛之嘉言兮，锵琼珩与瑶珮。念皇舆之颠覆兮，悼日月之不再。持大义以自植兮，肯变度而易态。莽四顾其何适兮，宁投躯于江濑。”(26)王灼著，刘安遇、胡传淮校辑：《王灼集校辑》，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72页。此赋借屈原向朝廷暗示自己是可用之才，同时，号召天下更多的能臣发挥所长，匡扶朝堂，早日实现“中兴”的梦想。屈原投江事迹能够凸显士人风骨和爱国情怀，符合南宋初期士人们面对时局的所为。因此，将屈原入赋的作品还有晁公遡的《屈原宅赋》，描写屈原身上的香草气质：“其玉帛之容焜燿于下，而环珮之音铿锵于中，固己为诸侯之雄也。”(27)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457页。在晁公遡看来，屈原有祝融世臣之姿，因此其遗迹在历史的岁月中显得熠熠生辉，这亦是他想要到达的境界。其他还有诸葛亮入赋的现象，诸葛亮协助刘氏一族，多次北伐中原，造成三足鼎立之局面。在南宋文人看来，这正是实现中兴亟需的一种精神。刘望之的《八阵台赋》、李焘的《南定楼赋》都以称颂诸葛亮北伐为着眼点，希望能有如诸葛亮般的朝臣出现，早日助高宗完成一统大业。

南宋政权在风雨飘摇之际建立，文人们努力寻找一些寓意良好的事物来昭示上天对当前王朝统治的良好评价，因此在一些咏物赋作中，多有象征王朝中兴、蓬勃发展之势的特点。鹤作为一种祥瑞，自古以来就被看作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最早《诗经·鹤鸣》中描写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28)毛亨传，郑玄笺，陆德明音义，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49页。鹤鸣之声响彻云霄，天地间均能听到。后来鹤在文学作品中暗指那些虽远离庙堂却世人皆知的有才之士。绍兴五年(1135)二月，一群白鹤自西南乘云御风而来，张春见此，作《鹤驾词》。序中突出描写鹤高洁的品性：“邦人徒见鹤高蹈容与，奋迅得志，雄飞冥冥，下陋区中，无意俯啄，独与其同类者蹁跹丹汉，羽翮振奋，光曜观瞻，欲企而就之，邈不可得；而不知其亦犹凤凰之翔于千仞，顾能下之也哉！”(29)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7页。赋者一是以鹤自比，希望自己才学能够被赏识；二是群鹤飞翔暗示赋者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和平。赋曰：“驱鹰隼以导卫兮，何拱扈之肃庄。谅缤纷于丈卫兮，而出于常乡。顾十洲三岛之非遥兮，衔胎禽以游方。曾何必以致疑兮，亶是理而悠长。瞩予目以将穷兮，忽天回而夕阳。”(30)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7-348页。群鹤可以在十洲三岛的上空自由飞翔，不正是希望新的王朝能在高宗的带领下完成统一、实现中兴吗？赋者借鹤驾之事，表达了自己想要被赏识以及对国家中兴的热切期盼。

总的来看，南宗初期颂美当道者政绩的辞赋占有十分重要的比重。究其原因，一是高压政治和文化恐怖政策施行的结果。秦桧掌权期间，兴文字之狱，疯狂打压善类，因此，士人不得不仰秦相鼻息，一遇可颂之事，便争先恐后地发起歌功颂德之音。二是遮掩宋廷南渡真相、维护高宗威信。宋廷无人不晓南迁的真正原因，但为了稳定朝政局势和掩盖高宗无力收复北地的事实，只能依靠士人们辞赋中宣扬的兴旺、繁盛景象来安抚世人的情绪。同时需要指出，这一时期的颂美之作隐含赋者内心真实的目的：渴望被重用、鼓励新政权和希望国家早日达成中兴。

三、阐释高宗即位合理性

金人攻宋奉行的是以和佐战的策略，宋军抵抗乏力，只能选择求和应对。因此，战与和常成为宋廷主要讨论的议题。主和派从正统承续着眼，认为宋廷作为传承华夏文明的政权，虽然军事上处于劣势，但只要正统存续，文明不坏，国家就一定可以长久。因此，他们反对主战派的理由有二：一是泱泱大国毁约会失信于人；二是发起战争得不偿失。他们认为，尽管现在宋室处境焦灼，仍要坚守大国风范。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当朝廷讨论是否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来换取短暂的和平时，主张割让的朝臣认为：“三镇，朝廷既尝许之，今不与，是中国失信于夷敌。”(31)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6页。他们认为发起一场师出无名的战争，只会得到天怒人怨的结果，而得不偿失。反对割地求和的朝臣从天下归属作为切入点，认为三镇是宋廷的“四肢”，必须保持本体的完整：“尔况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32)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66页。以宗泽为代表的主战士人从历史背景出发，认为割地求和是罔顾赵室祖宗大一统基业的做法。因此，宗泽执意上奏批评割地求和，希望高宗能够摒弃割地的想法，发号施令，集结军队，收复失地：“愿陛下亦赫然震怒，一洗前日之耻，未闻有所号令，作新斯民，岂可复徇奸邪之议哉！”(33)黄碧华、徐和雍编校：《宗泽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时任兵部侍郎兼权吏部尚书张焘有段话很能代表这部分士人对和议的态度：“陛下飞龙济州，天所命也。虏骑屡犯行阙，卒以无虞，天所保也。岁在甲寅，一战而败敌虏师，天所赞也。岁在丙辰，再战而却刘豫，亦天所赞也。岁在丁巳，郦琼虽叛，乃为伪齐废灭之资，亦天所赞也。是盖陛下躬履艰难，侧身修行，布徳立政，上当天意，而天祐之之所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祸，盖有日矣。中兴之期亦不远矣。伏愿陛下益务自修，益务自治，益务自强，以享天心，以听天命，以俟天时。时之既至，吉无不利，则何战不胜，何攻不克，何为不成，何功不立，梓宫何患乎不还，渊圣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归，宗族何患乎不复，宗庙陵寝何患乎不能缮修，南北之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和议，姑为听之而无必信可也。伏愿陛下毋取必于虏，而取必于天，若乃略国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雠，躬率臣民屈膝夷虏，北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觊和议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34)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五)，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552-1553页。他提醒高宗警惕金人提出的和议条件，认为金人和议的背后是吞并宋廷管辖范围的野心。

面对夷敌，士人认为高宗建立南宋是上承天意，以《传》中的思想来佐证：“天将兴之，谁能废之”(3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816页。，高宗临危登基，是应验冥冥之中的天意。高宗寤寐推崇的“中兴”符合士人认为的只要做好自修、自治与自强，立足道德教化，就可以使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优势，进而延续华夏文明的看法。因此，在文学创作中、尤其是科试中出现以阐述高宗即位合理性为主要内容的赋题。王之望的《三王之道若循环赋》以“道若循环，终而复始”为核心，阐发高宗即位是受命应时，符合循环之道。赋曰：“上下千载之间，周流六虚之内。乘五德以迭王，类四时而更代。”(36)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586页。尽管有人对高宗即位有一些看法，认为高宗南逃不该建立新政权，而此赋从五德说阐述高宗即位的合理性，希望高宗能一改前朝弊端。赋曰：“史迁明救僿之宜，董子陈用忠之道。约当世而不悖，载前书而可考。方今欲一变周家之文弊，则宜稍复于夏商，迴狂澜于既倒。”(37)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586页。在士人眼中，他们认为南宋是承续道统的政权，应按照夏商的制度来治理国家。同时，出现了颂赞其施行和议政策的辞赋作品。黄公度《解试和戎国之福赋》对高宗和议局面之颂扬可谓是这方面的代表，赋曰：“上圣图治，远戎请和，民获安而不扰，国膺福以滋多。俯亲庶俗之情，信行蛮貊；诞保有邦之祐，时戢干戈。尝闻帝王盛时，无不抚绥中夏。治失其术，则咸尚诈力；御得其道，则悉归陶冶。惟天子修盟讲好，德莫厚焉，俾戎人稽首称藩，国之福也。”(38)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442页。在主和一派看来，与夷敌宣战是劳民伤财的，必然也会导致邻国疏远中华。今天的局面是高宗站在文明的制高点，以仁义之道感召夷敌换来的，应珍惜现在的局面，且在与夷敌交往的过程中保持大国风度。另外，黄公度作于绍兴八年(1138)的《省试天子以德为车赋》曰：“治盛天子，尊临帝居，每安行而在德，遂取用以为车。独操驭世之权，履兹宝位。克广长民之道，端若安舆。夫惟上篡洪图，俯绥赤子，外以动化于群下，内以操修于一己。”(39)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441页。王之望《以德为车赋》曰：“蹈中庸而美俗，思简易以承天。动静有节，周旋罔愆。敷自清躬，爰显懋昭之化；行乎正道，初无诡遇之权。彼其合乎天地者，是惟盖轸之仪；中乎规矩者，厥有轮舆之旨。文章蔼旂常之制，声教协鸾和之美。”(40)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586页。两赋都是对当道者德行给予崇高的称赞，暗示高宗与夷敌议和颇有唐虞之风。抒发此种情绪的科考赋作还有陈修的《四海想中兴之美赋》和方翥的《中兴日月可冀赋》。

南宋士人认为高宗是传续华夏文明的负责人，对待夷敌的政策也显示出大国文化教养。虽然在军事上宋廷没有太多骄傲的地方，但是士人展开在文化上的优势，通过对庆礼、祭祀等大型活动的描写，将屈敌之下的事实改写成对夷敌的教化垂范。比较典型的是王洋于绍兴十三年(1143)写下的《拟进南郊大礼庆成赋》，此赋仿汉代班固的二都赋，铺张扬厉地将宋廷举行典礼的过程与细节描写出来，内容涉及广泛，渲染宋廷皇族祭祀过程的繁复，体现区别于夷敌的大国风范。赋曰：“恭我祖考，肇造区夏，有众一旅，四征弗庭，日不暇给。……大礼以秩，缛典咸具，于是罗千乘，列万骑，被衮衣，鸣玉佩，和鸾旗。……九州之腴，靡不殚献。”(41)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559-3660页。宋金有了短暂和平局面后，南宋士人审视当时局面，书写典礼赋重申宋廷是华夏文明的践行者：“三代之礼，小大由之。有唐祀事，亦先太清，告于祖考，配天以明。固惟秩叙，如阶之升。”(42)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559页。士人希望宋廷能够以自己为文化文明中心，散播秩序种子，感化夷敌，将和睦相处的局面予以贯之。有相同主题表达的还有崔敦礼的《楚州龙庙迎享送神辞》和李洪的《迎送神辞》。

辩证地看，尽管主战派与主和派可能因党争问题看似各执一词，但在实际操作中，和与战是动态变化的。究其根本，以文教感化夷敌、以文明教化野蛮是士人阐发和与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在言辞中透露着期许八方朝贺大国局面的态度，期许以文化优势抵御夷敌。

四、士人郁愤情绪的宣泄

靖康之变直接导致北宋灭亡，南渡后的高宗和文人士大夫们一边为新政权的建立而绞尽脑汁，一边感慨故国烽火连天、家园尽失。失去家园的郁愤情绪在士人群体中弥漫，其辞赋创作大致有三个走向：一是表达失去家园的痛苦；二是反思北宋灭亡的原因；三是表达期待恢复故地之情绪。

金兵并没有因为南渡而放弃对北方城市的侵扰。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粘没喝从河阳渡河，进攻河南，于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人占据河南。士人在战乱中只得南逃，李处权《梦归赋》序言交代了此赋正是他南逃路上的见闻与感慨：“予洛人也,既更衰乱,奔窜潜伏,烟尘阻绝,身世相吊,遑遑乎羇旅之忧,忽忽乎岁月之久也。迟暮良苦，一夕，梦归故里。顾经于目而历于耳者，憯不胜乎其悲也。”(43)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425页。虽逃离故土，但依旧魂牵故土，他因此在梦中看到了家乡因战乱满目疮痍的场景。赋曰：“梦故国之圮城兮，陟曲隅之欹亭。俯伊洛之蜿蜒兮，仰嵩少之峥嵘。痛一炬之焦土兮，彻云汉以宵赪。吊瓦砾之塞路兮，失厦屋之连甍。蓊草木之丛灌兮，骇鸟兽之悲鸣。访吾庐之无处兮，嘅遗址之已平。”(44)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宋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425页。北宋灭亡，故土遭受铁骑侵扰，字里行间流露出士人对当时局势的惋伤，想象着故地遍地狼藉，胸中郁愤的情绪冉冉升起，期待恢复统一鸿业的心情溢于言表。在这一阶段，郁愤虽是不少士人的主要心态，但郁愤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士人便在郁愤中开始找寻振兴国家的可能。胡寅作于建炎四年(1130)的《送吴郛赋》通过与友人吴卫道的对话，阐发自己战乱后复业之志向，赋中“脱寇难”“流散幸存”皆是动荡时局的真实反映，读者从中能感受到赋者愤怒的宣泄，但宣泄之余思考复兴之大业，恰恰说明了士人忧虑国家未来如何发展。赋曰：“丘垅所以不忍离,而先人之敝庐庸葺,而世业之常产所不可不治也。是三者,泝而修之,其必有序。庶几于苟合以不忘畀付,则生于斯世，又何慕矣。……子独有复业之志,惟本是力；益既乃心，勿中道而画；冺饥丰于穮蓘，毋辍耒而太息。观沮溺之避世，察荷蓧之体勤，惩宋人之无益，考陈相之并耕。问大舜于历山，访伊尹于有莘，若禹、稷之躬耕，与樊迟之小人。”(45)胡寅撰、容肇祖点校：《斐然集 崇正辩》，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页。胡寅认为应先恢复农耕，不能贻误农时，只有把基础恢复好了，才能再谋他事。这符合《孟子》中构建的理想世界：“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46)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页。赋者暗示新的政权能够施仁政，不夺民时，逐步恢复生产，从而建立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度。

士人通过辞赋作品来表现对北宋灭亡的反思。胡寅虽是《春秋》学的坚决拥护者，在朝堂上拥有着较为特殊的党派身份，但他的《原乱赋》大胆地指出导致王朝起乱的直接原因，作品陈说六条事由。一是贪恋美色、豪奢生活：“故妺喜、妲己兮灭夏、商之祀；飞燕、太真兮倾汉唐之国。何覆辙之荒忽兮，迩声色而纵极。曼三十六宫之蛾眉兮，承倩盼而弗怿。”(47)胡寅撰、容肇祖点校：《崇正辩 斐然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页。二是大动土木：“粲珠宫与贝阙兮，耀金涂而玉砌。沙堂方连以蛾绿兮，网户缥缈而朱缀。矗穹窿而交翬兮，界夭邪而鳞次。前钟鼔之未移兮，后绳墨已新制。”(48)胡寅撰、容肇祖点校：《崇正辩 斐然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页。三是发动边战：“事远略于四陲兮，辟疆境而孔贪。收夜郎于已弃兮，指青海而必戡。建石泉于成都兮，置真播于巴灊。策振武于河外兮，开古平于瘴岚。军旅动而绎骚兮，民呻吟而弗堪。”(49)胡寅撰、容肇祖点校：《崇正辩 斐然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页。四是轻民意，重自我享受：“空檀栾于江湖兮，牛曳辇以道瘁。扛绮槛及雕笼兮，殚文毛与彩翅。岂中贵人之未称兮，又应奉焉有相使。耸福威以享上兮，十五里而传置。”(50)胡寅撰、容肇祖点校：《崇正辩 斐然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页。五是迷信道教：“上天安得而矫诬兮，曰李耳乃吾祖。”(51)胡寅撰、容肇祖点校：《崇正辩 斐然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页。六是重用小人：“沛恩泽之四渐兮，走货赂而上黩。逮僣乱之引咎兮，势已迫于指鹿。昭广阳之双节兮，飞燕颔以食肉。帷筹蠢其无良兮，百万挫于一衂。”(52)胡寅撰、容肇祖点校：《崇正辩 斐然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页。这六项事由都是从徽宗在位时期的政治所为出发，胡寅认为徽宗错用小人：“曾议道以持世兮，申、商术而施诸。昔愿治而更化兮，荆舒秉夫国政。诋先后之持循兮，肇欲新夫邦命。”(53)胡寅撰、容肇祖点校：《崇正辩 斐然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页。“更化”有政令改旧换新之意，直指北宋王安石变法，换言之，胡寅暗指王安石背后的新党蒙蔽君主视听，再加上徽宗的失德才导致北宋灭亡。胡寅作为新党的对立面，不可避免地会沾染上党争的气息，因此，赋中反思北宋灭亡的原因与分析治国的策略难免有失偏颇，但这并不能抹杀其在作品中直指徽宗失德的勇气。

此外，辞赋中还有抒发恢复北地的作品，如李清照作于绍兴五年(1135)十一月的《打马赋》就是借博弈之事，表达对南宋当道者求和屈降的愤怒，以谢安等良将贤臣之事迹，表达恢复故地之豪情，赋曰：“佛狸定见卯年死，贵贱纷纷尚流徙。满眼骅骝杂騄駬，时危安得真致此？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54)俆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6页。喻汝砺的《巵酒词》凭吊奋起反抗金兵而死于国难的刘韐，曰：“余乃仰天叹息兮，亟援带而自经。裂眥刔覭，流珠晶莹。虏不暇瞬兮，浩乎若逢子胥与晏婴。……士节墮而余振兮，国势隉而余撑。喻子于是流涕慷慨然，叠叹累呻。咤举世之恇怯兮，公独外生而得仁。悼猰犭俞之咀毒兮，恨不得从。”(55)曾枣庄、吴洪泽主编：《宋代辞赋全编》(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3-334页。赋中将刘韐全节的行为类比比干、鸿演等良臣，表达赋者对能臣和北伐的渴望。

如前所述，宋金和战之争是南宋初期最为重要的政治现象，其实质是北宋中后期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的延续，在对夷敌的和与战的讨论中附着党争的气息，因此辞赋作品中亦掺杂着朋党意识。士人们经历靖康之变后，在辞赋中展露对新政权的希冀，或阐释高宗即位的合理性，或展现遭遇靖康之祸后的愤怒与惆怅的心理态势。但囿于政治风气的恶劣，朝廷当道者对异党的迫害和责难，导致士人们难以做到真正表明心迹，只能见风使舵，顾左右而言他，尽量使自身处在较安全的位置。因此，他们的作品缺乏一种参与国事的刚烈之气，更多的是袖手旁观的麻木与冷静之感，这也为南宋中后期士人心理态势向描写田园旨趣和俗常生活转移埋下铺垫。